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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又名《太史公书》，“正史”之首，二十四史之一，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时期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
《史记》共130篇，含8书、10表、12本纪、30世家、70列传，共52万余字，记事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年间，共计3000多年，“炎黄子孙”说法由此而来。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点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所记载之人物众多、庞杂，既有王侯将相，又有奇人异事及平民百姓，既有中原地区人物，又有边疆少数民族的人物。
《史记》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
《史记》将史学与文学结合起来，语言生动，情节引人入胜，塑造人物形象鲜明，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史记》在中国历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书中所记载的史实大都翔实可靠，对研究汉代及其以前的历史具有很高的价值。同时，它开创了中国采用纪传体手法记载历史的先河，为后代史书的撰写奠定了基础，鲁迅赞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2、二十四史中唯一一部通史是什么，二十四史唯一一部通史
今天这个讲座的主题是《元史》，侧重于普及性，主要是向在座各位介绍一下《元史》的基本面貌，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二十四史唯一一部通史?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二十四史唯一一部通史
今天这个讲座的主题是《元史》，侧重于普及性，主要是向在座各位介绍一下《元史》的基本面貌。
在“二十四史”里面，《元史》这部书的存在感是很低的，大家一般不怎么关注它，也不会把它作为一部名著或者有代表性的史学著作加以讨论。假如是一部小部头的书，或者内容生僻的书，存在感低一点也没什么，问题是《元史》部头不算小，又属于历代正史之一，存在感还比较低，这就是它自身的问题了。简而言之，跟当初编纂的草率有很大关系。
《元史》的编纂，从历代编修正史的过程来看，是非常快速的，总计不到一年时间就编完了，这应当说比较少见。
元史的编纂
明朝洪武二年（1369），也就是朱元璋建立明朝的第二年，《元史》就开始编纂。其实当时严格说来元朝还没灭亡，它的残余力量退回草原，仍旧打着元朝旗号，史称“北元”。但是朱元璋迫不及待地希望宣布元朝灭亡，否则明朝的合法性有问题。基于这样的动机，《元史》就开始编纂了，由朱元璋的手下文臣宋濂、王祎（最新的研究认为应当写作“袆”）任总裁。这两个人又找了16个儒生来负责编修，用了188天，编成《元史》159卷。洪武二年这次编纂并没有编完，因为当时缺乏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的材料。元朝官修的史料大部分都没有涵盖到顺帝这一朝，所以工作暂时搁置。这次编纂，平均下来一天多一点就编成一卷，一卷有几千字到上万字不等，因此是非常快的。等到第二年，关于元顺帝的材料找来一些，他们就重新开工，依旧是宋、王二人总裁，又找了15人来编修（只有一个人两次都参加过）。这次耗时143天编成了53卷。比上次要费时一些了，平均下来基本是两三天编成一卷，因为这些材料是零散搜集的，需要加工，耗时就多一些。尽管如此，平均两天多弄出一卷，还是很快的。
