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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传承百年初心
寻访“红色印记”
引言：
三北大地，曾有着怎样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有着多少不该忘记的红色印记？市作协策划推出纪实文学“红色印记”系列作品，以文学的方式重温红色历史，作者在史料中找寻那些动人的细节，在现场中探寻历史留下的痕迹，从那些曾经年轻的、活泼泼的生命走过的道路，汲取信仰的力量，明白我们应该怎样活着！该系列将每周推出一期，敬请关注。
燧石园：千磨万击还坚劲
文/方向明
你知道吗，三北有个“燧石园”？
第一次看到“燧石园”三字，觉得别有深意，就记住了。后来知道，那是为纪念真正的共产党人王仲良而建的，在匡堰镇王家埭村。王家埭，是王仲良的出发地，也是他的归宿地。他与牺牲的战友一道长眠在家乡的烈士陵园，其中还有他革命时期先后失去的两位伴侣。
我并不清楚“燧石园”确切的位置。从慈溪城区沿老国道往东，过樟树站，下一个站头就叫“王家埭”。快到了，王家埭，王仲良的老家，他在这里有过辛酸往事，更多的则是父老乡亲质朴的乡情，那艰难抗战的岁月里，是乡亲们一直在保护着他啊。也许是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车子开过头了，只好在前面掉头。车上播放的是一首老歌，“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以前也常听这首歌，此时，没来由的，我眼眶发酸，泪流不止。是王仲良狱中入党的勇毅，还是他历尽磨难依然不屈不弯的风骨，是两次失去亲人的痛楚，还是他拖着残腿在烽火山间踉跄前行的背影，不知道哪一个点触动了我，令我不能自已。进村路口还竖着“上林湖渡口”的牌子。其实，这里我是来过的，小时候去上林湖大坝，就是这条路进去的。
“燧石园”王仲良纪念室，王仲良同志雕像
王仲良的一生，很难用几句话来概括。可以说，他是从三北走出的传奇英雄。他几乎经历了我党从早期工人运动、革命低潮到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再到解放战争、接管大上海、建设新中国及文革磨难，王仲良同志都身在其中；两次入狱，1938年被派往苏南无锡，赤手空拳组建抗日武装和抗日民主政府，1940年7月又一次被捕，“老虎凳”使他双腿带残，受尽酷刑宁死不屈，新四军六师师长谭震林钦佩其革命气节以爱马相赠；1941年10月“打回老家”开辟三北抗日根据地。真称得上是传奇人生。
王仲良同志人生的起点是王家埭，参加革命的起点，在上海。
1899年11月7日，王仲良出生于姚北樟树乡王家埭（今属慈溪市匡堰镇）一户破落士绅家庭。5岁时，父病逝，母被同父异母的长兄逼嫁。长兄好逸恶劳，嗜鸦片，家产被他变卖殆尽，年仅十几岁的两个姐姐也被赶出家门。王仲良8岁读私塾，13岁时，长兄不让他继续读书，到离家20里地的新浦一家小银匠铺当学徒。16岁时，经在上海当佣人的大姐联系，到上海“裘天宝”银楼做工，从一名金银业工人逐步走上革命者之路。
王仲良同志（1899—1974）
他的投身革命，缘于他的刚直性格，“一语定终身”。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以制作金银首饰谋生的王仲良，透过血雨腥风默默地观察着、思考着。由于他手艺高、人缘好、交友广，当局想利用他在同业中的声望，几次三番拉他领头组织“御用”金银业工会。他被缠烦了，质问来人：“那么多原来工会的人被你们杀的杀、关的关，还要工会做什么？”当时上海金银业地下党负责人刘樵臣、潘斌听说此事，就积极做王仲良的工作，要他出面办金银业工会，利用“黄色工会”合法名义，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击破资本家种种阴谋，保护工人兄弟利益。王仲良同意了党组织的意见，并推荐两名工友一起发动，于1927年11月成立了“上海金银业工会”。从28岁到37岁，即1927至1936的十年间，他组织开展工人运动，领导工人罢工，两次被捕入狱，坐牢七年有余。非人的囚徒生活，使他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可他却把牢房当作了战场，当作了“我的大学”。他在1928年第一次坐牢时入了党。革命低潮时期狱中入党，无异于笑迎屠刀。第二次坐牢，被关押于南京陆军监狱6年，相当于他童年时在三北老家读私塾的时间。