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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谷关(洛阳新安的函谷关,竟然是汉武帝命人修建的,有着悠久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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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新安函谷关遗址

前天,在三门峡市灵宝县游览了函谷关,今天到了洛阳市新安县怎么又有一座函谷关呢?其中会不会有一座假的呢!答案却是两座函谷关都是真的。为了避免混淆,古人将灵宝县的函谷关称“秦关”,将新安县的函谷关称“汉关”。“汉关”离东面的洛阳市区23公里,离西边新安县城不到1公里。关楼横跨“两京”故道(洛阳至长安的驿道),坐西朝东,北靠陇海铁路,南接青龙山,西临县城,东濒涧水。关前有道天然屏障叫“八陡山”,为古战场遗址。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著名诗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所言之“汉时关”即指此关。

6月9日上午,在渑池县游览过仰韶文化博物馆,即驱车朝新安县函谷关遗址前进。下午3时进入景区,首先看到的是一块石碑,上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安函谷关遗址”。旁边另有一方石刻“丝绸之路,新安汉函谷关遗址”。看了这两方碑刻,联想起灵宝县的函谷关景区,那里没有文物保护标志,除了新建的函谷关城楼外,还有“老子出关”雕塑,以及与道教有关的建筑与碑刻。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志

丝绸之路标志石刻

可能有人要问,秦关、汉关相距150公里,为何都叫函谷关呢?其实,这两座关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它们都建在洛阳至陕西潼关的崤山故道险隘处,因山高谷深,地险如函而得名。而且“汉关”是由“秦关”迁移过去的,沿用了旧名。据《汉书·武帝纪》载,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以故关为弘农县”。那么,函谷关为何要迁往新安呢?东汉应劭注曰:“时楼船将军杨仆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关东,以家产给用度,武帝意亦好广阔,遂徙于新安,去弘农三百里。”那是说,灵宝县函谷关东迁至洛阳新安,是因新安人楼船将军(水军统帅)杨仆“耻为关外民”,上书得到汉武帝恩准后才迁过去的。

进了景区,沿着笔直的竹林小道向北步行数百步,是清澈的皂涧河,河边有一段考古发掘出来的古驿道遗址。有介绍说,古驿道凿山而建,山体为红砂岩,石质较硬。驿道东西走向,现清理出来的一段路长58米,宽2、3米。路面上留有清晰的车辙。

通往景区的竹林小道

清澈的皂涧河

发掘出土的古驿道

抬头看,崖壁上刻有文字,是“上元二年十月”,还有“王、赵”等姓氏。“上元”为唐高宗李治的年号,“上元二年”即公元675年。看着这些古代遗迹,脑海中不觉浮现出洛阳城西边的古驿道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繁忙景象。

崖壁上的古石刻文字

沿皂涧河向西步行约三四百米,是一片开阔的草坪。草坪上立有一组雕塑。仔细看,其中有汉人,胡人,还有马匹和骆驼。胡人手里捧着丝绸,汉人手里捧着酒坛,看上去是在进行商品交易。汉函谷关是古丝绸之路东端的重要关塞,和平时期,关城内外都是东西方商人交易的场所。有史料记载,新安函谷关位列东汉时期洛阳八关之首,其不仅仅是一道关卡,而是一条南北防线。这条防线北及黄河,南至洛河,至少包括函谷关、散关两个关口和“塞垣”或“障”三部分,控制着洛河、黄河、崤山道等水陆通道,进而控制整个洛阳盆地和关中盆地之间的联系。汉函谷关城与故新安县城合为一体,军民共用,城内不仅居住着守城官兵,还有世代在此居住的市民,以及来自内地及西域各国的商人。洛阳曾经是东汉、北魏、大唐的都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汉函谷关则是丝绸之路东端的重要关塞,那时的函谷关必然是万方辐辏,商贾云集的景象。

古驿道上的中外商人交易雕塑

离开皂涧河向西不远,是一条碎石铺就的黄砂路,路面平直深远,黄土漫漫,前方是横跨在土埠间的一座关城,即这次游览的目的地——汉函谷关。顺着黄砂路前行数百步,道路两边立有两排武士雕塑,身穿铠甲的武士手持长戟,立于道旁,威武庄严。犹如函谷关正在迎接一位来自洛阳的高官,或者欢送西域回国的特使。忽然一阵风起,刮得路面上黄沙弥漫。耳边似乎响起了电影《武状元苏乞儿》的插曲:长路漫漫任我闯/带一身胆色和热肠/找回自我和真情/停步处别视作家乡……

