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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数学表达身高(二年级数学量身高的题怎么做)

如何用数学表达身高(二年级数学量身高的题怎么做)?如果你对这个不了解,来看看!

初一数学科学记数法和近似数知识点+题型总结,有了它可轻松掌握,下面是小莹课堂给大家的分享,一起来看看。

如何用数学表达身高

初一数学科学记数法和近似数知识点+题型总结,有了它可轻松掌握

科学记数法是中考的必考的一知识点,难点不是很大,近似数是初一学的一知识点,是个易忘的知识点,这两个知识点不是很难,接下来老师分享一份科学记数法和近似数知识点+题型总结,有了它可轻松掌握。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科学记数法常用到的知识点:

对于大于1的数来说,把它表示成科学记数法的形式需表示成a×10^n的形式,其中a大于等于1小于10,n总比整式的位数少1。

将科学记数法表示的数还原成原数,对于大于1的数来说需把小数点向右移动n位,即a×10^n原数的整式位数等于n+1。

接下来我们根据上面的知识点来看一下常考的题型。

题型1:用科学记数法表示数据

对于大于1的数来说按照上面的知识点表示即可,但是如果遇到有单位的时候,我们第1步需要先把原数还原,再根据上面的方法把它还原成科学记数法的形式。例如300万用科学记数法我们先把300万还原成300000000,再把它写成科学记数法的形式3×10^8的形式。具体考的题型1考那些题请看下图:

通过上面的讲解老师希望能把上面的练习题都做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科学记数法的另一个题型。

题型2:根据科学记数法写出数据

这个题型的方法上面我们己经指出,请同学们在理解这种方法后,做一下下面的题型。

通过上面的练习题巩固科学记数法你掌握了,只要你把上面总结的掌握后,以后再遇到大于1的科学记数法的题就不害怕了。总结完科学记数法,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近似数。

近似数常用到的知识点有:

准确数是精确的数,比如班级里有15名同学,其中15就是准确数。

近似数就是大约的数,小王的身高为1.71cm,其中1.71就是近似数。

精确度看它最后面的那一位四舍五入到哪一位,具体我们以题的形式来巩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近似数常考的题型。

通过上图中题型的分享我们知道近似数一般常考三种题型,分别是区别准确数、近似数、按要求求取值范围、按要求取近似数,只要你把上面这三种题型研究透了,以后再遇到近似数的相关题目是就可轻松解决问题了。

通过上面老师的分享,你学到了哪些?请同学们一定要动手做一下上面老师总结的题型。学习是个快乐的过程,最后希望老师的分享让你能够找到学习的乐趣。

二年级数学量身高的题怎么做

1983年初春,杨利伟正在辽宁省绥中县第二中学读高二。那时的高中实行两年制,没有高三。即将参加高考,临考复习,气氛紧张。

还有几个月就是杨利伟十八岁的生日。那时候,并不像现在有隆重而庄严的成年礼仪式。虽说杨利伟平时很少在意自己的生日,懵懂的心里却盼望着十八岁这一年的与众不同,盼望着茧破成蝶。

这一天,没有预兆地来了,学校教导主任告诉大家一个消息:空军来招飞行员了,条件具备的可以试试。

杨利伟清晰地记得那一天。万里无云,阳光明亮得有些刺眼。得到消息后,杨利伟的心情也和那天的天气一样晴朗,莫名地高兴又感动,想都没想就把名报了。因为正在学校上课,也没和父母商量。

报名时间定在中午到下午,杨利伟去时已经比较晚了,很怕赶不上,一路小跑来到招飞人员所在的教室,门都没来得及敲就扑了进去。杨利伟的左脚刚踏进招飞教室,教学楼的铃声丁零零地响成一片。

报名与初选同时进行,杨利伟喘着粗气打量着一屋子的人。学校、武装部、招飞办、县医院,各个部门都来了人,这是一次多部门联合面试。

一名招飞办的干部,见杨利伟一进去恰好铃声响成一片,就半开玩笑地说:“嗬!你踩着电门就进来了。”这一下把大家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恰巧旁边站着个更威严的领导,看样子是主要负责人,用他那权威的眼神朝杨利伟看了一眼,说:“这个身高、体重都够了……”

那时招飞的初选就是这样,先目测,看你的身高、体形,有没有戴眼镜,是不是近视。

这个领导没有穿军装,但肯定是招飞办的。听他说“够了”,杨利伟心里就有底了。

招飞办领导和老师给学生们讲了话,作了选拔动员。接着,所有人排着队,像流水线一样量身高、称体重、测视力……进入初选名单的大约有六十个人,他们要集体到锦州市参加全面体检。

