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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功和他的“老山情结”
文/刘 峰
图/王伟功
1990年10月，王伟功脱下军装，将它整整齐齐地叠好，然后带着云南老山前线浓浓的硝烟味，转业回到了陕西省高等级公路管理局（2001年6月改制后更名为“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并先后被分配到办公室、经营开发处、西开公司、西宝分公司、后勤中心等部门工作。不论在任何岗位，他始终保持着军人的风骨和气概，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直至2016年6月退休。
冯小刚电影《芳华》于2017年12月上旬热播，在这之前笔者如约见到了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王伟功。他说自己退休后反倒更忙，这不，刚陪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空军上将刘亚洲在云南老山祭奠战友归来。他向我讲述了现今老山的沧桑巨变，而我更感兴趣的是他20年的从军生涯，尤其是他30年前在老山前线经历的那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血战……
王伟功精神矍铄，谈风甚健，要不是他自己提起，真看不出来他曾做过7次心脏手术，光心脏支架就搭了10个。他说话慢条斯理、有板有眼，再配合上他那张布满刀刻般深深皱纹的“京剧脸谱”，听他聊天就像在听一场字正腔圆、英雄辈出的人间大戏……
京剧世家
王伟功1956年出生于京剧世家。父亲王万琪是京剧板鼓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奏师，母亲王君青是尚派真传弟子，大舅王筠蘅是国家一级演员兼导演，大舅妈王熙苹是国家一级演员、荀派传人，二舅王君笙是国家一级琴师，妹妹王伟华是琵琶专业教授，也是日本“第一把中国琵琶”……他们一家人聚在一起就是京剧界的“超强阵容”——随便就组建个剧团，张口就能演几出大戏。
时至今日，王伟功仍能从京剧界同仁那里听到有关父母的轶闻趣事：父亲被南方文艺界誉为“五虎上将”之一，被北方文艺界尊为“一代鼓师”；母亲年轻时就“挑班”演出，每天能赚一个“金元宝”，两天的收入就是一套房；父母1958年随京剧表演艺术大师尚小云来到陕西组建京剧院，并由祖籍山东青岛迁至陕西西安定居；父母学养深厚，每人肚子里都装着至少200部戏……2011年，82岁的母亲获中国京剧“艺术家终身成就奖”，至今仍曲不离口、传道授业不辍。
“文 革”期间，父母见无数受人尊敬的艺术家转眼被打成“牛鬼蛇神”，因而断了让子女“学艺”的念头，甚至连鼓锤都不让他们碰。1970年12月初，父亲获悉某部队将招收一批文艺兵，就给14岁的王伟功报了名。由于父母“禁令”在先，此时的王伟功没有任何艺术本领，如何才能顺利通过20天后的现场艺术测试？父亲胸有成竹，他自创简捷教程，倾其所学，没日没夜地教王伟功打板鼓，他要将儿子在短期内训练成行家里手。两天后，王伟功的手就肿得像馒头，半边脸也因憋气而发肿。名师加刻苦，外加自身的聪慧，王伟功20天内竟然将京剧《沙家浜》全场打击乐谱背得滚瓜烂熟，并能完整打出全场锣鼓点，从而成就了王伟功的从军梦想。
淬炼军营