在狱中，他刻苦学习文化知识，还向一位留学生难友学习日语，笑称自己是“监狱大学生”。他是监狱秘密党组织“难友会”负责人之一，一次次缜密组织难友进行斗争。他亲眼目睹了我党著名领导人恽代英同志唱着《国际歌》慷慨赴死的情景；他接过即将就义者在狱卒厉声催促中从容脱下的带着体温的夹袍和几本小册子，默默地应承对方以千言万语凝成的两个字的嘱托：“珍重！”了解他早期的这些经历，也许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后来在苏南、浙东开辟根据地时期的沉着、果敢和大无畏，他的革命硬骨头精神，以及他的讲话总能言简意赅，击中要害。
王仲良的革命人生中，用过好几个名字。“王仲良”是他成人后自己取的。他父母给他取的是“王宝德”。他自小爱看历史小说，因倾慕管仲、张良，便将“宝德”改成了“仲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还用过两个名字，一个是无锡时期的化名“王承业”，一个是浙东时期的化名“王耀中”。
“八一三”事变，日寇侵占上海后，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等苏南广大地区沦陷。1938年5月，江苏省委决定任命他为京沪线工委委员，以省委代表身份去无锡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衔命前往无锡前，省委书记刘宁一找王仲良谈话，笑着对他说：“这次是要你去做杨靖宇。”王仲良知道，杨靖宇是东北抗日联军著名将领，是在1931年“九一八”日军占领东北三省后，由党组织从河南派往关外的。他深刻领会了省委领导语重心长的话，绝不辜负党的期望。
王赓堂，无锡抗日老同志，1938年入党时是王仲良找他谈的话，几十年后他还清晰记得初到无锡时王仲良书记的模样：“每每忆及往事，王仲良同志的职业革命家的形象常常会凸显在眼前——中等个子，瘦骨嶙峋的身材；艰难的生活、牢狱的折磨在他身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才四十不到的人，样子竟显得老了些；但一双机灵而略带神秘色彩的眼睛，使他超越了普通人。正是这样一个貌不惊人的人物，在全民族抗战中，在无锡城乡赤手空拳地开出了个新天地。”
无锡人爱称王仲良同志为“土地复耕的开拓者”。1938年春天，带着开辟无锡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任，王仲良来到无锡。此时的无锡，没有党组织，没有一支枪，就连一个可靠的立脚地都没有。大革命时期建起来的无锡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革命火种被扑灭了，无锡就像一片荒芜了的土地，“春来花不发”，等待复耕了。王仲良便是这块土地复耕的开拓者。他在百般困难之中，联系上了一批“四一二”后被迫失去关系的同志。这中间有工运的骨干，有农运积极分子，也有知识分子。他们找到了王仲良，就像浪迹在外的游子找到了娘家，从此有了方向。王仲良带领他们一个一个地开辟群众运动的基地，一步一个脚印地为创建无锡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当时头等的任务是组织起敌后抗日武装。王仲良以他的组织才干，促使一批地方武装被我党争取过来，接受我党我军领导，成为团结在党的周围的基本队伍。王仲良呕心沥血为无锡人民迎来了1938至1941年敌后抗日斗争的高潮，在无锡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后来家喻户晓的沪剧《芦荡火种》反映的就是我党抗日武装留守的伤病员坚持苏南斗争的光荣历程。1939年9月我党抗日武装“江抗”主力西撤，留在锡北的“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等几十个行动不便的伤病员，就是由县委书记王仲良安置他们到阳澄湖一带养伤的，他们隐蔽在芦苇荡里坚持斗争的故事，后来不断被演绎和传播。
1941年10月，谭震林从华中局汇报工作回来，就找王仲良谈话：“我们的部队已经到你的家乡去了，组织上叫你打回老家去，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带着新的使命，王仲良又出发了。迈着被“老虎凳”摧残而有些不太灵便的双腿，偕同担任机要工作的妻子上官友兰，从江北到江南，星夜兼程。在船上，他把无锡公开使用的“王承业”印章丢入长江。到浙东后，他将使用新的化名开展斗争。他先到上海与中共路南特委书记顾德欢联系（此前，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已任命王仲良为中共路南特委委员），然后通过浦东工委打入伪军的吴建功的关系，偕妻子上官友兰坐上木帆船，在杭州湾飘了一昼夜，从滩涂登岸，踏上了三北故土。
