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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定确实是近平同志从政起步的地方，下面是新华网给大家的分享，一起来看看。
如何用单页折成自行车
编者按
《学习时报》于2016年11月28日至2017年3月17日，曾经连续刊发采访实录《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其后结集出版，成为当代青年励志成才的鲜活教材、党员干部锤炼党性的生动范本。应广大读者要求和期盼，《学习时报》2018年1月24日起连续刊出《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后续篇《习近平在正定》等采访实录。
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习近平同志任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和书记，在正定工作了三年多。习近平同志与干部群众打成一片，走遍了全县每一个村。他深入调研，实事求是，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广揽英才，心系人民，端正党风，谋划发展，使正定这个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冀中平原农业县赶上时代大潮，焕发出勃勃生机活力。 他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在正定大地上书写了一部激情洋溢的青春感人诗篇。习近平同志后来深情地说，“正定是我从政起步的地方”。
采访对象：程宝怀，1936年生，河北博野人。1981年任正定县委副书记，后任县长，1983年任石家庄地区行署副专员。1997年退休。
采访组：记者 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2月28日
采访地点：石家庄市翠屏山迎宾馆
采访组：程宝怀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上世纪80年代初期来正定工作时，正是社会逐渐变革、人们思想观念慢慢扭转的历史时期。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他初来乍到，对正定县情是怎么认识的?
程宝怀：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正在深入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这是全国全党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的大变革时期。近平同志来正定的时候，正定曾发生了一件比较严重的事情。“文革”当中，正定县把1200户城镇居民下放农村，他们在农村吃住没有着落，子女上不了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批人天天上访，有时堵县委、县政府大门，要求回城安置。近平同志就是在这样一个既混乱又酝酿着巨大变革的历史转折点，来到正定的。
近平同志思想解放、意识超前、博览群书、善于学习，做事沉稳、干练，胆大心细，政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到正定以后，他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走访了不少群众，召开了有公社干部、社员等参加的不同类型座谈会，了解到很多实际情况，对当时正定农村的现状、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有了深入了解，对确定正定的战略定位和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思路。
近平同志来后时间不长，根据正定正好处在省会石家庄市和广大农村之间，提出正定应该走“半城郊型”经济的发展路子。
当时，我对这个名词不太理解，就问他：“‘半城郊型’的内涵是什么?”
近平同志解释说，“半城郊型”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城市经济，是一个介于城市经济和一般农村经济之间的中间型经济。正定老城正好位于距离石家庄市15公里的位置上，正定的北方是广大的农村，正定的南方就是石家庄市。我们处在城市和农村中间过渡的位置上，就应该走城市和农村中间型的经济发展之路。
从此，正定就确立了“依托城市、服务城市、打入石市、挤进京津、咬住晋蒙、冲向全国”的经济发展思路。为了让这个发展思路表达得更加形象和具体，近平同志又提出了“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的二十字经济发展方针。他提出走“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子之后，正定县大力开展多种经营，大搞农工商，很快出现了党风正、硕果丰的大好局面。近平同志把正定经济带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近平同志离开正定30多年了，但正定一直在沿着这条路子走，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这说明当时近平同志提出的发展路子是正确的，是符合实际的。这是近平同志对正定的一大贡献。
采访组：当时的正定主要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到正定上任伊始，做了哪些工作来解决问题?
程宝怀：近平同志首先解决的是正定县征购负担过重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全县人民温饱的大问题。
高征购当时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的一个重要条件，没人敢提出异议，但近平同志做事实在，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敢于大胆提出和解决问题。
近平同志到正定以后，开了不少座谈会，对正定的情况进行了解，再加上他经常下乡调研，所以在短时间内就对正定的情况了解得比较详细了。
一天晚上，近平同志到我办公室来。他说：“程县长，最初省委让我到‘好县’工作，依你看，‘好县’的标准是什么?”我说：“咱正定就是‘好县’，标准很简单：第一，咱们对国家的贡献大，每年粮食征购7600多万斤，是河北省的老大，老书记冯国强说明年咱们还要争取交一个亿。第二，正定的领导班子很团结，老中青结合，你20多岁，我40多岁，冯书记50多岁，是个团结战斗的班子。第三，正定是‘农业学大寨’先进县，咱们的三角村是先进典型，全国各地都来参观学习。”
听后，近平同志笑了，他说：“老程同志，是不是‘好县’，应该以综合指标来衡量。咱们县去年农村人均收入是148元，你刚才说到的学大寨先进的三角村，亩产过千斤可农民还吃不饱，他们偷着到外县换山药干吃，回来交征购。这些事，你了解不?”我说：“我了解。”
近平同志点点头，继续说：“咱们正定县在经济上是农业单打一，在农业上是粮食单打一。咱们为了交征购，年年扩大粮食面积，压缩经济作物面积。现在咱们全县的经济作物，棉花还剩一万亩。我们现在的粮价30年一贯制，小麦一斤1毛2，玉米一斤8分钱。咱们粮食交得越多，群众收入水平就越低。依我看，咱们正定县实际是个‘高产穷县’!”
听到近平同志这么说，我“激灵”一下子，当时有点儿接受不了。我说：“‘农业学大寨’的红旗就在办公室挂着呢，哪能说咱们不是‘好县’呢?”
近平同志说：“咱们的‘贡献’越大，农民的收入就越低。这个问题必须得解决一下。我想给中央写个信，反映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把高征购减下来。”
当时我吃了一惊，连忙说：“这可不行，这可是政治问题，我得先跟老书记汇报一下。”
果然，我一跟冯书记说近平同志要向中央反映减征购的事，冯书记就急了，说：“这个可不能让近平反映!这事，要反映就你反映，出了问题你兜着!”