1970年12月底，14岁的王伟功穿上军装，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集团军的一名士兵。他和同样来自西安的20多名青年文艺兵组建的“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创造了诸多“奇迹”：他们白手起家，通过4个月的刻苦训练完成了京剧《沙家浜》的排练；男主角“郭建光”此前竟然从未演过戏；戏里跳跃翻飞的武打招式，也是由一群“菜鸟”由零学起并达标完成的；一名当过木匠学徒的新兵，打造出了所有美仑美奂的布景和道具；“宣传队”走遍了陕甘宁三省及21军所有师团级单位，演出上百场，场场受到热捧；“小不点”王伟功当起了“板鼓佬”，指挥着乐队里3个演奏大锣、铙钵、小锣的大姐姐兵……
“宣传队”毕竟是临时性机构，1972年8月“宣传队”解散，王伟功被分配到21军直属警卫连当通信员。也巧，时任21军政治部主任、华东一级人民英雄费龙山想找一名警卫员，他见王伟功机灵能干，就选中了他。费龙山是一名有远见、负责任的领导，他知道王伟功学识有限，不愿看着他荒废学业，就“逼”他每月上交一篇学习计划和总结，并亲自修改，此后还多次推荐他脱产学习。当警卫员两年半时间，王伟功受益于费龙山主任的言传身教，文化修养和综合素质得到了质的提升。
此后，王伟功当过炊事班长、警卫排排长、警卫连副指导员、组织科干事等。在炊事班里趣事最多，王伟功带着12名战士，负责200余人的日常伙食，另外饲养了40多头猪，腌了20多缸各种口味的咸菜。当时食物紧缺，每人每月供应4两油、每日4两炭。他推行“0.618优选法”，通过反复试验寻找最有营养、最可口、最节粮的“黄金点”；不断变换食品花样，竟然吃光了粗粮，省下了细粮；为了节煤，每天拆灶盘灶，优化和改造马蹄形回风炉；采用“减量多餐法”，让猪增肥添膘……他当炊事班长期间，因炊事管理工作突出，竟破天荒地荣立了集体三等功。
在部队，王伟功还收获了甜蜜的爱情。经人介绍，他认识了军部医院的女护士张筱玲，两人一见钟情。战争让他们的心走得更近，让他们的爱更加坚韧。1985年10月，在王伟功随部队即将开赴战场的前夜，他俩双手紧握定下誓言——等他从战场回来就举行婚礼。张筱玲生于军人家庭，父亲张信元带兵打过200场恶仗，在朝鲜上甘岭战役时任志愿军15军45师135团团长。这场战役争夺的焦点，就是张信元135团1连、9连（两个加强连各280人）坚守的两个重要高地，用身体堵美军射击孔而光荣牺牲的战斗英雄黄继光就是135团2营6连的通信员。张筱玲深受父亲影响，她13岁就当上了空降兵，曾13次参加空中跳伞，是一个柔情似水、内心刚烈的优秀女性。1986年国庆节后，女友张筱玲请假来到云南老山前线，决定在战区与王伟功提前结婚！他们在战区驻地文山州麻栗坡县申领了结婚证，并请前线战友李明星、马雷二人作证婚人，在饭馆每人要了一碗过桥米线算是办了婚宴。张筱玲知道，新婚的丈夫几天后将受命出征，参加一场酝酿已久的激烈战斗。
驻守老山
1979年2月至3月，中国军队打响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我正义之师在“惩戒”了越南之后迅速撤回。越南反扑占领了中国云南省麻栗坡县老山、者阴山一带（简称“两山”）。为了收复“两山”及相关据点，应对越南军队的对峙袭扰，中央军委抽调各军区部队轮番赴滇进行驻守。1984年4月至1990年2月，在长达6年的“两山轮战”中，相继有6个军区轮战老山，王伟功所在的兰州军区21集团军61师是第四批轮战的部队。
1985年7月、8月，61师相继接到中央军委要求赴滇轮战的预先号令和正式号令。虽然兰州军区此次轮战的正式时间为1986年4月至1987年4月，但1986年元旦前夕，21军61师就已经从驻地甘肃天水抵达了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集结地。自此，29岁的王伟功和战友们开始了守卫边陲的难忘岁月。王伟功是师政治部组织科干事，负责参战期间英模、烈士、共青团以及与后方的联谊工作。和所有热血青年一样，王伟功呆在安全的师部机关如坐针苫，总想变着法子申请上前线采访。61师所属三个步兵团1986年4月正式接手麻栗坡县老山战区八里河东山防御阵地后，王伟功跑的更是勤快，他白天在阵地采访，晚上就住在猫耳洞。驻扎前线一年时间，王伟功几乎跑遍了61师全线13.9公里、88个防御阵地、165个哨位，其中最长的一次是在最前沿的182团3营阵地呆了28天。
