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英语介绍太谷（山西太谷县）？如果你对这个不了解，来看看！
留得精神在人间——肖镇青革命活动史实，下面是三晋正能量给大家的分享，一起来看看。
如何用英语介绍太谷
留得精神在人间
——肖镇青革命活动史实
田运
肖镇青，山西忻县六家庄村人，生于1903年。幼年丧母，父亲肖近臣，当时在村里还属富户，后来还在县城开了一个店，1929年蒋冯阎大成，晋币贬值，肖近臣破了产，商店倒闭，只得变卖一部分土地还债。抗日战争后，肖近臣家进一步衰败。全国解放以后土改时，肖家的成分划为中农。清末到民国初年，外国传教士来山西活动，建立耶稣教会，肖近臣入了基督教。肖镇青七岁时，被父亲领着做了洗礼。1912年至1920年，肖镇青在忻县县城小学和初中读书。父亲的意愿是将儿子培养成为一个有经商致富才能的人，但年青的肖镇青却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愿去培养自己，而是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青年时代
肖镇青
1920年，肖近臣通过耶稣教会的关系，将肖镇青送到山西太谷铭贤中学读书。铭贤中学是美国教会办的一所学校，校长是孔祥熙，在学校内能够接触到一些与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不同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西方文化。肖镇青上铭贤中学时，是“五四”运动时期，当时的青年学生一般都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肖镇青也不例外。陈独秀、胡适之等人的著作在学校都可以读到。共产主义思想在铭贤中学也有传播。二十年代在铭贤中学求学的学生后来成为共产党员的有张维真（党的负责人，1927年在大冶暴动中牺牲）、肖镇青、郝德青（曾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魏思文（1929年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共鲁西南区党委组织部长兼鲁西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川东区党委副书记、北京工业学院党委兼院长、赵品三、王达成（原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等人。肖镇青在铭贤中学求学时，功课学得好，英语尤甚。
肖镇青在山西太谷铭贤中学毕业后，于1923年夏来到北京，考入燕京大学求学。燕京大学也是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肖镇青在燕京大学读了一年书，因看不惯外国人在学校的专横跋扈，这个具有民族自尊心的青年愤然退了学，于1924年夏转考入北京师范大学。
中共北师大党支部建立于1923年，党支部最早的领带人是吴平地、谢伯俞、黄道等同志。李大钊同志非常器重吴平地和谢伯俞，经常邀请他们谈话，向他们讲述马克思主义原理，面授革命斗争策略。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以党员为核心，经常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当时阅读的书籍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浅说》，还有布哈林著的小册子《共产主义ABC》，以及党的刊物《向导》《中国青年报》等等，肖镇青入师大后不久，即接近党组织，积极参加了党组织的马列主义文献的学习，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1924年10月——12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直系军阀在北京倒台；1925年春，孙中山北上，这两件事，有利于北京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国共两党在北京的活动半公开化。当时的北师大校长范源濂，政治思想上属于梁启超派，与反动军阀、政客相比，还比较开明，国共两党的人，他都允许到校来讲演。这一时期，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著名共产党员刘清杨，都来北师大做过讲演，肖镇青和北师大进步学生一起，聆听李大钊、鲁迅等人的讲演，进一步觉醒。
1925年五月，大革命开始了，肖镇青积极参加了党支部领导的“五州”运动、收回租界、收回关税的斗争，以及其他活动。由于他斗争积极，被党支部列为培养发展对象。他于1925年冬天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武新宇、李舜琴同志的回忆）。
肖镇青和北师大的共产党员们，怀着解放全人类的崇高思想，千方百计地传播革命思想，他们白天听课，夜间就分头到附近胡同散发传单，拿粉笔在墙上书写标语。北师大山西籍的共产党员武新宇（1924年入党，曾任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法律检查委员会常委等职）、李舜琴（山西平遥人，于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江苏省宣传部长、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察哈尔省教育厅长、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长等职，于1979年5月于北京病逝）、肖镇青、陈高庸（后脱党），串联一些进步的山西籍学生，组织“新晋学会”，他们自己出钱，自己写文章，编辑出版半月刊《新晋》，通过印刷厂的共产党员秘密铅印，并通过搞工人运动的山西籍中共党员郝广盛（1927年在与夏斗寅作战中牺牲）在北京、山西发行，影响很大。警察查禁这个刊物，他们就悄悄拿到商场上交给书贩，对书贩说：“我们这刊物赔本出售，每份只收二分钱，请帮忙代卖一下。”书贩把杂志摆在书摊上，很快销售一空。反动学生骂他们“穷极无聊，整天闹事”，他们就迎头给以回击。后来，“新晋学会”扩展成为“群新学会”，会员不只山西人。如张苏（察哈尔人，1927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党员，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之平、吴伯箫（作家）等。
1926年“三一八”前夕，北师大的共产党员分头在校内外联络各方青年去参加斗争，肖镇青也是如此，例如他在三忠祠（是北师大党员与校外进步青年经常碰头联络的地点之一）通知在医学院读书的周隆高去参加请愿集会（据周隆高同志讲，他1926年加入共产党，就是肖镇青介绍的）。“三一八”那天，北师大的二百余名学生在北师大共产党员的带领下，首先到天安门集会，然后随全市请愿队伍到铁狮子胡同，黄道、武新宇、肖镇青都到现场参加斗争。
1927年春，肖镇青和其他同志参加了李大钊同志的追悼活动。同年“五一”，进步学生游行，与张作霖的侦缉队发生冲突，学生与警察搏斗，肖镇青冲在前面，，被侦缉队抓去，拘留大约三个星期，因为从肖镇青口中审讯不出任何东西来，又没有抓住肖镇青是共产党的什么证据，只好将他释放。
