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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生走进历史,回忆李学勤(她用一生见证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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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一生走进历史:她用一生见证中国历史,爱中国文化,爱这里的人民

#以书之名#7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世界宣告成立,年轻的伊莎白和她的丈夫大卫•柯鲁克应邀登上观礼台。

她亲眼看见第一面五星红旗在万众激动的欢呼声中冉冉升起。

她不但是光荣的国际友人,而且又是在哺乳期的母亲。

在观礼过程中,她不得不离开一会儿,瞅准游行方队的间隙,快速横穿东长安街,跑到东交民巷的住地,去给刚出生不到两个月的大儿子柯鲁喂奶。

离开时,柯鲁克对伊莎白说:“你要牢牢记住,我们在观礼台所站的位置,对着‘人民’两个大字——记住‘人民’,‘人民’!于是,人民这两个字,一直被伊莎白铭记在心中。

获得中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友谊勋章”的104岁加拿大老奶奶

70年后,104岁的伊莎白老奶奶没有想到,她竟然获得中国人民给予的最高殊荣,友谊勋章。

在人民大会堂,热烈喜庆的乐曲声中,伊莎白缓缓走到台中央,接颁发给她的至高荣誉,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

先后有八位国际友人获得这枚珍贵的“友谊勋章”。而且,获勋者,多为外国政要,唯有伊莎白是在中国做着平凡教育工作的教授。

颁奖词指出,伊莎白是“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者,为我国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为中国教育事业和对外友好交流,促进中国与加拿大民间友好做出杰出贡献”。

来到人民大会堂之前,

104岁的伊莎白•柯鲁克老奶奶安静地端坐在车上,她今天,身穿深红色中式对襟上衣,一头银发丝丝不乱。

车窗外闪过熟悉的街景。车子驶过天安门广场时,伊莎白冲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标语,笑了。

“人民”,一直是这个国家的主题词,这个词她太熟悉、太亲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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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友谊勋章之后的故事

领完勋章,回到家中,伊莎白竟默默无语。

二儿子柯马凯觉得老妈太疲倦了,婉拒了所有要来采访的记者,让老妈好好休息。

午休过后,与往常一样,伊莎白开始喝下午茶。柯马凯说:“我替老妈打开了精美的礼盒。手抚着金光闪闪的‘友谊勋章’,但她却感觉十分难过。”

前些日子,她就说过,她的那些老朋友——献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友人,都走了。

如果他们还活着,那该多好啊!他们都应该荣获这样一枚勋章。”

高光时刻之后,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回忆引发的深深的寂寞,包围了百岁高龄的伊莎白奶奶。

她的丈夫柯鲁克已去世。

好友诺尔曼•白求恩早已病逝。

写下《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还有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他们也早早地走了。

她半个世纪的老朋友——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创办人、教育家、作家、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和中国原国家卫生部顾问、美国医生马海德两位外国专家也先后于1987年、1988年去世。

1948年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就与她认识的老朋友韩丁,为中国人民养了几十年奶牛的阳早和寒春夫妇,也都去世了。

2010年,89岁的寒春在弥留之际,紧紧握着老朋友伊莎白的手说:“幸好啊,幸好还有你啊!”从白求恩到寒春,有多少国际友人,面对中国人民深重的苦难和不堪忍受的屈辱、贫穷,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前仆后继,倾尽全力为建设一个美好的中国而不懈奋斗!

细细数来,这些深爱中国的老朋友,一个一个,都走了……

那是值得永久怀念的一代人啊!

如今只留下伊莎白。

抬头看着丈夫柯鲁克的画像,伊莎白不禁潸然泪下。

与伊莎白相爱同行几十年的柯鲁克,他是一位坚定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是他引导伊莎白走上了最有价值的人生之路。

而影响柯鲁克一生的还有她的朋友们:尤其是作家埃德加•斯诺,好友诺尔曼•白求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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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白夫妇眼里的白求恩

194年,柯鲁克与伊莎白在成都华西坝恋爱时,柯鲁克对伊莎白讲:作为一名英国共产党员,他1937年参加了国际纵队,在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场上负伤,住进了白求恩所在的医院。

最初,他对坏脾气的白求恩,印象并不好。

后来,柯鲁克才真正认识了白求恩。

当时的白求恩,开着救护车,冒着炮火,去前线抢救伤员。

他的车就是流动的血库,哪里的伤员在流血,他就让护士给那里的伤员输血。

那时,输血还是一门新技术。

是他把输血技术带到了西班牙战场,挽救了众多战士的生命。

一次,他连续救活了12名身负重伤、急需输血的伤员。

战士们围着他高呼:“白求恩万岁!”“输血万岁!”