通过初选的杨利伟很兴奋,但他觉得还没到告诉家里长辈的时候,而马上要离开县城去市里体检了,不得不把参加选飞的事告诉母亲。

母亲有些犹豫,但看杨利伟高兴,就说:“那你就去吧,选不选得上,检查检查身体也挺好的。”

杨利伟后来理解了母亲的做法,她既不想直接拒绝杨利伟,也不想让杨利伟因为选不上而有太多失望。其实,杨利伟心里也并没有想一定可以选上,虽然这种愿望很强烈——能当飞行员,那是多难的一件事情啊!绥中县好几年都没有一个选飞成功的。

杨利伟当时也就是抱着要参与,要试一试的心情。

这次体检就是复选。整个过程是在锦州解放军205医院进行的,项目有很多,其中有一项转椅测试看上去很重要,许多人就是从这里被淘汰下去的。

轮到杨利伟时,等他在上面坐定,医生就让转椅猛转起来,又突然停下,之后让他站住不动,杨利伟笔直地站住了,医生又让杨利伟判断北在哪里,杨利伟明确地找到了方向,测试就算过了。

当时杨利伟想,和以前在机场玩过的飞行员器械相比,这个不算什么。

复选的全部过程都相当顺利,结束后,六十个人只剩下二十人,杨利伟是其中之一。

最后一项是检查眼睛,需要散瞳,那时候药水没现在这么先进,为了保护眼睛,散瞳后得戴一星期的墨镜,所以每人发了一个。

杨利伟一帮人就戴着墨镜回到了学校,八十年代初,一群半大小子大白天戴着个墨镜,用现在的话说看上去很酷,吸引了很多目光,杨利伟也开始飘飘然,自我感觉相当好。

杨利伟戴着墨镜飘回家告诉母亲,体检通过了,入选了。

母亲有点惊奇地打量了杨利伟一下,这份惊奇让杨利伟心里相当得意。

当时父亲正在外出差,母亲说:“也不知道你爸让不让你去。”这让杨利伟开始有些隐隐地担心。

母亲多少会担心当飞行员的安全问题,她知道这是个危险的职业,因为部队机场离杨利伟的家只有几里地,曾经出过事,摔过飞机。在当地,摔一架飞机,老百姓会当新闻议论好长时间。

等到三选之后,连同杨利伟在内,绥中县只剩下六个人。这时候,去不去、能不能去就成了杨利伟家的一件大事。

母亲专门发电报把在外出差的父亲叫回了家,一起商量怎么办。

当时的绥中县城只有一家小小的邮电所。那时不像现在通信这么方便,所以有急事都是去发电报。发电报是按字数算钱,因此文字都尽量简洁。

电文一共12个字:“利伟选飞三选通过,速回商量。”

杨利伟知道母亲发电报了,心中开始了度日如年的等待,期冀中带着煎熬,每天设想着父亲同意如何,不同意又该如何。

其实,杨利伟心里早就做好了打算,一定要说服父母同意。可还是有面小鼓在心里咚咚地敲,直到父亲归来的那一天。

杨利伟的父母都曾当过老师,在他们的思想中,考大学是杨利伟最正常、最可靠的人生,而考上大学也的确是那时候的唯一出路。因为,那个年代考上大学就意味着端上了铁饭碗,有了干部身份和国家公务员的终身职位。而考不上,则意味着前途渺茫,要么招工,要么自己找点杂七杂八的事做,总之难成大器。

之前杨利伟曾问母亲,如果杨利伟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母亲很果断地说,今年考不上明年继续考。所以在父母那里,杨利伟要考大学是件不容置疑的事,当飞行员则出乎他们的意料。父母都很通情达理,为了这件事,开了一个小型的家庭会议。

父亲问:“利伟,你真的想好了要当飞行员吗?”眼里带着问询和关切,杨利伟第一次感觉到父亲在用平等的眼光征询儿子的意见。

杨利伟很激动,心意已定,斩钉截铁地说:“我愿意去做飞行员。”

在杨利伟心里,首先认定当兵很光荣,而能做飞行员是从小就向往的;其次,高考的压力太大了,竞争太激烈,当年绥中的高考升学率不到百分之三,以一个高中生的单纯考虑,去当飞行员就不用为了高考玩命学习了。

父亲沉吟片刻,决定尊重杨利伟的意愿,对母亲说:“他就喜欢这个,你不让他报,以后后悔怎么办,让他去吧!”