当时三北形势错综复杂，姚北有国民党薛天白、陆安石、张阿六等部，慈北有杨峰，镇北有姚华康，慈东有宋清云等部，这一批杂牌武装游而不击，鱼肉百姓，还大肆屠杀我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还有一些帮会势力也纷纷为非作歹。
此时离成立浙东区党委还有将近10个月，浙东的抗日部队党和地方党组织还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根据当时实际，成立了由吕炳奎、王仲良、蔡群帆组成的“浙东军分会”，这是浙东根据地初创时期的最高领导机构。在军分会里，王仲良资历最深，但他不计名利，虚怀若谷，以他敌后斗争的丰富经验，积极做好根据地的初创工作。
1942年7月浙东区党委在宓大昌成立，下辖三北工委、会稽工委、四明工委、三东工委和浦东工委（不久工委均改为地委），王仲良任三北工委书记，统一领导三北地区党政军工作。8月，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浙东我党武装统一整编为三、四、五支队，王仲良兼任五支队政委。以后，原五支队办事处改为三北游击司令部总办事处，王仲良任“总办”主任，对外用名“王耀中”。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年三北游击司令部总办事处的布告，盖的印章就是“王耀中”。这个“总办”是抗日民主政权性质的机构，1945年后其职能由浙东行政公署承担，王仲良任行政公署副主任。
由王仲良（化名王耀中）具名发布的三北游击司令部总办事处通告
王仲良在斗争极其复杂艰苦的三北地区战斗了整整4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新四军浙东纵队奉命北撤。正如浙东区党委书记、纵队政委谭启龙所说的，“仲良同志在坚持三北地区斗争、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重要贡献，不仅仅在于他始终是三北地区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核心，参与了浙东抗日根据地从初创到逐步扩大、巩固的全过程，尤其突出的是他在工作中从三北地区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多有创造，功绩卓著。
1942年11月发动的浙东根据地第一次反顽自卫战，很能体现浙东党组织和抗日武装的斗争策略，也检验了三北地方党组织的战斗力。反顽自卫战，是针对国民党顽固反共势力的。第一次反顽自卫战发生在三北，按照新四军军部“集中全部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部署，我军灵活机动，排兵布阵得当，打得很漂亮。这期间，王仲良同志领导三北地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总办”，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铁心反共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艾庆璋部1900多人，并纠集金山、平湖两县自卫队和土匪武装王八妹部等，共计2900多兵力，从平湖、乍浦南渡杭州湾，扬言要在三北地区独收钱粮税款，要我们让出整个三北地区，逼我于绝境。顽军自恃兵力强大、武器精良，根本不听我军劝告，摆出一副大打出手的架势。这之前，在三北的我军先灭了伪军一个营，是汪伪军第十师谢文达的部队，他们从观海卫据点出发，窜入我根椐地东埠头一带，准备配合顽军艾庆璋对我发动攻击。在三北的副司令员连柏生、参谋长刘亨云与王仲良书记商量，决定先消灭这股伪军，给艾庆璋一个严厉的警告。10月26日，五支队和特务大队在慈北宓家埭、七三房一线伏击了这股伪军，将其全部歼灭，俘伪营长以下官兵200多人，缴获轻机枪4挺，我军无一伤亡。这一战解除了三北我军腹背受敌的危险。在伪军被歼后，艾庆璋仍向我慈北地区逼近，叫嚣要将我驱逐出三北。面对这种情况，区党委反复研究、权衡利弊。