黄土飞扬的古驿道

临近关城时,见左右两侧各有一座残存土台,分别称“北阙”和“南阙”。有介绍说,二阙为汉函谷关南北角楼,左右对称,以拱卫关城。“北阙”俗称“鸡鸣台”,夯土筑成,现东西残长30米,南北残宽20米,残高15米。“鸡鸣台”源自春秋战国“鸡鸣狗盗”典故。史载齐国孟尝君自秦国咸阳东逃,途径函谷关,门客学公鸡报晓,骗得关吏提前打开关门,从而逃出了秦国。“南阙”称“望气台”,东西残长30米,南北残宽25米,残高15米左右。据《史记》记载,函谷关令尹喜见老子骑牛出关西去,劝其留下《道德经》。西汉刘向《列仙传》则将其演绎成传奇故事。说,一日清晨,关令尹喜见紫气东来,称必有异人到来。不一会,老子骑着青牛跚跚而来,尹喜邀老子著《道德经》,并随老子西去,著有《关令子》一书。后人认为“紫气东来”是吉祥之兆,常被制成匾额挂于门前。

北阙台遗址

南阙台遗址

到得关下,关门上方镶有一方石匾,“汉函谷关”四字由康有为题写。城楼的门洞两边各镶有一副石刻对联,东口镶的是:“功始将梁今附骥;我为尹喜谁骑牛”;西口镶的是:“胜迹漫询周柱史;雄关重睹汉楼船”。2014年第33期《中国书画报》刊载李优良先生《函谷汉关觅刻石》文章,介绍汉函谷关刻石故事。文章说,两千多年来,汉关风云战乱,屡遭破坏,多次重修。现在看到的函谷关是1923年由国民党靖西军司令、新安铁门人张钫将军所重修的。历史总是惊人的吻合。汉代新安铁门人杨仆将军建此关,两千年后还是铁门人张钫将军重修古关。康有为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游陕过豫,途径新安时题写了“汉函谷关”门额,镶嵌在函谷关西门洞正上方,石高50厘米,宽60厘米,为砂岩阴刻,其书古拙挺拔,风姿灵动,而题款则用孔子两千四百七十四年癸亥秋南海康有为书(康有为是清末著名保皇派,此处题款不能用清代年号,他又不愿用民国的年号,便选用了孔子年号,可谓别出心裁)。……康有为生前与张钫交往甚密,在新安留下了诸多墨迹。

西边看到的函谷关城

关城西面南侧修有一排实木楼梯,我们踏着楼梯登上城楼。城楼上青砖铺地,四周缀以花草,显得赏心悦目。城楼正中是楼阁残基,青砖砌筑的四个拱门,围着一个中心,上面原来建有关城楼阁,是古代守关将士登高望远处。我们站在城楼上,眺望关下,古道逶迤,晦天苍茫,恰是唐朝诗人王维笔下“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的意境。

关城上楼阁残基

站在关城上俯视古驿道

从关城下来,又去参观考古发掘出土的汉函谷关城墙遗址。考古遗址上架有大棚,下面是发掘出土的关城墙基、马道,及排水口等,都是用方整的石块砌筑而成。目测一下考古现场与关门的距离,约有一华里之遥。

考古发掘的古城墙遗址

考古发掘的古城墙遗址

参观过函谷关城和古城墙遗址,离开景区时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函谷关,这么重要的一座国防要塞,汉武帝怎么会因杨仆“耻为关外民”而东迁呢?回到游客服务中心,看到一本吕克勇先生主编的《新安函谷关》一书,其中有篇曾谦先生撰写的《论西汉时期的函谷关东迁》,阅读该文,方知函谷关东迁主要还是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文章认为,古代学者大都肯定东汉应劭“时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关东”之说,但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如宋代学者王益之曾考辨说:“杨仆以伐南越,方为楼船将军,犹在二年之后,兼是时仆亦未尝有大功也。”清代沈钦韩等也持怀疑态度:“仆于元鼎五年始为将军,是年破南越封侯,而函谷关之徙在三年,前此未尝有战功。《酷吏传》‘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东关者’,殆虚妄也。”如果东汉应劭说的迁关原因经不起推敲的话,那么函谷关东迁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文章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新安函谷关地形鸟瞰