“咚!”一锤定音,杨利伟心里的那面鼓终于敲定了。那种明快轻盈的感觉让杨利伟想狂奔又想飞翔。梦想着有一天杨利伟能驾驶着战机翱翔在天空,保卫祖国,成为战斗英雄。

杨利伟没能参加高考上大学,一直是父母一个未了的心愿,即使杨利伟后来当上了航天员,也并不能取代上大学在他们心里的位置。2002年母亲来北京时,见杨利伟没日没夜”没假期、想方设法学习航天员课程,对杨利伟说:“哎,你上高中时要是这么用功,是不是清华、北大都考上了?”

杨利伟听懂了老人的感叹。

得到父母的许可,杨利伟继续参加招飞的所有测试。从杨利伟那一期开始,招收飞行员要进行正规的文化考试和智力考试。此后的空军招飞工作一直延续着这个做法,不同的是,在杨利伟入伍两年后的1985年,招飞的文化考试正式并入高考。

县武装部把通过三选的人组织到一起,集体开小灶补习。后来,所有锦州地区的候选人在锦州市(葫芦岛当时属锦州地区)参加考试。

考官的脸很严肃,大家都不由自主地紧张。

考场里只有沙沙写字的声音,空气似乎都凝滞了。

文化课的内容主要是物理、数学等,杨利伟考得不是特别好,觉得不太理想,心里没底。但杨利伟的智力测试成绩还不错,虽然并不公布,但认识的人互相问一问,杨利伟觉得自己的分数算是高的。

两项考试都要达到分数线,不然不会被录取,杨利伟那一届,就有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但文化成绩不好,在最后一刻被淘汰。

杨利伟被录取成为飞行员了。录取通知书没有发到个人手里,而是直接下到武装部,由武装部通知。

绥中县有五个人同时被录取,这成了当年全县的大新闻,报纸和广播都对此进行了报道,那时的新闻比较少,喇叭里,一天数遍地广播着这条新闻。他们也在一夜之间成了家乡的名人,名字随同招飞一事被写入了《绥中县志》。

临走之前,学校举行了欢送大会,敲锣打鼓,杨利伟一行人戴着大红花,县长、县委书记亲自来送行,并请杨利伟等人吃了饭。

武装部长最高兴了,那时,多走一个就奖励武装部两千块钱,这在当时算笔巨款了,原来目标是送走两个,这下走了五个,武装部超额完成了任务,奖励也多了一倍多。

学校也很高兴,走一个,学校就算高考考上一个,杨利伟的学校一下走了三个。

当年,杨利伟的学校叫绥中县第二高级中学。2004年,改名为“绥中县利伟高中”。杨利伟所在的班级被命名为“利伟班”。

杨利伟觉得这是家乡的父老在看着他,令他无法懈怠。

奇怪的是,在离别时热烈、喧闹的场景中,杨利伟却异常平静。即使是登上火车启程的候,送别的家人、老师和同学边道别边流泪,同行的伙伴也泪水涟涟,杨利伟却没有想流眼泪的感觉。

至今杨利伟想象不出自己那时何以如此坦然、冷静,直到有人喊杨利伟的名字,杨利伟才抬起手,向父母、姐姐和弟弟,向包括县领导、学校老师和同学的人群挥了一下手,告别了家乡,也告别了那个少不更事的懵懂自己。

杨利伟难以记起当时在想什么,未必就是对这样的仪式无动于衷,也不是对将来的一切了然于胸,仿佛沉浸在梦游的感觉中,突然实现了童年的梦——

可以去开飞机了,杨利伟将成为飞行员了,真不可思议!

可飞行学院究竟是什么样,杨利伟又难以想像。

杨利伟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跟着大家登上了离家的火车,潦草地挥别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从此去向辽阔的远方,去向高远的天空。

幼儿园毕业照 二排右四是杨利伟

1965年6月21日,杨利伟出生在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一个普通教师家庭,一家五口人,父母、姐姐、杨利伟和弟弟。

上幼儿园时,杨利伟的名字还是“杨立伟”,等到上小学认了字,自己觉得“站立”的“立”哪有“胜利”的“利”有气势啊,于是自己改成了“杨利伟”。

上世纪70年代,是一个崇拜英雄、渴望胜利的年代。杨利伟们是从小听着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雷锋这些英雄故事长大的一代。

