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四十三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5处，居世界第一。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流域天目山东麓河网纵横的平原地带，大致时间段为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300年。世界遗产申报范围包括14.3平方公里的遗产区和99.8平方公里的缓冲区。
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其中遗产区由瑶山片区、城址片区、谷口高坝片区和平原低坝—山前长堤片区四部分组成。良渚古城遗址通过形式多样的遗迹和文物展现了土制建筑、城市规划、水利系统和社会等级制度，是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代表。
世界遗产官网关于良渚考古遗址的介绍。
良渚古城遗址是良渚文化的核心遗迹，而良渚文化的考古和发掘跨越了大半个世纪。1936年，西湖博览会艺术馆管理员施昕更发现了良渚黑陶，开启了良渚遗址发掘的序幕；1959年，夏鼐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1986年，反山发掘出贵族大墓；1987年，瑶山发现祭坛及埋于其上的贵族墓地；1992年，莫角山遗址发掘，推测为王族宫殿。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掘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当时古城内城墙的发掘震动了整个学界；2010年，良渚古城的外城也初步确认；2015年，良渚古城的外围大型水利系统得以确认。
由于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直到近年还在不断推进，良渚古城遗址所代表的良渚文化对于中华文明史具有怎样的确切意义，在国内外学界上还存在着争议。部分专家认为良渚古城遗址是殷墟之后最大的考古发现，甚至把“良渚古城”誉为“中华第一城”。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遗址发掘还在进行中，不宜过早地草率作出判断。
良渚文化能够与同时期的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相提并论吗？和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其他文化相比，良渚文化具有哪些特殊之处？良渚古城遗址的发掘背后，又有着怎么的故事？为此，新京报记者采访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晔，请他从考古学的角度，谈谈良渚申遗成功对于中国考古学的意义。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
赵晔。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新石器时代尤其是良渚文化的调查、发掘和研究，曾负责良渚遗址群的全面调查和大雄山丘陵的系统调查和发掘，参与和主持了莫角山、卞家山、茅山、官井头等数十处遗址的考古发掘。此外，他出版了《良渚遗址群》《卞家山》《良渚文明的圣地》等论著多部，并深度参与了良渚博物院的布展和改陈工作，撰写过多个展览文本和视频脚本。
“良渚文化”是一个考古学概念
新京报：这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在考古学上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赵晔：良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文化现象。首先，良渚有一个结构复杂、功能完备、早期城市化的都城。同时，良渚也是建立在成熟稻作农业和统一信仰基础之上，有着鲜明的阶层分化、规范的礼仪制度的国家社会和文明形态。因此，它就为中华文明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真实案例。
良渚古城遗址的成功申遗，填补了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市考古遗址在世界遗产名录当中的空白，同时也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以前国外从文字记载来计算，所以不太认可这一点。但是近年来良渚文化考古的一系列突破，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勋爵在考察良渚文化之后，就认为良渚已经进入到了早期国家阶段。
新京报：现在有些人提出“良渚文明”的说法。“文化”和“文明”在定义上有什么严格的区别？
赵晔：“良渚文化”是一个考古学概念。考古学上的“文化”指的是在一定地域、一定时间段内有着共同文化特征的一群人所留下来的遗址或遗迹。新石器时代没有文献记载，这些发现的部落没有名称去对应，于是考古学者就使用“文化”的概念来区别不同人类共同体创造的东西，也可以就此比较哪些文化比较先进，哪些比较落后。
“文明”是建立在“文化”基础之上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在日常生活和交流之时，也会产生一些比较高雅的，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物品和风俗习惯。如果这类东西达到一定的规模，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为“文明”。