如果不奋起自卫反击，就无法在三北立足，四明山就失去了后方；如果打不好，也将面临三北地区两军尖锐对立的局面，这对我军极为不利。经请示新四军军部，区党委决定集中全部兵力打歼灭战，解决艾庆璋部。11月20日，我军分散在各地的部队迅速在三北游源集中。谭启龙、何克希率四支队回师三北，刘亨云率五支队到达游源，还有在会稽的南进支队与诸暨八乡抗日自卫大队，林达率领的特务大队等，共1300余人陆续到达游源。王仲良与三北地委、“总办”，组织动员三北民众尽全力支援部队作战。他深入战地，密切配合主力，做到部队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为部队侦察敌情，送弹药、运军粮，当向导、救伤员。从11月28日至12月15日，反顽战持续半个多月，前后进行了29次战斗，歼灭顽军2000余人，取得完全胜利。在总结第一次反顽自卫战经验时，除了军事指挥上的原因，谭启龙政委还谈到了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我们的统战工作做得好，为避免四面受敌，在反顽战斗打响前就同驻三北的顾小汀、魏显庭、孙运达联系，还有四明山的张俊升、田岫山，说服他们保持中立，使我们能集中精力打击艾庆璋；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三北地方的力量，三北地方党组织动员当地群众给予部队主力极大的支持，帮助部队传送情报、做好向导，保障弹药粮草，为取得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综观浙东根据地发展史，第一次反顽自卫战的胜利非常重要，此后浙东根据地出现了大发展的势头，我军发展到2000多人，巩固了三北地区。谭启龙说，“这块东西长100公里，南北宽30公里的地区，除少数几个日伪军据点外，都成了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从此，我军处于有利的地位，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日伪军不敢轻易出扰了。我军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以后南进四明山、会稽山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
在反顽斗争胜利形势下，王仲良抓紧时机，及时部署，要求三北各县、区，以抗日自卫保家乡为号召，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力量，巩固三北抗日根据地。慈镇、慈姚、余上地区在主力部队支援下，扩编了龙山自卫大队，新成立了姚海、姚山、余上自卫大队。
三北地方武装在斗争中不断壮大。1943年7月，三北自卫总队成立，王仲良任总队长兼政委。王仲良在三北敌后艰苦斗争环境，出生入死领导和坚持着三北的抗日游击战。每次重要战斗结束，他总是亲自主持召开战斗检讨会，总结经验教训。打了胜仗，他鼓励全体指战员戒骄戒躁，争取更大胜利；战斗失利，他总是把责任拉到自己肩上，并对大家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激励同志。
王仲良以极大的热情做好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根据新四军总部“广交朋友，少树敌人”的精神，他努力争取“两面派”，广泛接触三教九流，化消极为积极，促使他们为抗战服务；他与上层士绅名流、官宦富商等头面人物促膝谈心，结为知交。团结镇北的张志飞，可以说是王仲良正确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生动一例。
1943年的一个秋夜，王仲良在田央黄村工作后，在一个地方党员家宿夜。这户人家让出自己的房间，房里有一张大眠床和一张用门板搭起来的板床。当时，“抗建会”秘书长张志飞也住宿在那里。王仲良要张志飞睡大眠床，自己睡板床。说起张志飞，他原是国民党镇海县政府江北办事处主任，知识分子出身，在外国轮船当过大副，有爱国心和正义感。他来镇北后，王仲良与慈镇县工委对他十分重视，由隐蔽在江北办事处的县工委委员李长来做他的工作，使他接受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积极与我团结合作。1943年2月张志飞被国民党省政府撤职通缉，他把江北办事处的电台和密码等全部家当交给“总办”，公开脱离国民党。