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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博洲
1945年10月25日，台湾重归中国。12月19日起一连七天，《台湾新生报》日文版刊载了吴思汉的<思慕祖国不远千里—一台湾青年的归国记>。通过这篇报导，作者报告自己为了参加的抗日战争，不惜放弃京都帝大医学部学业，只身涉险，艰难而曲折寻找祖国的过程，从而感动了无以数计的读者。吴思汉「寻找祖国三千里」的经历引起了轰动效应，随即成为同时代青年知识分子之间口耳相传的一则时代传奇。
一、还给我们祖国啊!
吴思汉，原名调和，生于日据下台南厅新营郡白河街。父亲吴匀是穷人子弟，自幼好学，通过工读，毕业于台南师范壹年制讲习科，分发担任白河公学校乙种准教员，娶当地农家不识字女子林秀为妻，育有八个小孩，四男四女。教员收入微薄，食指浩繁，生活穷苦，于是辞掉教职，先后从事保险、代理店、卖米等行业。一直到1931年，长男调和七岁时，他通过药商牌照考试，向信用组合借贷五百圆，开设匀和汉药店，经济情况也才渐渐好转。因为这样，吴调和及其他几个较小的孩子都受到高等教育的栽培。
吴调和自幼身体健康，聪明，而且文静乖巧，规矩很好，从来不曾跟弟妹吵架，也很少挨大人骂。但他正义感很重，择善固执，经常与日本人导师据理反驳而遭受严厉处罚，绝不屈服。尽管如此，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他的学习成绩都是全校第一名，毕业时获得北白川宫殿下赏，并考进台南州立台南第二中学校。同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芦沟桥事变。台湾殖民当局也加紧对殖民地台湾进行所谓「皇民化运动」。他于是就在战云密布交织着皇民意识强控制的时代展开了中学生涯。
吴调和平时沉默，不出风头，做事很稳定，宿舍再吵，仍静静地读书。因此成绩非常好，差不多都在前五名以内。但他民族观念很强，总是代表班上的同学直接向日本老师表达不满的意见，也经常和嚣张的日本学生打架，因此操行成绩不好，而当不了班长。尽管如此，1941年4月，他还是念完四年级就跨级考进台北高等学校第17届高等科理科乙类。那年，全省只录取40名，其中日本人又占了30名，台湾人只能取10个而已。录取率可以说是1000：1。南二中〔包括应届毕业生在内〕也只有他一人考上。他也因此被视为「天才中的天才」。
从高校时代起，在所谓「皇民意识之发扬」的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殖民地孩子吴调和便立下志愿：「大学毕业后，以技术者的身份回归祖国是唯一目的。」这段期间，日本殖民当局通过户口规则的修订与各种威胁利诱办法，强制台湾人改换日本姓名。1943年6月，改换日本姓名的台湾人已达10万之多。吴匀因为做生意的「许可」限制所逼，不得已而想要改了，却遭到长子吴调和的坚决反对。
1943年10月，吴调和又越级进入京都帝大医学部。此时日本正处于超国家主义者与军事法西斯互相勾结，用「八纮一宇」和「国体明征」制造了一个「黑暗的深渊」的历史时期。日本帝国开始临时征召本国学生兵(学徒出阵)。许多正处于精神形成期的日本青年，或相信「圣战」，或持怀疑态度，都被派到各个战场上去了。11月30日，殖民地台湾和朝鲜的学生也被强征到前线充当炮灰了。吴调和恐怕在大学毕业前就会以充当「日本军医」的名义被强征到前线，这样，不仅无法一偿自己归国宿愿，或许还会被迫充当日军士兵，在前线与祖国士兵枪口相向。而这种情形是自己绝对无法允许的。他于是积极寻找接近祖国来的留学生的机会，希望能够找到回归祖国为抗战贡献心力的途径。
