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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女红军-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属于社会问题式报告文学作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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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属于社会问题式报告文学作品吗2、1988年10月1日,临泽县城盛大集会,16辆车装载1000具西路军遗骨3、西路军女战士凭机智勇敢逃离马家军的魔爪,晚年享副兵团级待遇4、描写歌颂黄河的散文5、女战士新婚不久便被俘,多年后再遇丈夫,做了一事什么让人感动的事?

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属于社会问题式报告文学作品吗

优质回答属于社会问题式报告文学作品。《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是2001年6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董汉河。

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之后,以四方面军为主体的西路军两万一千余人在河桐坦西走廊惨遭失败,近两千名红军女战士几乎全部落入西北军阀马步芳之手。这些尽摧残和蹂躏的坚强女性,忍辱含冤,备受折磨;在以后的几十年历史风雨中,又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大部分人默默地活到了今天。

作者简介

董汉河,1945年生于山东淄博,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租旦甘肃社会科学》主编。

著有长篇弊轮扰报告文学《西路军沉浮录》、《西路军战俘纪实》、电影《红流》电视剧《营救》及小说、散文百余篇,学术论著六十余篇(部)。

1988年10月1日,临泽县城盛大集会,16辆车装载1000具西路军遗骨

优质回答1986年春,临泽一县西路军陵园搜寻红军遗骨的工作,在靠近祁连山脚下的梨园口等地紧张地进行着。

梨园口——充满鼓瑟弦乐之音的美妙地名。它同倪家营、红石窝山一起被写进了红西路军征战史中。

《临泽县委党史大事记》中记载:

……3月11日,西路军突围撤出三道硫沟,星夜兼程,沿山撤往梨园口。12日晨,西路军撤至梨园口,又遭故围追堵截,我九军因担负掩护,奋力拼搏,杀敌众多,击毙马彪旅团长谭呈祥、马占成等。九军自身伤亡重大,军政委陈海松、军政治部宣传部长黄思彦、25师政委杨朝礼、回民支队司令马有明及总部供给部长郑义斋等众多同志壮烈栖牲。在梨园河谷,红三十军与敌展开拼杀,因敌众我寡,264团全部丧失,政委黄英祥负重伤,263团伤亡过半。

晚,西路军余部3000余人趁夜撤出梨园口,向南疾进,转入祁连山中。

徐向前同志在《 历史 的回顾》一书中和冲谨对梨园口阻击战,也有一段详尽的回忆:

……梨园口是入祁连山的口子,三面环山,中间有些民房。部队赶到这里,敌骑兵跟踪而来。祁连山的山头,一般坡度不大,不像四川的高山,一壁千仞,险不可攀。敌人的战马,一个冲锋就能跑到山顶,上山下山,唤基如履平地。我九军为掩护三十军展开,拼命与故争夺梨园口两侧的山头。指战员杀红了眼,光着膀子,拿着大刀,和敌骑兵肉搏。不到半日,我九军仅剩的半个团约1000余人,绝大部分拼光。军政委陈海松、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等一些领导干部,均壮烈牺牲。嗣后,故倾其全力向我三十军阵地压迫。为掩护总部机关和伤病员安全向山里转移,三十军指战员前赴后继,顽强与敌搏击。梨园口内战马嘶鸣,白刃交加,血肉横飞,战况极为惨烈。当天,我264团全部拼光,263团也大部损失。

12日,我们率西路军仅剩的3000余人,边打边撤,进入祁连山里的康隆寺地区。

5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梨园河内外,山河依旧。两侧高山起伏,重岩叠嶂,淡红色的岩壁气势森严。梨园口的东岸山坡下坐落着梨园堡,东侧是寺湾村,南岸是南台子村等。听当地人讲,清朝顺治十五年时,地方官吏为内防“黄番”,外防“边患”而设置梨园营。及至康熙、雍正以来,都在此驻兵设防, 历史 上就是有名的军事要塞。公元20世纪30年代,正义与邪恶两股力量又在此撞击,迸射出的 历史 火花,久久不散。

某年秋,一位老将军来到梨园口。他一脸悲壮之色,挥手喝退随从,踉踉跄跄独自徘徊在山野间,走走停停,寻寻觅觅。将军的身影像一具石像在秋风中肃立,很久很久。后来,他突然双膝落地,面向祁连山,长跪不起……

1982年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领导有远见,首次把反映西路军事迹的革命 历史 题材片《祁连山的回声》,奉献给当时那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这部影片反映的是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在祁连山掩护大部队转移时,战至全团覆没的壮烈过程,影片选择在梨园口实地拍摄。在该片中扮演妇女团团长的演员,是中国妇孺皆知的中央电视台中光彩照人的女主持人倪萍。她和剧组的伙伴们在梨园口电影拍摄现场,深深地被红军女战士英勇阻敌,失利后宁死不屈,与敌同归于尽的事迹所震撼,演员们一个个悲愤异常,感情失控,沉浸在 情感 的旋涡中难以解脱,以致电影拍摄计划几次更改……

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溟溟薄雾,凄凄衰草,一排老少胸佩白花,弯腰鞠躬。这张照片记载的是1990年11月5日,在梨园口上空撒放徐向前元帅骨灰的徐小岩等8位徐帅亲属亲临梨园口战场凭吊先烈时的情景。徐帅的儿子、儿媳、女儿、孙子们每人将一束花摆放在秋草瑟瑟的黄沙地上,长时间的低首默哀。照片气氛凝重,十分感人。

有人绘声绘色地说:每年农历祭祀亡人日子的夜晚,梨园口内外能看见火光闪闪,人影幢幢,年年如此。某年七月七日夜晚,亲眼看见和听见河谷中有无数四川人说判缓话、叫喊,有队伍杂乱的脚步声,还有战马低低的嘶叫声,好像队伍人很多,绕过南台子向远处去了。