今天，王仲良书记居然让他睡大床，他怎么睡得下去呢？张志飞原以为板床是给警卫员睡的，哪里知道警卫员睡在外边，他心里不好受，歉疚地说，“您是首长，怎能睡板床？”王仲良说：“你是知识分子，应该优待。”两人争执不下。最后，在王仲良再三说服下，张志飞才睡在大床上。可是。他心里总是不安。那晚，王仲良与张志飞谈到他在监狱入党的往事，张志飞听后深受教育，向王仲良提出要求入党。后来，三北地委经过研究，同意张志飞入党，王仲良亲自找他谈话。“是我和知真同志一起介绍你入党。你的候补期应该是两年，因为我们已对你经过一年半的考察，现在你的候补期为半年。希望你做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张志飞感动得流下热泪，双手握着王仲良的手说：“我一定听党的话，跟党革命到底！”
在统战工作上，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龙山著名士绅朱祖燮拥护抗日，支持我党我军做了不少好事，凤湖中学就是他出面办起来的。国民党和日伪军都找他麻烦，1944年，镇海的国民党顽固派小股武装乘船到龙山，秘密把朱祖燮绑架而去，威胁勒索，要5000元伪币交换。其家属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非常着急。王仲良决定借这笔钱给朱家，赎回了朱祖燮。这一雪中送炭救人于危难之举，不仅使朱本人和亲属非常感激，在三北的上层人士中也传为佳话。朱祖燮从此更加信任我党，他把十六七岁的独生子也送到部队参了军。1943年7月，三北地区成立了“慈镇姚抗建工作推进会”，王仲良任主任委员，镇北的张志飞、朱祖燮，慈北的虞家芝，慈西的叶志康等著名人士参加了常委会。这一行使三北地方政府职权的“抗建会”的成立，充分体现了党的统战政策的成功。
在实行党的政策时，王仲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实行“二五减租”时，有的地方工作同志出于对贫苦佃农的偏护，在秋收议租交租季节，找一些土质差、产量低的稻田作为交租估产的标准，而在交租时又默许农民所交租谷以次充好、短斤缺两。仲良同志发现这些情况，立即予以教育和纠正，要求有关人员严格按党的政策办事，既要维护贫苦佃农的利益，也不能有损地主的合法收入，以免影响抗日统一战线大局。
这里要说一件王仲良当年在三北抗疫救民的事情。1943年夏，三北地区大旱，江河断流，池塘干涸，庄稼绝收。偏偏祸不单行，数十里范围内又发生了瘟疫，不到一个月时间，疫情在东起观海卫，西至浒山城，沿海四十余里迅速蔓延。疫区的村庄里，几乎每天都有人死亡，棺材都被抢购一空，新亡者只能用竹席裹着下葬。百姓求神拜佛，无济于事。
王仲良见此情形，忧心如焚，当即邀集当地医生、乡保长及士绅、商界头面人物等共商对策。当时卫生条件差，人们对防疫缺乏认知。王仲良提出，是否借传统的“迎太平礼拜”（迎会），向群众普及卫生防疫知识，务使家喻户晓。与会者担心搞迎会可能有危险，因为当时逍林一带正处于敌、我、顽势力角逐局面，万一日伪军闻讯出动，后果不堪设想。王仲良显得十分从容，笑着说：“大家不要怕，要懂得日伪军比我们还怕传染，日本人称霍乱为‘虎疫’，他们怕得要命，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我们没有矛盾，所以他们不会出来扰乱。不过最好还是请乡长们事先同‘和平军’方面打个招呼，就说‘迎会’宣传防疫就是了。”这一番精辟分析，令与会者折服。于是他当场分配任务，并对游行人数、路线和时间作了部署。游行那天，四五百群众从东面的天妃宫出发，沿周塘向西行进，大小旗帜上写着“消灭苍蝇”“不喝生水”“人人要打预防针”等口号，沿途观者如堵。到中午12点，游行到白沙路河角地自行解散，果然一路平安无事。
不过会是开了，声势也造了，防疫疫苗到哪里去拿？医生们更是着急。游行后第二天傍晚，100盒上海新亚药厂制造的霍乱伤寒混合疫苗就送到了医生手中。原来，王仲良组织民主人士和乡绅筹款，到上海购买了大量防治瘟疫的药品，其中毛契农一人就搞来了一批药品和器材，包括上海新亚药厂生产的疫苗100盒，可供给2000多人注射。负责打针的医生白天连着黑夜为远近的男女老幼打预防针。经过对民众的宣传教育、灭鼠清扫和打针服药，疫情很快得到控制，老百姓盛赞共产党是“活菩萨”。王仲良却忙着慰问医生：“你们救了千百条性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当时，为防止日伪军对民主人士和乡绅的迫害，他们筹款买药的事都没有声张，他们也因此成了“无名英雄”。