到1927年，北师大党支部党员发展到40多人，在当时，北师大支部在人数上仅次于北大党组织，是北平市当时的第二个大的党组织。其成员有吴平地、谢伯俞、黄道、邵式平、张承青、武新宇、蒋一民、赵扑、刘世居、张周、李舜琴、肖镇青、许新凯、李晋令、黄缘芳、刘墉如、陈高庸、游于、贺凯、张苏等人，其中不少人如蒋一民、刘世居等人后来脱离了革命。
1927年7月，北师大党组织由于暗藏在校的侦缉队的侦探（一个姓李的听差）的告密，第一次遭到敌人的破坏，大批党员、团员以及进步学生被捕，有些党员如李舜琴、张苏离开北平，武新宇同志回到山西家乡，肖镇青则前往正定中学教书。
两年以后，1927年党组织破坏的风波已经平息下来，李舜琴、肖镇青等又陆续回到北师大读书，这已是 1929年秋，两人商量；大革命失败了，咱们怎么办？二人说：“咱们继续干啊！”商定联络进步青年组织读书会——即“鏖尔”读书会。关于“鏖尔”读书会的情况，李舜琴同志在《自述》中写道：“1929年又回到北师大，一方面上学，一方面找肖镇青，由我俩人发起，又找到张衡宇、郝德青、雷任民、闫林民、岳镜秀，成立了“鏖尔”读书会，先后出版不定期杂志《鏖尔》《转换》《转变》等刊物。”以后又发展到几百人，先后参加的有刘墉如、杜心源，焦国乃，王一夫，保定分会还有王禹夫，学习辩证法，唯物论，现代世界观，政治经济学，社会进化史，同时还传看学习《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叛徒考芡基》等列宁著作。主要依靠自学，有时讨论，以理论武装青年。有时也参加散发党的传单，参加革命纪念日，如“五一”、“八一”等，游行示威。读书会到1933年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失败后，才无形中停止了活动。参加读书会的，还有狄景襄（解放后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同志。“鏖尔”这个名称是李舜琴提出的，据他讲，其意思是取无产阶级导师两句话的英文字头，即“我一无所有”（lhave hothing）和“一切都属于我们自己”（allis ours），合起来的意思是“我们无产者的读书会”。这个读书会的骨干，是一些在白色恐怖下失去了组织关系，而一时又找不到党的共产党员，如郝德青，山西人，1927年于山西太谷入党，不久，国民党“清党”，屠杀共产党党员，郝失去党的组织关系，1928年10月来北平考入北师大。当时有些党员消极了，有些党员还想干，但又找不到党组织，就组成读书会，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当时，这些同志自己凑钱办刊物。张衡宇等为刊物写文章，肖镇青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他在保定二师任教，定期拿钱捐助刊物。
1930年6月，肖镇青结束了北师大的学习。肖镇青在北师大学习时，有人给他介绍一位北平的女学生谈恋爱，这个女学生见了肖镇青一面，见肖镇青穿的衬衫上还有一个打补丁的大窟窿，嫌弃他这个穷学生，就不干了。这时，李舜琴同志的爱人闫林民和另一个山西同乡把太原女师的同班同学杨成之介绍给肖镇青。闫林民1925年在太原女师时，是学生运动的活动分子，“五卅”惨案，她作为太原女师代表，经常上街进行革命宣传，并和太原其他中学代表一起组成“抗敌后援委员会”，进行抵制日货、募捐、演戏等活动，她在一中代表傅懋功（即彭真同志）的启蒙下，开始信仰马列主义，并于1926年加入共产党。闫林民向杨成之介绍说：“肖镇青是一个敢作敢为的青年。”肖镇青和杨成之于1930年7月30日在北平中山公园结婚，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朋友凑钱举办并参加了这个简单的结婚仪式。闫林民充当女方送亲的，郝德青充当男方的“伴郎”。到了第三天即8月1日，充当“伴郎”的郝德青同志就因是“共党”被捕了（此时他已通过北平市委书记胡锡奎同志接上了党的关系）。
当时，肖镇青、杨成之住在北平忻定会馆，不少山西的革命同志也住在那里。经常见到有人被捕。那时杨成之还不是共产党员，就问肖镇青：“他们为什么要抓人？”肖镇青说：“他们要抓共产党”。杨问：“共产党是干什么的？”肖镇青说：“共产党就是要消灭穷人和富人的区别，所以代表富人的政府就要抓。不过，共产党他们是抓不完、杀不尽的！”在肖镇青的影响下，杨成之后来也成了一名共产党员，长期从事党领导的教育工作。
肖镇青当时利用各种机会向青年宣传革命思想，例如，1930年，山西的一个青年王孟樵到北平求学，和肖镇青相识了，肖镇青对王孟樵说：“求学的目的不是光为考上一个好大学，应当是为了革命。你应该向老杜（指杜心源）和小杜（指杜润生）学习。”并且告诫王孟樵不要上托派的当。王孟樵回忆当时的肖镇青时说：“肖镇青虽然是大学生，但从不咬文嚼字，作风非常朴实。”王说：肖镇青是第一个向他宣传革命思想的人。抗战解放后在内蒙古自治区经委、燃化局等单位担任负责工作。
1930年8月，肖镇青的忻州同乡智镜如，是在旧社会有地位的人，介绍肖镇青到税卡（智是主事人）任职，每月薪水80两白银，是很优厚，工作也很清闲。肖镇青在那里干了不到三个月，就提出辞职，他对爱人说，“这里的生活虽然优裕，但我不能传播革命真理，不是我待的地方。”他抛弃了这个优裕的工作，而甘愿到那冒巨大风险的旋涡中去——2030年10月，他到了革命学生运动著名的保定二师当历史教员，教世界史。与他同时在保定二师当教员的还有武新宇同志。他和武新宇经常研究如何在二师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工作。
肖镇青到保定二师后，住在单身的教员宿舍，两边都是学生宿舍，和学生来往很方便。他在课堂上讲世界史，拿个大的讲稿夹子，在黑板上写上纲目，然后讲解。他讲话声音宏亮，语速较慢，沉着，但咬字清楚，按唯物史观，从经济发展上分析历史，而不是单纯讲历史故事，不大说帝王将相。二师的学生政治嗅觉很高，一听课就听这个教员进步不进步，据当时学生项世澄（王子纲）回忆：肖老师讲课，学生们就听出他是个左倾教员。当时在保定二师读书的进步学生王禹夫（建国后在政法学院工作，共产党员）在先已经组织了一个“新生读书会”，见他讲课很进步，就去找肖镇青帮助。肖镇青说：“你们可以把读书会改成鏖尔读书会，就作为鏖尔读书会保定总分会。”王禹夫照肖镇青的意见办了。肖镇青给读书会送去一个“研究大纲”，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科学社会主义，还有社会进化史。并将鏖尔读书会在北平出版的刊物拿给保定分会。通过进步学生的串联，在保定总分会下又成立了泊头、大名、正定、邢台支分会。保定总分会与北平总会的联系，就是通过肖镇青。
鏖尔读书会保定总分会的活动，除了阅读、讨论马列著作外，还参加党领导的飞行集会、游行示威、革命节日纪念活动。当时重要的纪念节日，一个是“五一”，一个是“十二十一”广州起义纪念日——当时对广州起义的提法是“东方的巴黎工社”。
肖镇青还经常同进步学生个别交谈，王禹夫等同二，三个学生到肖镇青宿舍同他讨论理论问题。肖镇青还时常嘱咐进步青年在斗争中要“注重技术”，意思是要讲究斗争艺术、注意隐蔽。
保定及河北地区鏖尔读书会成员有很多后来成为共产党员和党的骨干，如杜景云（杜毓峯）、石凯夫、项世澄（王子纲）、许凤群、王福印、郗印、张赠才（张雪峰）、张振声等。
肖镇青在保定二师的革命活动，不久为国民党反动当局觉察，继续在二师待下去，就有被捕的危险，肖镇青及时转移，他于1931年7月离开保定，又回到北平。当时住在北平西单附近小六部口街3号。一些革命的同志如赵仲池、王禹夫等常来这里同肖镇青聚会。