1944年元月，吴调和的归国计划，终于因为一个从大陆来的工学部土木系留学生戴振本的协助，有了落实的可能性。戴振本与吴调和在学校马术部结识后随即结为知交，并搬去同住，一起生活、议论时局，向他介绍国内形势并教他讲北京话。他又建议吴调和在他春假返乡省亲时，随他潜入沦陷区，然后再设法突破前线，深入内地。吴调和雀跃不已，当下就决心放弃学业，把握这千载难逢的机缘，跟随戴振本归国。他们讨论之后决定：吴调和以转学北京大学的名义，正式办理出国手续。吴调和随即写信向父亲禀明转学北大的事，同时将申请学校所需的证件寄给在北京师范大学作研究的戴振本的兄长戴振乾。半个月后，吴调和收到父亲坚决反对他的转学计划的回信。他又再写了一封信，请求父亲无论如何都要帮他签署转学同意书。可一直到2月底，他都没有得到父亲的回音。这个以转学名义归国的计划无法落实了。他与戴振本反复讨论，最后决定还是利用戴振本春假返乡省亲的机会偷渡入华。后来，戴振本又在东京向一个最近就要回国的原籍奉天〔沈阳〕新民县的一高留学生吴继中介绍了吴调和想要回国抗战的心愿。吴继中不但爽快地答应帮忙，而且表示有意同往重庆。他们三人长谈一夜后决定：由于吴调和的父亲去年刚在大连设立一家分店，吴继中到了大连，随即以家属名义给吴调和发一份「父亲病危」的电报。吴调和便以探望父病的名义过下关，先到新民吴家，等待戴振本春假归来后，三人再一起共闯山海关。
计划既定，吴调和随即着手准备归国之行。他考虑到前往重庆的遥远路途，首先势必要面对的就是经济问题，于是决定依靠药品买卖所得的蝇利来维持基本生活开销。他随即向一些朋友借钱，委托东京及大阪的学长购买奎宁等昂贵药品，同时也在京都街头的药局搜购从神户刚送来的各种德制药品。前后总计买了将近一千圆的药品。不久，吴继中从大连发来了「父病危速回」的电报。吴调和立即前往京都帝大办公室，报告家里的情况，并取得大学当局所发的返乡探亲证明书，然后一刻也不耽搁，终于在4月4日设法购得一票难求的前往下关的火车票。
二、寻找祖国三千里
4月5日。吴调和易名吴思汉，穿着一身干净的学生服，手提一只藏着药品的行李箱，搭上京都开往下关的火车。列车向前疾驶。他望着窗外的风景，想到就要实际投入祖国的抗战队伍了，心胸立刻被一种莫名的感动充塞，眼泪就不可控制地流了下来。入夜以后，火车终于驶抵下关。
第二天早晨，吴思汉通过盘查之后搭上渡船，傍晚时分，平安抵达釜山港。顺利闯过第一道关。深夜。他搭上疾疾穿越朝鲜半岛的夜行火车。天色随着列车的北行逐渐亮了起来又暗下来。入夜后，火车终于穿越鸭绿江上的铁桥，驶抵满洲境内的安东〔丹东〕。他下了火车，顺利通过入境检查，走到候车室，坐在长条椅上，等待开往沈阳的火车。听着周遭旅客讲着从来没听过也不知所云的东北方言，他内心激动地告诉自己：我终于回到祖国了。这天是1944年4月7日。
吴思汉在开往奉天的火车上睡了一觉，然后在晨光照进车厢时醒来。火车逐渐减速，驶入奉天车站。走下月台，他看到一群像是难民的旅客，穿着沾满泥土的、厚重的棉布长袍，排成一列，正要走出车站出口处。看着眼前从没看过的，虽然脏得吓人，可看起来倒很强健的北国同胞模样，他的内心不免略微感到疑惑地想着：「究竟是他们还是我们台湾人才是真正的汉民族呢？」距离西行新民县的下班火车还有一段时间。他于是在附近的街上四处瞧瞧。广场上，强烈的北风吹来漫天的沙尘，几百名同样像是难民装扮的苦力或站、或坐、或卧，挤得满满的。望着眼前这一大群饱受日本帝国主义迫害的同胞们，他不禁陷入沉重的沉思当中，并且忽然想起日本人高田保马描述汉民族的一段话：「汉民族之所以能够维系五千年的文化，不被其他民族统治，在于人民的生活水平低落。因为生活水平越高的人越没有耐力；反之，越低越坚忍。中国的坚忍不拔，在于下阶层的民众占了多数……」他看到街道上有很多看起来与日本本土没什么两样的日本商店。通过周遭所见的公共建设，他看得出来，为了确保在国防和经济上都可以说是日本「生命线」的东北，日本帝国主义者是有野心地经营这个占领区的。