那年的那一天,刚从倪家营、三道硫沟突围而出的西路军,又被马匪军近万骑兵、步兵、民团紧紧围困在梨园口一带的山沟和河谷中,进退不仁序。隆冬的夜晚,风疾天寒,星稀云重,激战后剩余的数千勇士们一个个衣衫槛褛,腹中无食,面色焦黑,舌唇干裂,他们紧抱着刀枪趴卧在野地里与敌对峙着。山下的河谷外,是敌人燃起的无数堆大火和无数黑洞洞枪口构成的包围圈。敌军正在休整,战马正在上料、天亮后一场吏险恶的战斗势不可免。红军处境艰险。

突然,山岩间传出几个女红军的歌声,寂静的寒夜中歌声特别响亮、悠长,拖着长长的颤音,在弥漫着血膜味的夜空中飘荡:

祁连山下风雪紧天寒夜暗,

我红军兄弟姐妹团结紧莫怕困难,

咱转战万千里为的是穷苦人有政权,

苦战三个月粮弹尽无有后援。

可恨马步芳在此把路绝断,

我红军向西进向东退进退两难,

梨园口下我与敌最后决战,

胜利后举红旗打通“国标路线”!

啊!该用什么样的 情感 ,该用什么样的笔墨才能描述和挖掘歌唱者的处境和心情了战神高悬屠刀的激战之夜,嘶哑的歌喉又能唱出什么祥的歌声?几分哀怨,几分苍凉中却透射出坚定的崇高理想和必胜的信念!

几番回味,余味无尽,使人禁不住热泪盈眶,不屈的反抗者形象骤然间无比高大,让人崇敬。

梨园口啊,梨园口,你是一方由鲜血与泪水、 历史 与现实、理性与感情构筑的圣上,使人魂牵梦绕,肃然起敬。

1986年春,梨园口。

临泽县民政局组织的红军遗骨调查队正在这里的山野中行进。调查队的成员大都是当地的老农,都是半个世纪前那场战事的亲身经历者或当事人。当年,红军买卖公平、待人和气、纪律严明的形象与马匪军的种种暴行对比,使这些老年人对红军抱有很深的怀念,他们不善言辞和感情外露,但诚实、淳厚,心底里明辨是非。他们听了政府干部的话后,二话不说,弄几尺红布缠绕在腰间,扛上工具,带上干部,上山下沟地去找寻红军遗骨埋藏地点。

梨园堡村的薛老汉,已经77岁,从祖父辈起居住子此。民国二十五年冬〔即1936年冬),马匪队伍围攻红军时,他全家人躲到了村后的高山丛林中,亲眼看见马匪骑兵分成几路沿着红山湾和响山口包抄红军。红军大概已无子弹了,阵地上很少有枪声,敌人一冲到阵地前,就见红军抡着大刀、抡着枪托从战壕里跳出来,与敌人肉搏成一团,喊杀声震天动地的怕人。他至今忘不了可恶的马匪兵骑着战马,冲锋时卷起的一股股黄尘,抡着马刀疯狂地砍杀红军的伤员、病号、妇女,山谷中布满了敌人粗暴的狂叫和我军受害人员凄惨的叫声,不幸落入敌手的红军女战士的叫骂声……

敌人退去后,村里的人陆陆续续返家,到处可见尸骨横陈,腥味呛人,村里的年长者把青壮年召集起来,用牛车拉,用木杠抬,掩埋散落在村前村后山沟里、河谷中的红军遇难人员,死人太多了,只能集中掩埋在几个大坑内。开春后,天气转暖时,村民们又分别加盖了一层厚土。几十年中,薛老汉在这一带放牧、耕作,路过时总要看看这些红军坟,遇到夏季下完暴雨,他总忘不了带上一把铁锨,给红军坟培培土,把那些被雨水冲刷出来的遗骨又埋进土中。这次,政府要把红军的遗骨迁移到县城新修的烈士陵园,隆重安葬。薛老汉十分高兴,连夸人民政府:“功德无量!功德无量!”他自告奋勇带调查组进山,指认了4处红军遗骨埋葬地点。经挖掘,准确可靠,除遗骨外,土坑中有纽扣、布片、铁片剪得五星帽徽等。这些被挖掘清理出来的遗骨残骸,可明显看到以头颈部刀砍伤、上肢断裂者较多。据分析,这是敌人骑兵冲击砍杀所致。

在寺湾村,挖掘清理出了红军遗骨。

在紫疙瘩山,挖掘清理出了红军遗骨。

在三道硫沟,挖掘清理出了红军遗骨。

在蓼泉,清理挖掘出了红军遗骨。

在倪家营汪家墩南侧的红军坟地上,汪世金老汉带领一帮人点燃了纸钱,他口中不知默默地念着什么。又冲着红军坟说:“娃儿们,惊动你们再搬一次家吧。‘四清’那阵子,把你们从野地里搬到这里住了20多年。现在,党和政府又给你们在县城里建新屋了,你们住新居去吧。”他亲自动手带着大家,轻轻地铲去表土,挖去坟丘,再下挖一米,红军的遗骨露出来了,白骨一匝匝地与黄土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一具具头骨上眼眶黑洞洞地望着蓝天、白云和红日,似乎有点惊愕。

1988年10月1日,临泽县城几十年未见的盛大集会,城乡的各条道路上,滚滚的人流向县城东郊汇去。热烈吗?人们的表情是严肃的。严肃吗?每个人的瞳仁中又分明跳动着欣喜的火花—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陵园纪念碑揭幕和红军烈士遗骨安葬仪式在共和国39周岁纪念日里隆重举行。

中午12时,一个由20多辆 汽车 组成的车队,从祁连山麓静悄悄地滑向县城。首尾相衔有1公里的车队,没有警车开道,没有喇叭鸣叫,秩序井然,行人避让。车队徐徐地向前开进,由南向北进入县城大街,又轻轻从大街上万人注目中驶向东门外。每辆车都佩戴白花和黑峰,其中16辆车装载有十数个红漆发亮的木箱和红布口袋,盛装着1000余具红军遗骨。在旷野中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的红军先烈们,今天回到生前曾战斗过的临泽县城来了。