我回来又找近平同志谈，我说：“冯书记不让你反映，怕你犯错误。他说让我反映。”
近平同志说：“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怎么会犯错误?我去跟冯书记谈谈。”
他那次跟冯书记怎么谈的，我不得而知。后来听说近平同志和县委副书记吕玉兰同志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反映正定高征购使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时间不长，中央、省委、地委联合调查组来到了正定，对正定征购是否负担过重问题开展调研，召开了几个座谈会，调查组一致认为近平同志反映的情况属实。之后上级决定把每年正定征购7600万斤核减到4800万斤，减了2800万斤。这一减，可了不得了。1983年，我们召开三级干部会(县、乡、村三级干部会)，对种植结构进行调整，适当压缩粮食作物面积，上经济作物，当年种植“中棉十号”17万亩，一年农业产值就翻了一番，农民人均收入从148元涨到了400多元，翻了一番半，一年就彻底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那年，看到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我就对近平同志说：“你为正定人民办了一件大事，正定人民永远忘不了你。”
采访组：上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还没有广泛推开，人们的思想还比较保守。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那时在正定是怎样积极推行农村改革的?
程宝怀：1982年，近平同志到正定工作后，经常骑车下乡搞调研，走访群众，了解到生产队长不好当。当时农村的体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社员下地干活的情况是：队长一打钟，干活一窝蜂，社员出工不出力。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干不干，八分半”，农民干活没有什么积极性。
有一天，近平同志找到我说：“程县长，最近你注意报纸没有?安徽和四川正在酝酿搞‘大包干’，咱们县能不能选个经济落后的公社搞个‘大包干’试点呢?”
我说：“老书记冯国强给我说过，‘大包干’我们正定目前不能搞，中央没文件，河北省没精神，石家庄地委领导没讲话，咱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冒尖，犯方向路线错误。”
近平同志说：“我觉得‘大包干’不错，是调动农民种田积极性的最好办法。我去跟老书记说说，你跟玉兰同志说说。”
近平同志跟冯书记怎么谈的，我不了解。我跟玉兰同志一说，她很高兴，说：“‘大包干’是个好东西，迟早都要搞，这是个大方向。早搞比晚搞好，它分配简单，上交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农民容易接受。”
在近平同志和玉兰同志影响下，我逐渐扭转了看法，对“大包干”有了新的认识，开始积极推动。
根据近平同志意见，我当时选择了离县城远、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里双店公社搞“大包干”试点。我把公社党委书记王香文、主任张士文叫到医院(我当时因胃病住院)，先询问了他们对“大包干”的认识，说：“你们对‘大包干’是怎么看的?如果在你们公社搞个‘大包干’试点，你们意见怎么样?”
他们说：“我们早就想搞，但是冯书记不让现在就搞。”
我对他们说：“搞‘大包干’咱县领导认识不一致，但允许你们公社先搞个试点。我讲三条原则和三个‘不’。三条原则：一是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多数社员愿意就搞，多数人不同意就不搞;二是在分配土地时，远近搭配，好次搭配;三是不能跨队分配地。三个‘不’就是不汇报、不宣传、不上报。你们两个记住了吗?”
他们说：“记住了!”
我说：“记住了，回去就搞。”
结果一年就成功了，公社农业产值翻了一番半，社员年人均收入分配从210多元涨到了400多元。
无巧不成书。有一天，我和冯书记骑车下乡到里双店，我们两个还没坐稳，还没说让公社干部汇报什么工作，公社书记王香文就按捺不住，眉飞色舞地讲起了“大包干”的好处。还没说完，冯书记就拍了桌子：“是谁叫你们搞的!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
他们摸不着头脑，就老看我。我汗珠子一下子就下来了。冯书记转过头问我：“程县长，这个事你知道吗?”
我当时有点儿懵了，不敢说不知道，也不敢说知道，就含含糊糊地说：“我好像知道点儿，忘了跟你汇报这个事，我做得不对。”
冯书记啥也没说，骑上车就往外走，40里地我们俩没说一句话。走到县委门口，我把车子撂下，三步并两步到了近平同志办公室。我对近平同志说：“不好了，老书记知道搞‘大包干’了。”近平同志说：“程县长，你紧张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包干’搞成功了，应该受到表扬，不应该受到批评。”
我说：“那你赶紧跟冯书记解释解释吧。”
不知道后来近平同志是怎么跟冯书记解释的，反正这场风波很快也就过去了。正定开了全省“大包干”的先河，近平同志在推行“大包干”上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后来，他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实行科技兴县、工业兴县、人才兴县、旅游兴县，走“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子，奠定了正定经济起飞的基础。
采访组：为了正定发展，习近平同志那时大刀阔斧革新人才制度，收到很好的效果，在全省乃至全国引起很大反响。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程宝怀：近平同志到正定后非常重视人才，大念“人才经”。他讲，人才是发展经济、翻番致富的根本。在招聘人才上，他做的十分突出，亲自向全国各地发了100多封联系信，聘请有关专家、学者给正定当顾问，组成了有50多人参加的县顾问团，应邀的有顶级专家，如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等人。近平同志还让组织部和人事局制定了一个表，把全县中专以上人才进行拉网式统计，逐人登记造册，建立“人才账”，该提拔的提拔，该调动的调动，专业不对口的适当调整，做到人得其所，才适其用。
1983年，近平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了一个广招人才的《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加快我县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定》，当时反响很大。这就是现在广为人知的正定“人才九条”。文件提出，凡是来正定的科技人员，每搞成一个项目，利润按比例分成或付一次性总报酬;树立新时期用人观点，凡有技术专长的一律接收，包括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过去犯过错误已经改正的;工作调动由县委组织部和人事部门负责办理，一时办不齐手续可先来后办，原工资照发，粮食定量不变，全部吃细粮;允许研究项目失败，不追究责任，工资报酬、往返车费照付;为调入人才建“人才楼”“招贤馆”;凡到正定来讲学的专家、学者、教授，车接车送，并发津贴费等。
这些政策对人才的吸引力相当大。近平同志让我将“人才九条”印了两千张宣传单，发到各生产队，广泛张贴，并让我送到石家庄地区的《建设日报》发表。我拿着“人才九条”到《建设日报》找到了总编辑。我跟他说：“我们制定了一个招揽人才‘九条’，你给我们登登吧。”他一看这九条，就说：“程县长，你还让我当这总编吗?”