最后把这两部分的编纂成果放在一起，有些内容还得再次拆分，重新整合。前后两次共编出212卷，拆分整合之后，最后定稿是210卷，而且很快就刊刻出版。累计《元史》的编纂时间，两次加起来一共331天，还不到一年时间。
相比之下，“二十四史”当中有些编纂是很慢的，比如清修《明史》前后拖了100多年。还有些虽然编得不算慢，但是开工拖延，像元朝修的《辽史》《宋史》《金史》三部正史，拖拖拉拉一直不开工，直到最后的元顺帝一朝才开工。只有《元史》开工又早、成书又快，在正史里面是少见的。关于《元史》的编纂过程，学术界有几篇文章比较著名，比如陈高华先生、方龄贵先生等等，他们的文章对《元史》的编纂过程以及编纂工作特点进行过深入分析。
在“二十四史”中，《元史》的部头不算小。部头最大的咱们都知道是《宋史》，其次是《明史》，然后是《新唐书》《旧唐书》，之下就是《元史》了。《元史》的体量与两《唐书》接近，略少一点点，在“二十四史”中排名第五。
这么大部头的《元史》，不到一年时间就编纂出来，这是因为有一些现成资料可抄。第二次编纂的时候，材料很多来自临时征集，可能也参考了一些能见到的元朝官书，但是到底利用了具体哪些材料、哪些书，目前还没有定论。而第一次编纂的、占了《元史》大部分内容的书稿，参考资料相对比较清楚。一般认为第一次编纂的书稿中，本纪源于元朝官修《实录》，志和表基本源于元朝后期官修的国家典制著作《经世大典》。元朝的《实录》，今天完全见不到了。《经世大典》也已散佚，但是今天还能见到很小的一部分。至于《元史》第一次编纂书稿中的列传，材料来源稍微复杂一些，现在通常认为主要也来源于《经世大典》。《经世大典》中有一部分内容叫《臣事》，专门记录官员们的生平事迹，汇集了很多人物传记资料，它可能是《元史》列传的主要材料来源。不过并不是单一来源，有些列传可能另有来源渠道。总之，《元史》之所以编得快，就是因为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有现成资料可抄，而且这些资料比较成型，拿过来稍微加工一下就可以完事。关于《元史》的材料来源，有一些可参考的研究，比如王慎荣先生主编的著作《元史探源》，以及陈高华、陈新元等学者讨论《元史》列传史源的文章，等等。
《元史》编纂的特点
《元史》编完后，两位主编起草了一份《纂修元史凡例》，解释这部书的编纂原则。通过这份《凡例》，可以看出《元史》编纂的一些特点。
《凡例》共五条，第一条讲本纪是怎么编的。其中说：前代史书的本纪有两种写法。一种像两《汉书》本纪，“事实与言辞并载”，既讲史事，也收录了很多诏书、奏议之类的文件。另外一种像《新唐书》本纪，特别简明，就是一个干巴巴的大事记，没有多余的东西。现在修《元史》，本纪按照第一种写法来写。我们可以看到，《元史》本纪内容比较杂，不仅是一个大事记，而且写了很多不算大的事，还转引了一些文件或者文件摘要。所以《元史》的本纪多达47卷，占全书总卷数22%强，比例在“二十四史”中是相当高的。不过今天看来，这里面恐怕有编纂者“偷懒”的因素。因为《元史》本纪（除《顺帝纪》外）改编自元朝的《实录》，《实录》会按照年月日记录很多事情。《元史》编者如果想把本纪编成精练的大事记，就需要花很大力气对《实录》的内容进行筛选和压缩，文字上也要做到言简意赅。为了赶进度，不如删得少一些，即使内容比较臃肿，也在所不计，相反还自我标榜是“事实与言辞并载”。当然这种偷懒，今天看来是一件好事，虽然搞得《元史》本纪篇幅比较大，内容芜杂，但是却保留了很多原始的甚至是独家的珍贵资料。
第二条讲志。《元史》编者把前代正史的志分为两种。一种以《新唐书》的志为代表，这是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写的。特点是“悉以事实组织成篇”，就是对相关材料重新组织，提纲挈领，融会贯通，最后完成的作品具有一定原创性。《元史》编者认为这样太麻烦了，“考核之际，学者惮之”。他们的选择是另外一种，以元修《宋史》的“志”为代表，特点是“条分件列，览者易见”。就是说，基本不重新组织，也不怎么融会贯通，就直接把材料一条条地罗列上去，主要做的是精简、压缩工作。其实这也是一种偷懒的办法，当然保存材料也多一些。