部队到达前线后，共青团甘肃省委与兰州军区政治部联合开展了“前方将士杀敌立功、后方青年创业立功”（简称“双立功”）活动。61师政委张海阳将王伟功确定为61师与甘肃团省委、兰州大学“双立功活动”的联络员。王伟功曾多次往返前后方，联络和建立互帮互助班级、团队，传递信件、纪念品，他带领阵地英模到兰州大学作报告，前线士兵也收到了大量来自高校的慰问信。由于61师与兰州大学的“双立功活动”搞的风生水起，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影响，时任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海飞用一句顺口溜肯定了王伟功所做的工作——“双立功、双立功，前线有个王伟功”。1986年底，王伟功毫无悬念地被共青团甘肃省委和兰州军区政治部共同评为“双立功”先进个人。
在前线，王伟功一直携带着家人给他买的傻瓜相机和录音机，随时拍摄战地场景、录制战士言谈。由于是自掏腰包，他一般只用廉价的柯达黑白胶卷，昂贵的彩卷在重要场合才会使用。轮战期间，他一共拍摄了33卷战地胶片，这些照片来之不易、十分珍贵，后来成为他最宝贵的人生记忆和精神财富。记得有一次敌我双方炮弹你来我往，大家纷纷躲进“猫耳洞”，他探出身子想用相机抓拍炮弹落地的爆炸瞬间，却发现老有战士挡在他面前，过后他才明白战士在用自己的身体替他挡弹片！
“猫耳洞”其实是一种简易防御工事，它由1.4米长、0.5米宽的弯曲波纹钢板，以40度角铆接对拼，周边再堆砌泥土加固而成。这种防御工事一般高1.2米，上窄下宽，呈猫耳状，出入必须弯腰曲背；洞内狭小，难以转身，为增加内空高度，战士们会不断向下挖掘，甚至能扩展出支两三张“婴儿床”的空间。云南气候湿热，士兵在洞里只得赤身裸体，被子也潮得一捏一把水。由于洞里通风不畅，空气污浊，鼠臭严重，进洞前必须用艾草熏燎才能勉强忍受……独特而又艰苦的生活环境，最终使“猫耳洞”成为家喻户晓的“老山前线”的代名词。
老山前线自然条件恶劣，战士们总结出了“四多一少”。“四多”指蛇多、蚊虫多、老鼠多、地雷多；“一少”是指能喝的水少。云南流传着“四个蚊子一盘菜，三个老鼠一麻袋”的话，虽有夸张，但并非离谱。战区位于荒山野岭，大蚊子体长不止一寸，飞起来像直升机，吸血像抽水泵，它不管你在打仗还是睡觉，盯人从不留情。老鼠在“猫耳洞”泛滥成灾，它们成群结队，肥硕贪婪，胆大妄为，饥饿时甚至啃咬人类、吞噬同类，王伟功和其他战士几乎都被老鼠啃咬过嘴唇或脚趾。鼠患令蛇生生不息，好在云南多蟒，无毒，战士们与它常常能够和平相处。前线雷区密布，征战多年，没人能数得清脚下到底埋有多少枚地雷。据称，在老山前线因踩雷伤亡人员占前线总伤亡的七成。老山前线饮用水极度匮乏，向阵地背水的战士经常受到袭击，水的供给一直是前沿阵地的头等大事。为此，师部明令到前线的所有非战斗人员，不得喝阵地一口水。1986年6月16日至21日，驻守42号阵地的182团3营9连3排1班班长白安周带领战友与敌人持续打了五天恶仗，给养中断，口喝难忍。为了存活，白安周爬出战壕，冒着枪林弹雨到山顶战士修筑的雨坑取水。来到混浊的泥坑前，他先用钢盔拨开泡胀的死耗子，然后伏在雨坑一阵痛饮，最后才灌了满满一皮囊带给兄弟们。