姐姐“立军”大概觉得“美丽”的“丽”更适合一个女孩,她也改做了“杨丽军”。

杨利伟一岁照片

杨利伟第一次显露“英雄气概”是在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那时,绥中的道路上鲜见车辆,每天杨利伟都从幼儿园自己回家。路上有时会遇到比自己大的孩子拦道。上来便问:“你有哥哥吗?”如果说自己有哥哥,而且不止一个,他们就会害怕了,让你过去。如果说自己没哥哥,那免不了要被欺负一回。一些比杨利伟小的孩子总是被欺负,于是杨利伟担当起他们哥哥的角色。每天幼儿园放学,杨利伟都组织幼儿园中班的孩子一起回家,人多势众,再也没有大孩子敢来欺负杨利伟们。

直到现在,还有些同学或朋友叫杨利伟杨哥,杨利伟想可能和他有个弟弟,心理角色一直是保护弱小、主持正义的哥哥有很大关系。

在当年的绥中县城,杨利伟家的生活条件算是中等。父亲在土特产公司工作,母亲是一位中学教师,都是拿工资的国家工作人员。但是,杨利伟们家并不富裕,在那个物质短缺的时代,生活条件似乎都差不多。

当时,规定每月人均三两油、半斤细粮,除此之外就是玉米面和高粱米,好不容易攒点白面还得等到过年才能包点饺子。家里的主食主要是高粱米,现在市面上的高粱米变得好吃多了,要磨好几遍,甚至比大米还白,小时候吃的是那种红色的高粱米,实在不怎么好吃。

至于菜,只有夏秋才能吃到时令蔬菜。东北的冬天,则只有大白菜和土豆,还是秋天贮存起来的。那时杨利伟常跟隔壁的孩子一起拿着肉票去排队买肉,当时买点肉不容易,不像现在,都爱挑瘦肉买,那时没人买瘦肉,都买肥肉,拿回去好炼油。几乎每家都有个小坛子,里面装的是肥肉炼出的乳白色的荤油,实在没有菜的时候就挖两勺荤油放到米饭里和着吃。荤油和饭,再浇上点酱油,曾经是杨利伟向往的美食。小的时候不挑食这个习惯对杨利伟很有好处,直到现在,杨利伟也不讲究吃,一碗饭,有点咸菜,杨利伟就吃得很香。

杨利伟和姐姐、弟弟经常去拾柴,其实就是去把剩在地里的玉米茬子刨出来,拿回家烧火。家里的炕洞要是串了烟,就满屋满院的灰烟弥漫,个顶个都成了包公脸。那时也烧煤,但很少,因为买煤是要票的。

由于县城临海,鱼、虾、螃蟹经常可吃到,那时的海鲜和现在可不是一个概念,当时很便宜,两个鸡蛋就可以换好几个又大又肥的螃蟹。卖海货的人用车子推着箩筐里的螃蟹,走街串巷地吆喝:“螃蟹,大海机螃蟹嘞。”海机螃蟹就是梭子蟹,很肥,满盖儿的黄。没有蔬菜吃,杨利伟却能吃上不少鱼、虾,直到现在杨利伟都特别喜欢大海,喜欢吃海里的东西。只要有机会,杨利伟都会去海边,每年的寒暑假,几乎都会在海边度过。

杨利伟八岁照片

那时的生活条件与今天相比,自然有云泥之别,但是杨利伟也拥有现在的孩子所没有的东西,有限的书本、自制的玩具、无边无际的奔跑,一切与现在的孩子们多么不一样。

当年,杨利伟家的生活水平谈不上贫困,毕竟父母两个人都在挣工资。但除了保障孩子们吃上饭,父母基本上没有经济能力再满足其他要求。

有一个阶段,杨利伟特别渴望看书、买书,但家里确实没钱,没办法,杨利伟就出去捡东西卖,有时会从工厂扔的垃圾中捡到铁块什么的。当时的小人书几分钱一本。杨利伟就一分钱一分钱地慢慢攒,攒几毛就买一套,逐渐积攒了很多小人书,全都是惩奸除恶、报效祖国、为国捐躯的英雄故事。

杨利伟当兵离家的时候,那些小人书依然保留着,装满了好几个抽屉。《水浒传》、《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各种英雄好汉的故事都是成系列的、完整的。遗憾的是,这些小人书最终都没保留下来,杨利伟弟弟结婚的时候,收拾家里,以为是不要的,他卖给收废品的了,也没卖出几个钱。

