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古代奴隶制社会发展到鼎盛的王朝，周朝以其将近八百年的国祚位列我国历史上所有王朝之首。从最初“武王伐纣”建立西周，到西周因“烽火戏诸侯”的把戏灭亡，再到东周时期天下分为春秋、战国两大阶段，一时间诸侯国相互攻伐，而诸子百家则四处宣扬自己的思想理论，周朝时发生的许多故事如今依然脍炙人口。
当年夏朝灭亡，主要被归咎于末代国君夏桀残暴不仁、宠幸妹喜；商朝灭亡，则被归咎于末代国君商纣王沉湎酒色，宠幸妲己。西周的灭亡同样如此，只不过这次被指责昏庸的是周幽王，而得到宠幸的则换成了褒姒。相传，周幽王为了讨好褒姒“烽火戏诸侯”，结果失去诸侯信任，最终只能在外敌入侵时坐视王朝的覆灭，而实际上这个被《史记》收录的故事相当违背常识。那么，司马迁又为何要如此记载呢？
在《史记·周本纪》中，太史公司马迁一如既往用生动鲜活的文笔记录了远在自己所处年代六百多年前发生的故事。按照书中记载，当时周幽王宠爱的妃子褒姒不喜欢笑，为了博美人一笑，周幽王点燃烽火，又命人擂鼓。按照当初的约定，周天子遇到外敌入侵便可以点起烽火，诸侯见到烽火便需要尽快赶来支援。
然而，当众诸侯率军匆忙赶到时，却发现城墙上的周幽王与褒姒捧腹大笑，俨然将他们的信守承诺当成了笑柄。此后周幽王又数次点燃烽火取乐，渐渐地失去了诸侯们的信任。而后犬戎前来进犯，周幽王试图再次点起烽火求助，但已经失去了诸侯们信任的他没能等来援军，最终只得被杀害于骊山之下。
客观来说，这个本质上就是“狼来了”的故事确实存在一定的教育意义，它提醒着人们不要滥用他人的信任。不过，如果是寓言故事集当然可以随意编造故事以达到教育的目的，但作为史书的《史记》显然不太应当将一个如此荒诞不经、漏洞百出的事件收录其中。
这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个短短的故事中确实存在大量“槽点”。首先，“烽火戏诸侯”的名字就有问题，早在唐代，张守节就在为《史记》进行注解时表示：“昼日燃辀以望火烟，夜举燧以望火光也。”也就是说，烽火往往是夜间点燃，靠火光传达信息，而白天用以传达信息的则是能够通过上升到高空被远处观察到的狼烟。
当然，也可以说周幽王与褒姒就是偏偏要在夜晚点燃烽火戏弄诸侯，那这就牵扯出了第二个问题。不管是烽火还是狼烟，其实传播范围都相当有限，一般来说，想要将消息传达到远处需要多个烽火台接力点燃。很显然，周幽王所在的镐京城外并没有修建长城，这就意味着城墙上点燃的烽火很可能站在城郊就已经很难观察到了，诸侯们分散在各地，又如何能够纷纷看到烽火，又不约而同地赶到城下呢？
其实，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是取材自《吕氏春秋》，这本传说中“只字不换”的名著中记载道：“戎寇尝至，幽王击鼓，诸侯之兵皆至。人喧马嘶，褒姒视之大说，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数击鼓。诸侯兵数至而无寇。至其后，戎寇真至，幽王击鼓，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于骊山之下，为天下笑。”
相比于《史记》的版本，《吕氏春秋》里的记载是周幽王为了讨好褒姒而击鼓。尽管召唤诸侯的形式有所不同，但同样的道理，鼓声传播范围也相当有限，分散在各地的诸侯又怎么可能都听见呢。不过，和《史记》不同的是，《吕氏春秋》本就是一部收录了各家学说的杂书，包括刻舟求剑、掩耳盗铃在内的许多寓言性质的故事都出自其中。
《吕氏春秋》可以通过周幽王戏弄诸侯来提醒世人重视信用，而司马迁在史书中也如此记载，显然有些不太妥当，毕竟史书更重视的是真实性，而非故事有多么精彩有趣、富有教育意义。其实，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也并非毫不负责地将周朝灭亡归咎于周幽王戏诸侯，他也提到了当时周幽王打算废黜太子宜臼，改立褒姒之子，而太子宜臼的外公申侯得知后勾结犬戎等势力攻打镐京这一西周覆灭的真正原因。
司马迁之所以要记载烽火戏诸侯这个寓言性质的故事，其实除了习惯性将亡国的罪责推卸给昏庸的末代君王、受宠的“红颜祸水”之外，还不得不提到曾经当过司马迁老师的董仲舒。董仲舒主张每个王朝的兴衰都符合“天命”，亡国之君一定是昏庸无道，被天命所抛弃之人。正是受此思想影响，司马迁才会刻意强调周幽王失去了以诸侯为代表的天下人心，让王朝的更迭更加符合董仲舒的理论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