午后四点钟左右，吴思汉在沈阳西边的一个县城新民站下了另一班火车。强烈沙尘随着阵阵大风迎面刮来，让他几乎无法睁开双眼。街景仿如异国。他顶着漫天飞舞的风沙，一路上操着学会不久的北京话探问，终于在天黑以前，循址找到吴继中家，也第一次吃到高梁饭。然而，吴继中却告诉他，因为家人反对，不能一起前往北京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他也不好多说什么。既然这样，他就没有必要在此等待戴振本了。
两天之后，吴思汉穿着吴继中东京一高的学生服，带着他的一高证件，告别让他睡了两夜暖炕的吴家，在吴继中陪送下走到新民火车站，搭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午夜时分，列车驶抵山海关。他等了许久才换到钱。走回座位，一位华人检查员已经站在那里等候检查他的行李箱了。因为一个学生却带了那么多药品，他被带到海关办公室，进一步查看身分证和归国证。他把吴继中的证件递给检查员。检查员随即生气地逼问说：「既然你是中国人，为何不说中国话呢？」他依然用日语胡诌一通说自己是福建人，从小就到日本，所以不会说中国话。经过一番盘查，那些药品统统被没收了。身上只剩两百元的他，只好在候车室等待第二天早上才开的下一班车。夜，已经深了。几名铁路警察端着枪，在候车室不断地来回巡逻。这里那里坐着许多穿着肮脏长袍，看似难民的男男女女；其中一人露着肚皮，仰躺在地上，似乎难耐寒冷而一边口吐白沫一边呻吟着。周遭的人无动于衷地睡着。未曾见过这种悲惨景象的他难过地想到国内同胞在日寇的蹂躏下竟然过着如此艰辛不堪的日子，一股怒火不禁又涌上心头。因为目睹了难民的惨状，再加上失去那批药品后马上就要面临的经济困难，这一夜，他一直被一种不安的心情笼罩着，无法入眠。
4月11日清晨，吴思汉搭乘第一班火车，从山海关车站出发，过了正午，终于抵达北京站。他在到处都是难民的站前广场叫了一部人力车，直奔北京师大。因为语言不通，他在校门口折腾了老半天，终于在戴振乾的宿舍过夜。第二天，戴振乾一早就出门帮他打听前往重庆的门路。他闲着没事，于是到衣食习俗与语言都和台湾不同的街上闲逛，然后又到让他感到祖国地大物博的北海、中南海和中央公园参观。晚上，戴振乾基于：前往重庆的路一点头绪也没有，日本宪兵经常会到学生宿舍临检，以及他们的经济条件都不允许等原因，建议吴思汉暂时先到秦皇岛他老家住一阵子，等戴振本归来，再做打算。第二天傍晚，吴思汉于是又和戴振乾搭火车前往秦皇岛，并以「福建漳州人」的身份在戴家暂住。
5月初，吴思汉与戴振本终于在秦皇岛戴家重逢了。此时，平汉铁路线南段完全沦入日军之手。他们西行重庆的路也被封锁了，只好等待机会再继续前进。不久，戴振本在北京中华航空公司找到工作，先行返京，然后安排吴思汉回到北京，另外寄宿一位李姓朋友家里。吴思汉于是抓紧时间，努力学习普通话，准备日后的重庆行。就在这段期间，他注意到北京市内的日本人比以前多，而且处处表现着无知的傲慢优越感，横行街头，欺负国内同胞，甚至连伪政府的华人警察都会遭到殴打。他认为，如果没有抗战主体，华北也会变成第二个台湾，甚而全中国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吧！想到这里，不禁感到全身战栗。也因为这样，他更加坚定要到重庆参加抗战的决心。
在北京，吴思汉虽然过着最简单、节俭的物质生活，但是，在没有经济收入的情况下，也面临了活不下去的困境。6月中旬，他只好通过李姓朋友介绍，以日本人的身分，前往天津日本租界某公司当秘书。他因为归返祖国参加抗战的初志未能实现反而沦为商人，而到内地的路何时能通又无法预知，于是经常不胜唏嘘地遥望西南的天空叹气。就在他处于心情困顿的时候，戴振本来信说他已经转到薪资较高的唐山开滦矿物局当技师，但以生病之由向原公司办理留职停薪，宿舍还保留着。因为经济上稍有余裕，所以他建议吴思汉，与其在天津虚掷光阴，不如先回北京，考个学校，一面读书，一面继续寻找到重庆的门路。