当时杨利伟远在部队,听说后可惜得不行,也有些生气,那可是杨利伟童年的珍藏啊。

杨利伟从那时就养成了看书的习惯,当然,除了看小人书,还看一些童话书。不单自己爱看,还爱给别人讲。杨利伟到姑姑家过假期时,会给那里的孩子讲很多他们从没听过的故事。

姑姑家在兴城的海滨乡,打开窗,就能看见一浪推着一浪的大海。

当时的东北农村还没有通电,用油灯,七八点钟天一黑就睡觉了。放假时,杨利伟就到姑姑家住几天,跟农村的孩子玩得很好,他们没那么多课外书看,杨利伟是从县城来的,看的书多,知道的故事多,杨利伟一到那里,就有很多孩子围着杨利伟听杨利伟讲故事,杨利伟就讲《安徒生童话》,讲《小灵通漫游未来》,这些书杨利伟几乎能背下来。

每次杨利伟讲故事的时候,围着杨利伟的小伙伴们都一声不吭,非常入神,油灯的光芒在他们的眼中忽明忽暗,连口水流下来都不知道擦。杨利伟自己也讲得眉飞色舞,觉得很神气,东北的火炕,很大很温暖,一炕的孩子挤在一起,讲到关键时刻杨利伟要是故意停下来,他们就特别急切特别诚恳地央求杨利伟。

“后来呢,后来呢,快说啊!”

“后来啊……”杨利伟故意放慢语速,装作一副回忆故事的样子。

“求你了,快说吧!杨利伟,快说啊,快说啊!”小伙伴们拉着杨利伟的胳膊左右摇摆着,恳求杨利伟继续讲下去。杨利伟带着一份小得意,心满意足地继续。那些天方夜谭一样的故事给他们带去了快乐,也让杨利伟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杨利伟的性格跟童年时期相比,变化不大。虽然调皮,但话不多,当然也可以这样认为,虽然话不多,但很调皮。

姐姐有女孩的游戏,基本不跟杨利伟玩,弟弟又比杨利伟小七岁,杨利伟成为三个孩子中最淘气的,也自然成为姐弟三人中挨打最多的一个,“行刑”的主要是父亲。因为什么事情没听招呼,或者又调皮了,东北的扫把,他拎起来就打,

虽然算不上疼,但是让杨利伟觉得很有威慑力。家里要求放学了要回家,要做作业,不能跑出去玩,杨利伟那时经常做不到,回家晚了作业没按时做,就要挨打;有时候淘气,在外边把人家玻璃打破了,人家找到家里来,也少不了挨一顿打;杨利伟还经常和人家摔跤,放学之后你不服杨利伟,杨利伟不服你,不罢不休的,一玩两个小时,一身泥一身汗地回家,有时也会挨打。

长到十岁左右,杨利伟最常干的一件事,就是玩打仗游戏。常在机场附近的开阔地带“开战”,那里有一种豪迈的气息,有平坦的跑道,有草地,还有以前留下的炮楼。

孩子们分成两伙,一伙人守,一伙人攻,通常是身体结实的演好人,矮小瘦弱的演坏人。战斗开始时用石头和土块互相攻击,经常是直打到一方有人“负伤”——谁被石头砸哭了,大家才惴惴不安地各自回家。

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杨利伟带领一方“战士”,以一个小土坡作为掩护,用石头向敌方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枪林弹雨”中,杨利伟把一个同学的脑袋砸破了,那个同学叫二宝。老师带着二宝缝了三针,杨利伟存在老师那儿的零用钱全都变成了二宝的医药费。

那时候老师鼓励学生们储蓄,有几分钱就放老师那里储蓄,杨利伟攒了很长时间,快到十块钱了,这个数字已经算一笔财富了,结果一个石头砸出去,老师就顾不得杨利伟的心疼把小猪储蓄罐打碎了拿他储蓄的钱给二宝当了医药费。

看着二宝头破血流,杨利伟实在是万分愧疚。可爱的小猪储蓄罐砸碎了,也把杨利伟心疼得够呛。现在想来,杨利伟之所以那么热衷于“打仗”游戏,是因为从小就埋藏在心里的英雄情结,渴望有一天能冲上战场,保家卫国。在孩子的理解里,英雄一定最强最厉害,不怕危险、永不服输。

在这种英雄情结的影响下,杨利伟形成了争强好胜、不服输、挑战刺激的性格。

姐姐杨丽军回忆说,杨利伟从小很简朴,从不乱花一分钱。有一年夏天,天气非常热,杨利

伟到父亲的单位去玩,母亲给了他一毛钱,要他在路上买两根冰棍吃。当时的冰棍价格是五分钱一根,杨利伟只买了一根。回家后,把手中攥得满是汗水的五分钱又还给了母亲。

有两个游戏是杨利伟最为热衷的:一个是溜冰,另一个是游泳。

当时,杨利伟家附近有一条河,一到冬天,杨利伟们就到河面上溜冰。那时没有什么冰刀,自己做,制作方法主要是在木条下镶上钢锯条,然后用皮带固定,一只脚踩在上边,为了牢固,有时把脚也塞在皮带里,另一只脚在后面踏地起推动作用。

