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历史上，涌现出了不少“妄人”。
尽管这些人自身的水平和能力都非常有限，但他们却有着过人的“胆量”与遥不可及的人生奋斗“目标”，以至于竟也敢在一切皆无的情况下将此付诸于行动。但往往，这些“妄人”的结局都是异常的悲惨，并且无一例外，都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为后世所耻笑。
雍正朝时期的“落魄教书匠”曾静，便是这其中的典型代表。
身为一介乡野教书先生的他，仅仅是凭借一本带有“反清复明”思想的书籍，以及雍正曾经政敌们所散播的流言蜚语，就敢“自成一家学说”，不仅对于列举了雍正所谓的“十大罪状”，更是策动当时手握重兵的岳钟琪起兵谋反。
面对如此“妄人”，雍正还是给予了宽容，保全了曾静的性命，可在雍正去世后，继任的乾隆皇帝则没有选择放过曾静，进而将其凌迟处死。
曾静也就这样，最终还是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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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静放着“教书匠”不当，偏偏要当“思想家”与“反清斗士”。
曾静，清湖南永兴县人，号蒲潭先生，以教书为生，其生性迂腐、不切实际，喜欢谈论宋明理学，对程颐、朱熹等人推崇备至。
实际上，曾静之所以有如此的性格，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其所处环境。
正是由于其生长、生活与乡野之间，长期处于“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状态，对于外部的事物接触与了解的渠道又非常有限，而周围人的文化水平又普遍不怎么高，甚至远不如他，这直接导致其迂腐、盲目、自大、狂妄的性格特点。
同时，除了教书，曾静所学所会也再无其他用武之地，这也使得他也只懂得高谈阔论，而再无其他治世之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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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两股“思潮”对于曾静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其一，便是吕留良的“反清复明”思想。
吕留良，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虽不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那样有着显赫的名望与后世的影响力，但在当时，也有着众多追随者，特别是其“华夷之辩”“反清复明”的思想以及他“拒仕为僧”的行为，得到了不少人的推崇。
曾静当年在靖州府应试时，偶然间拜读过吕留良所做的文章，从而接受了其“夷夏之防”等观点。在此之后，为更深入地了解吕留良的学说，曾静便派门生张熙前往浙江的吕留良家中去访求书籍。当时吕留良已经病逝，其子吕毅中便将吕留良的著作全部赠予张熙。
而曾静得到吕留良的著作后，便将其中的核心观点进行了总结与提炼，汇集成一本名为《知新录》的小册子，形成了自己一套“反清复明”的思想主张。
“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翻复。”“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
于是曾静开始高举“夷夏之防”的旗帜，到处进行宣扬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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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就是来自于雍正政敌们所散布的谣言。
雍正四年（1726年），皇位已然稳固的雍正开始对于他那些参与了“九子夺嫡”的政敌兄弟们展开了最为严厉的清算与报复，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皆在这一年被雍正削宗夺爵、圈禁至死，其家人与同党也尽皆遭到了流放。
而正是这些被雍正流放之人，在其发配流放的过程中，不断散播雍正的各种“谣言”，比如雍正矫诏篡位、残害兄弟、贪得无厌等，将雍正刻画成一代“暴君”，再加上不断的“添油加醋”，使得雍正在民间的形象是一落千丈。
正如雍正日后所说的：
“曾静等僻处乡村，为流言所惑。其捏造谤言之人，实系阿其那、塞思黑门下之凶徒太监等，因犯罪发遣广西，心怀怨忿，造作恶语，一路流传，今已得其确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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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曾静对于这些流防之人所讲所说，是深信不疑的，并且经过他的总结与加工，他将雍正的“罪行”，归纳为了十条，即
“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控。”
同时，曾静也将雍正描述为“历史上少有的暴君”，以此进行宣扬传播，鼓动广大汉人团结起来推翻雍正以及推翻整个清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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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已有了“思想”，接下来，曾静开始付诸行动了。
雍正六年（1728年），曾静派自己的学生张熙带着自己的书信前往岳钟琪大营，在列举雍正“罪状”的同时，还提醒岳钟琪不要忘记自己是“抗金英雄”岳飞的后代的身份，应该以民族大义为重，起兵反清。
当然，岳钟琪并没有“傻”到仅凭借一介教书先生的“妄人妄言”就行此大逆不道之事，于是他将整件事情的经过连同曾静的书信一并上奏给了雍正，曾静也随即被雍正抓回北京进行审问。
而这便是在雍正朝时期非常著名的“曾静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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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还在扬言推翻雍正，可最终曾静却成为了雍正的“宣传推广员”。
被雍正逮捕入狱后，曾静对于自己的此前的行为是供认不讳，并且主动坦言自己却有“反清复明”的思想，也承认了自己写信给岳钟琪鼓动其造反。
这个时候的曾静，至少从精神与气节上来说，还是可圈可点的，他敢于承认的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愿意为其负责。要知道，“谋反”在清朝可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处罚是相当的严苛与残酷，根据《大清律例》：
“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年十六以上皆斩。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
或许这个时候的曾静，真的也想过成就自己一代“反清义士”的“美名”，然而雍正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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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雍正对于“曾静逆案”的态度与表现，实际上与电视剧《雍正王朝》之中的演绎是颇为相似的。
雍正没有过分的为难曾静，也没有动用重刑，而是选择亲自审问曾静，了解事情的原委。而在曾静将一切招供后，他也没有按照《大清律例》，将曾静等人明正典刑，反而是将其留在自己的身边，让曾静仔细观察自己的实际情况，可以说是“现身说法”来戳破曾静所谓的“雍正十罪”。当然，这其中有不少是雍正的“表演”，就是刻意做给曾静看的。
结果，在雍正这番极度出人意料的举动下，曾静彻底“黑转粉”，成为了雍正的一介“小迷弟”，对于此前自己错误的思想与行为是大呼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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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雍正做了三件事情。
