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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说：“艺术中没有进步的概念，因为不管我们回头看多远，都会发现前人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境界……假如有人认为几个世纪的努力已经使我们进一步接近完美，那将是荒谬可笑的。”与中性概念的艺术相比，历史不但从来不完美，而且还要暧昧得多。虽然历史大体追寻一种进步的路径，但由于我们永远生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上，我们既是历史的导演又是剧中人，这种绝对时空的流动性和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坐标使我们无法穷尽历史的真相。且不必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荣耀，单就美国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十分典型的新兴大国而言，一方面，美国媒介生态学家、《娱乐至死》作者尼尔·波兹曼在《技术垄断》一书中断言，“美国人坚信未来不必和过去相联系”；另一方面，美国通俗历史作家、记者威廉·曼彻斯特则大谈特谈美国的“光荣与梦想”。这种对待历史态度巨大的反差本身就体现了历史的无限魅力。
一般而言，撰写本国人的历史大多难以摆脱“光荣与梦想”模式的窠臼，即通过抚今追昔，在总体肯定本国辉煌历史的同时，以史为鉴，观照当下和未来。而外国人写他国历史，则主要处于一种不同民族和国家间交往与传播的客观需要。历史一如既往充满着复杂性、多面性的魅力。千秋功罪集于一身的李鸿章发出天问，“一万年来谁著史”?中国历史浩如烟海，一篇读罢头飞雪。新近涌现的大陆台湾日本美国四地中国通史雅俗共赏，各有千秋，历史的魅力在此灼灼生辉，堪为典范。四地通史按大陆引进或出版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计有：2014年广西师大引进出版的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2016年华夏出版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国社科院五卷本《中国通史》，2016年年底中信出版集团引进出版的美国《哈佛中国史》，以及2017年春天华夏出版社引进的一部台湾三民书局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姚著中国史》。中外四地中国通史的集中出版汇集成一曲雄壮的交响乐，其本身就昭示着中国历史的大变局正在临近。
第七届北京阅读季期间，大陆台湾日本美国四地中国通史鉴赏沙龙在中信书店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孙晓、华夏出版社副总编辑潘平作为主讲嘉宾与读者一起分享四大中国通史的精华。资深媒体人张彦武作为特邀嘉宾主持了本次沙龙。
作为新近中国通史的佼佼者，四套通史都是有全球视野的。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美国《哈佛中国史》域外看中国乃情理之中。对于前者，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先生说：“在国际中国史研究中，日本学者有独特的优势，形成了自己学术风格和学术传统。由于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不同，西洋人、东洋人观察中国历史的角度和兴趣、重点也不同，所以，在许多方面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对于后者，20世纪90年代初清史研究专家朱维铮教授对《哈佛中国史》的主编、汉学家卜正民所说的一段话启迪了这套书的创作，“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大陆社科院五卷本《中国通史》成书时间最晚，材料新颖，体例独特，全书用100个专题叙述了从中国境内的人类起源到晚清的中国历史。其除了大篇幅讲述现今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政权如吐蕃兴衰以外，还有丝绸之路、世界都会长安、敦煌、唐朝对外文化交流、西辽建国、海上丝绸之路、马可·波罗与中国、郑和下西洋、海疆与互市、耶稣会士来华、白银资本等大量专题专门介绍中国与域外的交往。《姚著中国史》虽然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出版作品，但作者姚大中先生在《前言》里特意强调超越中国本土的视角：“中国在世界非为孤立，应该从叙述空间适度再扩大。本国人笔下的本国史，容易主观而作身在其‘内’的环顾，观察自有所局限。外国人置身事外，自上鸟瞰的客观性系其长处，但究竟非中国人，透视深度不够或只见屋顶未及屋内，又或存在先入为主偏见时，便非只遗憾而已。于适切今日时代的历史观点之下，调和中外双方的治学方法与态度，又非不可能办到”。这一点殊为难能可贵。这四部中外通史全球视野差别在于，大陆台湾的中国通史由于本身的位置只能是“守正出奇”，日本美国的中国通史则“以奇为正”。两方面互为补充，把中国的里里外外看的更加透彻、清晰。