八里河东山主峰海拔1175.4米，被称为“上世纪80年代上甘岭”，181团驻守着这里的负21、负22、负14、负17号阵地，孤零零地突出在越军制高点的下方，战士们一抬头就会有子弹扫射而来。通往这3处阵地的是一条被称为“百米生死线”的羊肠小道。这条小道一侧是直上云端的峭壁，一侧是地雷密布的陡坡，中间仅一脚宽，高低起伏、曲折回环。越军用一挺重机枪封锁着这段毫无遮拦的百米线，每次经过都是一次死亡历险。许多军工都因背负重物而躲闪不及倒在这里。有一次在去“上甘岭”主阵地的路上，王伟功见一名十八九岁模样的小军工背着沉重的军用物资在山路缓缓爬行，就自告奋勇替他背负。没想到这些物资沉重如铁，他刚走几步就累得丢盔卸甲！他算了一下，小军工背负了至少60公斤物资：500克手榴弹一箱30公斤，7.62毫米子弹一箱29公斤……这些木箱铁箱棱角分明、十分坚硬，即使垫着麻袋片，军工肩背部仍然被磨得稀烂。
前线再苦再累，天性活泼的年轻战士都会以苦为乐、苦中做乐。他们偶尔用手榴弹擀饺子皮，用枪油炸油饼，捉蛇煲羹改善伙食，用不同尺寸的炮弹壳注水敲击演奏乐曲，用空铁皮罐头盒装便便，然后作为“赏赐”空投给敌方派来侦察的特工……
王伟功还曾担任过“敢死队”的“总教头”。早在接到中央军委要求赴滇轮战正式号令的1985年8月，61师就进入备战状态，开始了以“实战、生存”为最高标准的实弹实战强化训练。61师从三个步兵团选拔出184名素质优秀、体格健壮的“敢死队员”，组成“作战尖子兵集训队”。61师副师长赵文泷担任“作战尖子兵集训队”队长，王伟功有幸担任指导员。赵文泷出行总是头戴墨镜（深茶色近视镜）、手柱拐杖（14.5毫米机枪弹壳做成），大家私下称他是“中国的巴顿将军”。能与赵文泷作搭档，让王伟功倍感荣耀。
每名战士在前线都对写“东西”心领神会，这“东西”是对遗书的隐讳称谓。不仅战士们写，到一线指挥战斗、检查慰问的首长也会留下秘而不宣的“东西”，以防意外。枪弹无眼，战场无情，死亡可能会随时呼啸而来。为了防止被俘，凡是驻守阵地的中国士兵脖子都挂有一枚精巧手雷，名曰“光荣弹”，实为自杀式手雷，一旦拉响迅即爆炸。只有中国士兵配有“光荣弹”，因而也被当成“阵地通行证”。所有中国士兵认为被俘是一种耻辱，宁愿舍身取义，也不苟且偷生。
拔点攻击
上世纪80年代对越作战，基本上以防御为主，即使偶尔在敌人猖獗时主动出击，也是任务完成连夜回撤。兰州军区“两山轮战”期间，防御作战不计其数，但进攻战斗只有四次，其中兰州军区安排21军61师开展的对越“10.19”拔点作战尤为引人瞩目。
“10.19”拔点作战主要想“拔”掉的是越军55号阵地这根“卡喉刺”。该阵地位于伸向我八里河东山的一个孤立山头，虽说直线距离仅有180米，可是它的防御工事坚固、位置显要、火力强大，而且四周雷场、陷阱、竹签阵密布，易守难攻。敌人凭借有利地形和背后4个阵地的有力支援，用2挺重机枪和12处明暗火力点，白天对我阵地火力控制，夜间频频骚扰袭击，令我军防御备受影响，给养运输困难重重。不拔掉或重创它，无以除后患。
驻扎55号阵地的是越南陆军主力314师818团，该师早年与美作战时就以防御顽强和擅长伏击著称，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没有金钢钻，不揽瓷器活”。我方派出的阵容是61师182团，这个团也非等闲之辈，曾在中国解放战争中获得过“铁锤子”团称号。我们要用“铁锤”砸烂难啃的“硬骨头”。
为了以最低的伤亡代价夺取胜利，我方在进攻前做足了“功课”。通过技术比武，61师选拔出49名“拔点突击队员”——主要来自61师182团，个别是兄弟单位的专业兵种——对他们进行为期85天的“突击队强化集训”。这次高强度的魔鬼式集训，对所有战士的体力和意志都是一场严苛残酷的“极限挑战”。即使30年后忆起，亲历者仍不寒而栗。首先是体能训练，每人每天负重至少40公斤完成25公里越野跑（步兵背负全弹匣八一式冲锋枪1支、满弹匣3个、手榴弹7颗，再加水壶、刀具、工兵铲、防毒面具、钢盔等，总重40公斤；班长多背一个2公斤的小电台；工兵、通信兵、喷火兵等背负器材都在60公斤以上）；其次是战术训练，在野战环境下，每天对单兵战术和突击配合进行实弹预演、沙盘推演，直到熟烂于心；最后是抵近侦查、排雷开道，为发动攻击做准备……集训再苦再累大家都默默忍受，因为所有人都明白：在战场上拼的是超常的体力和严密的配合，如果跑不动、无谋略，就只能当炮灰！