这种简易的冰刀,看着不起眼,跑起来却特别快,杨利伟就常“驾驶”着它在冰面上抓人。

不过,玩冰刀都是偷偷摸摸的,一旦父母发现就会没收,主要是怕杨利伟掉到冰河里去。所以,早上上学,杨利伟就把冰刀塞进书包偷偷带出去,放学回家,再把它藏在家里。院里储存的大白菜、柴火堆、装苹果和白梨的竹篓,基本上,所有的角落都被杨利伟藏过。

现在想来,杨利伟学溜冰特别快,半天就掌握了平衡,可以四处滑行了,速度绝不次于体校滑真正冰刀的人。其他孩子过来讨好地问杨利伟:“你以前真不会滑吗?”杨利伟的运动细胞和协调能力在儿时的游戏中就体现出来,而这些游戏又促进了杨利伟的运动和动手能力。

因为爱玩又比较会玩,所以杨利伟人缘特别好。同院的孩子很多,每天都会有几个孩子一大早就跑到杨利伟家门口,等着和杨利伟一起上学,放学后也和杨利伟一起不直接回家,而是到处玩。

母亲最怕的就是杨利伟和伙伴们去游泳,杨利伟却最喜欢游泳,可以算得上“屡教不改”。后来到飞行学院时,许多人视为巨大难题的游泳课目则成了杨利伟的杀手锏,当然那是后话了。

弟弟小杨利伟七岁,等他长大点能跟杨利伟玩的时候,杨利伟已经不愿意带他了,杨利伟更爱跟年纪差不多的同学在一起。

记得刚刚上小学那会儿,弟弟见杨利伟出去游泳,不带上他,就回家向妈告状:“哥又去洗澡了……”那时的游泳不叫游泳,叫洗澡。

听说杨利伟又到河里洗澡去了,妈妈就过去揪杨利伟。

杨利伟们那时候都光着屁股游泳,妈妈过来找,对着河里喊:“杨利伟,你给我上来!”其余的小伙伴见有人来,都把身子藏在水里,只露出一个个小脑袋。

而杨利伟却要在妈妈的喝斥声中乖乖地爬上岸来,在伙伴的嬉笑声中,跟娘回家。这让杨利伟在同伴们面前基本上威风扫地,颜面无存。

游泳时还发生过一次危险。现在那个同学在老家工作,经常到北京来和杨利伟见面,杨利伟们都叫他小胖。那天两个人在一条很宽的河里游泳,从一边游向对岸,小胖游到一半就没劲了,越扑腾越往下沉,一冒出头就喊:“大哥救命啊……”接着又沉下去。

杨利伟已经游到岸边了,听到他喊“救命”,便赶忙回去找他,其实杨利伟也挺害怕,能游到对岸也挺费劲的。

杨利伟奋力游到他身边,伸手把他拽住,但是杨利伟的力量也不大,他又把杨利伟拽了下去,杨利伟挣扎着拉住他向岸边靠近,万幸的是游到了岸边,这样一路扑腾,俩人都喝了很多水。

危险过去,他俩累得躺在草地上,一声不吭,肚子里是河水,心里是紧张过后的阵阵空虚。歇了一会儿,忽然发现衣服还脱在对岸,还得游回去拿衣服,小胖是不可能再游回去了,只有杨利伟去。

杨利伟无可奈何地又游回去,拿了两人的衣服。

小胖和杨利伟约定,这不是什么光荣的事,不要对家里和别人讲了。

杨利伟也没敢跟家人说,说了肯定更得限制杨利伟游泳。

小胖大号陈绥新,到现在聊起来还说杨利伟救过他,要不然那次就淹死了。

回想起来,杨利伟那时喜爱的玩具似乎都与武器有关。

杨利伟曾经玩过子弹,找一个铁筒,当做枪管,然后把子弹装进去,拿小锤子从后面敲,企图把它敲响。现在的一些电视节目和电影,会在画面的下方打上“剧情需要,请勿模仿”的字样,杨利伟觉得非常必要,孩子们的一些突发奇想总是会让大人始料不及,虽然每个人都曾经是个孩子。