新京报：传统的定义认为，“文明”的标准需要包括金属器、文字、城市和礼仪性建筑。但是，良渚文化似乎不具有成熟的文字系统，也没有出土青铜器。良渚文化具有文明的特征吗？或者，按照某些学者的说法，良渚文化的发现重新界定了“文明”的概念？
赵晔：“文明”的定义最初是由西方人提出的，主要的三个标准是文字、青铜器和城市。但是后来，国际上的考古学家在考察不同区域的文明时发现，这个传统的标准是行不通的。因为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很大，南北半球的文明也有很大的不同。有些地域虽然有文字但没有青铜器，有些地域虽然有青铜器但没有文字，所以传统的“文明”界定标准就很难作为判定依据。
现在国际上的判断标准是，一个文化能不能被称为文明，关键在于是否已经进入国家社会的形态，是否具有一套礼仪系统和统治管理的制度。在这点上国际社会已经达成了共识。良渚文化虽然没有青铜器，目前也没有成熟的文字，但是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在制作精细程度上一点不亚于其他文明的青铜器。此外，良渚文化也出现了很多东方文明的因素，浙江省的良渚博物院就归纳了六个关键词：稻作文明、玉器文明、水利文明、原始文字、城市文明、早期国家。我甚至认为，良渚文化是东方早期一个集大成的文明。
良渚古城城址。图片来源/国家文物局。
良渚文化的“尚玉”传统
新京报：你提到良渚文化具有“尚玉”传统，这是东亚文明的传统特征之一。良渚出土的大量玉器和良渚文化的礼仪制度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赵晔：良渚文化的一个核心就是礼制。良渚的玉器和其他文化的玉器还不一样，是经过人为设计、为了某种明确的目的而创造出来的。良渚选用了比较高端的、硬度很高的玉器材料， 设计出很多种几何造型。
有些早期文化出土的玉器往往只是模仿动物的造型和轮廓，是原始自然崇拜的产物。但良渚的玉器制作过程是受到观念支配的，传递宗教信仰的价值，很多玉器上刻有“神徽纹”，这是良渚文化的人们信仰的对象。良渚的玉器也是尊贵身份的载体，具有明确的等次划分，一些人可以用这类玉器，另一些人只能使用其他类型的玉器。所以，良渚玉器具有社会属性，能够反映良渚文化的信仰和制度设计，这就是国家社会的文明形态。
新京报：关于良渚的陶器，你专门写过一本书《内敛与华丽：良渚陶器》。和其他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相比，良渚陶器具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赵晔：良渚的陶器有两个方面的特征。在常规的使用上，良渚有一套比较规范化的制作工艺，颜色上以黑陶为主。
另外有些陶器是灵动或稀奇古怪的，完全突破了常规的造型，这里主要是工匠自己的艺术创意和情感寄托。这也反映在不同的陶器装饰纹样上，良渚陶器有些有水波纹，有些有蛇形鸟头纹。玉器和陶器的纹样不同，是两套不同的系统。玉器的纹样主要跟信仰相关，陶器上的纹样完全是装饰性的，多是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接触事物的反馈。
良渚玉鱼。图片来自刘刚、李冬君《文化的江山01：文化中国的来源》。
玉牌饰。图片来源/良渚博物院。
良渚文化为何衰亡
新京报：在良渚文化之前有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之后又出现了马桥文化。这些文化形态之间是否有互动？良渚文化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衰亡，根据现在的考古学研究，良渚文化衰亡的原因大概是什么呢？
赵晔：良渚文化从崧泽文化发展而来，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在良渚古城的附近，同时出土了良渚早期和崧泽晚期的文物。从崧泽晚期到良渚早期是一个缓慢的渐变过程。后来随着生活环境的好转，良渚人不满足于狭小的空间，往广阔的谷地和湿地拓展的时候，经过一系列的规划和设计，建立了水坝，人口慢慢聚集。然后，良渚开始了城市化的改造，建立了一个都城，这时良渚突然崛起，成为了一个区域性的权力和信仰中心。因此良渚文化和崧泽文化的关系是比较紧密的，吸收了崧泽文化的一些文化积淀。
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相隔比较远，两者之间还有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有良渚文化的影子，但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遗存零零星星，没有大型的聚落，也没有玉器出土， 可以说是文化的低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现在倾向于认为，良渚文化晚期的自然环境发生了严重的恶化。良渚文化的晚期土质上普遍有一层沉积，反映的是频繁、持续的暴雨和洪水，厚的地方可以达到一米多。这说明沉积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试想一下，如果好几年这里都是大水漫灌，居住在这里的人类还怎么好好生存呢？良渚的人们只能往其他地区疏散。良渚的周边没有合适的地区聚集人气以形成比较高端的社会形态，那么久而久之，良渚文化的各种文明因素就逐渐弱化了。良渚文化应该是在这种情形下慢慢消亡的。
图片来源/良渚博物院。
良渚古城遗址因何而特别
新京报：2007年，浙江省考古队发现了良渚古城遗址的外城墙。良渚古城遗址被认为是良渚文化在考古上的突破性发掘。你本人有参加古城遗址的发掘吗？可以谈谈这其中大致的过程吗？