按照“10.19”作战计划，突击队预先潜伏到指定地点后，我军对其他阵地发动佯攻，待成功误导敌军后，再集中力量突袭55号阵地，完成拔点任务后回撤。1986年10月19日凌晨3时，由步兵、炮兵、电子空间对抗、工兵协同作战的进攻拉开序幕。首先上场的是49名突击队员和200多人的助攻掩护分队，他们兵分两路向55号阵地包抄而去。3营营长狄国平率领右路正面进攻，突击群群长为9连副连长赵怡忠、副群长为3排长任长军。3营副营长张永辉带领左路打侧面，并向敌后穿插断敌退路，突击群长为9连副连长万忠勇。由于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陌生环境夜行军，为了防止暴露行踪，每个人又相距较远，加之地面尖石密布，因而右路1600米的行进路线，大家竟然爬行了近9个小时。确认两路突击队相继到达距离敌人200米远的指定潜伏点后，19日12时整，炮兵上场。刹那间，万炮齐鸣，敌军阵地一片火海……在持续一个小时的猛烈炮击中，我军几十门火炮炮管被打得通红，炮手只得把被褥浸湿后绑在炮管上进行降温。13时许，第一轮炮击结束，紧接着，第二轮炮击有序启动——先是120毫米火炮，其次是122榴弹炮，再是曲射火炮，最后是直瞄炮。我军不同型号的炮弹从炮管中呼啸而出，掩护着两路突击队的出击，分层次、分阶段地落在距离敌军阵地200米、100米、50米和0米的地方。当破障队起爆地雷，开辟出一条冲锋通道时，突击队员如猛虎般一跃而起，踩着被炸烫的虚土向60度以上的山坡冲将上去……战斗激烈而又短暂，仅仅二三十分钟就结束了战斗。13:55左右，完成拔点任务的突击队开始回撤。回撤时不必躲藏，炮击也清除了地雷，因而进行迅速，用时1个小时。
此次“10.19”战斗十分激烈，短时间内毙敌152人，缴获装备器材70余件，摧毁55号阵地屯兵洞4个、明暗火力点29个……而我军死亡6人、伤12人，无一致残，以较少的代价取得了丰硕的战果。此次作战，看似只有一个加强连作战的规模，实则动用了整个师的力量，不但有为期3个月的集训，还有多兵种的紧密配合，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血性英雄
在血与火的战场，无数战士抛头颅洒热血保国护家，他们是打出国威军威的铮铮男儿，也是值得我们敬重的最可爱的人。在他们当中，有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为我们演绎和诠释——什么才是真正的血性英雄！
提起对越“10.19”拔点作战的英雄们，王伟功如数家珍：“在八里河东山战场，被战士们称为‘中国巴顿’的副师长赵文泷、182团3营长狄国平、9连连长黄朝耀、副连长赵怡忠、万忠勇、3排长任长军、7班长王常兴、8班长周旭阳、1班长白安周、战士栾智平……”
限于篇幅，笔者简要叙述几位“10.19”拔点作战的英雄以飨读者：
61师182团3营营长狄国平——
狄国平是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式”的战士，他一直有“特立独行”、“不按规则出牌”的毛病，因此师常委会确定他为突击队长时，就曾对他“约法三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坚守前线指挥所指挥，不得擅离职守。可他上了前线，一听到枪声就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就“忘乎所以”——他总是将自己当成“一线突击队员”，冲在战斗的最前沿。潜伏时，他擅离职守，像普通侦察员一样查看地形，差点延误了开炮时间；进攻时，他再次违反战场纪律，冲在最前面；回撤时，他发现少了战士臧振林，不顾“禁令”独自返回55号阵地被敌军炮火震昏，幸被通信员韩胜和拼死相救才回到安全地带……对于这些错误，狄国平事后“解释”道：“我在侦察时发现了‘无名3号洞’，给战士找到了绝佳的藏身之所，避免了重大伤亡；冲在前面，能最精准地实现动态指挥；不拉下任何一位战友，是我的责任所在！”战后，他主动提出自己是干部不参与评功，而他所在的营也无人抢奖争功，因为狄国平将所有人在战场上的表现都看得一清二楚。