柯鲁克目睹了护士疾呼血液不够时,白求恩把衣袖一挽,斩钉截铁地说:“快,抽我的血!”

柯鲁克说:“白求恩‘抽我的血’的那一声大吼,让我震惊。我真正认识了他,看清楚了他。他是一位伟大的战士,是一位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优秀共产党人!

从此,柯鲁克与白求恩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柯鲁克讲述的白求恩的故事,使伊莎白的心灵受到一次强烈震撼。白求恩的鲜活形象,一生铭刻于柯鲁克夫妇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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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中国,长在中国,爱在中国,她和中国真是有着天大的缘分

1915年,成都,伊莎白出生了,从此,她和成都有了不解之缘。

伊莎白的童年和少女时代,有一半时光在成都度过。美丽的华西坝,给她留下无数珍贵的记忆。

那时,华西坝的生活平淡而美好,为中国事业奔波的饶和美夫妇,白天忙于工作,晚上会给孩子们读一些小说、诗歌,同时,伊莎白还要练习一个小时的钢琴。

收到良好教育的伊莎白,却不是一个温室的花朵,户外运动也是必不可少的。

当年华西协合大学校园里有许多小水渠,她和妹妹都很爱玩水,常在校园的水渠里划船,甚至能顺着水流一路划到望江楼,淘气的伊莎白还经常从船上跳下去游泳。

伊莎白喜欢“走屋脊”游戏。

她和妹妹将很粗的毛竹竿的两头拴在树上,然后像走平衡木一样在竹竿上来回走。

伊莎白胆子很大,觉得走竹竿不过瘾,于是竟然跑到屋顶上表演。学校的屋顶是斜坡的,她常爬到屋脊上,沿着屋脊行走。

更加淘气的事儿是:屋脊下面有个砖砌的烟囱,她就从屋脊上像坐滑梯似地滑下去,直至撞到烟囱上。有的大人担心就把这事告诉了他的母亲。

母亲没有因为孩子的淘气而批评她,母亲认为培养敢于挑战的勇气和智慧,是教育中难能可贵的。

华西协合大学经常举办一些学术交流、报告等活动,饶和美夫妇经常鼓励孩子们去旁听。伊莎白的启蒙阶段,学术文化的耳濡目染对她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从华西坝上的高中毕业后,伊莎白回到加拿大继续学业。1938年,23岁的伊莎白从多伦多大学毕业,获儿童心理学硕士学位。

毕业后,伊莎白选择回到正全面抗战、硝烟弥漫的中国 。

她说:“从小就经历过四川地区军阀混战,还常常捡子弹壳玩,因此并不害怕战争。

1940年,大卫•柯鲁克受到《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的影响来到四川,两人因此相识相爱。

1941年暑期,柯鲁克和伊莎白一路沿着气壮山河的红军标语,徒步来到泸定桥。

脚下奔流咆哮的大渡河水,和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壮举,深深震撼了两位年轻人的心。

在丈夫的影响下,伊莎白也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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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一生爱中国

小时候,伊莎白经常跟随父母到四川山里游玩,接触过很多少数民族,因而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

回到中国后,伊莎白在华西协合大学考古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的支持下选定课题,沿岷江河谷进入藏区,到达理县甘堡乡等地作社会调查,成为世界上第一位走进藏区的人类学西方女学者。

抗战时期,日军截断了中国的海盐供给路线,导致内陆盐价暴涨。

伊莎白受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派遣,到四川璧山兴隆场(今重庆市璧山县大兴镇),逐户调查当地农民经济生活状况,为筹建食盐供给社做准备。

从那时起, 伊莎白一直关注和调查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她的足迹,遍布了中国大江南北。

1947年,伊莎白夫妇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前往河北十里店(今河北省武安市十里店村),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