肖镇青在这一时期，与张衡宇相处非常密切。张衡宇比肖镇青小四岁，也是山西忻州人，1933年加入共产党。张性格沉静，细致，会写文章，肖镇青则爽朗、明快，善于鼓动。两人在一起，有时争执起来，可以摔碎茶壶，但两人的关系却始终亲密无间。抗战开始，张衡宇同志先在决死队工作，后随部队转到晋冀鲁豫边区，任专署专员、中共中央北方局政权工作部秘书等职，1942年同左权同志一起，遭敌袭击，和左权同志一同牺牲，年仅35岁。肖镇青回到北平不久，在保定二师教书的武新宇同志也在那里站不住脚了，回到北平。1931年8月，肖镇青同武新宇通过教联的关系由北平到辽宁凤凰城中学，准备在那里以教书为职业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他们二人在课堂讲台上密切配合、互相呼应，向学生宣传革命。很快，发生“九一八”事变，在东北待不住了，他二人就又回到北平。
1932年2月，肖镇青、武新宇等同志先后回到太原。肖镇青经刘墉如同志介绍，在山西进山中学任教，同时也在国民师范、一中兼课。武新宇、宋振寰、刘墉如、李舜琴、焦国乃、狄景襄、杜心源等同志也在太原各中学教书。武新宇、刘墉如同志在成成中学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党的工作很有基础。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刘墉如等同志把几乎整个成成中学组成抗日队伍，拉倒晋西北。这支队伍在开创和建设晋绥根据地中起了重要作用。刘墉如同志历任晋绥离石地区行政公署专员、财政部副部长、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等职。“文革”开始以后，刘墉如同志对极左路线，对林彪、四人帮极其反感，和一些同志（包括笔者）在家里议论，直截了当地反对当时那一套做法，毫不吞吞吐吐，他说：“咱们这些话要到外面去说，就成了反革命了！”刘墉如同志1972年患癌症在北京逝世。
1933年间，在太原教书的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组成“教联”，进行革命活动。李舜琴在《自述》中说：“1932年暑假后由太原教联的同志们约我回太原进山中学教国文，进山中学在太原西北四十多里地的兰村，每次进城便到太原成成中学过教联的组织生活。教联负责人是刘丹顿，同时有武新宇、刘墉如、焦国乃、狱景襄、杜心源，都是成中教联的人。这期间教联的斗争是巩固成中阵地，驱逐一师校长范丽泉，宣传发动抗日救亡运动，支援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肖镇青也参加了其中的一些活动。宋震寰同志回忆写道：“我认识肖镇青同志，大约是在1932——33年的时候。当时我在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肖镇青同志在教历史。.......彼此虽未深谈，没有组织关系的联系，可是彼此知道思想进步，所以都心照不宣。”全国解放后，宋震寰任上海市副市长。不久，肖镇青因进行革命宣传被几个中学同时解聘了，他就回到老家忻州，在忻州中学教书。1933年7月，肖镇青回到忻州中学教书后，仍与太原的同志保持来往。1935年上半年，邢西萍（徐冰）、郝德青同志在太原，当时阎锡山将全省的中学公民课和历史课教员调到太原集训，邢西萍同志出主意要郝德青同志出面，组织进步教师聚会，交流思想、取得联系，大约有八、九十人参加，肖镇青也参加了这次聚会。
肖镇青从1933年7月到1936年底在忻州中学任教的这段时间，正值华北地区白色恐怖严重之际，党的工作非常困难。据当时在北方局工作的同志谈，那时往往一个地区整个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党员经常失去组织关系。例如1936年，红军东征进入山西后，山西白色恐怖十分猖獗，据说当时全省保持党的组织关系的只有一个党员。肖镇青在这期间，也失去了与党的组织联系，但他仍然利用中学讲坛，宣传革命思想。当时忻中的学生肖荃（后改名肖克平，成为中共党员，曾任西北大学副校长，1981年5月病逝）写道：“回忆他在忻县教书时，总的情况是他能用马列主义的思想观点去分析许多历史事件及社会矛盾，尤其是在中国近代史、世界近代史方面表现的更明显和突出，因此当时他很受广大同学的欢迎，在当时的全部教师中他是最受欢迎的一位教师。”
另据当时忻中学生黄建瑞（后改名黄志刚，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长、中共天津市委第二书记）回忆：肖镇青到忻中讲历史，力求用唯物史观的观点讲，例如，他在课堂上公开讲：“我对帝王家谱不感兴趣，讲帝王家谱还不如讲我的家谱！”他基本上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来讲历史，而不是宣扬帝王将相的“功业”。他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一些日本进步学者的著作来充实讲课内容。当时学生中很多人都暗中传说忻县有两个共产党员，一个是肖藩（即肖镇青），一个是张密（即张衡宇）。黄志刚同志在参加革命后常说：“肖镇青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最初启蒙人。”据黄志刚同志回忆：从“九一八”事变到“双十二”事变这段时间内，先后在忻中上过学，后来陆续在太原一些进步学校读读过书而逐渐走向激进、最终参加了革命队伍的有芦殿文芦殿辰等十余人。肖镇青当时除星期六、日晚上外，平时晚上都住在学校，利用各种机会与进步学生交谈。
1936年陕北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势如劈竹，直逼太原、忻州附近，山西反动当局恐怖万状，戒备森严，忻县城墙构筑工事，并有军警日夜巡逻，县城戒严，来往行人都须持有通行证才准进城。肖镇青心中却万分高兴，他在家中对爱人说：“他们怕红军，我们不怕！红军来了，就成了咱们的天下。”1936年12月，又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蒋介石在西安被扣！”肖镇青喜气洋洋地回家来传报这个好消息给妻子，年幼不懂事的儿子插嘴问：“爸爸，是用一口大锅把他扣在底下吧？”肖镇青笑道：“就是这样把他扣住的。”
有位跟他接近的朋友劝他“少露锋芒”，“小心你的红色”，但肖镇青依然 不倦地从事革命活动。当时忻州中学发生了赶走思想陈腐、压制学生从事救亡活动的校长范静山的学潮，盛传肖镇青就是这次学潮的后台。黄志刚同志就此事回忆写道：“根据当时人们了解，所传是事实。”这次学潮，当时在忻县地区影响很大。据中共忻县县委党史办公室的调查，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忻中校长范静山，早在1931年，就因压制青年，无理开除学生，引起1931年6月忻中学潮，结果，闹学潮的学生赵俊元、霍土亷（建国后曾任山西省委书记）、董国芝、邓承绶、周振国、赵玉堂、李守香等八名学生被逐出忻中。“一二九”运动以后，山西学生的抗日救国呼声也日益高涨。忻中学生贴出了“范静山阻止学生参加抗日宣传活动罪责难逃”等标语。1936年9月，肖镇青把忻中学生赵养贤（当时忻中的学生会主席）、王庆堂、娄戎叫到家里，问道:“你们知道我是什么人不？”赵等答：“知道”。肖镇青说：“你们这次行动很好，代表了广大学生的意愿。你们一方面要发动家长，另一方面要争取学校工友支持，还要同太原同乡会取得联系，把这一活动继续深入下去，把范静山赶出校门去。”这以后，由娄戎起草了几份信，先后寄到太原国民师范、一中、成成中学及太原的忻县同乡会，请求支持学生的正义要求，同时，也写信给阎锡山、赵戴文（山西省主席），要求解决忻中问题，撤换范静山。由此开始了驱逐范静山的学潮。