在浙东，王仲良的履历中，还有一个重要职务，那就是新四军浙东纵队二旅政委。二旅是国民党起义部队张俊升部队改编的，在我党抗日旗帜感召下，经过我党派出的朱人俊等同志长期工作，张俊升声明脱离国民党军队，接受共产党、新四军领导。为加强对这支部队的领导，区党委和纵队决定，王仲良任二旅政委，和张俊升一起率领这支部队北撤。如何率领这支千余人的部队安全抵达苏北，与新四军主力会师，任务是艰巨的，因为部队还来不及整顿和改造，军心不稳，许多军官老婆孩子一大堆，跟着部队一起北撤，不能不影响部队行动。更严峻的是，国民党军在澉浦地区布下伏击圈，企图围歼我北撤部队。二旅在党的领导下，在王仲良等的积极工作下，冲破国民党重兵拦击，克服种种困难，胜利完成了北撤任务。
“燧石园”陈列有一份发黄的履历表，在“文化程度”一栏，王仲良是这么填的：“能看文件书报”。王仲良读过私塾，自感受文化教育不多。但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好学深思，对党的政策有深刻理解。他处理事情，掌握原则，明快决断；讲话作报告，风格独特。抗战时期在镇北工作的戚铭渠同志回忆，1942年7月，王仲良同志来到镇北龙山区海甸戎家，召集慈镇有关同志组建慈镇县工委。仲良同志主持会议，他分析了国内及浙东形势，传达了建立三北抗日根据地的决定及慈镇县工委的任务。他没有讲话提纲，但条理清晰，内容完整，语言简明扼要，说明他对党的方针任务理解深刻。我们参加县工委的同志，过去都是地下工作者，第一次接触到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问题，都被仲良同志讲话内容深深吸引住，忘记了大暑天气。休息时，李长来就对我说：“一整套，有水平，到底是从苏南根据地来的，有经验。”
王仲良亲笔填写的履历表，关于“文化程度”，他填了“能看文件书报”
朱人俊是浙东党组织做敌伪工作的高手，回忆起浙东抗日岁月，对王仲良书记的讲话印象深刻，尤其是听他的“总结”，常感觉“胜读十年书”。朱人俊说，仲良同志的总结就像老友相逢，娓娓谈心，通俗风趣，潇洒自然，语言朴素，情真意切，既有说服力，也有感动力。一次，朱人俊向仲良同志说起这种感受，向他讨教秘诀。仲良同志说：“我是在国民党的牢监里学习的。”仲良同志第一次坐牢时被关在龙华监狱，难友中有一位长者热情照料他，告诫他要有耐性，千万不能感情冲动，有些青年学生一进监狱就非常愤慨，动不动就同牢监里的官吏争吵，这些官吏就给他苦头吃，上脚镣，不久就被磨得出血，腐烂化脓，折磨得不像人样。戴脚镣要撕些布条，把脚镣缠起来，还把链子吊在裤腰带上，就不会磨破脚腕了。然后教他学文化，教他看一些小册子。所谓小册子，不是书本，而是一些极薄的纸钉成的，上面是用极细的笔写下的密密麻麻的小字。这些薄纸是从牢监外面极秘密地传递进去的，经过极秘密的收藏，极秘密的传阅，还进行极秘密的讨论。这样的学习，就根本不是记什么条文，而是死命地记里面所讲的道理。后来这位同志被敌人枪决，让仲良同志目睹了一个真正慷慨赴死者的崇高形象。这位同志知道敌人要动手了，从容地把身上穿着的一件夹袍脱下来送给王仲良，还把珍藏的几本小册子全部给了他，告诉他，自己是共产党员，是这个牢监里的支部书记。最后说了声“珍重”，就大踏步地走向刑场。王仲良同志就是从这位崇高的导师那里开始学到革命的道理，这也是王仲良同志的“总结”总是那么言简意深的原因吧。
1945年10月奉命北撤前夕，王仲良匆匆赶回王家埭，向乡亲们告别。他说，胜利后，我再来看大家。以后，他回来过两次。一次是1950年2月，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后勤部卫生部政委的王仲良，在家乡人民欢天喜地庆祝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时回到三北。三北的老党员、老交通员、老游击队员、乡村干部和群众都来看望他，大家为胜利后的相逢而格外高兴。有同志向他反映，有几个当地知名人士在抗日时期支持过游击队，部队北撤后也没有不好的表现，现在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有的被戴上了“帽子”。他一方面向群众讲解党的政策，要大家相信政府一定会实事求是处理的；另一方面，他向当地干部了解核实情况，回程时专门到杭州，向省委谭震林、谭启龙同志说了这个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时任华东野战军后勤部卫生部政委的王仲良