经过详细考察, 伊莎白完成了著名的社会调查著作《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和《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 。

这两部重量级著作,真实记录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重要阶段的改革和发展情况,成为当时蜚声海内外的社会人类学名著。

1948年,伊莎白夫妇受中共邀请,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西部的南海山村。

在叶剑英、王炳南直接领导的外事学校里,夫妇二人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英语教学生涯。

这所外事学校几经移迁、更名,发展为现今的北京外国语大学。

这期间,伊莎白夫妇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

20世纪80年代,伊莎白几度重回四川,寻访她的出生地华西坝和工作生活过的街巷。

之后,伊莎白还与美国东北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柯临清(Christina Gilmartin)再次回访兴隆场,以她曾在兴隆场的经历为基础, 合作完成人类学著作《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为西方世界深入了解中国历史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019年6月25日,104岁高龄的伊莎白再次踏上成都大地,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华西坝。

她参观了位于黉门街的红专西路小学,勉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快乐成长;

还游览了位于四圣祠街的旧居和儿时的避暑地彭州市白鹿顶。

2、用一生走进历史,回忆李学勤

清华大学新斋(人文学院)设缅怀厅悼念李学勤先生。 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去世;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将中国历史向前推进

姓名:李学勤

性别:男

籍贯:北京

终年:86岁

去世原因:病逝

生前职业: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

2月底的北京春意渐渐苏醒,一位老人却永远沉睡了。2月24日0点11分,著名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专家李学勤因病去世,享年86岁。

“走出疑古,甲骨青铜三代史;分系溯源,帛书竹简五经师”,昨日,在清华园新斋为李学勤设立的缅怀厅里,二十余字概括了他的一生。每一个字后,是李学勤近70年学术生涯的注脚。建殷墟甲骨“两系说”理论,推“非王卜辞”之研究,首鉴西周甲骨文,制订西周金文历谱;马王堆帛书、定县汉简、睡虎地秦简、清华简等珍贵材料都是他参加或主持整理的,“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等主张也都由他提出……

他提出中华文明“走出疑古”,他自己则走进了历史。

“我们这代人成长起来,都是读李先生的书”

在历史学界,从初出茅庐的85后,到八十几岁的耄耋老人,提起李学勤,都会将其称为“导师人物”。

“改革开放后,我们这代人成长起来,读研究生,走上研究古史、古文字这条道路,都是读李先生的书。这点大家是有共识的。”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凤瀚告诉记者。

比李学勤小4岁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院长李伯谦,也称李学勤为前辈。

1952年,年仅19岁的李学勤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事殷墟甲骨整理工作;1953年底,转到历史研究所,担当侯外庐助手,参加《中国思想通史》写作;随着马王堆汉墓、银雀山汉简发现,又转去整理新出土的简牍帛书,重回考古和古文字学行当;1996年,63岁的李学勤担任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历时五年,将中国有据可依的历史年代,向前推进了两千多年,一直推到夏代初年……李学勤在学术圈出道早,成果多,朱凤瀚称他为“开学术风气之先的导师人物”。

“在历史学圈儿,对于80后、90后而言,李先生就是‘大神’一样的存在。”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青年学者杨博说,“我的硕士导师、博士生导师当年的学位论文答辩,都是李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一直到2011年,我师姐毕业答辩时,李先生都是答辩专家委员。”

夏商周断代工程 将中国文明向前推进

“李先生没有门户之见,能尊重不同学科。”社科院学部委员刘庆柱说。“在交流学问时,我建议年代学应该搞宽一点,在标明年代时用‘约’,他听取了这个建议,后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项,他把夏代开始时期表述为约公元前2070年。”

当年,李学勤在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刘庆柱则在考古所,“我们一起多次做课题、评奖,他是搞历史的,但一谈到考古学,他就替我们考古学科说话。”

2000年左右评选社科院优秀成果,当时一等奖经常缺额。“李学勤所在的历史所也有不少项目入选,但他就很公允,主动说应该让考古所拿奖。”刘庆柱回忆说。

李伯谦与李学勤都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李学勤任组长,李伯谦是副组长。回忆起与李学勤共事的情形,李伯谦告诉记者,“别人想不到的他能想到,别人看得不够全面,他看得比较全面。”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考据研究中,糅合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碳14测年四个学科,综合不同学科的优点作出考据结论。