同年12月13日，西安事变以后的第二天早晨，范静山在全体学生早操以后集合的训话中向学生讲：“昨天晚上从收音机里听到我们的主帅（指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逮捕，实属大逆不道，我们要共讨之，共诛之！”并要学生“安心学习，报效国家”。他话音刚落，肖镇青一个箭步登上讲台，说：“张杨扣蒋是正义之举，是件大好事，抗日救国，匹夫有责！我们要一致抗日，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他话讲完，学生掌声四起。在这之前，忻中学生就已经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全校召开了学生大会。这天以后，在肖镇青和抗日救国会的具体组织下，学生上街游行、募捐、下乡宣传，宣讲“双十二”事变是大好事。1937年初，放完寒假开学后，学生们到山货铺订购了些棍棒等自卫工具，准备对付范静山的反扑。“抗日救国会”随即召开会议，决定将范静山在校行李全部送交忻县县政府。王庆堂打开范静山宿舍的窗户，将范的全部行李、什物扔到院里，学生100多人拿着这些东西，冲进县政府，找到县长，迫令县长开了收条。盘踞忻中多年的反动校长范静山就这样灰溜溜地滚出了忻中。学生回校后，并将平时亲近范静山的几个教职员仁向先（国文教师）、臧元生（事务长）、陈守林（图书馆主任）也赶跑了。此事轰动了整个忻县城，影响很大。
1937年夏初，肖镇青这个“危险分子”终于被忻中学校当局解聘了。不久，他带着全家到了太原，并且在太原通过赵仲池同志重新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
烽火岁月
肖镇青
肖镇青一家到太原，同赵仲池同志一家住在一个院里。赵仲池，山西五台东冶人，于1933年在北平经李舜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大青山地区特委书记、晋绥二地区委宣传部长、晋绥日报社经理、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厅副厅长、中苏友协副总干事、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肖镇青到太原不满一个月，即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肖镇青被党派到牺盟会工作，具体在组织训练委员会上班。主持谈委员会是雷任民同志。肖镇青这时与薄一波、张衡宇等同志也时有工作上的联系。不久，日军从雁北方向和娘子关方向两面进击太原，敌机日夜空袭。约在1937年9、10月间，党组织派肖镇青参加国民军官教导第九团（简称“教九团”），由太原撤到晋西北。教九团改名为决死队十二总队，名义上是阎锡山的军队，但政工人员则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当时李宝林（建国后曾任南宁市煤炭管理局长）、雷任民（后曾任外贸部长）、刘仰峤（后曾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秘书长，教育部代部长）、冯基平（后曾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王黎生等同志也在该部队担任政治工作。肖镇青任该部队一营教导员。党通过这一批党员将该部队的领导权掌握在手中，后不久以这个部队为基础扩大为决死队四纵队。肖镇青在任一营教导员期间（当时该营驻山西兴县），积极对部队中的进步青年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培养他们。例如当时一连的文化干事王立刚（后改名王丰），山西人，当时才17、18岁，在肖镇青的培养和影响下，成长很快，一年多以后就担任了另一支部队的营教导员，并成长为共产党员。建国后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检查厅副厅长。王丰多年后回忆起他的成长时说，肖镇青对他的影响很大。肖镇青很注意以党的建军原则来改造这支部队，例如，注重军民关系，保护群众利益。一次，肖镇青让王立刚带着十几个准备送去剧团工作的新学员到团部去，行军途中驻在兴县一个村庄，正好碰上从前方溃撤下来的大批国民党散兵，扰害群众。村子的群众不让王立刚他们走，坚留他们在村子中保护全村的安全，免受国民党溃兵抢掠，但王志刚只带十几个人，枪支也很少，与溃兵相比力量悬殊，王志刚派人到营部送信给肖镇青，肖立即带一个连赶来，在肖镇青指导下，迅速将几十名国民党溃兵制服，一部分收编到决死队中。王立刚当时想：“肖镇青过去从来没有打过仗，可是临场指挥却这样利落、有方。”
在日军进攻下，很多地方上的阎锡山官员畏敌纷纷逃走。驻扎在晋西北的我军，也深感没有我党领导的政权，地方上对部队的粮秣供应经常得不到保证。或者旧县长虽然未逃，但是顽固分子，对我党持敌对态度。我党决定派出党员主持县政。当时山西临县县长就是一名顽固分子。于是在1937年底，党派出肖镇青、王黎生（当时教九团三营教导员，后曾任山西军区副政委）、杨希增（当时教九团二营教导员）三同志前往临县，驱逐顽固分子县长，委任肖镇青为临县县长，王黎生任县公安局长，杨希增任县政府秘书。当时是统战（国共合作）时期，三人虽是我党派去，但形式上还是由雷任民呈报阎锡山批准任命。当时临县有20多万人，是晋西北地区的一个富裕县，对于征集粮秣保障军队供应很重要。肖镇青等到临县后，组织人员下乡征粮，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驻在晋西北的部队，既有我党直接领导的八路军一二0师和游击队（例如临县支队），也有我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形式的武装力量——决死队（又称“新军”），还有阎锡山的旧军队。三个方面都要求临县送军粮。另外，管辖临县、兴县、离石诸县的四专署还是阎锡山的人，专署的政权仍然掌握在阎锡山手里。而临县政府机构也还来不及按人民政权的原则立即加以改造，县府的大部分人员还是阎锡山原来的旧人员。当时的工作环境非常复杂。肖镇青任临县县长后，实行合理负担，有钱有粮的富户要多出，这样，地主的负担就多了，他们就到处吵闹，向上告状。另一方面，阎军要求将钱粮首先供应他们，对于给八路军一二0师的供应，他们卡得很紧。肖镇青采取了以给决死队送粮食的名义而将钱、粮、鞋等物质供应一二0师——因为“决死队”名义上还是阎锡山领导的军队，将粮秣送给决死队，他们不好非议。又例如，临县当时有一支党领导的三百多人的游击队，公开给他们供应粮秣，会受到阎锡山政权的干预，不合法，于是肖镇青等就将这支游击队变成了名义上是牺盟会领导的队伍，而牺盟会会长是阎锡山，这样，给这支部队供应粮秣就变成合法的了。
肖镇青经常与当地牺盟会、决死队取得关系，紧密配合工作。决死队党组织的联系人是李宝森同志，他携带密电码，保持着部队党组织与肖镇青的联系。同肖镇青工作上来往密切的还有牺盟会临县战地委员会代理主任苏谦益同志（建国后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等职）。人们对肖镇青的印象是：与同志团结配合很好，能够联系群众，工作扎实、稳重、谨慎，不喜欢吵嚷，遇事沉着，善于利用合法的形式同阎锡山的人员进行种种斗争，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
临县的地主、反动的旧政府人员、阎锡山的四专署，则对肖镇青极为不满，他们说：“肖镇青不是民众的县长，是决死队的县长。”说肖镇青分配军粮，偏心决死队、八路军。后来，阎锡山四专属专员派人来临县查粮食帐，他们抓住肖镇青“名义上送粮给决死队，实际上转送给一二0师”的“把柄”，将肖镇青免职了，要将他调到四专属去当秘书。阎锡山的专员还怀疑王黎生同志可能带领县公安局的人枪投奔八路军，不久，把王黎生的公安局长也免了。
