雍正三年的“汪景祺案”是一起典型的文字狱冤案
在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十二月十八日，有一位名叫汪景祺的文人被“弃市”了。“弃市”，说白一点就是杀头，再直白一点，就是押到北京城的菜市口（专门杀人的场所）杀头。
满清王朝数雍正嗜杀。当然，康熙、乾隆并不少杀。不过，相比之下，雍正的手段更残忍、更可怕一些，花样也更阴损、更狠毒一些。这次在菜市口对汪景祺的秋决，就让监刑官颇费了一番脑子。因为，有一位刑部衙门的文案官员，指着将汪景祺斩立决的谕旨说，上面还有雍正皇帝的朱批：“立斩枭示”四个字。前三个字“立斩枭”，己经遵旨照办了，就是汪景祺的脑袋己经砍下来了，还有个“示”字是什么意思呢？臣僚们琢磨了半天，才弄明白皇上意思：不光是砍下汪景祺脑袋就完事了，还要把这颗头颅悬挂在菜市口示众。“示”者，公示也，就是要让世人瞧瞧，敢跟皇帝老子作对的，会有什么下场！
枭首戳尸，燔骨扬灰。这在满清的康、雍、乾三朝，是不乏见的残暴场面。然而，像雍正这样如此忮刻残暴，将汪景祺的头颅挂在在菜市口的旗杆上任雀啄鸦叼，一直挂到十年后，头颅成骷髅了，直至他驾崩了，也没有一句“免了”，“去掉”，“拿下去”的话。在中国文人受迫害的全部历史上，还是罕见的。对文人恨得如此咬牙切齿，除了心理变态，哪里有一丁点当下某些文人鼓吹的“盛世”君主的襟怀？！
雍正对汪景祺为何会如此仇恨呢？就是因为汪景祺在年羹尧的西宁大营中当过两年幕僚，他的灾难便由此而来。
一个文人最好不要跳上一个政客的船，哪怕是最豪华的游轮。唐朝的诗仙加酒仙李白，一开始倒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因为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就写过他：“天子呼来不上船”。可后来到了庐山，估计是酒喝高了，以为施展政治抱负的时机来了，下庐山后，竟然登上永王李磷的旗舰，检阅水师，还大唱赞歌：“为君谈笑静胡沙”。结果，好。永王失败后，他也被充军流放到夜郎国，幸亏半途遇到大赦，拣回了一条命。
汪景祺，号星堂，浙江钱塘人氏。康熙朝举人，小有文声，但仕途坎坷，萍踪浪迹，居无定所，流落秦晋。
年羹尧，康熙朝进士，内阁大学士。此人非等闲之辈，康熙年间，在西征噶尔丹、郭罗克、罗卜藏丹津诸战役中，战功赫赫。恰在此时，浪迹于西北的汪景祺想登上年羹尧这艘艨艟巨舰，于是就给年大将军写了一封信，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盖自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盛于今日之大将军者哉？……夫是以宸翰宠贲，天子依阁下等山岳之重也。今阁下英名如此其大，功业如此其隆，振旅将旋，凯歌竞奏……”（见汪景祺《西征随笔》）。就这样，汪景祺被年羹尧延请入幕，聘为文胆，参与机要。
康熙晚年选储，举棋不定，年羹尧的一票起着一箭定乾坤的作用。雍正对这位军门，殷勤倍至，巴结示好，联络拉拢，不遗余力。而汪景祺对于这位功高震主的军事统帅，却又能起到非同小可的左右作用。这使得雍正对汪景祺始终戒之、惧之，这样种下来的仇恨，刻骨铭心，必将狠狠报复而后快！
雍正上台后，对这类功高震主的大臣的报复就开始了。雍正的特工系统，其效率之高，野史演义多有记载。雍正曾将其御前侍卫发往年大帅军前效力（其作用相当于前苏联的克格勃），这些人早己将年大帅与另一位可能接班的对象十三王爷在西宁的来往，密报上去。雍正三年四月，这位自认为皇位已稳的陛下发难了。谕责年羹尧犯有僭越之罪。在查抄年羹尧杭州邸宅时，汪景祺所著的《西征随笔》被侍郎福敏发现，作为罪大恶极之证，八百里急递呈上。这让一直在逮机会的雍正逮了个正着。喜欢作批示的雍正皇帝，即刻在书上御批：“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估计，批示中的“此种”两字之间，雍正漏写了一个“杂”字，在他看来，此类“杂种”文人，太招他恨了。
于是，这一年十二月十一日，雍正赐年羹尧自裁。一周后，雍正就将汪景祺这位年府的首席文人，枭首示众，身躯和头颅分别挂在菜市口的通衢大道上，任其鸟啄鸦叼，蝇飞蛆拱。而且，还株连家族，“其妻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其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革职，发宁古塔；其五服以内之族亲，现任、候选及候补者俱革职，令其原籍地方官管束，不得出境。”
论起来，汪景祺案就是一起典型的文字狱冤案。这起冤案，充分地展现了雍正皇帝真实的德行。这个连满人自己都不喜欢的雍正皇帝，近年来，却一再被某些文人捧为“盛世之主”，小说写过，电视演过。且不说这位“盛世之主”对自家兄弟的残暴阴狠，仅从他对汪景祺这样一个不过是年府幕僚，靠文字吃饭，吹捧过年羹尧的文人，且属冤案，所采用的刻薄歹毒的手段，以至尸骸骷髅，一挂十年。这位“盛世之主”的小人嘴脸，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