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已经改变，日本的性同意年龄却仍保持在一百多年前的13岁，这才是令和时代真正的恐怖片。
为了分享生活，3个12岁的女孩创建了各自的社交网络账户，上传了自己照片。10天内，共有2458名成年男性发来了私信表示喜欢。
随着交流的深入，这些男性开始变本加厉：突然在视频聊天中自慰、发送自己裸露的生殖器照片要求“交换”，当女孩们发送了假的裸照作为回应时，他们立马威胁要将这些照片发到网上，除非女孩提供更多裸照或线下见面……
这是捷克纪录片《SNS——女孩们的十天》里的真实故事，3名年轻成年女性在精神病学家的指导下伪装成12岁女孩，揭露出现实世界里恋童癖的阴暗一隅。
今年4月，该片在日本上映，这群男性的共同点很快呈现在观众面前：他们都狡猾地认为，只要对象年满12岁，就是你情我愿的恋爱，不会受到法律制裁。
该影片很快引发了热烈讨论：日本的性同意年龄是13岁，这一年龄限制几乎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针对13岁以上青少年的性犯罪也往往被归于猥亵或判定无罪。
《SNS——女孩们的十天》海报 图片：网络
《文春在线》在今年6月报道过这样一起案件：A女士从小父母离异同母亲居住，13岁那年，亲生父亲邀请她参加活动，随后在车里猥亵了她。虽然A女士事后马上报警，但警察却认定她有拒绝能力：“你完全可以从车里爬出去，但你没反抗，所以无法证明对方犯了猥亵罪。”
这样仅用年龄判断是否发生性犯罪的案件在日本比比皆是。警察只是遵照13岁的性同意年龄执法，却忽略了在成年人压迫下，未成年人往往没有拒绝的权利。
13岁，最低的性同意年龄
在日本，13岁的性同意年龄是自明治时期以来定下的规矩。
1907年，日本《刑法》颁布，第177条规定，任何情况下与13岁以下儿童发生关系、或是以殴打、威胁等手段强迫年满13岁的对象发生性关系，都属于强行性交罪，将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之所以定在13岁，是因为同年日本义务教育从小学四年级扩展到小学六年级，许多儿童会在13岁时步入社会。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时代的变动并未能带动这一年龄的提高，日本的性同意年龄几乎是发达国家中最小的。德国、意大利为14岁；法国和瑞典为15岁，加拿大、英国、西班牙、芬兰等为16岁；美国则为16~18岁。
而在2020年，曾与日本一样、性同意年龄定为13岁的韩国发生了震惊社会的“N号房事件”，为保护未成年人远离性剥削，韩国政府加速了立法进程，将这一年龄限制从13岁提高到了16岁。
2020年3月25日，韩国首尔，韩国“N号房”头目赵周斌离开警察局，将被移交检方作进一步调查 图片：CFP
日本未成年人受到性侵犯的案件也不在少数。自从2008年联合国建议日本提高性同意年龄后，有关性犯罪法律是否应该与国际接轨的讨论也一直存在。2017年，有110年历史、针对性犯罪的刑法条例首次修改，规定无论儿童是否同意，父母或监护人猥亵18岁以下儿童或与之发生性关系属于刑事犯罪，但这次修改没有涉及提高性同意年龄，也没有对教师、上司、教练等指导员（即在青少年成长中担任教导、监护工作的从业者）角色的性犯罪作出更严格的应对措施与惩罚规定。
2020年9月，静冈县沼津市的伊崎中学校长山本英仁（52岁）袭击并绑架了一名12岁女孩，对她进行猥亵并录制成视频，此前，他还猥亵过一名13岁的女孩。今年6月，29岁的大丸侃广因猥亵罪被捕，他曾支付给一名13岁女孩5万日元，要求她签署“奴隶合同”，并“永远保持忠诚与服从”、“担任专属奴隶”，随后对她进行长期猥亵。
随着类似案件不断被曝光，日本国内对提高性同意年龄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日本小学生 图片：CFP
被法律阻挡的“真爱”
《文春在线》曾指出，科学和经验证明，哪怕是成年人，被置于压迫境地时会愣在原地不知所措，不敢逃跑。对于16岁以下的儿童来说，通过行动来拒绝成年人的性挑逗几乎是不可能的。
2020年8月，由性暴力受害者组成的NGO组织Spring在网上进行了一份面向性暴力受害者的调查。结果显示，约6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事后无法立即明白自己遭到性侵害，意识到这一点的平均时间约为七年半。且要是发生性侵害时不满6岁，有超过40%的人更是花费超过11年。
对此，目白大学的专家斋藤梓分析称，这是因为“儿童无法认识到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通常，侵犯他们的是熟人，与'突然被陌生人袭击'的印象不符，需要更久反应时间。”另外，只有16.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联络警方。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几名来自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日本学生创建的“Your Voice Matters（你的声音很重要）”组织，自2020年7月起在请愿网站Change.org上发起了提高性同意年龄的请愿。11月20日，他们将4万个签名和一封请求信交给了法务大臣上川阳子，信中敦促政府将年龄提高到16岁，因为13岁过于年轻，而且初中课程中没有涉及如何进行性行为的知识。