肖镇青等人派到临县主持县政府，是我党在晋西北地区建立人民政权的最早行动之一。虽然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的限制，建立人民政权的企图未能实现，但是肖镇青等共产党人主持县政的活动，却扩大了党在临县地区人民中的影响。后来在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随着阎军反动势力在晋西北地区被肃清，临县等地的人民政权终于建立起来。
当时任决死队四纵队负责人的雷任民同志在回忆肖镇青在教九团和任临县县长这一阶段时说：“肖镇青同志为人忠厚、老成、对同志很诚恳，有长者之风，我把他视为老大哥，斗争中表现很好，立场很坚定。”
1938年春，宋震寰（又名宋日昌）、肖镇青、任弼绍同志先后被党派遣到阎锡山新组建的骑一军中去工作。骑一军军长是阎锡山的“高干”赵承绶。在日军进入山西作战的形势下，阎锡山、赵承绶不得不求助于我党，他们也看好共产党军队的政治工作。闫、赵等人出于壮大自己军事实力的考虑，也想在骑一军中建立一套他们自己的政治工作。但是他们又没有这方面的人才。1938年初，牺盟会临县特派员郭汉三、张幹臣（中共党员）去静乐骑一军军部洽谈工作时，赵承绶说：“希望能找一个合适的人来骑一军做‘文司令’（意思是来担任政治部主任）”，请他们能给介绍一个。张幹臣从静乐回临县，路经岚县八路军一二0师驻地，找到一二0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当时在坐的还有宋震寰等同志。张报告了赵承绶要找一个“文司令”之意。甘泗淇同志认为应派一个人去，但派什么人去——如果是人所共知的共产党员，阎锡山、赵承绶等人未必能够接受，因而应选择一个既合适做这项工作而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同志去。张幹臣等人认为宋震寰同志是一个合适人选。宋是安徽人，1927年在武汉入党，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37年夏到一二0师工作，估计阎锡山不了解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宋震寰表示：“我已经从牺盟会来到一二0师，恐怕阎锡山不会用我的。”郭汉三、张幹臣说，我们打电报给阎锡山推荐，试一试看。甘泗淇主任同意，他们就打电报给阎锡山，过不多久，阎锡山就回电一二0师转宋震寰，委任宋为骑一军政治部主任。
宋震寰到骑一军任政治部主任后，一次在临县遇到肖镇青，二人早已相识，也早已互相知道都是共产党的人，宋欢迎肖镇青也到骑一军来工作。在征得党组织同志后，肖镇青也作为一二0师派到骑一军进行工作的人员。这大约是1938年4月间。
肖镇青开始在骑一军在政治部工作，参加筹办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简称“民大”）四分校。“民大”名义上是阎锡山办的，闫任校长。但当时有不少共产党员在。“民大”担任负责人工作，例如杜心源、梁鹰庸等。学员大部分都是投身抗战的进步青年，因而“民大”当时就成为党教育、争取进步青年的一个重要场所。“民大”内秘密设立党的总支部——隶属于中央晋西南区党委，“民大”党总支部即由区党委的黄骅同志领导。当时晋西南区党委不是设在地方上，而是设在陈士榘任队长、黄骅任政委的吕梁支队中。不久，“民大”四分队党组织又转由静乐县委书记崔岩直接联系。肖镇青同时还担任向“民大”四分校学生讲课的任务，引导学生靠近党，有不少进步青年加入了共产党，后来成了党的骨干，例如尹尚志、黄建瑞（黄志刚）等。
不久，肖镇青被派到驻在静乐的骑一军骑一师担任政治部主任，另一名共产党员任弼绍被派到驻在宁武的骑一军二师担任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弼绍曾任电力部物资局局长）。当时骑一军军、师、旅、团向下发布命令，除军长、师长、旅长、团长署名外，还要有同级政治部主任副署。各级指挥人员都是旧军官，军队指挥权掌握在他们手中。但各级政治部主任有权任命下级工作人员。这些些政工人员中，有共产党员，也有进步青年，他们基本上是按我党的意图行动，这样，骑一军内的政治工作，就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骑一师师长白云青，在宋震寰来骑一军前，甘泗淇同志曾交代：“白云青过去同党曾有过关系，你们去了以后还可以设法利用这段关系。”但是，白云青此时已经是死心塌地的追随阎锡山。他弟弟白子沂，是公道团（反共组织）的负责人，政治上更反动，后来太原解放时被我军枪决。白云青兄弟激烈地反对我党派到骑一军的人。肖镇青到骑一师以后，根据党的指示，既不能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也不能公开用党的语言来进行工作，在公开场合讲话、写标语、摆书，表面上还要按阎锡山的一套，但可以注入我党主张。总之斗争策略是披着阎锡山的外衣，做共产党的工作。肖镇青和其他同志按照党指示的策略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行动上表现得很能吃苦，没有旧军官的种种恶习，积极宣传抗战，说话能讲出有根有据的道理，平等对待下级——这与骑一军中旧军官的作风迴然不同，深得下层官兵人心，而这就引起了白云青等人的忌恨。白云青、白子沂向赵承绶讲：根据这些表现，就可以说明宋、肖等人是共产党。白云青、哈金甲（骑一军参谋长）说：“这一夥人老宣传赤色的东西，准要闹事，肯定是共产党，只不过现在还没有拿到证据。”后来二白又几次发电报给阎锡山，说宋、肖这几个人是共产党，如不把他们调离骑一军，就要求阎把赵承绶调走——二白认为赵承绶对宋、肖等人有所姑息。到1938年11月间，阎锡山终于下令免去宋、肖等人在骑一军的职务，将宋震寰、肖镇青调到二战区政治部所在地——陕西省宜川。
宋震寰、肖镇青虽然离开了骑一军，但他们在骑一军所做的工作却是有结果的。由于他们团结、教育和组织了一大批进步青年，革命思想在他们头脑中生根发芽，这些人后来奔赴革命根据地，成为革命事业在的骨干。例如安法存（曾任四川省委组织部长）、云广（曾任四川省建设厅长）、雷洪（曾任四川省标准局副局长）、李桢（曾在总参工作）、曹崇镛（曾任山西范亭中学教师）等，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1939年初，阎锡山派宋震寰、肖镇青、任弼绍等到晋绥军军事干部学校（又名军事干部教导纵队）政治部任职。该校校长是阎锡山，副校长于振河（此人很反动），宋震寰任政治部主任，肖镇青任组织部长，任弼绍任宣传部长。教导纵队当时只有三个总队（团）的空架子，没有学生，因而各团就分别到其他地区招生。一团就到晋察冀地区、三团就到晋东南地区招生。四个团走后，正遇上日军在晋西南扫荡，宋、肖、任分头带一部分人与敌人周旋。扫荡结束后，宋、肖、任三人研究，认为一，三团政治主任政治上倾向阎锡山、梁化之（阎锡山特务头子），他们担任团的政治工作首脑，不利于发展进步势力及我党在军校的工作，议定：派肖镇青、任弼绍同志以“视察主任”的名义分赴一，三团视察，随身携带空白委任状，在视察过程中相继撤换反动政工人员，换上靠拢党的人担任政治工作。这样肖镇青就由晋西南吉县出发，1939年春到达晋绥军军事干部学校一团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蛟潭庄。