我说：“怎么了?”
他说：“你这九条，违反现行政策，我敢登啊?我一登，地委准把我职务给撤了!”
我回来以后，跟近平同志说了这事，他说：“你去找找《河北日报》。”
第二天，我到《河北日报》找到了总编林放同志。他一看“人才九条”非常高兴，说正定县委班子思想解放，胆子大，就把“人才九条”登在1983年3月29日《河北日报》头版头条上。这篇报道一下子震动了全省甚至全国，要求来正定的人才络绎不绝，正定县委短时间内就收到1000多封书信，当年接收人才374人。当时，我们就成立了人才开发总公司，我任总经理，并且成立了接待办，负责人才的接待和安置事宜。
采访组：在引进人才过程中，有没有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典型事例?
程宝怀：当然有啊。我举两个例子吧。
第一件事，是找石家庄车床附件厂的工程师武宝信。他发明了“三露”，也就是粉刺露、亮肤露、增白露，当时已在全国畅销。
当时武宝信和厂领导在利润分配上发生了矛盾，他见到了“人才九条”，就给近平同志捎信，表示愿意到正定工作。近平同志收到他的信时，天已晚了，就到我办公室来找我。
他说：“程县长，走，咱们今天夜访武宝信!”
我说：“今天晚了，咱们明天再去吧?”
近平同志说：“今天必须找到武宝信。”
于是，我们到了武宝信住的石家庄市桥东区谈固小区，谈固小区有几十栋楼，不知他住哪个楼，于是就挨个打听，问谁谁都不知道，当时已经晚上10点多了，我说：“算了吧，今天找不着，明天再说吧!”
近平同志坚定地说：“不行，今天必须找到武宝信，我从南往北喊，你从东往西喊。”
我们俩在小区里就扯开嗓子喊“武宝信”，功夫不负有心人，武宝信总算听到了，连忙从楼里出来，紧紧握着近平同志的手，非常感动。我们到了他家里，谈了一个多钟头，谈得非常投机。武宝信当即表示：“就冲你们书记、县长来找我这一条，我把新研制的爽脚粉配方给正定。”1983年4月4日，近平同志亲自主持爽脚粉项目技术转让会，项目落地在新城铺乡。投产不到一年，我们就赚了纯利润30万元。
第二件事，是近平同志到无锡引进人才的故事。正定有个油泵油嘴厂，原属省管，一年赔了27万元。后放给石家庄地区管，一年赔了9万元。
有一天，地区专员冀剑波找到我说：“你们正定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油泵油嘴厂就在你们正定，就给你们县里管吧!”
我说：“我们不要!”
冀专员说：“你不要，那你想要什么?”
我说：“我要电视机厂。”
冀专员说：“电视机厂能给你啊?那是咱们地区的骨干企业，不能给你们。”
我说：“不给我们电视机厂，我们也不要油泵油嘴厂，要了就背上个包袱。”
冀专员说：“你们把这厂子搞好了，包袱里装的就是金子!要了吧!”
我回来把这事跟近平同志说了，近平同志说：“地区要给，那就要吧!”
结果，我们管这个厂子，一年就赔了7万元。
为了能让县里的经济发展快些，进一步解放思想，1984年五六月间，近平同志带领县经济考察团到江苏考察乡镇企业发展经验，先后走访了无锡、常熟、南通等地。在无锡，近平同志约见了给他写信，愿意到正定工作的无锡机械局农机供销公司原经理邱斌昌。邱斌昌懂经营、善管理，是个能人。听了近平同志对县里企业情况的介绍，邱斌昌当即表示可以到油泵油嘴厂工作。他还特别提到，自己可以带一个成熟的柴油发电机项目到正定，马上就能出产品。
近平同志问邱斌昌：“你从大城市去我们偏僻的县城，有什么条件吗?”
他回答说：“没有条件。”
近平同志就把“人才九条”的内容给他说了说。他说：“我不需要这个。”
近平同志就笑了，说：“你不提条件我们不好请呀。”
邱斌昌说：“你要非让我说，那我就提两条吧。我现在是17级工资，我一踏上正定的土地，县里就给我涨1级工资。我保证在一年之内，油泵油嘴厂的产值翻一番，到时候你再给我涨2级工资，达到14级。这样，我从正定再回到无锡，就是高干了，重要文件得让我看，重要会议必须让我参加。”
近平同志当时就打电话跟我商量，问我：“邱斌昌提的这两条行不行?”
我说：“这是最低条件。工资级差不大，搞不好，一年也就是多付两三百块钱，可以答应他!”