Your Voice Matters（你的声音很重要）发起的提高日本性同意年龄请愿 图片截图自Change.org
民间呼声越来越高，政府也有所行动。
去年6月，法务省成立了专门工作小组，讨论《刑法》中涉及性犯罪条例的修正案，并召集许多性犯罪受害者进行了16次会议。在今年5月21日提出的草案里，除了讨论进一步审查性关系中的恐吓暴力行为、设立利用地位或人际关系进行性剥削的罪行外，还提出了“提高性同意年龄应该更多考虑其和刑事责任年龄的关系，以确保一些非刑事行为不被纳入惩罚范围”。
今年5月，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成立了同议题工作小组（WT），性同意年龄也被纳入讨论范围。然而，还没等工作小组得出结论，一名参会人员的发言便让人大跌眼镜：5月10日，立宪民主党众议员本多平直在会上反对该提案，并指出“如果一个50多岁的人和一个14岁孩子在恋爱的情况下发生性关系，这样却被算作违法很奇怪。”
他还表示，（小组成员）根本不懂现在人们的恋爱方式：“现在有很多案例，一个14、15岁的人很可能要求一个23岁的人与他发生性关系。女权主义者总认为，男人会欺骗她们来发生关系，但时代在变化，人们谈恋爱可能是为了钱、为了兴趣，也可能是因为爱。”
本多平直在国会 图片：朝日新闻
本多平直很快为他的不恰当发言付出了代价：立宪民主党暂停了他一年的党籍，随后他在7月28日宣布退党——但和他持有一样想法的人实则并不在少数。在他们看来，提高年龄会阻碍年龄差距较大情侣之间的“真爱”，另外，高中生也可能会与同龄人谈恋爱并发生关系，将这些全部归结于强迫性交罪有些不妥。
在网上，甚至还有网民表示“有防止淫乱条例就够了”、“小孩子也是有性欲的”、“大妈们是在嫉妒年轻人吗？”
最终，立宪民主党的工作小组并未通过提高性同意年龄的提案，法务省讨论小组在5月拟出的报告里也未曾提及该问题。
缺失的性教育
然而，在不少专家看来，“真爱”的说辞不过是性剥削者的谎言，日本真正缺乏的，不止是面向未成年人的性教育——不少人更没有意识到，13岁到15岁的儿童根本没有性同意能力。
在日本，性教育教材于1992年引入中小学，但常年来一直处于缺失状态。
这些教材是由文部科学省制定，但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答。例如，只讲述“月经”和“射精”的含义，却不解释何为“性行为”和“受精”。因此，儿童会从朋友、交往对象、成人色情视频里获得充满“暴力、统治与征服”的错误性知识，还会认为性是一件羞耻的事。
去年的畅销书《我家开始性教育了》作者村濑幸浩就表示，世界上大约60%的色情制品是在日本生产的，日本甚至被称为“性产业大国”。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性教育=色情”和“性教育=性”的误解，日本的成年人是如此，更别提教孩子了。
村濑幸浩与他的新书《我家开始性教育了》 图片：朝日新闻
从事性教育20多年的助产士百名奈保也表示，性教育课程与方法往往因学校而异，不仅内容不充分，还多为男女分开进行：“一些成年人认为，男女一起谈论月经很尴尬。”
落后还体现在避孕问题上。在日本，紧急避孕药是难得一求的处方药。“在其他国家，你可以在药店免费买到紧急避孕药，但在日本，你必须去看医生，花上2万日元，这个障碍高得离谱。就像男性总是把自己理想中的女性形象强加给我们，认为日本女性应该是纯洁、天真和温柔的。”开发了印有相关知识的性教育卫生纸的创业者鹤田七濑说。
图片：CFP
《文春在线》的报道则称，中小学里不充分的性教育，会让女孩从小承受怀孕、堕胎和生育的风险，这对于成长极其不利，因为孩子很难单独去看妇产科，也可能无法告诉别人她怀孕了，甚至会独自分娩并遗弃新生儿，从而犯下“保护责任者遗弃罪”（即有保护责任的人擅自抛弃需要帮扶的婴儿、青少年、残疾人或病人等）。
“特别是当未成年人的性伴侣是成年人时，双方根本没有平等可言，而这是性同意的前提条件。成年人利用儿童的不成熟，以‘真爱’为名对他们进行性剥削，甚至误导儿童让他们相信自己已经‘性同意’。对于处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而言，如果恋爱关系是真挚的，那感情应该是无性的。”
此外，网络的飞速发展、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更是加剧了日本的青少年性剥削问题。
新冠疫情爆发的一年多来，日本低收入人群数量超过1000万，一半的单身母亲生活在相对贫困中，七分之一的儿童遭受贫困和饥饿。
母亲从事多份工作，难以照顾孩子。而儿童则在居家时大量接触互联网，用社交网站和游戏缓解孤独，但与此同时，恋童癖罪犯也潜伏在网络上，找寻着他们的目标。
新冠疫情让日本经济低迷 图片：CFP
对此，参与了立宪民主党WT小组会议的大阪大学刑法教授岛冈真奈表示，现在的关键的在于如何进行监管，如何种形式和手段来保护未成年人。“在义务教育阶段，教授性教育和性同意的概念是必要的、双向的。在立法上，我们要有能力保护儿童性自主权，还要研究加强性教育的有关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