当然,杨利伟的以上种种危险的事,是不懂事的小孩子所为,不要模仿,毕竟,现在有了更安全、更先进、更有意思的玩具让人尽兴。

杨利伟还自己动手制作各种玩具。打弹弓,用木头削手枪,用铁丝做手枪再装上自行车链条打火柴,用木棍和钢锯条做简易冰鞋等等。

这样锻炼的动手能力在神五、神六、神七的训练当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很多第一次训练和合练的课目都是杨利伟操作的。

很难说清小时候的经历对杨利伟的影响都包括哪些方面,但杨利伟认为,它们或许是他身体、能力、行为方式的基础。

杨利伟比弟弟杨俊伟大七岁,是家中的长子。在弟弟的眼中,他是一位聪明、执着但也很严肃的人。对于小时候兄弟俩相处的记忆,杨俊伟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有一次,我哥给我做了一个带刹车的小推车,非常复杂,足足做了两个星期才做好。当时我说,哥,做不上来就别做了。但他是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硬是给我做了出来。把别的小孩羡慕得够呛。”“有一年探亲回家,他看见我的校徽别在运动服的拉链上,就立刻叫我立正,给我工工整整地别在胸前。”

杨利伟保持了强烈的好奇心,有了对危险事物的尝试与经历,争强好胜并勤于行动,在多种游戏与运动中锻炼了良好的平衡能力,并且似乎还天然地知道如何保护自己——虽然那时候闯祸不断,玩得花样翻新,杨利伟竟然从来没受过伤,连伤疤都没落下一处,否则在后来的飞行员体检和航天员体检中早就被淘汰了。这对杨利伟来说算是个奇迹。

作为杨利伟童年与少年时代最重要的学生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出乎意料和不可思议的事情,当然,在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两年的十年当中,也并非乏善可陈。

实事求是地说,杨利伟算得上一个好学生。

杨利伟们家在当时的绥中县城里算是比较纯粹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在党校工作,母亲则一直在学校教书,“循规蹈矩”应该是对这种家庭的最好概括,自然,父母对姐弟三人的管理相当规范。

杨利伟并非天才,却也不笨,加上家庭严格管束,个人也算努力,所以成绩优良。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杨利伟就开始参加数学竞赛,还经常拿奖。

那时候的奖品比较隆重的是书,一般就是北京海淀出的习题集,一般的奖品是一个本子,不同的是封皮上有一个大大的“奖”字,因为有这个“奖”字,这个本子就变得价值不菲了。

班上的同学经常拿两三个本子跟杨利伟换一个带“奖”字的本子,反正杨利伟还有很多,就换给他们。

进入初中之后,杨利伟考上了一所重点初中的重点班。杨利伟特别喜欢物理这门课,直到升入高中,还担任物理课代表,对数学也很感兴趣。

对物理和数学的爱好一直保持到现在,这对后来杨利伟能比较顺利地学习航天的有关知识起到了积极作用。

另外,可能跟父亲是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有关,杨利伟爱读书,作文成绩一直比较稳定,写东西对杨利伟来说并不费力,有一篇作文甚至还上了当时的初中作文选,题目好像是《周总理接见了我》,实际上那时周总理已经去世了,杨利伟写的是一个梦。

每一个孩子都爱做梦。杨利伟那时经常会做关于飞翔的梦。有时像鸟在天上自在地飞翔,有时又像猴子从高大的树上灵活地跳跃下来。

每当杨利伟对母亲说,他又梦到了飞,母亲总是笑着说:“那是你在长个子。”

尽管杨利伟小的时候比较顽皮,放学也偷偷跑出去玩,但实际上,杨利伟的学习从来没有放松过。

毕竟玩归玩,杨利伟心里很明白好好学习的原则。父母为人师表,更要求自己的孩子勤奋用功。

杨利伟家的孩子都很刻苦,后来,弟弟也考上了大学,这跟家庭教育有很大关系。

每天晚上,身为老师的母亲都要备课,杨利伟就坐在她身旁写作业。不会的问题随时提出来,母亲和父亲都会耐心地解答。

当时绥中县城经常停电。蜡烛比较贵,杨利伟们就点着煤油灯看书,第二天早晨起来常常“灰头土脸”的。

到了冬天,则借着火炉的光看书。边看书边取暖,并不觉得苦。

如果“双重性格”不是一个贬义词的话,杨利伟承认他是。尽管玩起来可以忘记一切,但在读书学习时却也不会马虎,尽管说起来有些淘气,但说不上顽劣,整体上是个比较听话的孩子。