世人们,永远感谢临泽县人民吧!他们用自己所能运用的一切进手段为红军先烈们筑造了这么令人宽慰的墓室:3米深、花岗石砌衬沥青防腐、预制盖板、石栏、护坪、精选的黄土、数不清的花圈、长青的松柏树,迎候着英灵入内安歇。

下午2时,驻军某部的12门大炮发出轰鸣,炮声隆隆,如同50年前那场战争中的炮声一样在河西走廊南北山体间回响,激起人无尽的联想。从成都专程前来的原西路军老战士、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陈明义将军,临泽县县委书记甘春芳、县长王玉林,省民政厅、张掖地委驻军、青少年、工人、农民代表和定居落户的老红军,共同牵动了红丝带,随着红绸落下,高大雄伟的临泽“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纪念碑”正式落成。

1000余具红军遗骨在千万人的注目礼中缓缓葬入公墓寝室之中。这些为人民而先行捐躯的先烈,都是工农的优秀儿女。他们来自大别山中,来自瑞金城下,来自嘉陵江畔,来自大巴山麓,来自秦陇大地。他们为了胸中的理想,英勇无畏地爬过了雪山,涉过了草地,越过了黄河,跨过了戈壁,最后倒在了祁连山下。半个多世纪中,他们承受了风寒、寂寞之苦,承受了被人曲解和遗忘的委屈。今天, 历史 恢复了本来的面貌,仁慈的大沙河母亲以白己宽厚温暖的胸怀将他们收揽进自己的怀抱,用自已滚烫的心房去熨烫他们被风寒所侵凌了的肌肤。母亲的怀抱永远是温暖的,他们将永远不会再受风寒之苦了。

西路军女战士凭机智勇敢逃离马家军的魔爪,晚年享副兵团级待遇

优质回答1937年9月,历经艰辛和磨难的李开芬终于来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路过兰办去莫斯科的贺子珍,紧紧拉住李开芬的手,欣喜地赞扬道:“年纪不大,能从敌人虎口里逃出来,真不简单!”

回想起半年来的生死经历,年仅19岁的李开芬顿时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她是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部秘书。

1937年3月14日,妇女团在完成梨园口阻击任务后,突破敌人重重包围,撤至石窝一带与大部队会合时,仅剩下了300多人。

在梨园口,为了掩护总部和主力撤进祁连山中,900余名妇女团女战士与数倍于己的马家军血战两天一夜,直至弹尽粮绝才选择突围。

600多名巾帼英雄壮烈战死在祁连山口。她们以生命为代价,为大部队撤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场战斗。

此时,石窝会议已经结束,妇女团的命运也已经被决定:妇女团、总部特务团残部、伤病员、孩子一起编在中路支队,随右支队在山中坚持游击。

会场上哭声一片,女兵在哭,男兵也在哭!

已经没有了弹药、粮草的妇女团,再失去大部队的依托意味着什么?只有被俘或者死亡!然而,仅剩下3000余人的西路军,继续一起行动,最后的结局同样只有死亡或者被俘。

到了这时候,能多活着回去一个就是一个。妇女团300余人决定执行上级指示,将部队化整为零,各打游击,自寻出路。

经团部研究决定:吴富莲带着100多人跟随回民支队打游击;何福祥、李开英、华双全等30多名女战士组成一支小队伍。

团长王泉媛看着即将要分散的队伍,内心一阵痛楚;她站在队伍前,说道:“谁愿意跟我走?”

话刚出口,泪水止不住落了下来,因为王泉媛看见少年先锋团五个只有十二三岁的男孩子,站在一旁十分凄惶地望着她。王泉媛走了过去,伸出手臂使劲将他们揽在怀里,大声说道:“老的和小的都跟上我吧!”

五个小男孩站到了王泉媛的身后。妇女团特派员曾广澜带着8岁的女儿蔡平君也站到了王泉媛身后。蔡平君是革命烈士蔡申熙军长和增广澜的女儿。

所有人都被王泉媛所感动,吴富莲赶紧说:“团长,你再带上几个战士!”

王泉媛想了想,说:“李开芬和杜兴兰跟我们一起走吧!”

李开芬是团部秘书,杜兴兰是王泉媛的传令兵,两人坚定地站在了团长身后。

于是,王泉媛、曾广澜、李开芬、杜兴兰和六个孩子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队伍,离开了大部队的庇护,开始了更艰难、更辛酸的游击生活。

东方,是她们前进的方向;延安,是她们梦回的地方。

李开芬出身于隐模四川达县蒲家乡的一个破落封建家庭。1931年,还不满14岁的李开芬,就在当地的女子高小参加了革命活动。1933年,她参加了红军。

这年冬天,“左”倾机会主义的肃反扩大之风刮到了川陕根据地,16岁的红小鬼李开芬也成了肃反中的杀头对象。

就在即将执行的时候,一队身背清一色短枪的女红军骑着马飞奔了过来。为首的女红军翻身下马,指着李开芬大声说道:“我是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把她放了!”

张琴秋走到李开芬身边,用手轻轻理顺她凌乱的头发,心疼地说:“多好的小姑娘啊!”