第一,军队结构的变化与函谷关地位的下降。函谷关建于春秋战国之际,“因在谷中,深险如函而得名。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号称天险”。西安至洛阳的东西大道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交通线。这条大道自崤山至潼津段,是所谓的崤函古道。其经过的灵宝、陕县和渑池等县,不仅地形高低起伏,多沟涧峭崖,而且自古就是森林茂盛之地……。秦汉之前,四匹马的战车是主要作战工具。这些双轮独辕的战车,车宽近300厘米,车长310厘米,驾四匹马后,长和宽均达3米左右。函谷关前后山岭崎岖,森林茂密,战车须从相对平坦、宽阔的谷沟之处通过。于是,崤函古道便成为唯一可行的交通线路……。函谷关便成为扼守崤函古道的咽喉之地。东西两边,无论哪一方占据了函谷关,就等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公元前627年春,秦穆公不听百里奚和蹇叔的劝阻,出动300辆战车,欲偷袭郑国。蹇叔的儿子随行其中,蹇叔哭着对他说:“晋人御师必于肴。肴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军到了滑国,遇到郑国商人弘高,机智的弘高以劳师之名告诉秦军郑国早有准备。秦军只得顺手灭了滑国而返回。途经崤函古道时,遭到晋国军队的伏击,虽然秦军有所准备,却仍有三员大将被俘。在以战车为主要作战工具的先秦时代,在狭窄蜿蜒的崤函古道中伏击,非常容易成功。所以明末学者顾炎武说:“当苏秦之约从也,山东六国共攻秦,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皆引而归,岂非人险不可犯耶?”

然而,到了汉武帝时,随着对匈奴战争的升级,中国古代的兵种发生了变化。战车的数量逐渐减少,骑兵和步兵的数量大量增加,成为军队中的主要兵种。汉朝与匈奴作战时,每次投人的骑兵,少则2万人左右,多则达18万人。相对于战车来说,步兵和骑兵机动性灵活,不仅可以在平坦之处穿插行军,而且还可以翻山越岭,在密林中也可以穿插行进。于是,函谷关在军事上的防御作用明显降低。

淆函古道在丝绸之路的位置

第二,汉武帝的中央集权与函谷关的东迁。汉武帝时,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措施,加强中央的权力。例如,政治上,设立“中朝制度”,削弱相权,实行“刺史”制度,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经济上,统一货币,把铸币权收归中央,实行盐铁专卖;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在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当中,扩大以长安为中心的京畿地区的权力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西汉王朝立国之初,有感于秦朝全面实行郡县制度对于统治者的弊端,西汉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又加封了刘姓子弟为王,以藩辅汉室。但是,这些诸侯国雄踞一方,日渐强盛,到了文、景时,逐渐威胁到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并因此爆发了“七国之乱”。汉武帝正是鉴于诸王之乱的教训,于是采取措施扩大中央直辖范围,以制约关东。函谷关东迁后,在原函谷关地区设立弘农郡,归京师长安管辖,从而使长安的管辖范围由原来的秦函谷关以西地区,扩展到洛阳近郊的新安。可见,函谷关东迁不仅是军事上的需要,更是政治方面的权衡结果。

函谷关东迁新安,设关于两座土丘之间的平坦之地,军事地位大大下降,失去了原有的“险隘”之势。正因为如此,自汉武帝之后,长安防卫关东地区的历次战争,基本上都不在函谷关展开。例如:西汉末年,绿林军西攻长安时,王莽召集五虎抵御,“九虎至华阴回溪,距隘自守”。这是说,王莽的军队不是选择函谷关,而是在华阴抵御绿林军。其后,赤眉军“崇等计议,虑众东向必散,不如西攻长安。于是崇、安自武关、宣等从陆浑关,两道俱入。更始使王匡、成丹与抗威将军刘均等分据河东、弘农以拒之”。这里,更始帝选择的是在“弘农”(秦关)而不是在函谷关抵御赤眉军。东汉末年,董卓受关东诸将压迫,放弃洛阳,退保长安时,“卓谓长史刘艾曰:‘关东诸将数败矣,无能为也。唯孙坚小戆,诸将军宜慎之。’乃使东中郎将董越屯黾池,中郎将段煨屯华阴,中郎将牛铺屯安邑,其余中郎将、校尉布在诸县,以御山东”。董卓也不是选择在函谷关抵御敌军。

由此可见,自从汉武帝东迁函谷关于新安之后,函谷关已基本丧失屏卫西安,护保关中的功能,直到潼关取代函谷关崛起后,关中地区才真正有一座可以屏障关东的雄关。总之,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函谷关东迁并不是当时汉武帝一时的意气用事,它的东迁是有比较深刻的时代背景的。它是西汉扩大中央集权的结果,也是适应骑兵和步兵战法的结果。东迁以后函谷关军事价值大大降低,以至于后来潼关崛起,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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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时间:2022-12-10 06:5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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