邱斌昌这个人积极性很高，当年8月就到正定报到了。他找到我，说：“你是程县长?你知道我的事情了?”
我说：“你的工资已经从17级涨到16级了。我们说一是一，说到做到，这就是正定精神!明天我领你到大会上宣布，你就是县油泵油嘴厂的厂长。”
邱斌昌很感动，当时眼睛就湿润了。第二天，我就到油泵油嘴厂召开职工大会，宣布邱斌昌为厂长，行政16级。
宣布完后，厂里有个副书记，给我提意见说：“程县长，你做得不对。县里给我们请厂长我们能接受，但宣布他的级别就不对了。”
我说：“这是习书记给你们请的人才。级别是邱斌昌来正定工作的条件，你们就不要提意见了，下月按16级给他发工资。”
邱斌昌这个人本事太大了，上任没几天，就把油泵油嘴厂积压的产品全部卖了出去，随后就开始组织生产，当年产值实现翻番，成为正定县四大骨干企业之一。他带来的柴油发电机项目，成为企业的一个增长点。后来，他在正定工作了十几年，一直干到退休，为正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间和离开正定以后，都对他非常关心，曾经给我来过3次信，让我注意关心他的工作和生活。后来县里把他提为正定的政协副主席，药费按月报销。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刚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的时候，分管精神文明建设和教育工作，在他任县委书记之后，对这些工作仍然十分重视。请您具体谈一谈这方面的工作。
程宝怀：近平同志对精神文明建设确实十分重视。首先是从群众的卫生习惯抓起。正定虽然是历史古城，但刚刚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还没有恢复元气，到处是残垣断壁、碎砖烂瓦，污水横流，街道没人打扫，生活垃圾到处都是，很脏很乱。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两个文明”必须一起抓，在全县开展了“文明礼貌月”活动。他反复讲，不能摘了“高产穷县”的帽子，再戴上“高产脏县”的帽子。近平同志组织成立了“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在县城里修建了37个垃圾池、11个公共厕所，在全县建立了13个乡镇文化站和45个村俱乐部，为71个村安装了自来水。
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文明大院建设，开展了“五好家庭”“模范党员”“红花少年”评选活动，制定了乡规民约。全县评出“五好家庭”3592户，成立青年服务队3500个。县直部门实行了“门前三包”，划分了卫生区，县城面貌大为改观，多次受到地区文明办表扬。
再说说近平同志对教育工作的重视。他来正定不久，就对全县的教育工作进行了改革，对教师实行聘任制，提高教师工作积极性，落实教师待遇，发放拖欠的教师工资，提高教学质量。当时，正定的小学有3500多平方米危房，校舍陈旧简陋，学生大多趴在土台子、水泥板上上课。他多次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反复强调教育是立国之本。1983年10月13日，他听说南牛公社南永固村小学因校舍漏雨，学生已停课一周，立即作了批示，要求南牛公社党委应从南永固村小学办学条件问题中看到与党的要求的差距，采取有力措施迅速改善该小学的办学条件，不然就是失职。同时，还马上派县委宣传部长陈守东和主管副县长何玉前去现场帮助解决问题。
里双店公社傅家村小学房子露天，窗户没玻璃。近平同志把公社书记王香文叫到办公室进行批评，他说：“里双店搞‘大包干’不错，但不能一俊遮百丑，教育抓不上去，改善办学条件不力，那你也不是一个好书记。”
后来，全县筹集187万元，用于改善小学办学条件，修缮房屋1020间，共15000平方米，新置办桌椅板凳3000套。有16个村还盖起了新的教学楼，大大改善了小学办学条件。
采访组：请您谈一谈习近平同志那时在党建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程宝怀：近平同志对党建工作非常重视，多次讲要摆正党的建设和四化建设的关系。他说，如果忽视党建工作，就会给我们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对党员违法乱纪和工作作风问题，必须下大力气解决。
他非常注重加强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要求各级党组织开展好“三会一课”，解决好领导班子自身组织生活不正常、涣散软弱等问题;要求党员对照党章要求，对照先进党员、英雄模范，对照入党誓词，反思自己思想上和行动上有哪些差距;强调对党员干部进行三种教育，即纲领教育、方针路线教育、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教育。
同时，他还要求解决好领导班子的四个问题：一是政治路线、政治立场问题，二是为人民服务问题，三是政治生活不健全问题，四是领导班子涣散问题。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贯重视和关心老干部，请您讲一讲他在正定做老干部工作的情况。
程宝怀：近平同志曾经在多个场合说过，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没有他们过去的奋斗和无私奉献，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一切。老干部工作中，小事也是大事，一定要怀着深厚感情对待老干部。他对当时的老干部局局长王保奇说，关心老同志就要少讲空话、多办实事，多给他们送温暖、送方便，让他们过个舒适、幸福的晚年。
他把县委仅有的一辆212吉普车让给老干部坐，把县委、县政府合用的会议室腾出来做老干部娱乐室。县委曾经下文，让医院开办老干部病房，开设老干部挂号窗口，规定老干部的医疗费按月报销，不得拖欠。