张琴秋和王长德(谭政夫人)救下了李开芬,将她留在工农总医院工作。肃反对李开芬心灵的打击和震撼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毕竟她还只是一个16岁的小姑娘。

但李开芬没有退缩,没有绝望,更没有后悔。行军,打仗,救护,爬雪山,过草地,她从来没掉过队。1936年深秋,李开芬调到了妇女抗日先锋团任团部秘书。

西征路上,李开芬与姐妹们一起激战一条山、血战土门寨、激战永凉、鏖战倪家营子、血战梨园口,以羸弱的身体,顽强勇敢地与敌人坚决斗争。

3月的祁连山还是一片冰雪世界,马家军派出了大量的部队搜山,四处抓捕红军。

在祁连山中躲藏了20多天,李开芬她们没遇见一个老百姓,灶缓缓更没有粮食吃,两匹马早就杀了充作口粮,可也已经吃完了。

还剩下曾广澜的一匹白马,可大家不能再杀它了,不然带着几个孩子如何赶路。白色,在祁连山中,更有利于隐蔽。

她们必须走出祁连山,找到老乡补充点粮食。

20多天来,一直处在高度警惕和疲劳之中,残酷的现哪铅实教会了孩子们学会忍耐和牺牲。

这支由六个孩子和四个大人还有一匹白马组成的小分队每天都在寻找活下去的“干粮”和抵御风寒的“房子”。

“干粮”就是漫布山头的白雪,“房子”就是山顶上岭坡上的树。

每当黄昏临近时,她们就遥望远方,如果有雪有树,那个方向便是她们转移的目标和宿营地。树木是天然的屏障,躲在其中,马家军离得远看不见;到了夜晚,树多少能挡点风寒。

所以,树林被她们亲昵地称之为“我们的房子”。尤其在几个孩子累得实在不想动时,王泉媛、李开芬就会鼓励他们“寻找咱们的房子”。

孩子们眼尖,老远也能穿过灰蒙蒙的夜幕,找到有树林的山头。

一天夜里,王泉媛被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和树枝被拨动的声音惊醒,作为团长的她每时每刻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紧接着,沉寂的黑夜里传来一声马的嘶鸣。

王泉媛没有丝毫犹豫,赶紧将曾广澜、李开芬和杜兴兰推醒,带着还睡得迷迷糊糊的几个孩子悄悄转移。

所有人都意识到了处境的危险,包括几个孩子,白马也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天上下起了大雪,雪花落在了地上、树上和她们的身上。

突然,传来一阵马蹄声,并伴有男人粗野的说话声。不好,被敌人发现了!

王泉媛低喊一声“快走”!四个大人各自拎起一个体力较弱的孩子跑了起来,两个体力好一点的自己跑。慌乱中的她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脚印。

一队马家军骑兵沿着她们的脚印追了两个山头后,王泉媛醒悟过来了。她马上命令李开芬等人带着孩子们先走,自己折下一段树枝,开始在后面清除起了脚印。

敌人的骑兵终于在山下停住了,那里正是王泉媛扫除了脚印的地方。雪下得更大了,感谢这场大雪,掩盖住了王泉媛清扫后的痕迹。

后半夜,她们终于甩开了敌人,大家挤在一起,撑开一床破了许多洞的被单遮挡风雪,就算是营地了。生火会暴露,所以自从开展游击以来,她们从来没有生过一次火,哪怕是白天。

天终于亮了,李开芬把孩子们叫起来跑步取暖;累得实在不行的王泉媛靠着一棵小树坐了下去。突然,她扶着树干站了起来。

王泉媛围着小树转了一圈,找到了一条用石头刻下的疤痕。这正是她数十日前刻下的。她们走来走去,又回到了原地。

李开芬、曾广澜和孩子们都愣住了。然而,她们却又不得不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

残酷的现实并没有击垮她们,她们继续在祁连山中缓缓地行进。白天,躲藏在深山中的密林、石缝、山沟里;到了夜晚,她们依靠惨淡的星光辨别方向向东行进。

在绵延千里的荒山野岭中,她们与敌人周旋,顽强地向东搜索前进。

草鞋早已磨烂,单衣单裤被枯枝利岩撕成了褴褛的布条;每个人的手脚都已冻肿,紫黑色的血凝结在伤口处。

她们一个个饥寒交迫,筋疲力尽。

“不知道我们现在走到哪里了?”增广澜无力地靠在一颗树上,怀里抱着只有8岁的女儿,虚弱地说道。

她们在荒山雪岭转悠一个多月了,但仍没有走出祁连山,甚至连一个老乡也没看到。她们不知道自己在祁连山的什么位置,离山外有多远?

王泉媛抓了一把雪搓了搓脸,说:“我们要尽快走出去。我们已经断粮好几天了,只靠雪维持不了多久。如果能遇上老乡就好了!”

就在这时,很远处的山岙处,隐约有一个人影,他身边有三五只羊。

“是个老乡,是个放羊的老乡!”李开芬、曾广澜眼里都涌出了激动的泪花。

好不容易等到了天黑,她们循着放羊人消失的方向,果然在翻过一座山后,在一处朝阳的山坡上看见了一座半石半草的茅屋。

王泉媛在不远的山脚下留了警戒哨后,径直朝放羊的人家摸去。

放羊人是一位50开外的老头,他告诉王泉媛,这里是祁连山的一条南山支脉,从南山脚下走出去没有马家军的队伍。老乡还给她们送了一些红薯。

谢过老乡后,她们一行十人又出发了,沿着南山山脚往东走。

天快亮了,不远处的山凹里传来几只公鸡打鸣的声音。她们不禁加快了脚步,必须赶在天亮前找一个隐蔽的地方休息。

虽然知道不远处有人家,但通过鸡鸣声判断,这个村子肯定不小,很可能会遇到敌人。所以她们没有贸然前去。

天将亮时,她们在一座荒山坡上发现了一排废弃的窑洞。这些窑洞大多都塌了一半,但对于她们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避风之所。

十个人分别住进两孔窑洞,五个男孩子一起。他们在进窑洞前,再三叮嘱说:“团长,走时可得叫上我们啊!千万别忘了我们,别把我们丢在这里不要了!”

王泉媛无比苦涩,但还是笑着对他们说:“一定不会忘了叫你们,快进去睡会吧!”