晋绥军军事干部学校一团团长朱大纯是反动的，政治部主任高允中原是决死队派去的，但此人很快就投靠到朱大纯一边，完全遵照阎锡山的旨意搞。该团辖三个营（又称大队），一营营长冯京，21岁，是入党不久党的员；二营营长是阎锡山的旧军官；三营营长王子全，也是党员。1938年12月，一团由晋西南出发到河北招生，路过军事干部学校校部所在地吉县马家河村时，一团全体人员整队集合，副校长于根河、政治部主任宋震寰讲了话，肖镇青也在台上。冯京过去就知道宋、肖是党员，但没有见过面，就悄悄问身边的王立刚：“哪个是宋震寰？哪个是肖镇青？”王立刚一一指点给他。散会后，冯京找到宋、肖自我介绍说：“我叫冯京。”肖镇青说：“我们知道、知道，上面有交代。”冯京立刻会意了。宋震寰对冯京说：“你们到晋察冀后，要向八路军学习，要和八路军搞好关系。”一团一边行军一边沿途招生，到达晋察冀边区时，已经是1939年1月了。
1939年春天肖镇青巡视来到一团之后，立即和冯京、王立刚等同志取得联系，经常共商斗争策略。冯京同志回忆当时情景说：“我们三人商量问题时，我和王志刚主要是听肖镇青的，他理论水平高，问题讲的透。特别是他分析蒋介石为什么不革命和反革命，从阶级上分析，为什么工人阶级最革命。我们听了，印象很深。另一点就是他坚决抗战到底的意志很强。肖说；‘要坚持抗战到底，就得按八路军的样子来建设部队，我们还不就是将来的八路军？’他经常是讲着讲着就站起来，精神焕发，过一会，又坐下来。”王丰（王立刚）同志说：“实际当时肖镇青就是我们的领导。”肖镇青来了之后，向冯京、王志刚等通告了阎锡山日趋反共的情况。三人决定要加紧发展进步势力，加强同反动势力的斗争。肖镇青提出，在做好学员和下级军官工作的基础上，争取在适当时机将这支队伍拉到八路军方面去，实在不行也选送一部分进步学员到延安，并且商议拟定了名单。
当时，以肖镇青为首的进步力量在军干校一团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例如经常组织和八路军联欢，从晋察冀阜平军分区要来宣传材料在学员中宣讲，教唱抗日歌曲和革命歌曲，如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抗日战士出征歌曲等，演根据地剧团的剧和舞，如叮铃舞、乌克兰舞等。这方面的工作，主要由王立刚同志进行。联系和团结一营军事干部的工作，则主要由冯京同志进行，他并且兼讲军事课。
一团每星期一全体学员集合，由团首长讲话。朱大纯讲话，就宣传阎锡山那一套，接着就是肖镇青以校部视察主任身份讲话，内容是宣传革命道理，坚决抗战到底，向八路军学习。学员听两人讲，两个人所讲，主张完全不同，泾渭分明。肖镇青没来一团以前，经常是团政治部主任高允中在这个场合讲话，他完全附和朱大纯，宣传阎锡山那一套。肖镇青来了之后，不用讲稿就能向学员把道理讲得头头是道，讲的透，学员听了服。而高允中却讲不出个道理来，因此在这种场合，只要肖镇青在场，高允中就不敢张牙舞爪，只好少开口了。冯京同志回忆说：“肖镇青成了我们同顽固势力斗争理论上的一个支柱。由于肖镇青等人明确在学员中提出了“拥护八路军抗战，向八路军学习”的口号。八路军的形象深入了一团学员的心中，进步学员在下面说：“我们是叫阎锡山发粮发饷、养着我们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我们是副牌八路军。”
反动军官对此非常仇恨，就不断进行反扑，例如我们的人讲共产党提出的抗战救国十大纲领，朱大纯不让讲，说这是八路军的东西，不是阎司令长官的东西。肖镇青回答：“晋察冀八路军和我们都属于二战区，都是阎司令长官的属区，抗日救国这是统一的。既然属于二战区的晋察冀八路军可以讲这些，同样也属于二战区的我们就不能讲！？”说得朱大纯无言可答。朱大纯等人反对学员唱八路军和根据地的歌曲，肖镇青、冯京同志就向他说：“这些歌你不让唱，你拿出个歌来唱唱。”朱大纯拿不出来，肖、冯就说：“既然咱们拿不出自己的歌来，学员们又不能不唱歌，还是唱人家现成的吧！”朱大纯没法，只好继续让唱革命歌曲。在演抗战戏剧问题上，也和朱大纯进行了同样的斗争。肖镇青授意王立刚等同志向学员讲论持久战、辩证唯物论，以及晋察冀我党报刊上的一些内容，朱大纯、高允中等反对，肖镇青就在团部将其顶回，说：“讲得对！”就应该讲这些！因肖镇青是以上级政治机关的身份来视察，所以朱、高等也不便太露骨地公开顶抗。好多事都是肖、冯等人在下面秘密商量好，一些需要从上面顶回朱大纯等人的事情，就由肖镇青出面来做。有一次，进步的官兵提出大家捐款给八路军，朱大纯不同意，说：“八路军是另外系统，根我们不一样，我们干吗要给他们捐款？”肖镇青立刻说：“抗战嘛，有力击力，有钱出钱，人人有责，群众都支援，我们为什么不支持？”说得朱大纯无话可说。冯京回忆说，肖镇青与这些人做斗争，工作方法很机动灵活，朱大纯高允中有些事不让干，肖有一套办法讲得朱、高等人不得不同意照我们的办法去做。
在一团一个重要的斗争就是在学员中发展“民青”和发展“同志会”的斗争。“民青”全称是“民族革命青年先锋队”，是我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朱，高等人反对发展，而是积极发展阎锡山的“同志会”会员。肖，冯、王三人商量，由肖镇青在上面出面抵制，冯、王在下面学员中进行工作。高允中派团政治部干事温子瑞在下面发展同志会员，冯、王等在下面向学员讲“同志会是反动组织”，学员们就不参加。温子瑞还不死心，就在晚上到学生宿舍宣传同志会。学员说：“现在不是上课时间，你不要来找我们！”把他赶走。还有一次，学员因此要打温子瑞。
朱大纯向阎锡山告状，说肖镇青“宣传赤化”，冯京“不搞军事训练，光搞政治宣传。”不久，阎锡山下来调会，将冯京从一团调走，换来一个姓何的反动教官，接任一营营长职务。肖镇青和冯京商量：“他们调我们的人，我们也要换他们的人，你走时，将温子瑞带走，不让他再在这里捣鬼。”肖镇青即以视察主任名义，对温子瑞下了调令。肖镇青、王立刚将冯京送走，继续在一团进行工作。冯京同志回到晋西南学校总部，被阎锡山赶走。他后来辗转到达延安，改名王强，解放战争时期在一野司令部任作战科长，全国解放以后，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文革”期间，林彪一伙诬他“参加贺龙兵变”，被斗关押。林彪败露后，王强（冯京）重新工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67军副军长。
1939年3月秋林会议后，阎锡山更加反动，公开反对共产党，这就是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夏以前宋震寰、肖镇青党的关系直属晋西南区党委，后决定将宋、肖和游云三同志党的关系转到晋绥军军事干部学校中的组织，当时军干校党组织负责人是张滋，其公开职务是军干校二团政治部主任。宋震寰发现张滋有贪污行为，派人去检查，张滋就叛变了，将宋、肖、游三人党的关系介绍信交给了阎锡山，阎因张滋出卖共产党“有功”赏给了他个“副团长”职务，这个叛徒在全国解放时被我抓获，在太原监狱在押。阎锡山得知宋、肖等人是共产党员确讯后，就将宋震寰同志驱逐出山西。远在河北的肖镇青（当时肖随军干校一团驻在河北平山县）得知张滋叛变消息，未等朱大纯下手谋害在向王立刚等同志作了布置后就离开一团，到达晋察冀中共中央局。
不久，朱大纯将一团拉回晋西，在临县一带行军时，碰上决死队。学员们高喊口号，打死了姓何的反动军官，投奔革命队伍。朱大纯见势不好，带上少数人骑马荒而逃。投奔革命的学员大约有400人，这些人大部分后来成了我们方面的骨干，其中有赵洪波（曾任吉林四平市委书记）、杨亚生（曾任石家庄地委计委负责人）、关岚（曾任成都市工业局局长）、王亚生（曾任济南轻工业局副局长）等同志。
40多年以后，宋日昌（宋震寰）同志回忆起这一段时写道：“肖镇青同志为人稳重沉静，不多说话。工作踏实，对人热情。我们在一起工作时，得到他的帮助教益很大，我至今很怀念他。”
最后的两年
肖镇青与夫人杨成之儿子肖恩田全家照