182团3营9连副连长赵怡忠——
赵怡忠刚冲到敌55号阵地下，就被敌人的步枪子弹击中左臂，扑倒在地。殷书照给他简单包扎完伤口后，他又冲到了前面一处弹坑。再次冲锋时，赵怡忠预见到危险，对殷书照大喊：“快卧倒！”，同时将他推倒在地。敌方70号阵地飞来的14.5毫米高射机枪子弹击中了赵怡忠，他刚包扎过的小臂瞬间被打飞，断肢鲜血喷溅。即使如此，坚强的赵怡忠仍左腿跪地、右腿前蹲，挥着完好的右臂继续指挥：“快向右穿插，动作快，拿下3号洞！”很快，他就支撑不住倒在地上。殷书照和战士赵恩华要背他撤离救护，可赵怡忠仍挣扎想去冲锋。阻止不下，他们请示上级后命令赵怡忠回撤。可赵怡忠仍不甘心，用右臂的残力反复推开他们，他们只得将他紧紧抱住。赵怡忠昏厥后，赵恩华和两名军工抬着赵怡忠紧急回撤救护，岂料一枚炮弹在头顶爆炸，4人同时中弹身亡……赵怡忠软磨硬泡才上了前线，他死后被追授为一等功臣，被中央军委追授为“战斗英雄”称号。
182团3营9连3排排长任长军——
任长军军事技能出色，是9连公认的“兵头儿”。作为突击队员兼指挥，他身负武器装备43公斤（背有4套子弹袋，16个弹夹围满前胸后背，带了12颗手榴弹、12枚手雷，另有微声冲锋枪、八一式冲锋枪和手枪等），犹如一个能够行走跳跃的武器库。从这身超负载的披挂看，他哪是打仗，明明是去拼命！在战斗中，他的身体多处被炮弹弹片和子弹击中，好在他“全副武装”，后背的弹夹帮他挡住了两颗致命的子弹，前胸的子弹袋替他化解了弹片的冲击。即使如此，他仍然被炸伤右臂，身负重伤。
182团3营9连3排7班班长王常兴——
王常兴冲到敌4号屯兵洞顶，用手语指挥其他战士呈战斗队形分散，伺机歼敌。他抓起两颗手榴弹和数个炸药包拉开引信甩进洞中，可一直未见爆炸。敌军的火力向他们一阵猛打，他们伏在地上不得动弹。屯兵洞内的敌军不停地向外投手雷，其中3颗在他身边爆炸，王常兴臀部、腿部和手臂均被炸伤。其他战士打算过来救护，他手一挥：“别管我，你们继续打！”为了给其他战士创造攻击机会，他向越军扫射吸引火力时再次中弹。他阻击掩护其他战士炸毁了4号屯兵洞，并主动提出留在55号阵地。身负重伤的王常兴发现敌军不断增援，觉得自己可能被俘时，打算拉响“光荣弹”一死了之。幸亏他及时发现栾智平冲了上来，才在栾智平的机智救护下绝路逢生。
182团3营9连3排9班副班长栾智平——
在冲锋时，栾智平见战友张晋康被炮弹掀翻，炸掉了半个脸颊，喷涌的鲜血染了他一身。他怒火中烧，毫不顾及眼前未经摸排的雷区，沿着60度以上的陡坡一路奔冲到距55号阵地20米前。此时，敌人从一号工事丢出两枚手雷，一枚在他左侧5米处炸开，另一枚被他快速拣起丢回空爆。此外，他还顺势将腰间的手榴弹投进一号工事。爆炸的硝烟尚未散去，他已经冲入1号火力点，开枪消灭了敌人。他借助堑壕冲到2号火力点，发现地上只有一堆丢弃的手雷，敌人已逃进与之相通的一号屯兵洞。此时3号火力点向他射击，他及时躲过，并翻出2号火力点，快速穿过战壕顶部，从3号火力点的死角连投两颗手榴弹。听到敌人鬼哭狼嚎后他再次跳进战壕，身贴壕壁用枪呈90度扫射洞内，一连肃清了3个火力点。此后，他与战友配合又歼灭了4—6号火力点。一号屯兵洞是55号阵地排指挥所，由钢筋混凝土构筑，洞顶还覆有3层圆木，洞口小而低，并藏有暗火力点。越军火力强大，栾智平和战友投出最后两颗手榴弹后，撤回2号火力点收集手雷补充弹药。