《元史》的志共分13种、58卷，编纂水平不是很高，但就内容而言，覆盖面还是比较全的。“二十四史”当中，有一些没有志，有志的，篇目设置也不完全一样。就《元史》的志来说，篇目设置比较完备，该写的基本都写了，写得好坏是另外一个问题。只有一种该写的志没有写，就是记录文献保存情况的《艺文志》。到清朝，有好几个学者给《元史》补了艺文志，现在都能见到。
第三条讲表。前代正史有些有表，有些没有表。《元史》编者认为，元修《辽史》《金史》的表编纂较好，比较充分地利用了相关零碎材料，来反映一方面问题，概括一类现象。因此仿照《辽史》《金史》，一共编了6种表，包括后妃表、宗室世系表、诸王表、诸公主表、三公表以及宰相表，共分8卷。应该说这些表都很重要，虽然有一些错误和疏漏，但还是保存了很多重要的零散信息。到清朝，钱大昕又为《元史》补了一份《氏族表》，这个补充非常有眼光。元朝是一个多元民族的王朝，蒙古人、色目人各有好多分支，分为不同的部族、氏族，而且基本都没有姓氏。对一些著名的蒙古人、色目人进行定位，搞清他是哪个部族氏族甚至家族的，和谁是同一个氏族或者一家人，祖父父亲兄弟儿子孙子都是谁，往往十分困难。钱大昕就对这方面的材料进行了汇总和梳理，对研究者非常有用。
第四条讲列传。列传是历代正史的主体部分，各史的列传在编纂方法上差不多，因此《元史》编者称，列传并未刻意效仿前代某史，而是“准历代史而参酌之”。在内容编排上，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与皇室有关的一些特定人群，包括后妃、追尊诸帝（死后被追尊为皇帝的皇族成员）、宗室和外戚。第二部分是普通的中上层贵族官员。这部分有一个重要特点，编者把人物分成两大块，先写蒙古人、色目人，从蒙古帝国建立写到元朝灭亡，然后写汉人、南人，又是从蒙古帝国建立写到元朝灭亡。这种写法是其他各朝正史都没有的，很有可能来源于元代官修《经世大典》的“臣事”部分。第三部分，是所谓“类传”，即一些身份上有特定标签的人，分门归类各自立传，不限于中上级官员，也包括一些下级官员甚至平民。哪些标签能成为类传的选项，历代正史大同小异。《元史》类传包括：儒学、良吏、忠义、孝友、隐逸、列女、释老、方伎、工艺、宦者、奸臣、叛臣、逆臣以及外夷。其中《释老传》比较有特点，记载僧、道事迹，其他正史没有这门类传。这与元朝宗教活跃，僧、道地位较高有关。
从整体来看，《元史》的列传编纂有几方面问题。第一是宗室、外戚缺漏严重，立传者挂一漏万。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很可能是因为《元史》列传取材的《经世大典·臣事》里面缺少宗室、外戚的内容。宗室在元朝基本不算臣，外戚可以算臣，但估计《经世大典·臣事》收录得很少。第二是缺乏“开国群雄传”内容。这类内容是写王朝初建的时候，与王朝创建者争夺天下的那些对手，比如两《唐书》立传的李密、窦建德、王世充等人，《明史》立传的陈友谅、张士诚等人。《元史》本来可以立这样的传，成吉思汗创业时有过几个这样的强劲对手，但是没有立传。原因很可能也是因为这些人不是元朝的“臣”，未能进入《经世大典·臣事》。第三是中上层贵族官员这部分虽然写了很多人，但还是漏了很多人，包括不少重要人物。拿宰相这样高级别的大臣来说，立传的还不到一半。这可能是因为列传主要材料来源《经世大典·臣事》本身就记载人物不全。最后是类传部分有些处理不尽妥当。比如没有像其他正史一样设立《文苑传》，而是把应该入《文苑传》的元朝文人塞入了《儒学传》。再如没有为西南少数民族立传。元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比前代王朝更加深入，高层与内地一样设立行省，中层以下基本由土司管理，世代相传。这些内容很重要，按说应该立《土司传》或《西南夷传》，事实上《经世大典》里也有材料，可是没有立，比较遗憾。