这是她们一个多月来第一次睡在有墙遮挡风寒的房子里。虽然没有火炉,没有热炕,没有棉被,但这几面墙就足够了。窑洞里的墙角处有几捆麦草,几个人困顿不堪,一人抱了捆草,铺地上就睡。

然而,就在距离山坡上废窑洞约两公里的地方,驻扎着马鸿逵部刚移防过来的一个团。这个团才到山口,因此那个放羊的老乡不知道,李开芬她们更不知道。

天亮了,马家军一名执勤的哨兵给连长报告说:离这两里地好像有马叫。

马家军的连长一听,立刻吆三喝五地叫上手下朝着山里走去。马家军行至破窑的山下时,就发现了山腰上一排破窑洞前的树下系着一匹白马。

那马像一滩烂泥倒在树下,如果不是哨兵指点,无论谁从远处看见,都会把它当成一片雪迹,或者一堆烂棉套子。

马家军连长一挥手,说:“弟兄们,有马一定是个当官的,先不管官大官小,逮起来再说!”说罢,便带着一帮喽啰们迅速爬上了山坡,包围住了窑洞。

赶了一夜路的李开芬她们又累又饿,所以睡得很深,等发现时,敌人的刺刀已经近在眼前。

就这样,李开芬、王泉媛、曾广澜、杜兴兰以及曾广澜8岁的女儿,都被马家军俘虏。或许敌人以为抓了几个红军大官,所以没有再搜索窑洞,就押着她们下了山。

那五个孩子没有被发现,王泉媛心中默念着他们的名字,祈祷他们能逃脱被捕的命运,顺利回到部队。然而,五个没有了大人庇护的孩子,前途或许更加暗淡。

李开芬、王泉媛她们知道被敌人抓捕后的命运,所以最终咬牙决定不再叫醒他们。他们五个的下落,最后无从得知;但愿他们能够顺利回到部队,或者能有一个平安的归宿。

李开芬、王泉媛等五人被俘后,当天就被押送到了甘州(张掖)马家军旅部驻地。到了甘州后,她们才发现,这里已经关押着七八十名妇女团的干部和战士。

大家看到团长、特派员、秘书被敌人押了进来,都十分吃惊,但谁也没有打招呼。一打招呼就会暴露职务身份,那样她们的处境就会更加危险。

没多久,马家军又将包括李开芬等人在内的近百名女战士,押送到了凉州(今武威)。

后来,吴富莲、何福祥、李文英等人也相继被马家军捕获,陆续押送到了凉州。妇女独立团能幸运逃出去的人,很少。

李开芬和100多名姐妹们被关押在凉州一个旧式大院里。前后两个院子,前面关押着许多男战士,后院关押着女红军。高大的围墙,双重的大门,森严的警卫。

敌人挖空心思,弄出一个又一个花招,妄图“感化”她们;李开芬和曾广澜、何福祥等人秘密串联在一起,组织、团结大家与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有策略的斗争。

团长王泉媛因身份暴露,被敌人单独关押了起来。

白天敌人来训话,晚上她们就分散给大家讲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鼓舞大家的斗争勇气。敌人要组织“参观”,她们就鼓动大家装病;敌人让她们给其部队缝袜底,她们就怠工或故意缝得歪七扭八的无法穿。

李开芬还代表全体女红军给党中央写信,给马步青写信,坚决要求回到红军,上抗日前线。

夏天的一个上午,忽然来了一大队敌人,将她们100多人全部押到了马步青的师部大院。先是马步青胡诌了几句假惺惺的“关怀”的话,然后就宣布第一批获得“自由”的名单。

台上每念完一个女红军战士的名字,就有一个同时被念到名字的敌军官站到了女战士的旁边。这那是什么自由,分明是将女战士们分配给马家军军官当老婆。

“同志们,拼啊!”随着一声炸雷似的怒吼,李开芬猛地跳了出来,振臂高喊道,“快把姐妹们抢回来呀!跟敌人拼了!”

“要杀就杀,要毙就毙,宁死不受侮辱。”女战士们冲了上去,跟敌人又咬又打,又踢又撞,扭打在了一起。奈何寡不敌众,她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30多个姐妹被敌军官带走。

敌人软硬兼施,采用拉拢、分化与零敲随打的强硬手段,将女红军战士们三个一批、两个一拨地“分”了出去。最后,监狱里只剩下十几个人了。

“马师长知道你知书达理,让你给他当秘书!”,敌人口中的马师长就是马步青;李开芬每一次都是高昂着头,毫无畏惧地回答道:“要杀要砍随你便,要我当秘书、当老婆,休想!”

恼羞成怒的敌人将李开芬、沈秀英等三名“闹事”的女战士安置到城外一所民房。李开芬遭到了敌人的一阵毒打,直到昏死了过去。

被打伤的李开芬,每天只能一动不动地趴在炕上,梳洗、吃饭、换药,全靠姐妹们照顾。她们是红军战士,烈火金刚都无法摧毁她们顽强的意志和心中的那份信仰。

李开芬无时无刻不再想着如何逃脱出去,身子不能动,就通过沈秀英做工作,争取到了马家军中一个姓省的传令兵。

这个传令兵原本是个副官,后来被降职,他的良心并未泯灭,同情李开芬她们的遭遇,并愿意到红军队伍里参加抗日。

为了可靠起见,15岁的沈秀英和盛姓传令兵结成了兄妹。十几天过去了,李开芬的伤口虽然还未痊愈,但已经能下炕走动了。

9月的一个夜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整个大地都沉睡了,听不见一点声响。

李开芬和沈秀英躺在炕上,内心无比紧张;因为她们和盛姓传来兵约好了,他今晚来接她俩一起逃出去。

“嘭——嘭——嘭——”

三下轻轻地敲窗声像铁锤一样有力地撞击在她们心头,两人的心不由得狂跳起来!盛姓传令兵如约而至。

李开芬被扶到了马背上,沈秀英骑在后面抱住她。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三人趁着夜色,悄悄从野地里绕城而过,不顾天黑路险,向着兰州方向飞驰而去。

