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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是世界脊髓灰质炎（下称脊灰）日。今年以来，全球多个已宣布无脊灰病例的地区先后爆出确诊病例或发现脊灰病毒，野生脊灰病毒的依旧存在以及部分地区衍生病毒的循环突变，也引发公众对脊灰再次肆虐的担忧。
目前，全球范围内除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个野生脊灰病毒流行国家外，仍有34个脊灰暴发国家和8个存在严重脊灰复燃风险国家。中国也是世界卫生组织（WHO）认定的存在严重复燃风险的国家之一。
接种疫苗被医学界公认为是预防脊灰最经济有效的方式，经过三十多年的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接种行动，全球脊灰病例减少了99.9%以上，消灭脊灰行动正处在 “最后一公里”的艰难阶段。综合多位脊灰病毒专家介绍，消灭脊灰工作还面临野生毒株仍未消灭、疫苗衍生病毒的循环突变以及新冠的大流行对正常疫苗接种行动的影响等问题。
WHO消灭脊灰项目主任艾丹·奥李瑞（Aidan O’Leary）看来，突破全球消灭脊灰行动的“最后一公里”，关键不仅是对脊灰病毒的控制，更而在于从源头上阻断病毒传播，让每个地方的每个儿童都不再面临传染风险。他表示，这需要全球消灭脊灰行动（GPEI）克服诸如交通不便、基础设施不健全乃至灾难战争等重重困难，找到那些最难触及的儿童，让每一个儿童都能公平享有这项卫生服务。
2011年12月，一个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小组在印度一个村庄进行家访。受访者供图
脊灰复燃
根据国家卫健委官网介绍，脊灰是由脊灰病毒引起的传染病，多发生于儿童，俗称“小儿麻痹症”。感染脊灰病毒的患者大部分没有发病症状。4%～8%的感染者可出现上呼吸道感染、胃肠道或者出现神经系统症状。1%～2%的感染者出现累及脊髓前角灰质、脑及脑神经的病变，导致肌肉麻痹，留下终生残疾甚至死亡。
脊灰病毒属于人人易感病毒，对免疫力较低的低龄儿童危害较大。这类病毒主要由口进入胃肠道，通过粪便排毒，借助被污染的食物、用具、手等传播。病人、隐性感染者和病毒携带者都是脊灰病毒的传染源。
对于脊灰的预防主要是通过接种疫苗来实现。1988年，GPEI成立之初，脊灰曾遍及全球超过125个国家，每年导致35万人瘫痪。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GPEI已经为超过30亿儿童接种了脊灰疫苗，2000万人避免因脊灰而瘫痪。有两种型别的野生脊灰病毒分别在2015年和2019年被消灭。脊灰也有望成为继天花之后第二个被人类消灭的疾病。
但在今年，多个已被认证为无脊灰的国家出现脊灰病例或检测出脊灰病毒。3月，耶路撒冷的一名四岁男孩确诊感染脊灰，这是以色列自1989年以来的首个病例；6月，英国伦敦的污水检测中发现了脊灰病毒，是该国时隔40年再次发现脊灰病毒；7月，美国纽约州确诊一名因感染脊灰瘫痪的病例，也是近10年来美国发现的首例。
此外，近期马拉维和莫桑比克也分别检测出输入性野生脊灰病毒，均与巴基斯坦的一种脊灰毒株相关。
在上述情况中，在卫生条件较好、多年无脊灰的发达国家中发现脊灰病毒和病例，加剧了人们对病毒“死灰复燃”的担忧。盖茨基金会脊灰项目副主任迈克尓·戈尔韦（Michael Galway）表示，对于欧美地区发现的脊灰病毒，目前尚不清楚病毒源头，但很可能与中东地区的病毒传播有关。
如若脊灰大面积复燃，中国也很难“独善其身”。早在2000年，中国就被WHO认证为无脊灰国家。但11年后的2011年，曾在新疆地区确诊21例脊灰病例；2019年四川凉山又检出疫苗衍生脊灰病毒；今年10月20日，艾丹·奥李瑞在一次线上会议上表示，2021年也曾在中国监测到脊灰病毒。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两个野生脊灰病毒流行国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均毗邻中国，2011年新疆暴发的脊灰毒株就来自巴基斯坦。
脊灰何以难消灭？
目前已知的脊灰病毒，按其抗原性不同，分为Ⅰ型、Ⅱ型和Ⅲ型，按照病毒的来源分，主要有野生脊灰病毒和疫苗衍生脊灰病毒。相应的脊灰疫苗主要有两大类：减毒脊灰疫苗（OPV）和灭活脊灰疫苗（IPV）。根据接种途径不同，OPV分为固体（糖丸）和液体两种，口服接种，IPV为注射接种。
据国家卫健委官网，OPV是用野生脊灰毒株减弱病毒毒力后制成，含有脊灰减毒活病毒。IPV通常是由脊灰野生病毒株经灭活制成。两种疫苗各有优劣，前者的优势是便于储存和运输，形成抗体后对病毒的防御能力较强，但在少数情况下会导致病毒的再次传播；后者则是接种过程比较安全稳定，但防御能力相对较弱。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转化医学研究院院长徐建青介绍，在减毒疫苗安全性较好的前提下，个体口服减毒脊灰疫苗，在活化免疫应答和形成抗体的过程中有一定的时间差，在此期间，通过消化道排出体外的减毒病毒，可能在返回到自然界后发生循环突变；另外口服减毒疫苗中含有的减毒病毒，也可能在免疫保护能力较弱或者存在免疫缺陷的个体中不断复制，发生循环突变，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形成疫苗衍生脊灰病毒。
8月，英国卫生安全局发表声明，在伦敦污水样本中检测到病毒属于疫苗衍生的Ⅱ型脊灰病毒；9月，美国疾控中心称，纽约州发现的脊灰病例病毒也是疫苗衍生病毒。据悉，除了这两国，疫苗衍生病毒也引起了脊灰在非洲、中东和亚洲部分偏远地区的持续发生。