《凡例》最后一条属于补充说明。解释说：前代正史在每卷末尾都有编者写的论赞，就是对这一卷记载的内容写几句评价或总结。现在修《元史》，决定“不作论赞，但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自见”。说得挺好，实际上还是偷懒。用基本现成的材料拼成一部正史，多少得写几句总结或者概括吧？说起论赞的水平高低，历代正史其实也是良莠不齐，但是有无论赞，就是个工作态度问题了。这点力气都不愿意花，完全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和感受，这似乎是“二十四史”里面独一份。总之因为赶工，《元史》的编者是能简则简。
《元史》所宗资料的来源及可靠性
如前所述，编纂《元史》利用的资料，有些今天能够知道，有些已经不知道了。对于那些能够知道的资料，它们的材料来源以及可靠性，稍微再讨论一下。
首先，《元史》本纪，除最后的《顺帝纪》外，全都取材于元朝《实录》。这些《实录》是怎么编出来的？
我们知道，唐宋时期，官方修史已经发展成为一套很复杂的制度。每个皇帝在位的时候，日常活动都有人专门记录，叫作起居注。朝廷大员宰相等等向皇帝汇报工作，或者主持政务会议，也有人随时记录，叫作时政记。这两种资料积累一段时间以后，再有人负责对它们进行汇编，可能还加上一些其他记录，按时序编成一部大事日志，叫作日历。等到这位皇帝去世，史馆把他这一朝的日历汇总起来，进行删减压缩，就编成这位皇帝的《实录》。每位皇帝都有《实录》，积攒若干部《实录》以后，再汇总改编为纪传体的《国史》。到王朝灭亡，后面的学者在这些《国史》基础上稍加改编补充，就能编出该朝的正史。正因如此，“二十四史”里面部头最大的《宋史》，元朝没花多少时间就编出来了。除从日历当中提炼《实录》、改编《国史》外，还会把里面与典章制度有关的内容单独摘出来，编成专门记录制度演变的史书，叫作《会要》。唐宋时期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到元朝，上述制度发生了一些变化。元朝是少数民族王朝，对中原制度学习不完全到位，修史制度也就没有那么完备。根据一些零散史料，我们知道元朝有起居注，也有时政记。起居注本来应该围绕皇帝编写，但是据元朝人自己所说，他们的起居注里面没有多少内容写皇帝，主要记载的是各级官员、机构针对某些事情上呈的报告或建议。时政记由中书省下属的时政科负责编纂，但是具体编得怎么样不得而知。
元朝似乎没有日历，至少日历这个名称没出现过。不过似乎存在某种类似的资料长编，只是不叫日历而已。比如《元史》里面提到，有一位南方的儒士郑陶孙，在南宋灭亡后被元朝召入翰林国史院做编修官。当时翰林国史院修史，正在编写南宋灭亡前后的史事。郑陶孙就说我过去是南宋臣民，不忍心写南宋灭亡，希望别让我参加这部分工作。据说元世祖忽必烈为此还很赞赏他。这说明忽必烈在位中期，翰林国史院在编某种史书，这种史书不是《实录》，因为前朝《实录》写不到南宋灭亡，忽必烈的《实录》在他自己活着的时候还不可能开始编写。也不会是起居注、时政记，因为这两种材料各有主管机构，不归翰林国史院负责。那么，正在编修的这个东西，应当就是类似日历的资料长编。这方面还有一个例证。元末有一位大臣叫危素，他的墓碑里面记载：危素在元顺帝后期担任翰林国史院长官的时候，发现院里修史那帮人，每天如果领不到伙食补贴，就不干活。这些人原本有工资，但是编史书还可以领补助。危素就把这些人训斥一番，说咱们就是干这个工作，已经拿工资了，你们还非要等伙食补贴到位才干活，这像话吗？被他这么一训，翰林国史院的人就继续开工干活了。在这里他们修的是什么史书？肯定不是《实录》，前朝《实录》在元顺帝在位初期就编完了，顺帝自己的《实录》还不可能开编。由此推断，正在编的也只能是类似于日历的史料长编。