为了躲避搜捕,李开芬化妆成官太太,沈秀英扮作随身丫鬟,由传令兵护送而行。

快到兰州时,有个村庄横档在路上,三人正要设法绕过去,七八个手持长枪大刀的民团士兵从路边拥了过来。

传令兵大摇大摆地迎了上去,先给当官的递了根烟,又在他耳边嘀咕了一阵子,再亮了亮口袋里的小卡片。当官的马上挥手放行,还点头哈腰地对骑在马上的李开芬连声说“对不起”。

三人一进村口,就看见了“女匪李开芬拐骗人员马匹潜逃。抓获者,赏银元XXX”的通缉令贴在路口的一面墙上。李开芬冷笑一声,头一昂,提缰策马就过去了。

进了兰州城后,他们直奔八路军办事处而去。

“我,回来了!”站在八办门口的李开芬,望着迎出来的党代表谢老、主任彭加伦、秘书长朱良才,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滚落眼眶。

回到八办后,经过审查,组织上恢复了李开芬的党籍,并安排她在八办工作。沈秀英则被组织送去延安学习和工作。

在兰州,李开芬和朱良才结为终身伴侣。

西征时,朱良才是西路军教导团团长政委兼团长,石窝分兵后,他随右支队行动,但不幸被冲散。他后来历经磨难回到了部队,被组织安排在兰州八办工作。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开芬历任 抗日军政大学医院政治指导员、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务。

建国后,李开芬相继在国务院第二、第三、第四机械工业部任职;还担任过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1983年,李开芬退居二线,享受副兵团职待遇。

1999年4月3日,巾帼英雄李开芬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描写歌颂黄河的散文

优质回答 【冬日黄河】也许爱是最美

黄河没有结冰。

尽管河道变窄,紧邻堤岸大片的曾经有水的河床,没有了水,干裂成一片片,似从远古流传下来的历史的笔迹,记录着一种难以言传的情绪。但,黄河依然保持着本色在向前,依然有旋涡激起人探索的****。

不记得最后一次雨水是什么时候,郑州很久没有遇见雨了,在这零下几度的冬天里,实实在在地构思了森袜早一个雪花的梦想。

堤岸之上,感受黄河的胸怀,感受大风吹起的黄沙扑在脸上的疼痛,仿佛人与自然完全相融,能彼此体会心中的那份期盼。远处,几片沙洲打散了黄河水流,几只水鸟从沙洲飞起落入水中不见,片刻又飞起在天空。一切还是这么美。

舍不得离去,走下堤岸,走近水边。水的温度比风温和,站在水边感觉不到沙子在空中的流浪之舞,只有清冷的风低声呼啸,伴着阳光下无声的水流缓行。每一次遇见,想着若把黄河水捧在手中,手掌会被染成黄|色,怎么摩一擦都将无法恢复记忆中的舒适感。其实黄河水从来不曾污染过我的手掌,每一次从水中一抽一离的手指都还是原来的颜色。可,人的感觉如此可怕,又是如此真实,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多次阻止我走近黄河的水,只能站在岸边眺望,猜测,然后恢复平静。

幼时,坐车经黄河大桥,车窗外的黄河水在我眼中无边无际,令人恐惧,似乎一不小心就会坠入深渊,只盼车快快驶过去。等大了,等到了此刻,我却还在怀疑,眼前的黄河是不是曾经的那一条,那大片的水哪里去了?还是它一直就是这个模样,只是因为我变了?

眼前的河道很宽,水域并不宽,也没有波涛涌起,那些旋涡也仿佛只是老人手中的一支画笔,而且是一位瘦弱的老人。明明那水是浅的,看得见河床,至于脚步不敢踏入,不是怕有什么危险,是怕惊扰一位老人胸怀中暗藏的境界吧。此时此刻,这位老人不言不语,眼里没有我也没有其他人,他的目光落在何方,无人知晓,只有一种无形的感觉使我必须对他毕恭毕敬,仅可微笑却不可大言。

女儿站在水汶观测亭的一角,望下面的河水,见有些东西顺水漂流,说,是垃圾吧?

我站在岸边远远地望过去,是死鸟吧。

等了数十分钟,终于漂在眼前,女儿:妈妈,你说对了,是死鸟,你为什么说是死鸟啊?

我说,因为之前你们说有黑色的鸟一会潜入水中,一会又出一水面,这么冷的天……

笨死了,为什么不往南方飞啊!女儿感叹。

不是所有的鸟都是候鸟啊。他说。

水中那些黑色的鸟之死,我并不悲伤,只是感觉有些冷,我的眼里是那些正在天空飞翔的鸟,它们依然在沙洲上空游戏,它们不是黑色的。

此时,未近正午,阳光从东南方向来。水,沙,没有叶子的树枝,脚下的草好斗地,坚一硬的石碑,还有继续漂流的死了的鸟,抹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冬日的黄河在我的眼中依然很美,依然能触一动我心底最深处那根弦,牵引着我在冬日里的脚步,默念着今冬无雪……

【黄河赞歌】

这是一曲黄河恋曲,千百年来陕北的就在这黄河的身边守着这片土地,娶妻生子,守着这片孕育生命的黄土高原就像把自己的性命此雀捧在手心,生怕摔了下来。

陕北的山都是有疤痕的,这一道道伤痕诉说着陕北人的刚毅,生命的顽强,更是向人们诉说着这里为历史的传承所做出的贡献,古城墙还在每一个城砖上都散发着血的味道,时刻提醒着人们这里发生过的征战,我走过那么多地方,去过那么多的城市。直到来到陕北我才真正认识的生命的艰辛和活着的不易。生活再苦,只要你坚强的活着,就还会有希望,有曙光,

自从驱车进入陕北的土地,我看到的都是黄|色的沙土,看着那黄沙遍地的`世界,我感叹着能在这里活下来的植物的勇气。

再也看不到,包着白头巾下地耕作的陕北老农了,出来陕北我还是有些遗憾。

从城市的高处眺望,面前就是黄河那弯弯曲曲的黄河见证着岁月的痕迹,还有历史的沧桑,黄土高原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文人骚客为她讴歌,黄河哺育了一代又一代陕北儿女。