吴思汉于是再回北京，以优异成绩考进北京大学工学院。他原想住在学生宿舍，但是听说日本特高监视严密，经常有学生被捕；为了安全考虑，于是打消住校的念头，继续暂住戴振本原来的宿舍，并且委托当地朋友假造居住证，办妥身分证与学生证，以备检查之需。再者，日军占领下的北大，思想气氛一片喑哑，已经没有早年的活泼自由。学生过着与殖民地台湾相同的双重生活。他既看不到学生身上散发出来自信的光彩，更丝毫感受不到他们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因为这样，再加上经济困难，无法购买教科书与文具，他干脆就不去上学了。这段时期，为了学普通话，手边只要偶尔有点钱，他就去看电影。渐渐地，他的普通话也比刚到北京时更进步了。然而，他依然终日苦闷地想着：何时才能到达中央地区，接触到祖国的核心呢？
11月上旬，吴思汉在日系报纸看到一则消息：台湾开始实施征兵制，适龄役男要在月底前办理登记。他想，这样一来，日本警察一定会彻底追查他的行踪；他如果一直待在华北，迟早一定会被发现的。他左思右想后坦白告诉从唐山来到北京的戴振本：「万一前往重庆的路一直被封锁，我只好进入离铁路沿线不远的八路军游击区。我想，既然同是抗战组织，与其待在北京被日军逮捕，倒不如投身共产党的红军。」戴振本不同意他的想法，坚持按照原来的计划，前往重庆。经过长谈以后，戴振本终于说服了他。他们决定不计任何手段也要到重庆。戴振本于是继续打探前往重庆的门路。后来，他们决定兵分两路，分头进行：戴振本于17日到河南前线探路。吴思汉则于19日前往山东潍县，透过已经在中央军游击队在王家庄设立的一所高中任教的戴振乾找路。时值初冬，寒风刺骨。学校借用民宅当作教室，虽然非常简陋，但抗日气氛浓烈。每天早上都会举行升旗典礼。吴思汉看着国旗冉冉升空，随风飘扬；听着学生义气激昂地宣读抗战建国纲领，高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歌声；心绪也融入抗日的情境当中了。12月3日，他收到戴振本来信，告知河南那边充满希望，要他立刻启程。第二天一早，他于是在戴振乾的资助下雇请马车，顶着冰冷刺骨的寒风，前往潍县车站，搭火车再返北京。
吴思汉从北京车站回到戴的友人住处，邻室一个参加某个爱国组织的学生立刻警告他说：「不久前，日本警察才来这里追查你的去处。我听门房说，他们接着要去北大以及你的入学保证人那里调查。」他随即转移到另一友人处暂时隐避。
12月8日早上，为了预防日久生变，他于是搭上平汉线火车，向河南出发。第二天，火车驶抵开封。他随即按照戴振本的信上指示，前去他邱姓朋友的家，打听他的行踪。
在此之前，日军已经通过6月17日结束的豫中会战打通了平汉铁路，控制了河南境内的陇海铁路，并将此新占领区设为特别区，禁止与其他旧占领区来往。除了军事公务外，黄河禁航。日军同时在特别区内各县设军政部，各派一名日本人与华人担任指导者，以日本人为主。邱姓朋友的家人告诉吴思汉：为了养家糊口，戴振本的邱姓朋友只好无奈地替伪政府工作，在许昌西方的郏县担任指导者。戴振本已经到郏县找他帮忙前往内地的事情，最近就会回到开封。他们要他在家里等待戴振本的归来。但是吴思汉等了十多天之后，戴振本还没有回到开封邱家。他判断戴振本一时之间不太可能回来，于是决定前去郏县找他。他们于是帮他在日军联络部蒙混了一张旅行证。
12月21日，吴思汉乘车抵达黄河北岸的码头，上了渡船，顺着河道西行，傍晚时分，抵达郑州。下了船，他看到附近的建筑物都因遭到空袭而毁之殆尽。他听说美国飞机白天都会空袭日军占领区，一切交通工具只能在夜间或清晨行驶。到了晚上十一点左右，他才摸黑搭上开往许昌的火车。车厢内挤满了日本兵，还有几个伪政府的军人和官吏。人生地不熟的他怀着茫然担心的心情，整夜无法成眠。火车于第二天凌晨驶抵许昌。在黑暗中，日军部队徐徐下车。他随后也跟着下车，在候车室一直等到天色变亮后才敢走到街上，并且遇上生平第一次的美机空袭。下午六点左右，他终于搭上一辆卡车，离开许昌。