从创作者角度来看，大陆社科院五卷本《中国通史》、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美国《哈佛中国史》都是集体撰稿，台湾版《姚著中国史》则是姚大中先生一人独自创作。大陆社科院五卷本《中国通史》和美国《哈佛中国史》每卷都是由这个历史时段专业历史学者撰写的。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则不一定由历史领域学者创作，大家各写各的，保持最基本的形式上的一致，至于内容上作者最大限度地放开来写。姚大中先生是台湾东吴大学教授，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后在日本大东文化大学专职研究中国古代史。这种学术背景使得《姚著中国史》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汇聚大陆台湾日本苏联多地研究成果；二是叙述语言古雅，钱穆遗风再现。
从创作目的来看，大陆社科院五卷本《中国通史》、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美国《哈佛中国史》都是学者写给大众的中国通俗历史，希冀充当联结学术研究与大众阅读的桥梁。因此，它们都规避了专业历史著作的艰深晦涩，语言比较通晓流畅，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台湾版《姚著中国史》则是创作者集传统士人风骨与匠人精神于一身的产物。姚大中先生对中华文明饱含热情而又异常冷峻。他耗尽毕生精力独自创作了《姚著中国史》这部生平唯一恢弘巨著，奋力在中华历史长河中撑篙前行，寻找中华民族卓越向上的力量。同时，他毫不忌讳中华文明的中衰，并在《后语》中告诫后人，“中国历史是伟大的，但没落的世家子而尽缅怀昔日荣华，表示的惟是懦弱。知耻庶近乎勇。忘怀历史的民族注定灭亡，顾影自怜或自怨自艾，又或只会自打嘴巴，同样为没出息”。颇具古典之美。
此外，四种中国通史在创作体例、材料使用、跨学科研究等方面各有千秋。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美国《哈佛中国史》由于初衷都是写给本国大众看的，可能是为了规避理解异域文化的困难，二者都按照中国历史的时间顺序来安排。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按时间顺序共分十卷，《哈佛中国史》丛书共六卷，分秦汉、南北朝、唐、宋、元明和清六个时代分野。大陆社科院五卷本《中国通史》则打破一般编年体历史的窠臼，结合重要历史事件和文物用100个专题讲述中国历史。台湾版《姚著中国史》则是在民族史、边疆史方面独辟蹊径，它在全部五卷中单独用两卷——《古代北西中国》《南方的奋起》从地理学视角诠释中国历史。在新材料使用方面，大陆社科院五卷本《中国通史》近水楼台先得月，许多最新的考古发现都囊括其中。而美国《哈佛中国史》在引用史料时往往有中国人创作时意想不到或者不太关注的地方。在跨学科研究方面，美国《哈佛中国史》比较突出，其涉及天文学、地理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气候学、环境史等多个学科。而台湾版《姚著中国史》不逞多让，作者在《后语》中说得很明白：“传统历史偏向于政治史的叙述，但人类活动非限于政治层面，则同时也应该注视当时人的社会、经济生活。还有，今日发达的考古学，应该可以加以利用，以改变传统专凭文献资料的习惯。同样，社会学、地理学等诸学问，又何妨与历史学结合，对历史解明，应该只有帮助，而不致拒斥”。
总体来说，由于写作者的学术背景不同，不仅价值取向有很大的差别，而且现实关怀也根本不同。大陆社科院五卷本《中国通史》关注的是中国崛起的大问题，因此，基本上以中国历史上的大转折、大事件、大趋势为叙述终点，而且将叙述史学与分析史学结合起来，有利于深化读者的历史认识。台湾版《姚著中国史》受到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影响，对周边民族、周边国家的叙述分析有独到之处，是其他几部通史所不及的。《哈佛中国史》改变了以往“单线”的书写方式，在几乎每一卷中，都专门设有一章讨论社会史意义上有关宗族、亲属、性别、日常礼仪的内容，比过去通史提供了更加立体的图景，使历史不再是严肃却刻板的单一向度。在历史文献的运用方面，《哈佛中国史》虽然引用了一些边缘文献，但对中国正史文献的重视不足，尤其是对中国学者近来的研究成果关注严重不足，使历史停留在叙述的层面，分析层面显得不足。此外，在读者接受的过程中，审美距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国外历史学者的中国史在国内受到大众欢迎，在于他们不同于中国久已习惯的历史观念、叙述方式和评价立场，这种审美异趣让看惯或读厌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读者感到别有一番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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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时间：2022-12-23 09: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