正定的老干部工作引起上级关注，河北省委、石家庄地委曾专门通报表扬。《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建设日报》《石家庄日报》专门刊登了近平同志尊老敬贤的事迹。他调走以后，仍一如既往地关心离退休干部以及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平时书信来往，逢年过节慰问，寄挂历、寄贺年卡。一有工作变动，就主动把新地址告知我们。
1994年，在全国劳动模范吕玉兰同志病逝一周年之际，近平同志特意写了《高风昭日月亮节启后人》的悼念文章，以“痛心伤永逝，挥泪忆深情”表达了对玉兰同志的怀念。1998年，为纪念县文化局局长贾大山逝世一周年，他专门写了文章《忆大山》，刊登在河北省文联的杂志《当代人》上。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间大力挖掘正定的历史文化，实施旅游兴县。请您讲讲这方面的故事。
程宝怀：正定是文化古城，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楼”之说。近平同志对文化非常重视，提出来要挖掘潜力、发展旅游业。他把发展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在正定扎扎实实办了几件实事。一是修建常山公园。当时县里没有钱，就号召各部门和个人集资49万元，用了半年的时间把公园建起来了。二是修缮、彩绘大佛寺。三是组建乘飞机旅游观光的公司。四是兴建荣国府。
我详细讲讲建荣国府的事。本来是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要拍《红楼梦》，需要40亩地搭建一个临时的摄影棚。近平同志当时正在酝酿发展旅游业，计划把正定建成距石家庄市最近的旅游窗口，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敏锐意识到正定的机会来了，就派人和他们联系，说正定愿意提供40亩地，希望把《红楼梦》的假景建在正定。制作中心到正定后，他们原计划投资49万元，让县里投资27万元，搭建一个2200平方米的《红楼梦》假景。近平同志考虑《红楼梦》拍完以后，三合板搭建的假景经不起风吹雨打，正定什么也落不着，就提议建一个“真实”的荣国府。这个想法提出来以后，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很高兴，立即同意。于是正定县就投资350多万元建了个“真实”的荣国府。1986年建成开放以后，第一年门票收入达221万元，旅游总收入达1761万元。
近平同志积极协调，把石家庄的公共汽车延伸到正定，促进了正定的经济旅游发展。有一天，近平同志找到我说：“老程同志，石家庄地区公共汽车一天两趟通到正定，参观荣国府的游客人山人海，车辆不够。你是不是和石家庄市商量一下，把市里的公交车延长到正定?”当时石家庄市和石家庄地区是分设的，是省里直管。我到市里找到了市委秘书长王同林同志，说：“我们发展旅游，石家庄地区的公交车少，你能不能把市里的公交通到我们那儿?”他一听，很高兴：“我赞成。”不久之后，石家庄市的公交车通到了正定，给到正定旅游的石家庄市民带来了很大方便，同时正定人到石家庄市里也更方便了。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共事3年多，您如何评价他?
程宝怀：近平同志做人做事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他能做到严以修身，言行一致。为了振兴正定，他带头苦干，亲力亲为，他在正定经常讲：“表态不如表率，身教胜于言教。”
他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非常简朴，总是轻车简从，骑自行车下乡。他经常对大家说：“骑自行车有三个好处：一是锻炼身体，二是接近群众，三是节约汽油。”
近平同志做事，始终能够做到一个“实”字，从不讲套话，也从不“穿靴戴帽”，说话很干脆，干事很利索，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说一件干一件，干一件成一件。他强调，不能说了不做、言而无信，不能有始无终、虎头蛇尾，更不能华而不实、弄虚作假。决定了要做的事，就要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抓出成效。
近平同志心里时刻装着人民，始终坚持一切工作都要为人民的切身利益着想。他既是“三严三实”的倡导者，更是模范践行者。他无时无刻不把人民装在心里，人民在他心里重于泰山。他把人民关心的热点问题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工作的出发点。
他不仅注重调查研究，而且善于调查研究。他的调研工作有三个特点：一是召开不同类型的座谈会，接触的人特别广，听到的声音也特别全面;二是调查研究的方法多，比如外出参观学习、走大街小巷、走村串户等多种形式;三是认真听取不同意见。他总是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考虑问题和认识问题。
通过和近平同志3年多的共事，朝夕相处，我发现他身上有4种优良作风值得学习。一是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二是艰苦奋斗的勤俭作风，三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四是勇于改革、大胆创新的务实作风。
在正定工作3年多，尤其是当县委书记之后，近平同志把一个几百平方公里、几十万人口的县治理得很有起色、井井有条、蒸蒸日上，这对他的领导能力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考验。他后来很多思想，都可以在正定工作中找到源头。他曾饱含深情地说：“正定是我从政起步的地方。”这是他由衷的话。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以后，您和他还有哪些接触?