快听“风在吼,马在叫”还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传唱,黄河绝恋永远刻写在历史的记忆中,我从未奢求,能紧紧地抱抱黄河,我梦想长大后能静静地躺在黄河的怀里,我是高原人,黄土地是我生在的地方,无论我走的哪里,黄河在我生命中永远是流淌不息的民族情,一段牵挂了远古到未来的民族情,一个赤子不变的民族情,执着而永恒。

我要为黄河写下赞歌,为得是让后世记住黄河的情怀,更是让后世记住自己是高原人,是这片流淌着的黄河水把我们养育大。

前辈们早已为自己心中的黄河写下诗篇,我把我的诗篇唱给黄河,让她那滚滚东去的河水把我的故事,带向未来,带向历史,带向浩瀚的人类文明。那么我将无悔此生,我可以纵一情为黄河放歌。

听远方有传来了那首赞歌“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黄河母亲】

真正伟大的自然景观,给人的印象是宽广、博大和辽阔。这些伟物透露出的是一种天地间静穆而自在的气息,它是一种能孕育生命、激发活力、安妥灵魂的气息,也是令人顶礼膜拜的一种气息,如巍巍昆仑、滔滔江河、苍苍林海和青青草原。15年前的一天,当我第一次在兰州白塔山下一注视夜里的黄河时,我就有了这种感觉。

像兰州这样,沿黄河两岸几十公里巨龙般林立高楼的都市,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一湾静静的黄河给兰州镶上了一条长长的金色飘带,古人称这里为金城,颇为妥贴。其实夜里的黄河,更具魅力。它静谧、安详、沉稳、从容,有如我们操劳了一生的母亲在沉睡。夜色笼罩中的黄河,款款行走而不动声色,缓缓呼吸而了无声息,悄悄流动而似凝固。她隐去了白天满身金黄的衣裳,披上了一身神秘幽暗的长袍。两岸的灯光融在静静的流水中。朦胧之中,我总觉得有无数盏烛光在河流中燃一烧,透着温暖,也透着柔和,如同母亲慈祥的目光深情地望着我,似乎每一道目光都能洞穿我的灵魂,每一道目光都能给我阳光般的温暖。

黄河母亲孕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搀扶着无数中华儿女站立、行走和长大,她的手是推动摇篮的手,也是推动世界的手。五千年的黄河从天而降,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之灯在夜里的黄河中闪烁。黄河的波光灯影里,浮现着伏羲、女娲、炎帝、黄帝、蚩尤的高大身影;闪烁着《诗经》、《论语》、《史记》、《孙子兵法》等不朽篇章;流淌着周秦汉唐的大气,“四大发明”的辉煌,万里长城的雄伟。凝望夜里的大河,不禁想起秦始皇兵马俑、人民英雄纪念碑。每一个秦兵俑的身后,都有一个在夜里思念儿子的母亲;每一个为新中国献身的英雄儿女身后,都有一位在夜里等待儿女归来的慈母。数千年来,真正为民族、为祖国付出牺牲最多的还是母亲。我痴痴地望着夜里的大河,如同回到了母亲的身旁。远行的疲惫,岁月的蹉跎,灵魂的茫然,似乎全部融入了静静的大河之中,顿觉身心和灵魂在母亲的抚一慰中安宁了下来。望着黄河,我仿佛能望见母亲正行走在红军两万五千里的铁流中,能望见母亲正站在故乡的老柏树下送我参军的身影,能望见母亲伴着孤灯在老屋里等我归来的情景。

当年舍不得我远从军旅的是母亲,含泪送我戍边报国的是母亲;白天思念我的是母亲,夜里梦见我的是母亲;巴山夜雨里,把久别故乡的我从车站接回家的是母亲;漫天大雪中,送我归队的也是母亲;我进步时喜泪盈眶的是母亲;我遇挫折时给我慰藉的也是母亲。封封家书,叮咛我安心戍边的是母亲;临终前,叮咛家人隐瞒自己危重病情的也是母亲……1933年,杨柳依依的2月,19岁的母亲参加了红军。1966年,53岁的母亲在雨雪霏霏中回归江南故里时,见到的却是外婆的荒冢,个中滋味难以形容。我也是19岁当的兵,母亲去世前我也未能回到她的身边,留下了无尽的愧疚和终身的遗憾。母亲总是牺牲自己,成全儿女。她留给儿女的愧疚与遗憾又何尝不是一种伟大呢?

母亲的伟大就在于付出、奉献和牺牲。1997年7月,我在寻访西路军红军女战士的行旅中,拜访了一位当年从四川平昌入伍的红军女战士陈素娥,1936年她在长征路上与红九军军长孙玉清相爱,并怀了孩子。在征战河西的烽火硝烟中,26 岁的孙玉清军长被俘后遭敌人杀害。在一场惨烈的激战中,19岁的陈素娥被马匪抓走后,受尽了屈辱。解放后,陈素娥毅然将儿子送到朝鲜战场作战,让他继承父亲的遗志报效祖国。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陈素娥受到30多年不公平待遇。1996年,她才被正式承认为孙玉清军长的妻子。1997年,79岁的红军女战士陈素娥带着60岁的儿子到高台烈士陵园祭奠丈夫孙玉清,她抚一摸一着照片上年轻英武的丈夫,60年的忧伤和思念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她哭泣着说:“玉清呵,玉清,当年在战场上离开你,我才19岁,19岁呵!我等你都等老了,连你的儿子都老了呵!”我在电视上看到这凄楚揪心的一幕时,禁不住泪流满面。女红军战士陈素娥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位意志坚强、心灵崇高的伟大母亲。如今,这位英雄的红军母亲就生活在兰州的黄河岸边。我特意与陈素娥和她的儿子照了一张一合影像,站在陈素娥老人身边自己如同站在一条大河边,周围仿佛有万顷波涛堪依。她的儿子在我的采访本上写下了“母亲万岁”四个字,我至今仍将它保存在身边。这位红军女战士,在我心目中就是巾帼英雄,就是伟大的母亲。