12月24日早上，吴思汉终于抵达郏县，见到了戴振本的邱姓朋友。邱姓朋友略感遗憾地说戴振本刚去许昌南方的西平找朋友，然后又关切地问吴思汉要不要先跟他回开封探亲。吴思汉认为郏县比开封更接近重庆，他怕局势万一生变又延阻了前行的时程，于是决定留下来等戴振本。邱姓朋友随即带领他前去拜访郏县维持会的王会长，请他多多观照。王会长了解了吴思汉的背景之后，二话不说，收留了他。
等待戴振本的期间，为了避免与当地日本人发生任何纠葛，徒惹是非，吴思汉整天都待在房间里。尽管如此，麻烦还是躲不掉。有一天，军政部新上任的日籍指导官要他到军政部，横眉竖目地威胁说他一定是共产党，要马上把他送去宪兵队调查。吴思汉为了前往重庆，极力压抑内心的不满，委屈地低头赔罪，最后，终于免去被送往调查的危险。不过，那名日籍指导官仍然命令他立刻回去北京。幸经王会长的活动，当地日军部队情报部随即到维持会展开调查，并且暂时免去吴思汉立即被逐回北京的命运。就在此时，他无意间打听到一条前往国统区的路，于是决定如果出发前还等不到戴振本，就自己一个人出发。然而，好事多磨，就在准备出发前，他却感冒了。考虑到前行路途要面对的艰难险阻，没有健康的身体无法应付，他只好留在郏县养病，同时继续等待戴振本。一个多星期后，他的感冒逐渐痊愈了。戴振本却依然杳无音讯。他下定决心自己一个人出发前往国统区，于是卖了大衣，充当旅费。就在这时，戴振本终于也来到郏县，跟他碰头了。戴振本告诉吴思汉：「就在你离开开封后，我也回到了开封。因为讯息不清楚，我又回去北京，了解状况。在北京，我偶然认识了三位刚从师大毕业的女学生，并且答应要带她们一起前往重庆……」然而，就在戴振本和三位女学生相约会面的农历正月初八前，他却生了病，不便行动。1945年2月20日，吴思汉只好暂缓出发，代戴振本依约前往开封，带那三位刚从师大毕业的女学生，以及同行的两位男生，到日军联络部办理旅行手续，然后于傍晚时分，搭上火车，跨越已经修复完成的黄河临时铁桥，前往郑州。但是，火车在驶离开封七、八公里远的地方脱了轨。他们只好在附近的小站躲避严寒的风雪。第二天早晨，风雪暂时停了，火车却不知何时才能恢复通行。吴思汉于是向附近农家雇了一台牛车，在荒凉而严寒的河南平原摇摇晃晃缓缓前行，终于到了许昌。他们听说，日军与国军又重新开战，国军不战而退，日军已进驻许昌西南方向的方城。北京师大的五名青年男女于是打退堂鼓，坚持要回北京。吴思汉于是自己一个人回去郏县。
吴思汉回到郏县的时候，戴振本的病已经痊愈了。此时，国军与日军在郏县南方的叶县与方城之间形成东西对峙之势。除了南叶县依然属于国统区之外，十之八九的县份都已经成为沦陷区。日军随时就会展开第二次河南战役。第二天，吴思汉和戴振本就假扮成烟草商离开郏县，前往国统区。一路上，他们凭着机智，通过伪军步哨的盘查，经叶县，继续南下方城。当他们来到必经的南叶县临时县政府所在地刘宾花时，日军发动了第二次河南战役。战事既起，他们能不能到后方的国统区就将无法预料，更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到达重庆了。尽管如此，吴思汉心想，路，既然走到这里了，即使命丧他乡，也绝不后退。果不其然，他第一次见到的祖国官员—南叶县县长，经过一番询问之后，竟然怀疑他的举止动作很像日本人，下令当场检查他的脚指。因为长期穿木屐的关系，吴思汉的脚拇指与食指间的空隙也和日本人一样，比一般中国人来得要大。县长因此断定他是日本人。吴思汉再三说明台湾是日本殖民地的事实。县长依然抱持怀疑的眼光，下令将他们拘押。吴思汉望着小窗外头幽暗的夜色，一股无法言喻的空虚与失望的悲哀涌上心头，然后就无法自禁地流泪了。一天又一天，他们持续被软禁着。看守的警察视他们为日军的走狗，极尽所能地轻蔑。他们只能透过草房的小窗遥望未能到达的南方而无奈地长叹着。偶尔，他们会被拘提出去，再次接受心怀恶意的检查。因为想象与现实完全相左，吴思汉寻找祖国的理想几乎幻灭了。
