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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史学界，如果要研究巴蜀地区的历史，绕不开一本书——《华阳国志》。这本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地方志著作，首次完整记叙了西南地区从远古到东晋的山川地理、人文风物，是寻根古巴蜀文明最详实、最全面的史料。
《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qú)，蜀郡江原(今成都崇州市)人，东晋史学家、地理学家。在最新评出的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中，常璩顺利入选。
他
是中国的地方志鼻祖、中国地方志完整体例的创始人
他
纠正了人们对古代四川的偏见，展示了巴蜀的历史厚度
乱世中 他写出中国首部地方志
常家是文化世家，常璩叔祖父常宽更是崇州当地大儒。
公元291年左右，常璩在崇州出生。不幸的是，常璩生逢乱世。西晋后期八王之乱以后，先是李特、李雄率领的流民杀入成都建立成汉政权。后又逢东晋桓温伐蜀，成汉政权旧部不得不归顺东晋，这其中就包括了常璩。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舒大刚说，东晋士族集团对来自蜀中的降部并不重视。备受冷落之际，常璩不再追求仕途，转而专注于修史，最终著成《华阳国志》。
常璩为何要撰写这部地方志？
舒大刚认为，除了常璩无心仕途的主观因素，更有现实的客观需要。
彼时，在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中原正史中，对巴蜀地区的历史着墨并不多，尤其是巴蜀上古历史。即使秦并巴蜀、巴蜀地区纳入全国大一统之后，对于巴蜀的某些记载也多有谬误甚至缺失。“比如《史记》记载李冰治水，先说凿玉垒山(在今都江堰)，再说避沫水之害。但沫水即大渡河，却不在都江堰。前后有矛盾。此外，对于汉代文翁兴学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史记》更是毫无记载。”司马迁之后，巴蜀众多有识之士如司马相如、扬雄、严君平等纷纷补写地方史(如《蜀王本纪》)。这些著述有的取自传说，神话色彩过重，有的则限于局部地区，不全面。
因此，在东晋士大夫政权藐视蜀地降部的大背景下，常璩以修史的方式赞誉西南地区悠远的历史和杰出的人物，顺理成章。
既然寻根古巴蜀文明，为何该书取名《华阳国志》而非《巴蜀志》？
舒大刚介绍，常璩秉承了开放包容的心态。取名《华阳国志》就是将巴蜀纳入了《尚书·禹贡》中天下九州。这就将地方历史纳入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在当时，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国家观。
纠偏见 他打造四川“最早的历史文化名片”
“此其于地方史中开创造之局，亦如正史之有《史记》。”历史学家任乃强这样评价《华阳国志》。可见这部12卷的地方志，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
舒大刚认为，《华阳国志》达到了相当水准，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品中对于古代四川的种种记述，更是纠正了人们对古代四川的偏见，展示了巴蜀大地的历史厚度，堪称四川“最早的历史文化名片”。
例如，在西汉时，即使大儒扬雄，也在《蜀王本纪》中感叹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然而常璩通过研究，考证出黄帝的正妃西陵氏之女嫘祖来自蜀地，蜀地的彭祖还是殷商太史，因此在《华阳国志》对此提出了质疑。他的质疑也得到了印证。伴随着三星堆和金沙等考古遗址的发现，大量具有极高冶炼技术、艺术造诣和精神诉求的青铜器、金器、石磐、玉璋等乐器礼器的出土，证明古蜀之地的确曾创造过灿烂的文化。
西汉时期文翁兴学，让班固在《汉书》中评论称“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如此重大的事件，不见于《史记》，常璩却在《华阳国志》中作了详细记载，最终让文翁化蜀的事迹永载史册、彪炳千秋。
对古代四川的科技史，常璩也多有记载。他曾多次写到了临邛(今邛崃)等地的制盐手工业对天然气的使用。这些记载和存世的汉代制盐画像砖一起，证明了中国人在全世界最早使用天然气。
常璩还开创了兼顾地理、人物、历史等于一体的新地方志体例，让后世读者得以全面了解一个地区的历史和风貌。写《巴志》时，他总结巴地“其民质直好义，士风敦厚，有先民之流”；讲蜀地时，则说蜀多文士、好文雅，最后总结称“巴有将，蜀有相”。
常璩之后，《华阳国志》成了研究远古到晋代西南历史文化的必备之书。范晔著《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郦道元注《水经》，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只要涉及到西南史地，无不要参考《华阳国志》的成果。
舒大刚说，常璩秉笔直书的良史态度，敢于创新的学者风范，维护统一的大局意识，资政育人的济世情怀，至今仍值得我们尊崇。
人物名片
常璩(约公元291年—361年)，字道将，蜀郡江原(今成都崇州市)人，东晋史学家、地理学家。常璩出身“文献故家”，得其叔祖父常宽《易》学、史学之真传。成汉时期，常璩曾任散骑常侍。公元347年，东晋大将桓温伐蜀，灭成汉。常璩入晋后，专注于修史，撰有《华阳国志》《蜀汉书》等。
常璩所撰《华阳国志》记载了今四川、云南、贵州全境以及陕西、甘肃、湖北部分地区的史实，记述时间远起于天地开辟之初，近止于晋永和三年(公元347)，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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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问世以来，《华阳国志》这部12卷的地方志，一直备受追捧。
目前存世的《华阳国志》古籍最早版本是明嘉靖刻本。这种刻本现存两部，都是残本。其中一部存放在国家图书馆，另一部在四川省图书馆，品相较好，也相对完整，仅缺少第11卷。
2011年，四川省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取得联系，将后者珍藏的第11卷进行拍照。带回四川补齐后，四川省图书馆复制再造了一份完整的《华阳国志》，并将复制品赠与全国各大图书馆，以做学术研究之用。
2、最古之时时为方治是谁提出的
简要回答
是由梁启超提出的，梁启超在其撰写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文中曾说过：最古之史，实为方志。
最古之时时为方治，这个颇有见地的学说，在我国近代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么这个学说究竟是由谁提出的呢？下面让我们一起去了解吧。
详细内容
梁启超认为方志起源于《周官》。所谓周官指周朝王室的官制，后成书《周礼》亦称《周官》，宋代司马光在《河南志序》中认为，周官中的职方、土训、诵训的职掌，于后世方志都不无相似之处。
清代方志学家章家诚从“志为史体”角度出发，认为春秋战国时期那些记载地方史事的书籍，如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等，应是最早的方志。后代许多学者也认为这些史书，类似后来地方志，具有地方志的雏形，应称为方志之源。
所谓方志来源于《禹贡》、《山海经》之说，认为方志是从舆地学科（地理书）演变而成的。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作者不详，著作时代无定论，近代多数学者认为约在战国时。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201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梁启超。该书内容叙述明清以来中国学术之演变，经纬交织、层次繁复，分别以问题叙史、人物（学派）叙史、学科叙史，构成社会思潮史、学派史与学科史三大板块。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著名学者梁启超的代表作之一。原为1923年秋至1924年春夏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的讲义，成书后共分十六讲。中国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藏有题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清华学校讲义一册，现存第一至十二讲（第十二讲未完）内容，经过与当时听讲者回忆的对照，应即为梁启超在清华学校的讲义原本。该书部分章节，在出版单行本前，曾在报刊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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