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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书的意思是：不是备书，是背书。背书是指持票人为将票据权利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一定的票据权利授予他人行使，而在票据背面或者粘单上记载有关事项并签章的行为。背书按照目的不同分为转让背书和非转让背书。背书转让背书是以持票人将票据权利转让给他人为目的。
非转让背书是将定的票据权利投予他人行使，包括委托收款背书和质押背书。无论何种目的，都应当记载背书事项并交付票据。
2、秦汉小学字书的历史沿革与文化精神
作者：孟琢（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中国文字整理与规范研究中心副教授）
中国历史上有悠久的识字教育与“书同文”的传统，先秦两汉的小学字书正是这一传统的产物。小学本为初等教育之称，因其以识字与“六书”为主要教学内容，故汉人亦称文字学为小学。历史上最早的字书当为西周中晚期的《史籀篇》，相传为周宣王时太史所作，以大篆书写，为四言韵语，共十五篇。黄德宽、陈秉新先生指出，周秦时期至少有两次汉字整理活动，第一次发生在西周中晚期到春秋之际，第二次发生在秦始皇时。《史籀篇》是第一次“书同文”的产物，而在第二次大规模的“书同文”运动中，更出现了对秦汉小学影响深远的《苍颉篇》。
《汉书·艺文志》详细梳理了秦汉字书的历史沿革。李斯以小篆统一文字，作《苍颉篇》七章，赵高作《爰历篇》六章，太史令胡母敬（《说文叙》作毋）作《博学篇》七章，皆以小篆书写，作为秦朝统一文字的样本。到了汉初，“闾里书师”将《苍颉》《爰历》《博学》三篇合并，作为当时的识字读本，统称《苍颉篇》。秦代的《苍颉篇》以小篆书写，新成的三合一版本亦当为小篆，这是《说文》小篆字形的基础来源。与此同时，目前所见的出土《苍颉篇》残简皆为隶书，说明它在流传过程中经历了“隶化”转写。汉代的《苍颉篇》四字为句，隔句押韵，以六十字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共3300字，其中略有重复之字。秦汉以来，汉字大量分化造字，字书的收字范围亦不断拓展。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对《苍颉篇》的收字加以增补，没有重复之字。此外，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汉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则皆未超出《苍颉篇》的收字范围。到了汉平帝元始年间，在王莽、刘歆的推动下，西汉王朝组织了一次规模庞大的文字征集、整理工作，上百名“通小学者”会集长安，研讨文字，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文字学大会。在广搜字形、字说的基础上，扬雄作《训纂篇》，凡八十九章，将《苍颉篇》扩展为不重复的5340字。东汉以后，班固在《训纂篇》的基础上增续十三章，添加780字，共一百零二章，6120字，自谓“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此后贾鲂作《滂喜篇》，《隋书·经籍志》将其与《苍颉篇》《训纂篇》合称为“三苍”。根据段玉裁的统计，《滂喜篇》把两汉字书的收字增加到7380字。在前代字书的基础上，许慎“博采通人，至于小大”，进一步搜集不同来源、不同时期的汉字形体，对其进行缜密的优选和“篆化”处理，将《说文》收字拓展为正篆9353字（今本正篆为9431字），分析字形、说解字意、标识字音，以部首为枢纽建立起体大思精的汉字体系，成为秦汉字书的集大成者。
秦汉字书的规模不断扩展，从《苍颉篇》到《说文解字》拓展了将近三倍，反映出先秦两汉不断分化造字的汉字史规律。其纂集方式也由韵文短句的识字读本，发展为统摄汉字形音义体系的“小学”专著。这一历史性的跨越，与秦汉文字规范的核心理念密不可分，更受到秦汉经学的深刻影响，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精神。
