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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著作是《资本论》。《资本论》的问世，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标志着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得到了具体的应用和发展，历史唯物论由假设变成了“科学地得到了证明的原理”。
《资本论》（全称《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德国思想家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创作的政治经济学著作，1867—1894年分为三卷出版。
《资本论》全书共三卷，以剩余价值为中心，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第一卷研究了资本的生产过程，分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第二卷在资本生产过程的基础上研究了资本的流通过程，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第三卷讲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分别研究了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这一卷讲述的内容达到了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的高度统一，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作为指导，通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使唯物史观得到科学验证和进一步的丰富发展。《资本论》跨越了经济、政治、哲学等多个领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思想指导。
2、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著作，是如何在白色恐怖下翻译出版的？
在白色恐怖笼罩、反动势力猖獗的黑暗年代里，翻译《资本论》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资本论》是马克思集毕生心血写成的不朽巨著，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这样一部鸿篇巨著的翻译绝对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因此，尽管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等革命先驱就曾撰文介绍过《资本论》的基本观点，但由于翻译工作是一项艰巨复杂、耗时费力的工程，在白色恐怖下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读者都没能完整地看到这部巨著的全貌。在敌人统治区从事《资本论》的翻译出版工作，就是一场饱含着鲜血和汗水的曲折艰辛的接力赛。
“为译《资本论》而死是光荣的”
郭沫若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抱定了全文翻译《资本论》的决心。1924年，他回国后不久就在上海制定了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五年计划”。有人劝他放弃这个想法，理由是这项翻译工程会耗尽一个人的全部青春和心血。日本的高畠素之就因花费十年时间把《资本论》译成日文，结果积劳成疾而亡。郭沫若力排众议，坚决地回答说：“如果能为译《资本论》而死，要算是一种光荣的死。”
可是这个宏伟计划在商务印书馆的编审会上却没有获得通过。由于出版社不敢承担出版《资本论》的风险，郭沫若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使他感到十分遗憾，但这并没有改变他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热情和决心。在险象环生、颠沛流离的生活中，郭沫若陆续翻译并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的著名篇章，对传播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人是陈启修。1925年春，陈启修由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流亡日本，易名陈豹隐，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着手翻译《资本论》。他根据德文版并参照日本学者河上肇的日文译本进行翻译。
1930年3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了陈启修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这是我国最早出版的中文译本。陈启修原计划分十册出版《资本论》，但在当时艰难的条件下只出版了第一分册。
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曾留学苏联，精通六国语言的潘冬舟见《资本论》出了第一卷第一分册便没了下文，于是决定接着陈启修的工作继续翻译。潘冬舟的翻译速度很快，文风朴实流畅，先后译出《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三、四篇，分为两册，即第二分册和第三分册，于1932年8月和1933年1月由北平东亚书店出版。不幸的是，1934年底，由于叛徒的出卖，时任张学良秘书的潘冬舟被蒋介石点名抓捕，1935年牺牲于武昌。
对于潘冬舟，张学良曾不胜惋惜地说：“前些天在武汉抓到一个共产党员叫潘冬舟，这个人通六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如果用其所长，一定能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可是，就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就非杀不可，甚至连我出面保了几次，都遭到(蒋介石)拒绝，最后还是被杀害了。”革命者翻译《资本论》的努力再次被扼杀。