程宝怀：他离开正定以后，我到他工作的厦门、福州、杭州去看望过他。我去了以后，主要是跟他一起叙叙旧，给他介绍介绍正定的发展情况。近平同志对老干部和一起共过事的同志特别关心，在我回来的时候，他让我给正定的老干部带些茶叶和食品，叫我代他向大家致以问候。近平同志前后回过正定6次，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老程，正定是我们一起工作战斗过的地方，有我们的心血和汗水，你要多关心正定，让正定发展得更快些。”
他在正定工作时曾讲过：“改革必然海阔天空，守旧未必风平浪静。”他有一个座右铭：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这两句话，就是近平同志作风的突出体现。（记者 邱然 陈思 黄珊）
单页折自行车折法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互联网指北，作者 | 孟朝辉，编辑 | 蒲凡
作为少有的能在后疫情时代保持增长的行业，“奶茶”逐渐成为当下商业领域里重要的研究样本。人们试图通过厘清“奶茶”能够“逆周期”的原因，给自己的生意找到出路，“不需要堂食”“技术门槛低”“营销投入大”是最热门的备选答案。喜茶、奈雪、蜜雪冰城等明星奶茶品牌也在这个过程中拥有了“大厂底色”，估值起跑线来到“百亿”，直接管理的员工规模摸到了五位数的门槛。
更难能可贵的是，当头部品牌们开始疲软，开始和“裁员”等负面字眼共同出现在媒体头条里，“奶茶”也并没有进入整体衰退期，总有“替补”队员能够及时补上，乐乐茶、书亦烧仙草、霸王茶姬们几乎以“无缝”地姿态填补了潜在的阵痛空间，以至于拧巴的商业记者们也没花太多时间去纠结“茶颜悦色退火了，是不是说明奶茶泡沫挤破了”。
不过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奶茶”最大的现实意义其实在于它刚好扮演了一个“回收站”的角色：互联网经济的整体衰退，拿走了数以万计的体面工作，也让很多年轻人的职业规划几近“报废”——而适时崛起的“奶茶”刚好全盘接收了这一切，然后向所有人描述了一个颇具信仰感的商业模型：
“我们不是餐饮，也不是传统行业，而是新消费时代所有特征的集合。疫情只是加速器，该来的总会来的。”
小店鲁成的小店开在成都建设路附近的一条商业街里。按照百度搜索结果里那些地产自媒体的说法，这里是个著名的失败项目：
虽然早在2016年9月就宣布“招商完成”“正式开街”，定位为配套隔壁中产小区的社区商业，但整个街区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大面积空置状态，零星出现的商家生存周期都在半年之内。到2019年下半年，开发商干脆选择了“二次上市”，用即将建成通车的地铁8号线，以及街对面网红色彩浓郁的东郊记忆艺术园区重新进行包装，可疫情只给这条街留出了“清盘”的时间，商业开发程序刚重启就被迫宕机了小半年。直到2020年夏天，新商户们才成规模地入场。
新商户们也遭遇过两次严重的集体危机。一次发生在2020年底，成都爆发了一轮较为严重的疫情，流调指向的风险区距离街区相隔不到500米，导致街区被迫集体歇业——这个时候大多数老板都没有实现“盈利”，普遍抱着“把人气养起来，到春节假期应该就好了”的想法抗压——眼看着传统理论上的“消费窗口期”溜走，不少人选择了提前终止合约，卷帘门上贴满了“旺铺招租”。
第二次发生在2021年夏天，城管部门开始集中治理“外摆”，一直将小面积餐饮商铺设定为主要业态的街区成为了“主要目标”，火锅、串串、烧烤、小龙虾等“烟火气”过于浓郁的商户受到很大影响，铺面再次出现大面积退租。据说商铺的房东们曾经试图“集体维权”，因为当初街区“二次上市”在宣传上打出了“可以外摆”的文案，有人认为这可能涉嫌“虚假宣传”。
也有人说，物业当时给他们提供的方案是“等一等”，因为成都正在准备即将到来的第8次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大概还需要再等2个月或者3个月，“过后肯定会放宽一些”。
（很多商家通过市长热线进行求助，得到了这样的回复）
物业的判断基本正确。几个月后管理强度显著“松弛”，街区商家们获准进行“有限度”的外摆——需要铺设地垫等卫生设施，同时对桌数、朝向都做出了要求，尽量做到“不影响到社区居民”——城管人员最开始会驻点街区轮流值守，后来基本就交给物业和街道自我监督了。
但影响不可逆，街区成为了建设路商圈里著名的“价值洼地”。在同时期其他商铺能挂出每平米150-200/月的情况下，租金长期维持在100-120/月左右的水平。按照2019年年底二次开盘的价格计算，一间50平米左右的商铺每年大概只能给房东们提供3%的回报率，勉强能跑赢余额宝，愁坏了周边的各路地产中介。
鲁成应该是这条“失败的商业街”上第一批赚到钱的人。
他的小店主打泰式茶饮，挂牌建面勉强超过20平米，开间很局促，两个成年男子并排取餐就会显得拥挤，唯一比较复杂的改造是将8米的进深隔断成两个区域，后区作为仓库，前区加外摆留给顾客们“立等可取”。几张大大的PVC菜单定义了店铺的装修风格，印着泰国街头最常见的几种袋装奶茶，背景是饱和度极高的大红大绿。
“泰式”是这两年成都茶饮市场的关键词，传承自一代茶饮网红单品广式手打柠檬茶，从望平街到建设路，随处可见写着“老挝”“泰国”“香茅”“青柠”的招牌。味觉和视觉上的南洋风，带来了足够的怀旧感和异域风情。很多年轻人热衷于把这些小店当作取景地，戴着墨镜、涂抹深色口红，在滤镜软件的帮助下量产“港风ootd”。