就在这时，事情却奇迹般地有了极其戏剧化地发展。曾经服务于教育界的南叶县县长显然并不是那么无药可救的蛮顸官僚。他一方面把有「日谍嫌疑」的吴思汉和戴振本软禁起来，一方面又派人秘密调查。当他查明事实之后，随即释放他们，并且善意地劝告他们说，日军已攻陷南方的南阳。局势混乱，到处可见土匪掠夺，政府无力取缔，各地都成了无政府状态。你们最好暂时不要离开，等局势稳定下来再做打算吧。他们评估之后也决定暂时留下来观望等待。县长为了弥补先前的误会，也非常亲切地招待他们。在等待中，机会终于来了。有一天，县长介绍他们给一名视察前线各县的河南省政府邢姓参议，让他们跟随有一小队护卫随侍在侧的他，一起前往省政府所在地朱阳关。他们于是避开中日两军正在战斗的南边，往北，沿着伏牛山脉的各县边境，越过一山又一山，走了三百五十公里的强行军，终于平安抵达一派后方景象的朱阳关。稍事休息。他们又在河南省政府协助下搭上军用卡车，前往西安。到了西安，他们又转搭火车前往成都。戴振本去拜访住在当地的叔叔。吴思汉于是自己搭乘巴士，又过十天，终于在离开京都一年三个月后，到达多年来日夜思慕的抗战首都重庆。
在重庆，吴思汉将自己寻找祖国的经历，写成《归国记》一文，并正式以吴思汉之名发表于台湾革命同盟会的机关报《台湾民声报》，并受到宋斐如、李万居、谢南光和李纯青等几位台湾抗日前辈的重视。李万居在题为《如何安置来归的台湾青年》一文特别提到：「吴思汉同志，年龄仅二十一岁，语言不通，去年由倭国本土，经朝鲜、东北、冀豫，备历艰险窘苦，昨始安全到达陪都，投入其所多年渴慕的祖国怀抱，读其所写的《归国记》，字字动人，语语惊心，不禁使人泫然……。」然而，吴思汉参加抗日工作的要求与热情，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再次受到怀疑与陷害。据说国民党特务机关认为，他的那条腿短了一些，应该滚圆的眼睛却有点像丹凤眼，讲的普通话没有闽南话的音素和惯腔，因而怀疑他是日本派来的受过特别训练的间谍，想要用美军飞机把他投落台湾，叫他与阿里山的抗日游击队联系，以配合美军登陆作战，以此堂皇的理由把他除掉。李纯青等台湾抗日前辈十分担忧吴思汉受骗而无谓牺牲，因此设法他在李子坝临江小楼见面，告诉他阿里山没有抗日游击队的真实情况。但是，吴思汉却简单答复说：「我为抗日而来，为什么不可以去呢？为了抗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就是我的信念。」後來，美军的登陆计划改为冲绳。吴思汉得以暂免牺牲，活了下来。
三、别再为祖国担忧！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吴思汉返台后，随即进入李万居任发行人兼社长的《台湾新生报》，担任日文版编译。他经常利用上班之前的空档，教编译部的同事王耀勋（台北市人，日本明治大学肄业），以及广告科的女同事陈枣和李守枝念中文，学国语。渐渐地，陈枣和王耀勋，李守枝和吴思汉便各自发展为一对恋人。读了吴思汉在《台湾新生报》日文版连载的「寻找祖国三千里」的报导之后，李守枝对吴思汉的经历和想法才有了比较进一步的认识。她也观察到，他不但在思想上相当进步，而且在生活上也喜欢像个工人那样简单、朴实，没有一点读书人高高在上的姿态。
吴思汉后来在台北邮局附近开了一家启蒙书店。通过书店，他逐渐认识了南北各地许多追求进步的有志青年，其中之一就是日据时期和皖北的新四军有过联系，当时在全省各地半送半卖从上海带回来的左派书籍和杂志的辜金良（1915-2005）。1946年5、6月左右，他就要求辜金良带他和其他几名青年到大陆寻找到解放区的路。他们在上海台湾同乡会待了一段时间。11月，到苏北解放区的地下航线被切断了。李伟光会长告诉他们，台湾需要人。他们就陆续回到台湾工作。后来，他曾经一度往返奔波于台沪之间。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他决心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于是不惧白色恐怖威胁而回台，並於同年7月由台大医学院助教郭琇琮亲自吸收入党，随即展开活泼的组织工作。