所以综合来看，虽然元朝的修史制度不算非常完善，但是该有的东西大部分还是有的。而且史料显示，元朝有些时候编《实录》，会要求中央各机构抄送档案来参考，还行文地方征集资料，甚至于进行口头访问。总体而言，元朝《实录》的史料价值是比较高的，起码它的材料来源很可靠。《元史》本纪根据《实录》删减而成，史料价值因而也比较高。
至于《元史》志、表的主要史料来源《经世大典》，虽然绝大部分已经散佚，但有关这部书的编纂过程，还是保留下来一些记载，也有学者专门进行研究。它是一部典章制度著作，性质大体相当于唐宋的《会要》。当然里面包含人物传记性质的《臣事》，是《会要》没有的。编《经世大典》的时候，除利用《实录》外，还从朝廷各机构广泛征集公文档案资料，最后整理汇编成类似于元代国家行政手册的这样一部书。全书分10部分，前四部分是围绕皇帝、皇族的一些内容，名为帝号、帝训、帝制、帝系。后六部分分别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为核心展开，名为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前面一再提到的《臣事》，是《治典》下面的一部分。总之，《经世大典》资料来源的可靠程度也是很高的，为《元史》修志修表提供了极大方便。
如前面所说，《元史》列传的史源比较复杂。以第一次编纂的部分而论，可以推断主要取材于《经世大典·臣事》，但也不会是全部，还应当有别的资料来源。比如元朝史学家苏天爵编纂过一部《国朝名臣事略》，为元朝前期47位“名臣”立传。这部书流传至今，通过对照，可以发现《元史》有一些列传就是在《事略》基础上写成的。元顺帝时，王祎对《事略》进行增补，写成《国朝名臣列传》，立传人数达到120人。虽然这部书已经失传，无从与《元史》比对，但由于王祎到明初担任了《元史》主编，从逻辑上推断，他编纂的《国朝名臣列传》一定会成为《元史》列传的重要参考对象。苏天爵《事略》历来受到很高评价，王祎《列传》应该也不会相差太远。
与《经世大典·臣事》有关系的《元史》列传，主要限于普通中上层贵族官员这一部分，类传则基本无关。但很多类传的史源也可以探查清楚。比如奸臣、叛臣、逆臣这几篇传，传主已被元朝官方定性为反派角色，不可能进入《经世大典·臣事》。可他们都是重要政治人物，掌握过比较大的权力，在《实录》当中出现很频繁。因此他们的传记，是《元史》编者根据《实录》相关记载拼凑出来的。又如孝义传、列女传，今天知道源于《经世大典·礼典·旌表》；外夷传，源于《经世大典·政典·征伐》。《实录》和《经世大典》的史源和价值，上面都已经说过了。
关于《元史·外夷传》的史源《经世大典·征伐》，再稍作补充。《征伐》这部分内容碰巧今天保存下来一些，与《元史·外夷传》对比，后者基本就是直接照抄。不过也抄出了问题。那就是外夷在《征伐》中出现，讲的基本都是打仗。《外夷传》抄这些自然可以，问题是元朝跟这些“外夷”的关系并非只有打仗这一种情况，还有很多时候是不打仗的，处于和平往来状态。《外夷传》对后者基本不写，属于严重疏漏。这不能怪《经世大典》，只能说是《元史》编纂粗糙。
最后关于《元史》列传史源补充两点：
一是元朝没有编过《国史》，不过元顺帝在位前期曾经编成一部《后妃功臣列传》（与唐宋《国史》不同，只有传，没有纪、志、表），这部书如果传到明初，《元史》列传的编纂自然省事很多。然而就目前了解的情况而言，该书似乎未能保存到明初，可能在战乱中亡佚了。
二是现在通过文集、地方志、金石志、考古发掘等等途径，可以见到很多神道碑、墓志铭、行状之类元人传记资料，其中在《元史》中有传的人物不少。但是，不能将这些人的上述传记资料简单认定为《元史》列传的史源。道理很简单，《元史》编纂时间过于紧张，编者没有时间去广泛搜集这些零散资料。可能会见到一些，但不可能都见到。即使内容近似，多数情况下也只能认为，某人的碑传资料与他在《元史》中的传记具有同源关系。
来源：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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