1939年9月，晋察冀中央局分配肖镇青到晋察冀边区政府教育处工作。边区政府的处，只有一个处长，没有副处长，但设一个秘书主任，主持处的常务，实际上行使副处长职权。当时教育处长刘奠基，是国民党人士，肖镇青担任教育处秘书主任，是教育处实际的领导人。当时边区政府主任宋劭文兼任财政处长，边区政府副主任胡仁奎兼任民政处长，中共晋察冀边区政府党团书记张苏兼任实业处长，加上教育处，是政府的四大处。每个处的秘书主任都是共产党员。每星期边区政府召开2——3次秘书主任会，宋劭文、胡仁奎、张苏和政府秘书长娄凝先均参加会议，处理边区政府的各项事务。作为秘书主任的肖镇青通过参加这个会议在实际上参与了边区政府的领导。
当时边区政府教育处下设三个科：学校教育科科长王鲁南，中共党员，20多岁；社会教育科科长陈庞，中共党员，20多岁；编审科科长李忠，党外群众；处秘书林漫，中共党员，20多岁（又名李满天，后来成为作家，曾任河北省文联主任）。肖镇青上面依靠边区政府党团的领导，下面依靠这些处内的骨干，团结处内全体人员，在艰苦的战争年月，领导着晋察冀边区的教育工作，并且做出了显著成绩。
1939——1941年间，在晋察冀边区，几乎每一个村子都办起了小学，一个村子，一所小学，只有一个教员，讲授所有初小课程（语文、数学、常识、音乐、美术、体育全由一个教师教）。几个或几十个村子中选一个村子的小学作为“中心小学”负责相互交流教学经验。一个县设几所“完全小学”——即既有“初小”（共4年）”、又有“高小”（共两年），完全小学有校长、多个教员。当时在边区办大批中学是很困难的，条件好，也是一个专区才能办一所中学。边区政府教育处编写出版了新的小学课本和儿童读物（如经肖镇青亲自审定的《革命家的传说》，编写了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斯大林及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朱德等人的传说故事）。教育处还总结提出了“小先生制”和“巡回数学”等适合当时环境的教学形式。当时就有了全日制和半日制两种形式的小学。在社会教育方面，普遍开办了“冬学”（即在冬天农闲时举办的针对成年农民的教学）和识字班，专门编写了冬学课本。这些对于提高晋察冀根据地村一级干部的文化水平，起了重要作用。教育处还创办了《边区教育》，在整个晋察冀边区发行。
当时在教育处编审科工作的刘松涛同志（建国后任教育部司长）在回忆录中写道：“肖镇青同志整天忙于工作，很少和大家一起休息。夏天的晚上，山村里蚊子特别多，每天夜深人静大家都睡熟了他一个人还在赤着膀，在植物油灯下一面用扇子打着蚊子，一面处理公文。我们的窗子正好同他的窗子相对，常常一觉醒来，看他还在那里紧张地工作着。”（《老解放区教育工作回忆录》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240页）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40年秋天，边区政府搬到灵寿县祁林院村上。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已经是十二点以后了，他（肖镇青）从河西面边区政府秘书处开会回来，不小心掉到泥潭里，跌跌撞撞的摸回宿舍来，大家都为他的身体担心，他却满不在乎地带着一身泥浆在院子里跳起秧歌来了，逗得醒来的同志哈哈大笑。”他到晋察冀边区政府工作以前，配备有专门的警卫员和专用马匹，到晋察冀边区政府后，因环境艰苦和制度规定，专门警卫和专用马匹取消了，他也从不计较，没有任何怨言。刘松涛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的生活条件：“1939年边区大水灾之后，加上敌人烧杀抢掠，严密封锁，粮食十分困难，政府工作人员每人每天还要节省二两小米救济灾民。这样，除了一些饭量很小的女同志外，能够吃饱的人几乎是没有的。（边区教育处学校教育科工作的）张汘芜同志差得更多，可是他总是替别人着想，极力主张把饭分开来吃。最初大家不同意。他说：‘粮食很有限，吃饭的快慢不一样，如果不分开吃。连饭量最小的人也吃不饱，这是很不好的。’就这样，在他的坚决主张下，我们便开始分饭了。窝窝头、馒头、论个分，比较容易。汤饭需要一勺一勺地分，吃饼和糕的时候还经常用刀切，用秤称，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张汘芜同志却自告奋勇担负了这个任务，他分得既仔细又公平，分完之后，总是让别人先拿，留下最后一份是自己的。‘分饭委员’的名字就是这样叫起来的。”（同上书）肖镇青当时也和大家完全一样，每顿饭吃自己分到的那一份。有次打篮球，跌伤了，开了一个大口子，但却出血很少，他诙谐地对人说：“现在生活水平差一些也有好处，受了伤可以少流血。”
肖镇青在边区政府，年青的同志都亲切地叫他“肖大叔”，年长的同志则称他“老肖”，很少有人用职位称呼他。边区政府的同志组织了业余剧团，取名“唐庄剧团（“唐庄”是边区政府一度用过的一个代号），他也参加，演京剧《清风寨》，他还上台拉二胡。他和群众打成一片，从来没有和谁闹坏过。他认真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和国民党员刘奠基先生（教育处长）也始终正常地相处，一道工作。肖镇青逝世后，边区政府的同志非常惋惜悲痛。
青山到处葬忠骨
杨成之与肖恩田丶肖淑先全家照
1941年8月，日寇开始了对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的大扫荡，日军出动十万兵力，对根据地分数路围攻，分进合击、铁壁合围，形势非常紧急。在边区政府全体人员大会上，党团书记张苏同志做了敌情形势与进行反扫荡的动员报告。他指出此次敌人调集重兵进攻边区，形势严峻斗争残酷，要大家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领导决定将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分编成若干工作队，派赴各分区，与当地军民一起坚持斗争。肖镇青受命率领赴边区四专署（河北省完县、唐县一带）去的工作队，肖镇青为队长，边府行政科长樊夫同志为副队长，率工作队40余人，立即出发。
肖镇青率领的工作队，代号“胡家庄支队”，由各处人员组成，有男同志，也有女同志。1941年8月24日下午二时，工作队离开边区政府所在地，为了赶在敌人对边区首脑机关完成封闭包围之前到达完、唐二县，连夜急行军，第二天黎明到达曲阳县康家峪，步行140里路，有的女同志走破了两双鞋。又经过两天行军，工作队到达完县、唐县一带，这时，敌人已经扫荡进来，工作队同军分区与四专署已经不能取得联系。工作队的任务是在完县、唐县、望都一带发动群众、坚壁清野、掩护部队仓库、率领群众坚持反扫荡斗争。工作队到达目的地后，敌寇已蜂蛹而来，由于未能与当地政府及军分区取得联系，肖镇青、樊夫就根据当时形势，决定将工作队化整为零，编成七个小组，分散在唐河两边活动，和当地群众一起组织起来，布置了警戒哨——在山头上立一颗小树为暗号，敌来就推倒小树报警，群众就及时转移荫蔽。当时的形势非常险恶，经常距敌人只有几里路，周围的村庄，驻满了日伪军，工作队的同志只得在山野度日。粮食也很困难，同志们经常吃不上东西。肖镇青则常和大家讲些历史上的趣事（他有教员经历，这方面的知识很多），引得大家发笑。同志们跟他在一起，常常乐而忘忧。
肖镇青来往巡视各组，当他巡视到住在唐县葛公村附近的小组时，患了重病、发高烧。这个小组的女同志比较多，此时大部分已经病倒，没有病的只剩下一个女同志——民政处的苏平。由于日伪军占据村庄，工作队和老乡日夜都露宿山上，敌人不时来搜山。工作队面临的困难就更大。
一天，得到情报，敌人即将来搜山。这时，肖镇青病情略有好转，他和同志们研究了带领群众转移的方案，经过对情况的分析，肖镇青判断敌人很有可能从背后先占山头，然后再从山顶上向下袭击，因而工作队和群众转移的路线，应从山下迂迴，而不要从山头上走。如果从山下迂迴，附近的王庄是必经之路，但是王庄一带的情况不明，必须连夜派人到王庄一带侦查探路。肖镇青要亲自带人前往，同志们劝他不要去，病还没好。但是共产党员对数百名群众安危的责任心使他顾不得自己的疾病，他笑着对同志们说：“我不要紧，我的病我自己心中有数。”这样，他就带领苏树人（边区政府文印科工作人员）、边府的另一个同志和一个小名叫“瑞子”的当地民兵在漆黑的夜晚出发了。