首先，对于曾静思想主张的核心影响人物吕留良，雍正予以了严惩。
尽管吕留良已经去世多年，但还是被雍正开棺戮尸、挫骨扬灰，其家人与学生弟子，或处死、或流放，吕留良的所有著作也尽皆销毁。此也成为雍正朝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桩“文字狱”案，并且还留下了吕留良遗孤吕四娘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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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雍正亲自编写《大义觉迷录》，并向全国印发颁布。
“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
雍正编写这本书的初衷本是要驳斥曾静所谓的“十大罪状”，并对曾静所指责以及民间流传的关于自己“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控”的“罪行”，分别进行澄清。然而这种近乎于“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举动，无疑是将事情越描越黑，最终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成为了雍正一生之中做的最为“糊涂”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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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就是免除了曾静的罪过，并让其到民间宣讲《大义觉迷录》。
在雍正看来，曾静等人的过错仅仅在于
“乡曲迂妄之辈，不足为大患。”
所以，并没有对其进行严惩，反而在见到曾静悔改后，对其予以了重新的“重用”，让其成为了《大义觉迷录》的“宣传推广员”，让其将在宫中期间对于雍正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在民间进行宣传。
结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曾静辗转于南方各省之间，对《大义觉迷录》进行“巡讲”的同时，还不忘对雍正进行着歌功颂德，直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皇帝去世，这项工作才宣告终结。而在此期间，曾静的表现绝对可以用兢兢业业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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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曾静的“幸运”结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岳钟琪却险些因此丧命。
雍正十年（1732年），岳钟琪的部将在哈密遭遇偷袭，遭遇“小败”，然而在雍正的暗示与支持下，朝中大臣开始疯狂弹劾岳钟琪。
就这样，岳钟琪被罢职议罪，并且还被判以“斩立决”，后来雍正念其功勋以及“岳飞后人”的身份，改为“斩监侯”，进而将其投入大牢，直至雍正去世，也没有被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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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雍正之所以要对待功勋卓著的岳钟琪，实际上与“曾静逆案”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雍正担心“曾静逆案”不会只是个个案，后续仍有发生的可能。毕竟，岳钟琪是“民族英雄”岳飞的后人，在加上其手中掌握着大量的军队，但凡想要“反清复明”的人，都会想到岳钟琪。如果在这之后，真的有越来越多的人劝谏岳钟琪造反，那么谁也不敢保证，岳钟琪在反复的劝说与利益的诱惑，甚至是民族大义的感召下，不会起兵。
再加上岳钟琪不同于出身于汉军旗籍、又与雍正有着亲缘关系的年羹尧，他是彻彻底底的“汉人”，所以雍正对其是不得不防。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将岳钟琪拿下并就此囚禁，也可以算是雍正“防患于未然”的一种方式，而曾静此前的行为，无疑是给雍正提了一个醒，让其放下了对于岳钟琪的信任，转为了提防。
由此可见，岳钟琪算是被曾静所彻底“坑”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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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登基，曾静也迎来了自己的末日。
在颁布《大义觉迷录》的同时，雍正也曾留下旨意来“保护”曾静：
“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戮。”
然而，伴随着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的去世，继任的乾隆皇帝却并不打算放过曾静，原因便是在于这本《大义觉迷录》。
正如前文中所说的，《大义觉迷录》并没有让雍正在民间的形象有所好转，也没有就此实现对民间种种谣言的辩解，反而是整个事情“越描越黑”，造成了极为负面的效果。
这些皆被乾隆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于是在其刚刚登基的时候，便下旨叫停了《大义觉迷录》的宣讲，并将其进行收回。
“大义觉迷录、著照尚书徐本所请，停其讲解。其颁发原书，著该督抚汇送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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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乾隆也没有忘记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曾静，如果不是他的主张和观点所产生了恶劣影响，雍正也不至于会做如此“糊涂”之事。
于是，乾隆并没有按照雍正此前旨意的要求继续“保护”曾静，而是以“诽谤先帝”的罪名重新将其抓捕，并且曾静以及包括此前送信给岳钟琪的张熙等一种曾静弟子，尽皆凌迟处死。
就这样，曾静算是为他此前所有的“狂妄”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弟子也跟随着他一齐遭了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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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曾静的人生经历，与清朝末年“太平天国”的开创者洪秀全，颇有几分相似。
他们二人，一位是落魄的教书匠，一位是落榜的秀才，皆是对现状极为不满之人。而他们也都是在偶然间获取了新的思想，曾静吸取的是吕留良“反清复明”的思想，洪秀全则是接受了基督教教义，从而也都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与思想，加以传播，并且就此开始落实到“反清”的行动中去。只不过，与洪秀全相比，曾静更像是在“自我陶醉”与“自娱自乐”，其影响力与号召力，远不能与洪秀全开创的“太平天国”相比拟。
而这更加凸显出了曾静作为一介“妄人”的本质，即过分的迂腐、盲目、自大、狂妄，全然不顾自身的实力与影响力，并且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敢毫无顾忌的将自己的想法付诸于行动，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害人害己。
就这样，曾静为他的“妄人妄言”与“狂妄之举”付出的惨痛的代价，而他也就此成为了历史的笑柄，为后人所不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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