鲁成仔细分析了这个全新的消费场景，带着思考结果从去年年初开始挑选门面，最终看中了这里“烂尾成色”：“要不是这样（开发失败）我不可能用这个价格租到这里，也不需要它们去开发，我有我的判断。”
根据我的观察，“判断”应该指的是“家庭作坊”模式。最开始，他把菜单上的选择限制在个位数，不聘请店员，也没有登录任何外卖平台，把客流全部寄希望于相距100米的刚需小区、200米的艺术园区和1公里的成都理工大学，尽可能把成本压缩在房租和原材料这两件事上。然后“规定”自己和每个顾客能多聊两句，争取像快手上“泰国阿航”“泰国肥猫”镜头里的东南亚店主那样，“有一种街区原住民的感觉，成为街区性格的代表”。
直到有一天在清账时候发现“盈利已经足够他一年给自己放两个月的假”，他才下决定进行店铺升级——那是2022年春节假期之后，他把菜单上的选项增加到了20多个，奶茶店也购置了一台电瓶车，他和父亲轮流充当外卖员，配送范围“上不设限”，支持顾客们通过老板的个人微信下单。
鲁成给我透了个底，目前每天的流水可以做到2000元左右。我在网上大概搜了一下奶茶店的平均毛利率，按照比较“保守”的60%计算，这意味着他在旺季时每个月的收入接近4万。
“但确实太累了。”小店每天下午1点开门，一直营业到凌晨2点。期间除了扮演店员的角色，跟进不断跳出的订单，还需要留出一部分精力进行“研发”，近期的目标是改良“奶绿”，不断有熟客表示这款产品喝起来太腻，“奶绿（在泰式茶饮里的地位）就相当于星巴克的星冰乐，做不好会让人笑话。”
况且鲁成并不是这条街上唯一的“奶茶创业者”。疫情之后，街区曾经出现过两家主打“低卡健康”主题的新式奶茶，位置更靠近东郊记忆，店面开间也更大。它们和一百米之外的书亦烧仙草、丸摩堂曾经发生过激烈的竞争，写满优惠信息的宣传单铺满了附近所有的共享单车车筐里。
鲁成对那段时间记忆犹新，当时他每天都很焦虑，“一打开手机，就有人告诉你0糖0卡是新消费，我就忍不住思考自己是不是赌错了”。旁边便利店的老板也证实了鲁成的说法，他发现这两年“都在找无糖的”，“绿色包装的茉莉蜜茶都是附近的中介和民工在买”，“（喝无糖的）女生也变多了，估计都是怕胖吧”。
“所幸”街区内卷没有持续太久。两家“低卡奶茶”一家倒闭，另一家停止了地推，似乎走上了私域运营的路线——在大众点评上总共9条有效评论里，只有一条“差评”针对“味道”发表了看法，其他顾客都在谈论“老板人很好”“老板娘人很好”“梗太好笑了哈哈”“喝起来没有罪恶感”。
书亦烧仙草则成长为了社区小店根本无法撼动的庞然大物。去年11月，他们冠名了湖南卫视的综艺《大湾仔的夜》，来自四川的奶茶成为了港星们自营茶餐厅的指定饮品，线下门店联动式地打出了“哥哥同款”的招牌，带货欲望爆棚。今年2月，他们宣布获得了来自绝味、恰恰的投资，规模超过6亿，整体估值超过100亿，据窄门餐眼数据显示门店规模仅次于蜜雪冰封，成都本地媒体激动地喊出“新独角兽诞生”。
鲁成庆幸自己没有太受情绪的影响。他的操作台上贴着一道符箓，黄纸丹书，据说是朋友帮他请的。我问这道符具体有什么含义，他指着门口的金鱼缸：“这也是一个风水，我都很少换水的，水越脏财越旺。”
大厂我和铁头约在他们公司总部见面。那天成都超过30度，从我的位置出发没办法地铁直达，需要先乘公交车到盐市口，再步行穿越“地一大道”。堆积在地下商场的廉价箱包、服装在高温的作用下，加速挥发着“潮气”，几乎所有路人都下意识地按了按口罩。
对于成都媒体人来说，这里是经典的“选题宝库”。有人热衷于探讨“风水问题”，认为这条街上几大商业地产之所以人气低落、不断卖身，一定有“经济学规律”之外的神秘力量左右。参与者覆盖地产媒体到亚文化账号，“实地堪舆”与“凶宅探秘”齐飞，“鬼打墙”共“藏风聚气”一色。
有人则把“地下商城”当成了理论模型，有时候用来洞察消费者心理的变化，有时候用来论证营销策略的复杂性。最常见的故事梗概是：这条数公里长的地下商业街最早叫“天座商场”，起初是一个类似于“第三东京”的宏伟项目，伴随小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用地的紧张，在90年代末非常繁荣，商铺的紧俏程度直逼地面上的春熙路——衰败发生在2008年之后，电商分流了一部分消费者，城市基建的加快又降低了“市中心”的魅力。
等到2010年，“天座商场”被改造成号称“蜀地最大商业步行街”的“地一大道”，这个项目几乎只剩下了“资本炒作”意义：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项目方人和商业在2010年4月以2.89亿元收购了经营权，2010年年底宣布以协议价23.72亿港元转让。按照2011年3月官宣买方交付尾款计算，人和对项目的耐心不到一年，成都市中心留下了一条空置率超过8成的“鬼街”。
（有UP主把这条街的故事，改编成“都市怪谈”）
铁头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适应这里的办公环境。他们所在的写字楼经济结构非常传统，金融企业居多，房地产企业次之。作为新一线的市中心，“新”的色彩很少。
“里面还有一个什么房产交易中心，要不是最近他们改到另外一侧电梯（作为入口），每天有好多带顾客来签约的中介，（电梯）等几趟都上不去。”铁头之前在天府三街上班，在互联网公司做运营，那是很多成都人心中“最北京”的地方，“你看这外面，不是洗脚按摩的，就是耐克折扣店。”
好在只要回到工位，他就可以徜徉星辰大海。