《资本论》第一卷翻译中的艰难与曲折
1936年6月，《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以世界名著译社名义出版，译者是侯外庐和王思华。
早在1924年，年轻的侯外庐就结识了李大钊。1924—1926年间，他经常得到李大钊的关怀和教诲，并多次谈到《资本论》。李大钊为中国尚无一部较为完整的译本而感到遗憾。由于受到李大钊的鼓励和推动，侯外庐决心要翻译这部巨著。1928年，他在法国开始翻译《资本论》，到1930年回国前，共译完《资本论》第一卷的二十章。
侯外庐回到祖国后，结识了当时执教于中法大学的王思华，两人一见如故。王思华和侯外庐一样，也有一段受李大钊启蒙的经历。两人由于有着共同的信仰，和比较接近的对《资本论》的研究基础，很快就结成志同道合的朋友，并相约合作，从头翻译《资本论》。为了让《资本论》第一卷尽快与读者见面，他们将这本著作分为上、中、下卷进行翻译。
侯外庐(左)、王思华
1932年9月，生活书店以“北京国际学社”的名义出版了他们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的上册。1936年6月，又以“世界名著译丛”的名义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上、中、下三册的合译本。侯外庐署名为“玉枢”，王思华署名为“右铭”。为了完成这个译本，侯外庐前后奋斗苦译了8年之久。他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动情地写道：“翻译《资本论》，对我来说实在是艰难。我以德文1928年第四版为依据，找来英文、法文、日文译本为参考，一个词一个词地推敲着前进。若没有神圣的动力，一个从德文字母学起的人，简直是无法坚持下来的。”
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翻译后，侯外庐同时准备第二、三卷的翻译工作。他原打算与王思华合译，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继续合译。于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下，侯外庐开始自己翻译。在友人的建议下，他先把《资本论》第三卷中的地租部分翻译出来，但在这期间，他也没有放下第二卷的翻译。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侯外庐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卷大部分和第三卷地租部分的翻译。他把第二、三卷的译稿以及他的很多相关书籍都集中起来放在箱子里，托人将其带到延安。但遗憾的是，这箱译稿都毁于战火。只有第二卷的十五章译稿没有放在箱子里，得以保留下来。
在此期间，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另一个译本，译校者是吴半农和千家驹。但是，这个译本因印数太少和当时的动荡环境，其影响不大。商务印书馆原计划将这部著作的三卷全部推出，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压迫，全书的翻译出版计划最终被扼杀。
《资本论》第一个完整中文全译本的翻译工作从大佛寺开始
杭州西湖湖畔的大佛寺清静依旧。别说游人，就是杭州本地人，大多也不大清楚这里曾与《资本论》的一段翻译故事有过渊源。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资本论》的计划就是从这个大佛寺开始的。他们合作翻译《资本论》的历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播史上的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佳话。
1927年，郭大力从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后，曾一度在上海中学教书。半年之后，因有向学生进行“赤化宣传”的嫌疑被解聘。1928年1月，他离开上海来到杭州，选择了僻静的大佛寺住下来，开始翻译《资本论》。恰巧王亚南刚刚大学毕业，和郭大力一样，为生活所迫寄居在大佛寺里，他想在这里写一部长篇小说。
两位热血青年意气相投，很快成为知己。在郭大力的鼓动下，王亚南决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郭大力合作翻译《资本论》。共同的理想把他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马克思这部科学巨著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就在这青灯古佛旁边的书桌上开始了。翻译《资本论》的过程充满艰辛和苦难，郭大力和王亚南几经辗转，分头按计划翻译《资本论》。他们面临过反动势力的压迫，忍受过贫困和疾病的折磨，遭到过整卷译稿在日寇炮火中被焚毁的灾祸，遇到过翻译工作中成千上万的难关。但是，他们矢志不移，经过十年的努力与磨难，终于在1938年完成了这部厚达两千多页、近三百万字的《资本论》三卷翻译工作，并交付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郭大力(左)、王亚南
1938年的上海已经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然而，《资本论》三卷的第一个完整的中文全译本的校译工作就是由郭大力在这个“孤岛”上完成的。
当时，处于秘密状态下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在上海法租界总共只有两个小房间。为了工作方便，郭大力住进了出版社负责人郑易里为他安排的一个小房间，里面摆着一张行军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郭大力就在这个斗室里夜以继日地修订、整理他和王亚南多年积累的翻译成果——《资本论》。
在日本帝国主义包围下的租界里，译者和出版社总共只有十几个人。大家齐心协力，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出齐了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资本论》三卷中文本。1938年8—9月，《资本论》这部巨著终于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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