再次进攻时，在战友的掩护下，他将捆有20颗手雷的炸药包同时引燃，使劲丢进敌洞，没想到敌人又反投了出来，他顾不上思考转手又向洞里扔去。“轰”地一声，坚固的屯兵洞被毁，栾智平也被爆炸冲击波震飞到6米开外……他清醒后，发现了身负重伤的王常兴。见越军增援越来越多，撤离线路被严密封锁，他只得利用堑壕、弹坑，连拖带背着王常兴不断移动位置躲藏。见一时回撤无望，他反其道而行之，返回55号阵地隐蔽。他用步枪顶着钢盔做成假目标，让越军把钢盔打得稀烂后放倒，佯装阵亡让敌人放弃追击……此次激战，栾智平带领突击队员共灭敌十余人，拔除火力点6个、屯兵洞1个，缴获步枪1支、电台1部，并辗转救回王常兴，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岁的栾智平被成都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182团3营9连3排8班班长周旭阳——
周旭阳是182团政委的警卫员，为了参加突击队，没少给政委“做工作”。他早年当新兵训练时，曾以一连串流畅的出枪、卧倒、匍匐前进、射击、隐蔽等动作，看傻了前来观摩的新老战士。投弹时，他动作轻捷，一出手就是令人惊讶的75米！他射击精准，曾创下机枪点射10发98环的超高纪录。在“10.19”作战中，他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在攀登一处陡坡时，周旭阳右脚感觉踩到地雷便迅速止步，同时重心后倾抽回右脚。只听“叭”的一响，周旭阳的鞋底钢板被炸断，保住了腿脚。原来这是一枚触发雷，由于周旭阳脚下利索，压力小于7公斤，地雷顶上的撞针只触发到上半部分雷管，未引爆下面的雷体。在55号阵地，一枚迫击炮弹自空向他砸落下来，蹭到身旁的石头斜面，滑进侧面战壕才炸开，身旁的战士陶克业（一等功臣）不幸被弹片击中头部身亡，周旭阳劫后重生。
182团炮兵营105炮连8班班长苏伟——
1986年10月19日凌晨1时，苏伟与代理排长王平共6人按要求秘密潜伏至-41号高地，并进行火炮校验、火力点标定等准备工作。12:25，苏伟一行向敌-55号阵地秘密进发。12:50，上级命令向6个未被摧毁的敌方火力点进行炮击。苏伟随机带领瞄准手张卫东、弹药手李华进入炮位，并向敌前沿阵地火力点逐一炮击。“轰、轰、轰！”，全班7分钟内发射炮弹6发，直接射进敌人的枪眼，6个火力点全部被摧毁。第7发炮弹装填炮膛后出现故障，无法击发，苏伟命令其他人员撤出炮位，自己独自排除了火炮故障。发现我方战士出现在敌-55号阵地时，他及时调整角度，将炮弹射向敌后方阵地。苏伟带领全班战友撤回- 41号阵地，并一直潜伏至次日凌晨6时接到上级命令后才安全撤离。因105炮连8班在“10.19”作战中战绩辉煌，上级为8班记集体一等功，个人一等功1个。按照惯例，若集体记一等功，个人一等功一定归指挥有利的班长苏伟。谁都没想到，来自城市的苏伟将一等功的闪亮荣誉指标，让给了农村籍战士张卫东。按照当时的安置政策，城市籍战士退伍后即可分配正式工作，而农村籍战士只有荣立二等功以上才会安排工作。出让荣誉后，上级又专门为苏伟记个人三等战功1次。张卫东复员后被分配到了不错的政府机关工作；苏伟因让功，复员后无法进入政府机关，他在某高校电工班却无怨无悔地工作了30年……
英雄暮年
以上英雄战士，他们不是影视片中完美无缺的艺术创造，而是活生生、极普通的血肉之躯。他们在战场上是孤胆英雄、血性男儿，可是一旦离开部队和战场，回到繁华城市和人情社会，他们在长期从军生涯中形成的优秀品质——纯正无私的思想、刚正不阿的性格、服从命令的坚定——常常成为阻碍他们在利益社会和市侩生活立足发展的绊脚石。在“聪明人”和世故者的眼中，他们除了打仗一流，其他方面平庸无趣甚至一踏糊涂，而且身上的“毛病”常常多不枚举：大嗓门，爱爆粗口，脾气暴躁，义气用事……