他的公司在疫情之后开始加速成为“大厂”，里程碑是2021年，老板接受地方政府部门的邀请成为了“四川品牌”。相比于老家昆明，成都在财政指标上的表现要好很多，理论上意味着这里的消费者拥有更强的购买力和更接近一线城市的消费观，能够给“建设头部品牌”这个愿景提供足够具体的参考。同时也意味着成都比昆明更有可能成为一个“人才回流地”，品牌策划、品牌运营这些伴随着新经济发展而萌芽的工作技能，在这里更容易捡“现成”。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团队扩充到了三百多人，普遍拿到了“同地区同行业内中上水平”的待遇，暂时没有经历“优化”或者“降本增效”。铁头复盘了老板的心态，“新团队搭建不久，没必要把好不容易形成的凝聚力弄散了。更何况现在真的很需要人。”
“出海”就是一个很缺人的业务线。他们在“出海”这件事上非常“提前”，早在2019年，国内门店还不到100家的时候他们就尝试在马来西亚开店。根据新闻报道里的说法，那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尝试，他们刷新了马来西亚奶茶行业单日出杯记录，单店单日营业额逼近50万人民币。
疫情常态后，他们进一步把“出海”提升了优先级，喊出了“在马来西亚开100家店，业绩要超过星巴克”的目标。品牌形象也按照海外市场的消费习惯进行了改造，LOGO更加扁平和国风，品牌名从原来的汉语拼音变成了罗马注音。
（外国消费者的“开店信息速报”）
庞大的业务里，只有运营是交给当地团队，供应链、设计、研发的任务都交给了成都。成都甚至还需要负责“店铺装修”，他们专门分出了一间大办公室给了“空间设计团队”，里面的老师普遍“大有来头”，或来自同行业TOP2大厂，或服务过大型餐饮连锁或者消费品牌，其中不乏“海归”背景。我下意识地认为这种“全方位的微操”很占用成本，顺带着暗示创始人“掌控欲很强”。铁头否认了我的猜测，“（自己做）反而节约成本，外包才不划算。”
相比之下，他们在国内市场显得很“佛系”，即使在大本营成都进展都称得上“缓慢”，迄今为止门店数量没有超过30家。但这种状态也给了他们“不优化”的底气：他们的现金流相对自由，加盟和联营模式进一步对冲成本。
唯一可能增加额外成本的地方，可能在于联营和加盟的店主们会考虑“坪效比”的问题，他们不得不配合增加SKU来满足诉求。他们的国潮文创周边，就启发于一位上海联营店主的提议。在这之前，他们更倾向于把“周边”当作“影响力传播”方案，没想过用它们来“承压店铺经营”。
我好奇疫情会以什么形式带给他们“直接负面影响”，铁头一拍大腿，“品牌传播太容易打水漂了。”
最近的教训发生在3月，成都新一轮疫情遍及太古里、望平街、339等网红餐饮集中地，防疫部门对堂食、外卖制定了严格管控，“品牌们好不容易把热度攒起来，这下又慢慢散掉了，本来品牌们的预算就减少了很多。”
当然铁头仍然对“品牌建设”这件事充满信心。因为即便在特殊环境下，人们不得不更多为短期ROI考虑，反复纠结“转化”和“带量”而非“创意”，但他相信“做品牌”这件事已经刻在成都餐饮企业DNA里。“餐饮可以说是成都为数不多愿意‘抱团’的行业。”
为了向我证明这一点，他划开手机，翻出了一条朋友圈。按照备注的说法，朋友圈的主人正在经营一个类似“湖畔大学”的营销学院，主要面向Base成都的品牌人，“点评发的必吃榜，有成都的乐田和烤匠，（发榜）那天全是祝贺，全在攒局张罗庆祝，真的叫共襄盛举。”
在最新的报道里，成都餐饮圈里的“共襄盛举”也正在慢慢地向茶饮市场靠拢。5月25日，成都餐饮同业公会茶饮分会正式成立，首批会员企业包括书亦烧仙草、茶百道、霸王茶姬、兵立王、奈雪的茶、喜茶、一只酸奶牛、沪上阿姨、陈多多、圆真真、茶屿、天然呆。
铁头对行业交流的兴趣非常浓厚，在他眼里“缺少学习机会”是成都区别于北上广的最大短板：“在这边聊天，一点信息量都没有。”
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其实打算向他输出一个偏见：过于强调“品牌传播”“传播效果”，是不是对餐饮行业的一种本末倒置？会不会让市场对于整个行业形成“错误的认知”，以至于品牌们在“非理性”的环节上卷起来，最后提前透支整个行业的底气。
但这句话还是被我吞在了肚子里，“拍照发朋友圈=奶茶的主要消费场景”是一个经过市场反复验证的共识，带着“餐饮”的视角去评价这个现象，那只有两种结果：要么是我对营销有刻板印象，要么是我根本不是奶茶的核心受众。
我承认，我在健身，不喝奶茶。
憧憬在铁头的建议下，我特意选择了一条会经过春熙路的公交线路回程。
在他们的圈子里，春熙路是个非常好用的样板间，只需要“数门店”就可以大致判断消费市场接下来的主流趋势。我带着这个思路看向车窗外，在排除茶百道、书亦烧仙草、丸摩堂这些本土OG之后，数出了三家兵立王、两家沪上阿姨。
沪上阿姨是来自上海的茶饮品牌，兵立王来自四川德阳，一座人口常年维持在300多万的四线城市。两者在视觉风格上有着迥异的差距：沪上阿姨并不“阿姨”，LOGO上的少女“旗袍+丸子头+wink”；兵立王很容易让人想起“最强兵王”，他们把操作台装修成“装甲车”，履带和车轮带来浓浓的机械感——很难想象他们之间会成为“竞品关系”，至少作为朋友圈配图它们提供的并不是同一套审美。
我把“样板间”理论和观察结果告诉了鲁成，希望能够对他的创业有所帮助。晚饭之后，我收到了回复，是个提问：
“你觉得大城市的创业优势，在变多，还是在变少？”
*文中人物均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