1949年2月，正积极展开地下工作的吴思汉和相恋多年的李守枝克服种种困扰与父亲的反对，结了婚。后来，她怀孕了。他认真想了好久，最后心情沉重地劝她说：「现在局势还不稳定，暂时还不要生。」然后又安慰她说：「等明年，局势明朗了，我们再生好吗？」她听他的劝，拿了小孩。可没想到，他却出事了。
同是1949年春天，吴思汉担任台北市工委会委员，直接领导草山、烟酒公卖局、台北电讯局、第一二三四五街头、士林热带医研所、双园、和尚洲等支部与士林电工厂小组，以及台湾省铁路管理局、铁路局台北机厂、铁路局机务段、松山第六机厂等支部，秘密从事调查研究国军之各种状况，建立台湾「人民武装」，开展兵运，策动军人起义，加强统战工作，运用外围机构吸收党员，扩大革命活动。
10月间，郭琇琮身分暴露，转移至宜兰、罗东一带。年底，吴思汉也因工作暴露而匿居阿里山吴凤乡乐野村少数民族部落，并将转入地下的党人组为「逃亡干部支部」，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50年1月，吴思汉下属「和尚洲支部」的台北市城中区公所户籍员张秀伯在上班时被捕。保密局据供，穷追线索，扩大侦查。4月，郭琇琮转往嘉义，以杂货商为掩护，潜伏活动。5月10日，与吴思汉有关的「学生工作委员会委员兼书记」李水井在嘉义被捕。自同年7月止，保密局陆续逮捕了郭琇琮、吴思汉等51人。一直要到吴思汉从军法处看守所寄出来第一封信之后，李守枝才得知他已经被捕入狱。她于是按规定时间去探监并送吃的东西给他。每次，不论牢房里头有多少人，他一定要平均分给大家吃。有多少人就分成多少份。后来，他设法弄来一把押房的钥匙，并通过外役给李守枝签收回条的时候，送了一小块印有钥匙模型的肥皂给她。她看了那块肥皂，当然可以知道他的意思。但她想了想，并没有把钥匙送进去。她认为就算她把钥匙送进去，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害了他，也就没有照他的意思去做。与此同时，押房里的多数难友也认为逃狱的成功机率太低而反对，所以没有实行这个计划。
9月7日，吴思汉与郭琇琮、许强、王耀勋等十人被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审判官郑有龄判处死刑。那天以后，每天早上睡醒后，他就穿好西装，头发抹整齐，等看守来点他的名字。可是点过名，扫地的外役放出去了。他就把西装脱掉，随手一丢，用闽南话说：「干您娘！还未轮到我，夭寿！」与此同时，他的父亲吴云却不惜变卖家产四处走动陈情，一直到11月27日还向军法局提出题为：「民子思汉以附匪嫌疑被拘押请宽恕处理」的陈情书。但是，第二天，11月28日清晨，当年凭着一颗挚热的爱国心，不计个人前途，冒着生命危险，忍饥受寒，苦苦地寻找祖国三千里的吴思汉，还是在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结构的扭曲历史下，与他的同志们命丧于反共的刽仔手的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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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时间：2022-12-18 01:5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