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多少年来,正是“可以为天下母”的黄河慷慨地献出了自己的儿女,默默地护佑着儿女,才有了英雄辈出的历史和九州大地的安宁。我觉得,五千年来,黄河那血管一样的经络,一直连着儿女的生命和祖国的心脏。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失却黄河母亲,中华民族将无以存在和复兴。

无论是阅读史书,还是观看兵马俑,无论是持一枪一守卫在边关的月下,还是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我都会想到同一个问题:每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正是有了无数母亲的牺牲,才有了万众一心的慷慨赴死,才有了血肉筑成的万里长城。寻常岁月中,那些在平凡的世界里默默无闻地奉献和牺牲的母亲,也同样伟大而崇高。如今,只有站在黄河面前,我才会深切地感悟到母亲的伟大。我知道,是母亲给了我生命、智慧、力量,给了我顽强和坚韧。只要黄河还在,我就会永远拥有母亲。也许,我这一生只能是一个平凡的铁衣男儿,一个普通的天涯游子,但我决不会在平凡中平庸,更不会在默默无闻中消沉,我会像一滴水那样融入黄河,让自己的生命永远伴随母亲远行。

女战士新婚不久便被俘,多年后再遇丈夫,做了一事什么让人感动的事?

优质回答都说“巾帼不让须眉”,在革命战争中,曾涌现出了一位位传奇的女战士,他们不怕流血、不怕牺牲,用自己柔弱的身躯,抵挡住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炮火,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我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位红军女战士的传奇故事。

红军战士

这位红军女战士便是王泉媛,她一九三零年参加革命,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随军参加长征。在长征途中,王泉媛认识了时任军委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的王首道。两人在革命路上,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彼此之间产生了情愫,后在战友们的撮合下,王首道和王泉媛成了婚。在新婚之夜,王首道看着柔情似水的妻子,他说:“泉媛,革命是要流血甚至可能会牺牲的,你真的愿意跟着我吗?”

王泉媛看着丈夫,说道:“首道,我不怕死,就算为革命而死,也是光荣的!”王首道点了点头,为有一位这么好的妻子一阵感动,他抚着妻子的面庞,拿出一个红布包,红布包里面,是一把小手枪和八枚子弹,王首道说:“泉媛,这个你拿着,我不能一直在你身边,你也好防身用。”王泉媛接过红布包,感动得落下了眼泪,说道:“首道,我可没有礼物送你,过段时间,我给你纳一双千层底布鞋。”

红军女战士

不过,让王泉媛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承诺竟永远也无法实现了,仅仅两天之后,王泉媛便被编入西路军中,并升任红军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受到中央指令,西路军西渡黄河进行作战,就这样,这一对仅仅新婚磨锋碧两天的夫妻,不得不因此分开了。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决定,在那个年代,这并不少见,在国家面前,家庭是多么的渺小。

不过,也正是这一年,王泉媛迎来了她的悲惨命运。一九三七年,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一带与马家军遭遇,经过四十多天的血战,西路军总指挥部连同两个军的部队以及妇女先锋团都被包围。西路军总指挥部决定突围,当时妇女先锋团有将近一千名女兵,她们装备有限,经验欠缺,突围过程中,极大一部分被马家军俘虏,连团长王泉媛也不例外。作为俘虏,尤其是女兵俘虏,是极为悲惨的,他们大部分成为了各级军官的小妾,有的经多次转卖,受尽摧残。

俘虏

王泉基闷媛也受尽了折磨,但她并没有放弃,她想,如果她就此一了百了,也许可以结束这段黑暗惨痛的生活,却并不能改变什么,她只有逃出去,才能继续为了革命发光发热。直到一九三九年,王泉媛终于逃出了魔掌,后来她决定前赴兰州寻找八路军,一路上,由于身上没有银钱,渴了她就喝山泉水,饿了就用草根充饥,就这样,她奇迹般地来到了兰州,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

然而,让王泉媛没有想到的是,当她要求重新回到组织时,却被拒绝了,因为当时八路军出于情报方面的考虑,对于俘虏作出了一个规定:“一年归来收留,两年归来审查,三年归来不留。”王泉媛从一九三七年被俘,时至今日已经接近三年时间,因此,不能再允许她重新加入组织中。八路军办事处给了王泉媛五块大洋,让她离开这里,王泉媛心如死灰,带着五块大洋,一路乞讨回到了老家江西,此后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女战士

直到一九八二年,在家务农的王泉媛突然接到一个消息,说有一位大官要见她,王泉媛心里纳闷,自己并不认识什么大官,难道是曾经的战友?王泉媛赶紧准备了一桌子好菜,然而,当她看见那位“大官”的时候,顿时流下了眼泪,这哪里是什么大官,这就是她的“丈夫”王首道啊!王泉媛含着眼泪,几乎瘫软在地,“你…你是王首道?”王首道此时也已是耄耋老人,头发花白,他瞎举颤抖着手将王泉媛扶起,“是…是…泉媛,我是王首道…这些年…你受苦了。”两人秉烛夜谈,一直聊到了深夜。

一九九五年,王泉媛来到了北京,找到了王首道,将一双亲手纳的千层布鞋递到他的手上。王首道接过布鞋,不由老泪纵横,“泉媛,你还是没有忘记这个承诺啊。”

王首道(左一)、王泉媛(中)

自此,王泉媛老人再也没有了遗憾,二零零四年,王泉媛病逝,结束了她悲惨而又传奇的一生。

今天的内容先分享到这里了,读完本文《西路军女红军-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属于社会问题式报告文学作品吗》之后,是否是您想找的答案呢?想要了解更多,敬请关注本站,您的关注是给小编最大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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