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江伟授权发布
炎帝姓“姜”，古羌藏语是“狼”（ sjiang ）的读音，但炎帝也姓“伊耆”（y qí），意为“能说话的狗”。那么在华夏古人的心目中，两者是什么关系呢？
历史记载和出土文物都在显示，此两者是一种可以随机转换的关系。因为狼、狗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动物学家认为，狗是一种被人类驯化了的狼，驯化历史至少可以上溯至12000年前。在藏语中，狗有时也被叫作“杰姜”（ je sjiang ），意为“拖着舌头的狼”。
笔者推测，古人观念中，这个“狼”是对外、对敌的形象，而“狗”是对内、对上的形象。前者是战神的代名词，后者是“礼制”的象征。此两者，正是人类古文明起源、生长的基点之所在。
人类古文明，都是从征服和奴役中起源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也是被考古发掘反复证明了的真实历史场景。这归根结底是由人性决定了的，由人类从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走来这个大前提决定了的。否定了这个基本史实，那就休想描述出真实的文明起源发展史！
《史记·周本记》记载，西周初期就有犬戎反叛内侵，周穆王率大军西征，捣毁了犬戎的一个据点，“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注意，被周王掳来的并不是活的动物，而是供奉在犬戎宗庙里的祖先神像。由此可知，他们供奉的并不是“犬”而是“狼”。
羌族史诗《羌戈大战》中，羌族“弟兄九支”，为争夺茂、汶地区，与“戈基”人发生大战。羌族是从西北方迁徙到来时，戈基人早就占据在那里了。羌人的统帅名叫“阿巴白构”。歌曰：“阿巴白构令羌兵，上下九沟把寨安，格溜本是戈人地，此地多水广出产，十八大将驻隘口，各沟各寨设栅栏……”
注意这个羌首名号，阿巴白构之“阿巴”，本义是野猪，乃是勇士的代名词，而“白构”是“白狗”的异写。说明他们虽有“羌”（姜）之称谓，但部族首领却是以“狗”为名的。
藏语中的“狗”通常叫作“其”（ qi ），但作为姓氏和称号时也叫“噶尔”（ mgar ），例如，吐蕃时代有著名权臣名叫“噶尔东赞”（ ），这个“噶尔”与“狗”可能只是同名异写。
古代西藏有以“白狗”为标志的部族，这是被苯教古籍《黑头凡人的起源》明确记载了的，其中说到“达氏以白狗作标志”。
古代突厥人以狼为图腾，但《隋书·铁勒传》曰：“独洛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覆罗，并号俟斤。”这个“俟（qí）斤”古藏语是“狗人”的意思。
古代蒙古人也有类似情形，13世纪蒙古的核心部落就叫“乞颜”（qi yan），放在在古藏语里是“狗王”的意思，而不是“狼王”。
与此对应的是，《后汉书》记载的“白狼国”就是隋唐时代的“白狗羌”。东汉明帝时，“白狼……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白狼国所属人口之多由此可见。对比史书记载，两者不仅盘踞地点重叠，演变轨迹也是相同的，就是从古代的“犬戎”演变而来。
古代游牧民族既以“狼”也以“狗”为图腾，其实是不奇怪的，只要看看游牧生活中，牧人、牧犬与羊群之间是何种关系就可以理解。没有凶狠的牧犬的帮助，牧人是很难管理大群羊的，由此就形成了一种互为依存的关系。而满族猎人则说：“狗是猎人的命，有狗就有命。”狩猎中，如果野兽拼了命，猎人就危险了，这时候，没有猎狗去舍生忘死地咬野兽，猎人极有可能丢了性命。这些都是定居民族所无法体会的。农耕定居民族虽然也养犬，但仅是为了看家护院，不是没有狗就无法生产、活命了。
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曾对儿子们擅自留下战利品而大发雷霆，这时，箭筒士“搠儿马罕”上去劝解：“从日出到日落之地，敌国还多，像指挥土蕃狗似地，让我们去征讨敌国吧，若蒙天地佑护，我们为您取来金银、缎匹、财物、百姓、人口。若问何国，听说西方有巴黑塔惕国的合里伯莎勒坛，让我们去征讨吧！”成吉思汗听后息怒称是。这个箭筒士自称“土蕃狗”，不仅毫无贬义，而是非常自豪的，因为游牧文化中的狗始终是尊称、爱称。
战国时代错金银狗（狼）车饰，长7.7厘米，张家川马家塬西戎贵族墓出土。
国家博物馆藏战国金腰带饰。图案为“四狗（狼）一牛”，此牛是帝王的象征，而不是正在把牛咬死吃掉。故牛和狗（狼）身上满是火焰纹，原始苯教中的火是“王气、王统”的象征。
甲骨文“犬”字，几乎都是像人一样立着的。
春秋方足壶，通高87.5厘米，重41公斤，上下兼饰有“龙狗”之形象。
特别要注意，方壶基底是两只狗，只有狗才会吐舌头，是它们托起代表帝王之尊的方壶，与三星堆神龛下两狗有完全相同的文化内涵，当时应该是有名字的，或许就叫“夏其”和“聂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