赵晔：良渚古城由宫殿区、内城、外城构成三重向心式结构。我们最先发现的是良渚的宫殿区，我作为主要的技术骨干，参与了两次发掘过程。1978年，原先的104国道打算取直改道，于是我们考古队前往莫角山发掘。在地底下，我们发现了很厚的一层红烧土的土坯。
当时我们很纳闷，这像是房子倒塌的堆砌物，又像是窑里的遗存，于是就邀请了一些专家前来实地考察。当时北大的严文明教授认为，这是良渚人“燎祭”活动的遗存。我们就向工程队提出，这是人工堆积起来的方形土台，附近需要全面挖掘。公路部门考虑到挖掘面积过大，需要经费过多，他们就决定改道了，考古发掘的过程也一度停滞。
等到1992年，莫角山的周围有一个印刷厂想要扩建，于是我们就去勘探地下可能存在的文物。当时布下了十几个探方（考古学术语，发掘区划分为若干相等的正方格,依方格为单位,分工发掘,这些正方格叫“探方” ），发现下面有20cm左右的一层非常硬的砂土。在砂土之下有一层薄薄的泥土层，泥土层的下方又是砂土。于是我们做了一个切面，发现这些都是人工夯起来的。当时我们在钻探后推测这个人工夯出来的广场不小于3万平方米，后来被确认一共是7万平方米，几乎占据了莫角山的核心部分。我们认为，这就是礼仪广场，是良渚文化的“天安门广场”。1993年，我们在西侧又挖了100平方米，当时发现了两排柱坑，虽然不能确定柱子上是什么类型的建筑，但我们推测这也是宗教性的用途。1986年我们在周边发现了反山遗址，当时定义为高等级的贵族陵墓。等到1993年的发掘之后，专家们已经确认莫角山就是良渚文化的权力中心，而反山遗址可能是一个王陵。
2007年良渚古城的内城发现之后，情况又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没有想到，政治中心还有一圈城墙，这在长江下游的文化中从来没有发现过，实在是让我们感到震惊。这一圈城墙恰好把莫角山包围在中间，因此莫角山的中心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佐证。城墙高度只有4米，有八个水门，不具有很高的防御功能。所以城墙很可能是一种政治性的象征，暗示这里曾有一个实力强大的都城。这是在国家社会形态中，需要调集大量人力和物力才能完成的浩大工程。2010年，我们又确定了外城。殿、内城和外城的三重结构出现之后，良渚城市的格局就变得非常清晰了，这同时符合了古代“以中为尊，以高为尊”的规划和布局理念。
新京报：良渚古城遗址的一大特点是复杂的水利工程，这也是这次世界遗产委员会特别提到的部分。为什么说良渚古城的水利工程这么特别呢？
赵晔：2015年我们确定了良渚的水利系统。良渚的水坝系统不是孤立的，它与城墙有着紧密的联系，既保证了城墙的建设，也满足了城内生活的日常需要。水利工程有多方面的用途。首先它具有防洪的作用，其次是运输的功能，可以把莫角山山上的物资运送下来。此外，它还有灌溉的功能，水坝可以灌溉周边的农田。
最后，水利系统还有调节水的功能。良渚古城只有一个陆地上的城门，但有八个水门，连通内外水系。秋冬季节水位下降，可能存在断航的问题，这时就需要从水库调水，维持良渚的水上交通。这个水利工程的复杂程度，在当时的世界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新京报：有些人认为，良渚古城遗址的现场没有丰富的实物内容，只有一些泥土堆砌的墙，因此良渚文化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赵晔：很多前往参观的观众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东方文明是“土筑”的文明，不像西方文明留下了很多巨大的石柱。泥土堆积在日晒雨淋之后就会坍塌，从遗址的外观来说，东方文明的很多遗址不是特别的雄伟壮观，良渚城墙最高的地方也只有4米，有些地方坍塌后就和地表一样高。
我们有一句行话，“地下气象万千，地上土丘一片”。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古代遗址中是一种常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曾经是一个规模庞大、秩序井然的社会。因为你现在能看到的只是废墟，但如果通过专家的解读，或者用科技来模拟场景，还原出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你会发现良渚文化和现在江南地区的生活文化是非常相近的，不会感到相隔了几千年之远。我问过一些朋友，他们自己去参观遗址，出来之后一头雾水，但是如果有专家的介绍和引导，他们完全可以把描述的景象移植到脑海之中。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图片来源/良渚博物院。
新京报：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之后，未来的良渚文化考古和保护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赵晔：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之后，影响力变大了，关注的人也会越来越多。从考古的角度，我们会发掘更多细节，尤其是城市功能区的分布。另外，国际合作和交流的机会也会增多，我们会邀请国际学者，运用跨学科的手段，一起参与到良渚文化的研究之中。
日本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他们发掘一个遗址可以做到非常精细的程度，比如他们会采集遗址中所有的土样。土样中有很多有价值的内容，可以淘洗出动物残骸、种子颗粒等各方面的信息。这对于了解当时人类的生活方式有很多辅助作用。在这个方面，我们还和日本有一定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