“我们在研究中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证,一方面是从文献记载,另外要从考古验证,对挖到的文物,考古学家要拿出意见,采集的标本要测量年度。”李伯谦说,“比如,王城岗遗址,大体和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相对应。”

“这样一来,不再是考古人自说自话,将文献记载和测量比较对证,我们提出夏代确实存在,从王城岗、阳城遗址,到新砦遗址,再到二里头遗址,贯彻了夏代早期中期晚期过程,这就是很大的进展,是融合所有学科共同得出的结论。”

夏商周断代工程,从1996年启动到2000年结束,将中国有据可依的历史年代,向前推进了两千多年,一直推到夏代初年。

这项工程于2001年出版了阶段成果报告的简本,繁本的编辑工作去年才结束。

讨论繁本过程中,有时候对甲骨文有分歧,李学勤提倡从多角度解决。“比如,有一些单位对重要甲骨采了样、进行了碳14测年,那测定产生的结果和文献记载,与甲骨的形态、文辞变化是否契合,都要进行比较。”李伯谦说。

斯人已逝,李伯谦告诉记者,繁本今年有望出版。

遇到重大发现,不顾高龄骑车赶到现场

虽然学术成果丰硕,不过近十年来的李学勤,更多为人熟知则得益于“清华简”。

2008年,近2500枚珍贵竹简抵达清华园,这批竹简得以入藏清华就是由他促成的。为了释读这批竹简,清华专门成立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李学勤成为中心主任。

中心研究员李均明负责清华简的清理,刚入藏的时候,一有新发现,就给李先生汇报。他回忆称,有时一天要汇报好几次,李先生也跟着一天激动好几次,遇到重大发现,还会骑自行车赶过来看现场。对于这一冷门绝学,李学勤曾表示:我们是本着先易后难的顺序在释读清华简,未来还有艰巨的任务等着我们。

2011年至今,清华简以每年一辑报告的节奏出版,至今已有八辑。去年11月,清华简入藏十周年之际,第八辑整理报告同时公布,李学勤“缺席”了。

但清华简的故事仍在继续。“我在清华艺术博物馆看到了展出的清华简,特别感动,对他的研究由衷地钦佩。”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退休老师吴翘哲告诉记者。虽无私交,但他还是来到缅怀厅,送李学勤一程。

刚做完手术仍坚持为晚辈写序

没什么架子,和蔼、宽容是所有采访对象对李学勤的印象。

朱凤瀚依旧记得二十多年前,自己写《中国古代青铜器》时,李学勤给自己作序的情形。“当时李先生刚做完手术,又是夏季的大热天,但他还是坚持给我的书写了序。”

“李先生写序言,会一个字一个字用小楷,写在方格纸里。并且只要需要,就会把自己的原稿寄来。”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增订版)》的责编张啸东说。

他告诉记者,一般出版书籍需要三审三校,但修订《新出青铜器研究》则是四校、五校。张啸东现在还保留着李学勤一次次修改的手稿。“16开的书,380页左右,李先生每次都是通篇看完,返稿给我,上面布满他改动的地方。有时候一些生僻的字,拿回车间,可能工人手误重复犯错,李先生还是会一一改过来,毫无怨言。”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熊澄宇至今印象很深的是,自己在讲《媒介史纲》时,会介绍文字发展史,并提及甲骨文、简帛等内容,他就推荐学生去旁听李先生古文字研究的课程,对此,“先生热情接受,对于非本专业学生给予极大支持和肯定。”

“他比较大度。”李伯谦说,“夏商周断代工程,仅专家组就有21个人,参加的专家更多。李学勤会让所有人都谈谈自己的看法,然后充分探讨。他坚持原则,但也不会特别坚持自己的看法。作为组长,他有这种品质和风格,让大家相处融洽,即使有不同看法,也不会形成矛盾。”

当一个社会的物质条件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会愈发渴求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又将怎样走向何处。从这个意义来说,历史就像是若干碎片,发现得越多,复原的可能性就越大。

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过去因为西方国家的种种偏见,被贬低了。更好地把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说明出来,对那些贬低的中国古代文明加以纠正,这是我们历史学者的责任。 ——李学勤

新京报记者 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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