狄国平、万忠勇、栾智平、王常兴、白安周等一批战斗英雄，一个个都是呱呱叫！可最终他们相继转业回到了老家。由于各方面原因，许多老山战士生活平庸、经济窘迫，甚至一等功臣干的竟是类似保安一类的工作，他们极少向人提及早年自己的英雄事迹，他们金光闪闪的价值逐渐被盲目追腥逐利的社会所漠视和淡忘。
2015年10月，王伟功陪同1986年“10.19”作战左路突击群长、现任四川省内江军分区司令员万忠勇，前往四川省资中县山区走访当年61师“10.19”作战中牺牲的两位一等功烈士家庭。当他们看到烈士家庭居住在即将倒塌的土屋、在室外搭建简易大棚居住时，刺目的贫寒让所有人忍不住老泪纵横。他们来到烈士墓前祭奠，自责烈士牺牲近30年后才前来探望。事后，大家纷纷掏出所带现金，全部捐赠给烈士家属。此后，他们又多次寻访并集资数万元，给烈士家庭重新盖起了新瓦房，以告慰英雄的在天之灵。
追忆老山
回到内地工作后，王伟功在和平的工作环境中常常觉得当年老山上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恍如隔世。他将当年的英雄故事埋在心底，除非偶尔与当年的生死战友聚在一起才会口无遮拦聊个痛快。
2010年7月，王伟功无意间发现《陕西交通报》有“八一”建军节的征文，就试着写了一篇自己在“老山”前线亲身经历的故事，没想到发表后反响较好。在报社总编张力峰的鼓励下，多年来，他陆续在报刊发表了十几篇“老山故事”。不少战友和同事都鼓励他将“老山故事”完整地写下来，王伟功觉得这是一个“大部头”作品，自己文学底子薄弱难以胜任。直到有一天，王伟功翻出了装着老山前线胶卷和录音带的大盒子，没想到33个胶卷保存完好，所有录音完整无损。看着冲洗出的1000多张老照片，听着当年老山前线录制的战士们的原声，他彻夜难眠。他的心再次回到了老山前线，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将他们的故事写下来，以纪念那个时代和那些“最可爱的人”。
2011年起，王伟功开始收集资料，并陆续采访了近百名当事人。2013年起，他动笔写作。由于他长期负责英模事迹的整理和宣传，并亲身经历了1986年至1987年老山轮战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所以在写作时，他基本上不需要参考资料。经过2年的辛勤创作，2014年12月，他完成了30多万字的长篇纪实作品《热血》初稿。此后，他一边对其中的时间、地点等细节进行订正，一边邀请作家巴火对整部书稿在保持原有风格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文字润色。2015年底，他将《热血》一书自费印刷了若干，分送给各地战友。
国防大学政委、空军上将刘亚洲在读完《热血》一书后，给王伟功回信道：“上午一口气看完了《热血》，很激动。这是一段青春的记忆，也是一段心灵史。作为我们这代人，太有必要把它记下来了。”赞许之情溢于言表。许多战友拿到《热血》后，一边读一边哭，哭完再读。因为过去的岁月可以淡忘，而真实的情感无法隐藏也无需隐藏。王伟功坦言，他在创作时心潮澎湃，但还不至于失态，而书付梓后却不敢再读，否则会热泪盈眶、心痛如绞。
当年残酷的战争记忆，让后世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而上世纪80年代对越自卫反击战，则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改革开放30年快速发展时间。王伟功希望自己创作的《热血》，在留住往昔青春记忆的同时，也为人们了解这段尘封的历史提供最鲜活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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