不过，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WHO西太区消灭脊灰证实委员会委员王宇告诉新京报记者，减毒病毒的循环突变主要体现在病毒的毒性不断增强，但目前已知的疫苗衍生脊灰病毒的毒性均弱于野生脊灰病毒。这意味着，基于防御野生病毒接种的脊灰疫苗，对于疫苗衍生病毒也具备防御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前文提到的美国和以色列的确诊病例，此前均未接种脊灰疫苗。徐建青表示，疫苗衍生脊灰病毒虽然毒性相对野生病毒弱，但通常传播速度并不会减慢，这对于未接种疫苗的人群来说，存在较高的感染脊灰的风险。
与此同时，野生脊灰病毒也从未消失。据了解，目前全球范围内尚有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个野生脊灰流行国家，多年来的区域冲突、相对落后的卫生基础设施、自然灾害等，都成为这些国家消灭野生脊灰病毒的阻力。
艾丹·奥李瑞介绍，仅就今年夏天来说，巴基斯坦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洪灾，超过3300万的人口和四分之三的地区都受到了洪灾影响。洪灾加剧了包括脊灰在内的多种疾病的暴发，在灾民临时安置点以及供水和卫生设施被破坏的地方，疫情尤为严重，消灭脊灰行动也因为灾情被迫中断。
近年来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也给脊灰消灭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今年7月，WHO官网刊文称，新冠疫情扰乱了既往的包括脊灰疫苗在内的多种疫苗的接种服务和供应链，资源被用于抗击新冠的工作，封控措施影响了疫苗接种服务的可及性和可得性。
WHO还称，过去12个月中，由于疫苗接种率不足，暴发了本可避免的麻疹和脊灰疫情。另有数据显示，与2019年相比，至2021年有670万儿童漏种了第三剂脊灰疫苗。
2020年9月，巴基斯坦的一名儿童在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受访者供图
如何完成“最后一公里”？
综合多位脊灰专家介绍，并非所有的传染病都具备消灭条件，而脊灰通过全世界的适龄儿童接种已经具备广泛可及性的疫苗，可以有效阻断传播。
另外，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消灭脊灰具有很好的成本效益。王宇分析，全球每年大概有1.4亿新生儿，约4亿儿童需要接种疫苗。这些疫苗的生产、运输、储存、接种，接种后的监测以及疫苗毒株的突变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巨大的医疗资源成本支出。脊灰消灭后，这笔开支可以大幅缩减。
在艾丹·奥李瑞看来，突破全球消灭脊灰行动的“最后一公里”，关键不仅是对脊灰病毒的控制，更在于从源头上阻断病毒传播，让每个地方的每个儿童都不再面临传染风险。他表示，这需要GPEI克服诸如交通不便、基础设施不健全乃至灾难战争等重重困难，找到那些最难触及的儿童，让每一个儿童都能公平享有这项卫生服务。
此外，中外的脊灰专家均提及，在消灭脊灰行动中，监测工作的重要性。艾丹·奥李瑞说，灵敏的环境病毒监测系统，可以在诸如废水、污水等环境中及时捕捉到任何病毒传播的信号，可以给人们提供预警和堵上缺口提供时间窗口。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研究员温宁也曾公开表示，为防范脊灰病毒输入的风险，还要保证高质量的急性弛缓性麻痹病例监测系统运转质量，强调了人群监测的重要性。
作为人口大国，中国也在积极参与全球消灭脊灰行动。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糖丸”——口服减毒脊灰疫苗，脊灰发病率随之大幅度下降，至 2000年，中国成为无脊灰国家。
此外，王宇也曾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他介绍，早在2011年，中国就派遣专家参与到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地的消灭脊灰行动中；2012年又派出了包括其本人在内的十位专家到巴基斯坦，直接参与WHO的消灭脊灰活动。
王宇说，中国已经将脊灰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实际接种率超95%，而且多年保持了无脊灰状态，取得了较好成绩。伴随全球范围内的消灭脊灰接近最后阶段，中国也将逐步推进以4剂次的量的IPV取代目前的2剂OPV 2剂IPV的疫苗接种方式。据盖茨基金会统计，口服脊灰减毒疫苗是目前全球使用最广泛的脊灰疫苗。这意味着如果不停止口服减毒脊灰疫苗的继续接种，则很难实现脊灰病毒的全面消灭。
中国大陆的脊灰疫苗接种方案，经历过全剂次的OPV到1剂IPV 3剂OPV再到现行的2剂IPV 2剂OPV的阶段。目前，包括江苏在内的部分省级区域已公开宣布将启动全剂次的IPV疫苗接种方案。
徐建青告诉新京报记者，在疫苗稳定安全的前提下，从免疫学的角度，OPV IPV的疫苗序贯接种方案实际上很可能比全剂次的IPV所形成的免疫效果更好。在国内无脊灰的背景下，4剂次的IPV在接种过程上更加安全，也避免了疫苗衍生病毒的问题。
“消灭脊灰意味着，未来除了极少数机构保留少量病毒作为病毒学研究和预防意外情况，人类社会中的所有毒株不管是野生的还是衍生的，都要消除，即便是疫苗中的减毒病毒也要被消除。”王宇说。
新京报记者 吴小飞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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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时间：2022-12-23 11:5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