在到王庄的路上，夜色漆黑，四个人又走成了两岔，小苏和肖镇青走一路，“瑞子”和另一个同志走一路。“瑞子”二人在途中碰到一个从王庄上来的老头，满脸是血，额头上被砍了一刀，他听到“瑞子”他们要去王庄，说：“快别去！村子里住满了鬼子，岗哨很快就布过来了！”“瑞子”他们得知这个消息，立即返回。在另外一条路的肖镇青和小苏二人却不知道这个消息，一直向王庄走去，在村边，看见有灯光，小苏在前，老肖在后，忽然听见有人喊：“你是哪一部分？！”小苏还未来得及答应，就被拉进村中。肖镇青看见灯光下拉走小苏的是敌人，就立即蹲下。这时他发觉周围已有敌人哨兵游动，就贴着地皮不出一点声响地爬出来，又爬过一条小河，返回原地。他和群众立即从另外的路转移出去。
不久，肖镇青病情加剧，又没吃没药，在一个山洞中露宿，找到白求恩护校一个大夫，诊断他的病症是伤寒。这时有两位女同志苏平和刘健照料他。她们在大茶缸子下面烧着柴火，煮些南瓜汤给他吃。过了几天，敌人又来山洞扫荡，已经听见敌人的枪声。这时肖镇青已经站不起来，不能走路了，两臂也举不起来，翻身都很困难。同志们为他很着急，他让同志们从他衣兜里掏走随身携带的手枪及工作笔记本，交给同志们，叫大家立即转移。同志们不舍丢下他离去，他坚决地说：“不能因为我耽误大家，快走！”同志们依依不舍地离去。敌人那次没有到这个山洞，当同志们又返回山洞的时候，肖镇青已经临危了。有个同志问他：“你有什么要对家人嘱咐的？”肖镇青勉强摇摇头，此时他已经不会说话了。
第二天清晨，同志们和一群当地群众围在洞口，为这个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人默哀。老乡送来一口棺材，同志们用他随身多年的那条毛毯将他遗体包裹，敛入棺木，葬在河北唐县葛公庄龙潭沟附近的一块山地上，墓前立了一个简易的木牌，上写：肖镇青之墓。那是1941年10月下旬的一天，肖镇青走完了他人生的三十八年。
反扫荡结束后，边区政府为他开了追悼会。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肖镇青没有活到革命胜利的时刻，未能和战友们一同品尝革命胜利的欢乐，他在艰苦的斗争岁月中度过了不长的一生。然而，肖镇青用他的行动把一个共产主义革命者的精神留在了人间。
【作者简介】肖恩田，现用名田运，1932年3月30日生于太原。1945年1月进入晋绥边区二中，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10月至1947年12月，先后在晋绥边区二地委区村干部党校和二地委土改团工作。1948年1月到1949年4月，先后在晋绥边区行署留守处养病和进入临汾二中上学，后被调出参加筹备建立学校青年团的工作。1949年5月调北京，在华北人民政府秘书厅人事处组织科任科员。建国后，先后在中央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人事处、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二局任科员。1950年11月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到东北局被分配到解放军东北空军干部部工作，任秘书，后曾代行秘书科长职务。1952年调北京工业学院（现名北京理工大学，现在是全国副省部级重点大学之一），先后担任学生科科员、副科长、科长、学校分部党总支部书记、校团委会书记、校工会主席、自动控制系党总支书记、校纪委书记、校党委书记等职务。离休后，现享受省部长级医疗待遇。
本文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肖镇青儿子肖恩田（田运）、女儿肖淑先向和肖镇青各个时期在一起进行革命斗争的几十位同志访谈得知的早期生平情况由肖恩田执笔整理而成。1981年10月5日于肖镇青逝世40年初稿，1982年3月8日二稿，2020年11月定稿。
山西太谷县
记者从山西晋中太谷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了解到，2022年8月21日，太谷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接到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异常报告。根据当前疫情形势，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防止疫情传播，现就做好社会面防控工作通告如下：
一、自2022年8月21日早晨8时起，全区实行临时性全域静态管理。静态管理期间，全区保持静默状态，非必要不外出，原则上必须居家。火车站、高铁站、高速路口限制人员流动，实行交通管控。全区除保供、保产、保稳、防疫车辆外(凭证通行)，不符合规定的社会车辆不运行、不流动。
二、全区以社区(村)为单位，统筹设立核酸检测采样点，按照指定的时间、地点开展全员核酸检测。请广大市民群众积极配合，听从所在乡镇(城区)、村(社区)的安排前往采样点，按工作人员指引完成采样工作。检测时，请携带身份证，主动出示“采样码”，采集过程中请全程佩戴口罩，与他人保持2米以上间隔，不交谈，不聚集。
三、除保供超市、保供药店和医疗机构等场所外，景区景点、宾馆客栈、KTV、网吧、电影院、健身场所、酒吧、足浴店、棋牌室等经营性场所暂停营业；暂停各类会议、论坛、培训、演出、比赛、考试、展会等聚集性活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类社会组织不举办聚集性活动。红事缓办、丧事简办、宴会不办。
四、各类诊所、药店继续严格实施“一退两抗”药品实名制登记销售。发现有重点疫情地区旅居史人员，立即上报属地乡镇(城区)、村(社区)以及区防控办。
五、各医疗机构加强病区管理，严格病区24小时门禁管理，设置并合理使用过渡病室。非必要不陪护、不探视，确需陪护的固定陪护人员、患者及陪护人员进入病房前须严格核查健康状况并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原则上为48小时内)，7天内有外省旅居史的人员不得进入病房担任陪护。
六、福利机构、养老服务机构加强管理，非必要不探视；公安司法行政监所实行全封闭管理，暂停探视。
七、广大群众非必要不离区，确因特殊情况需离开的，需经属地乡镇(城区)同意并报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来谷游客在所居住酒店、宾馆、客栈就地静默，按照规定接受核酸检测。
八、在区域管控范围内的在职党员要亮明身份，就地主动投入疫情防控工作，服务属地救治转运、核酸采样宣传发动、生活物资保障、社区服务保障、政策宣传、情绪安抚、心理疏导、秩序维护等工作。
九、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第一时间向村(社区)报告，按照疫情防控有关规定到发热门诊就诊，严禁瞒报、漏报、迟报。
十、严禁恶意造谣传谣、谎报瞒报疫情、发布不实信息。
以上措施，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执行，时间暂定3天(8月21日8时—8月24日8时)，随后根据疫情形势，适时调整。
(总台记者 孟雷雷)
来源： 央视新闻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