秦汉字书是“书同文”政策的产物，其核心理念在于规范与秩序。“规范”体现为汉字的形义统一，这与先秦以来的正名思想密切相关。以《苍颉篇》为例，其篆文虽已不存，但泰山、琅琊等地的秦刻石中仍有秦篆遗存。战国时期文字异形，汉字的理据与字用颇为混乱，秦篆则是形义高度统一的文字体系。整体而言，秦篆固定了偏旁的写法，确定了偏旁的位置，废除了异体异构，统一了书写笔画，实现了构形系统的完善和个体字符的优化。《苍颉篇》是秦汉小学的开端之作，它保存的小篆字系的构形规律及其选取字形的标准，对两汉小学、特别是对《说文》具有根本影响。“秩序”体现为对汉字体系的整理，早期字书的编纂中蕴含着部首的滥觞，展现出对汉字系统的朴素认识。在《苍颉篇》中，已将意义相近、相关的汉字编排到一处，如北大简《苍颉篇》将从“木”的“松柏橎棫，桐梓杜杨，鬱棣桃李，棗杏榆桑”集中排列，其中虽掺杂了“鬱”“棗”等字，仍能体现部首归字法的滥觞。到了史游的《急就篇》，汉字的分类观念更为成熟。他明确提出“分别部居不杂厕”，意味着自觉的类聚意识，开《说文叙》“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之先河。《急就篇》以物类划分汉字，由于汉字形义统一，同类之物多同部首，因此出现了将同部字归属于部首之下的编排方式。如“稟食县官带金银”一句，在“金”字之后列“银、铁、锥、釜、锻、铸”等33字。在整齐的物类划分中，以部首类聚汉字的新模式已经跃然欲出了。正如张舜徽先生所言，“是编不可没之功，尤在分别部居，实开许慎《说文解字》分部系字之先”。可以说，在规范与秩序的理念下，秦汉字书不仅具有识字教育的功能，更开启了自身的学理化之路，奠定了传统“小学”注重形义统一、追求系统条理的学术特点。
秦汉小学更与两汉经学息息相关。一般认为小学源自古文经学，事实上，二者的关系更为复杂，经历了“同源—独立—合流”的过程。小学与古文经学皆源自先秦儒家，其中的关键人物是荀子。小学是“书同文”的产物，李斯为荀卿弟子，其文字规范思想颇受荀子思想之影响。与此同时，荀子又是古文经学的先师，《毛诗》《左传》皆为其所传。尽管二者可以追溯到同一源头，但早期小学实有其脉络渊源。无论是司马相如、史游、李长、爰礼、扬雄，其人皆不在经学传承之中。西汉小学家多能作赋，相如、扬雄都是辞赋大家——想要“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必须先要掌握大量汉字。西汉经学家则鲜有作赋之事，这恐怕不是经生不屑于文章雕虫，而是因为其识字有限、难于铺陈。《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曾令李延年为协律都尉，让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创作诗赋。《史记·乐书》曰：“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史记》中的“十九章”即《汉书》之“诗赋”，相如作赋，用辞博洽，需要汇集五经博士才能通读，足见小学家与经师的学风差异。西汉中期以降，小学逐渐与古文经学合流，这与后者“通经博览”的学术特点密不可分。汉宣帝时，张敞以古文家受《苍颉》之学，当为古文经学吸收小学之始。汉平帝时，刘歆借助王莽的政治势力推行古文经学，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经学运动，其中即包括“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的盛况，亦体现出二者的合流趋势。到了东汉，小学与古文经学的融合日趋紧密，东汉古文家如桑钦、杜林、卫宏、徐巡、贾逵等人多兼通小学，其字说也多为《说文》所征引。东汉古文家对“六书”展开了深入探讨，现存班固、郑众、许慎三家的“六书”之说，皆为古文经学。与此同时，东汉古文家多善作赋，张衡、班固、马融皆有传世之作，与西汉经师罕能作赋的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凡此种种，正如卢植上书所言，“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二者已融合无间。正因如此，小学不是单纯的识字之学，而是贯通了汉字与汉语、汉字与经典解释，成为了经学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而言之，秦汉字书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更是秦汉思想学术大背景中的产物。《说文叙》说：“盖文字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作为秦汉字书的高峰，《说文》代表了秦汉字书的文化精神。一方面，“书同文”是大一统王朝的文化基础，在字书中也蕴含着秦汉古人建立体系、囊括万物的雄大气魄。一方面，汉字具有因形求义的功能，其所携带的语言、文化信息是阐释经义的重要参照，字书指向了浩瀚的经典世界。在“王政”与“经义”的整体视域中理解秦汉字书，我们看到，它基于识字读本而又超越了识字读本，最终形成了以《说文》为代表的人文经典，成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构成。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27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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