1973年4月，王仲良由子女陪同，最后一次回到老家。十年动乱中，他被“四人帮”迫害，关押5年之久。出来时已年过七旬，身体非常虚弱。村民为他烧了几个家乡菜，让他尝尝家乡的土产，他看着很高兴，但已经吃不多了。他要到村里走走看看，拄着拐杖走得很慢很慢。
王仲良1973年4月最后一次回家乡时，在上林湖。村干部特意在船上放了把藤椅，让老人家坐在藤椅上看看老家的风景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王仲良在上林湖的一张照片。就是这一次回家，村里特意在木船上放了一把藤椅，让老人坐在椅子上。上林湖，是王仲良从小玩耍的地方，这里的山坡上还安息着他牺牲的战友们，还有他先后失去的两位妻子。
想起两位死去的妻子，王仲良不禁有些神伤。他的第一位妻子是他第二次坐牢期间死去的。想起来他总是感到对不住她。他清楚记得，那是1930年4月27日，那日清晨，王仲良清理和烧毁了文件后准备去参加“五一”工人大集会的筹备会，妻子杜金雅预感不祥，故意打骂女儿忆萍，希望丈夫不要出门。但为了执行党的指示，他仍毅然赴会，不幸被捕，判刑后被关在南京军人监狱6年之久。王仲良出狱回到上海，瘦得不成样子的他让徒弟阿仪都不敢认。阿仪告诉他：“师母已经病死。”这是徒弟怕师傅过于悲伤说了谎。自他入狱后，妻子杜金雅因借贷无门难以度日，幼儿饿死，走投无路下悬梁自尽。阿仪和银匠们凑钱买了口棺材，把她的遗体运往王家埭安葬。女儿忆萍被送到镇北河头市大姐家收养。但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没能动摇王仲良革命的决心。
后来，王仲良被派往无锡，在无锡站稳脚跟后不久，党组织从上海调来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叫上官友兰，是常熟人，以前在上海纱厂搞工运，有一定的文化，还写得一手好字，模样长得恰似她的名字，眉目清秀，身材修长。组织上派她做王仲良的机要秘书，为掩人耳目，对外以夫妻为名。一天晚上，县委机关只剩下王仲良和上官友兰两人。友兰在煤油灯下补衣服，王仲良在旁看她飞针走线，笑着说：“友兰，我想替你改个名字。”“为啥？”友兰停下手中的针线，好奇地问。“你的姓名很难叫，文绉绉的，更主要的是不便于我们的隐蔽工作。”友兰觉得有点道理，便问：“那我改什么名字好呢？”王仲良微笑着说：“你看，我们机关旁边有片竹林，雨过以后更是一片青绿，多好看啊，我想把你的名字改成韩雨青，怎么样？”友兰觉得这个名字好听，也很有意思。过了一会儿，她又问：“为啥姓韩呢？”王仲良说：“你看过一出‘追韩信’的戏吗？”他就把韩信如何文韬武略，萧何如何惜才，得知韩信出走，萧何一路“追”韩信的故事细细道来。友兰听得入神，忽听王仲良话锋一转，看了友兰一眼，别有深意地说：“我也想当一回萧何呢！”友兰听到这里，悟出了老王话中的意思，不由低下头，脸红了起来。他们成了一对真正的革命夫妻。1941年10月，他们肩负新使命，来到了三北。由于生活环境艰苦，再加上劳累，上官友兰为取得与上级党组织联系常常工作到深更半夜，身体越来越差，再加缺乏营养，她病得不轻。那时医疗条件极差，友兰的病更重了。一天，王家埭来人十万火急找到王仲良，说他的妻子快不行了，要他马上回家。回到老家，友兰已直挺挺躺在床上。他难以相信，紧紧抱住爱妻尚有体温的身体，心痛欲裂。他含泪掩埋好爱人，把悲痛深深埋在心底。革命胜利后，王仲良重新整修了友兰在王家埭后封山山坡上的墓地，墓碑刻上了她的真名：上官友兰。
上官友兰（化名韩雨青）遗照
王家埭村办公楼往东一二百米，在民居中间，有一高平屋，一位老者告诉我，那便是“燧石园”，2012年新建的。“燧石园”三个大字，题写者为丁公量，我感觉在哪里见过这个名字。老者介绍说，丁公量曾在中科院上海分院任党组书记，那也是王仲良工作过的地方。其实，他与王仲良早在上海做工运时就已相识，抗日时期又一起在浙东并肩战斗，他1943年由新四军军部来浙东，任区党委敌伪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不知是缘分还是巧合，1964年丁公量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来到了中科院上海分院，王仲良曾在此工作了十年，王仲良在上海分院的动人往事，特别是在“反右”中不顾个人安危，全心全意保护一大批科学家的感人事迹，让丁公量对老战友更加敬佩。白色恐怖下，烽火岁月里，王仲良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气节；和平建设时期，在一次次“运动”中，王仲良顶住压力保护科学家的硬骨头精神，同样令人肃然起敬。
王仲良是1953年转地方工作的，先后担任中科院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中科院上海（华东）分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主持分院工作。这是一个拥有几千名知识分子的科研单位，反右派运动中竟没有一位科学家和高级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简直是奇迹。科学家们说，是王仲良“用生命为科学家撑起了保护伞”。谢希德院士称他为“科研战线的开明领导，知识分子知心益友”。王仲良主持中科院上海分院工作期间，取得了一项举世瞩目的成果，1958年开始，由他担任总指挥，多部门“兵团作战”，历时6年9个月完成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科研项目（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蛋白质，也是当时中国唯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的项目）。1964年王仲良任中共上海市委监委副书记。文革中遭张春桥一伙诬陷，被隔离审查5年。1974年1月12日突发脑溢血去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平反。1979年在庆祝中科院成立30周年大会上，方毅副总理高度评价王仲良同志，称赞他“正确贯彻我党知识分子政策，为我国科学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周恩来总理签发的任命书
最近收到一本书，书名非常独特，叫《燧石：王仲良传》。王乾德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也是王家埭人，是王仲良同志的小老乡。他回忆，在他的童年时期，常听长辈们讲起王仲良，幼小的心灵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说，他参加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仲良同志的感召。他一直有一个愿望，要把王仲良这位家乡人民心中的大英雄写出来。2004年夏，在许多老同志的支持下，他和黄浦区文化局原副局长、作家顾忠慈同志商量，两人合作写一本王仲良传记，书名定为《燧石》。词典里说，燧石，是一种矿石，质致密而坚硬，以钢铁击之能发火，古人用以取火。以“燧石”比喻王仲良同志的精神，是最贴切不过了。王仲良同志的意志，似燧石一般坚定；王仲良同志的一生，如燧石一样，为了光明勇于奉献。
《燧石：王仲良传》书影
以后，“燧石园”扩建的话，应该在显著位置刻上两句诗。很少见王仲良写诗，不过，在三北敌后抗日进入最艰苦阶段的1944年5月，在纪念“红五月”的干部会上，王仲良有感而发，即席作诗一首，最后两句是：
青山长留英烈魂
碧血开出自由花
王仲良为之奋斗的伟大理想，如今已开出胜利之花，结出丰硕之果！
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怜的，而忘记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
让我们记住这位从三北走出的英雄：王仲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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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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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明，1966年出生于慈溪，中国作协会员，宁波市作协副主席，慈溪市政协教科卫体文化文史委主任。作品散见《人民文学》《十月》《散文选刊》《文学港》等期刊，著有散文集《故乡书》《西皮散板》，主编《袁可嘉先生纪念文集》等。
来源｜慈溪全民阅读
编辑｜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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