不过,杨利伟的性格中也有很倔的一面,平时很好说话,跟谁都和和气气,但如果真把杨利伟惹急了,倔劲上来会让事情变得不好收拾。

上初二时,杨利伟的性格崭露了头角,发生了一次类似“青春期叛逆”的事件,把老师惹火了。

初中第一年,杨利伟的成绩都很好。从初二开始,成绩慢慢地就不是特别突出了。

十三四岁,杨利伟进入了青春期,也像大多数青春期的孩子一样,性情有些叛逆,成绩变得不太稳定。

老师看紧一些,或者是父亲对杨利伟发一次火,他的成绩就会比上次好一些,不然就下降。

老师看管的松紧程度和父亲发火的厉害程度,与杨利伟的成绩基本上成正比。

有一次上课,杨利伟手里不闲着,拿一支笔转来转去,老师就把笔没收了。

杨利伟很不高兴——我又没说话,也没影响别人,没收我的笔干什么呀!于是又拿起另一支笔继续玩,又被老师没收了。

杨利伟急了,我自个玩笔咋就不行,从铅笔盒中又摸出一支笔,下意识地开始反抗老师。就这样,被老师连着没收了四支笔。

老师气得够呛,杨利伟自己也生起很大的闷气。

几乎教杨利伟的所有老师都和杨利伟母亲很熟。因为教师会有一些交流调动,当时县里有四所中学,杨利伟母亲曾经在其中的三所任教。于是,老师就来杨利伟家家访了,其实就是告状。

杨利伟母亲一看,怎么老师拿着一捆笔来家访了?

老师对母亲说:“没收一支,他就又拿出一支,最后没收了一捆笔,这孩子是不是故意气我呢?”

一般情况下,每次家访后,父母都会根据老师反映的情况给予杨利伟特殊“关照”,情节较轻的挨批评,情节较重的要受点皮肉苦。

那次老师走后,杨利伟的结局可想而知。

杨利伟记得那是最后一次挨父亲的打,挨打之后又接受父母的开导,记忆深刻。

那件事让杨利伟明白了,你可以自由,可以调皮,但要遵守有形或无形的规则,在一定的限度内老师、家长或者社会可以容忍,超过了这个限度,你就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可能是大家对你的失望,而你必须独自承担所有后果,接受应得的惩罚。

中学时代得来的这个教训使得杨利伟的人生变得更加遵守规则,无论是部队的纪律还是国家法度甚至做人的道德准则。

在获得了党和国家、人民给予的荣誉之后,杨利伟不仅恪守不疲,甚至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工作和生活原则。

有许多人觉得杨利伟活得累,但杨利伟却习惯了。

不要去碰触这些原则,否则将付出代价,是杨利伟少年时代就得到的训诫。

按传统的教育方式和一般规律,学生的一切都围绕着成绩进行,杨利伟对学习抓得比较紧。虽然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不得不把那些似乎不切实际的东西按捺住,更多地想怎么去学习,怎么提高成绩。

这与父母对杨利伟的要求直接相关,父母并没有明确的想法让杨利伟长大后去做什么,对杨利伟的教育就是:你要好好读书,要把基础打好,要上大学,掌握知识,去面对社会。

站在一个父亲的角度来反思,杨利伟对自己的儿子所抱的心愿也基本相似。

父母对孩子的希望与要求,大略如此。

而实际上,父母对孩子的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什么却未必知道,十三四岁的少年,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有了自己对未来的期许,有了自己朦胧的向往。

很可能,父母对孩子的希望,却并不是孩子的梦想。

按父母再三指出的奋斗道路,杨利伟那时有比较“实际”的想法,想自己能不能做科研工作,当工程师或者科学家。而在内心深处,却有另外的事物吸引他,并且从童年与少年的懵懂中慢慢浮现,明明灭灭,闪闪烁烁,似乎遥不可及,但却越来越清晰。

杨利伟隐藏着它,不太相信真的有机会让它变成现实。

不知儿童行为研究方面的书怎么说,但一个基本的道理杨利伟是知道的,儿童时代是一个人生命的基石,一个人后来的所作所为,都可以在他的童年中找到根据和源头。

如果一个人小时候对什么发生兴趣,这将会对他的思想意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有机遇,他就会去从事与此相关的职业,并有希望做好。

小时候杨利伟曾对两件事情感兴趣,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抱有两个梦想。

一个是“当一个飞行员”的梦想,它由来已久,渐渐清晰,在十八岁那年终于得以实现,并引领杨利伟走向光荣;另一个梦想则是当火车司机。

除了生活环境中那些具体的东西,杨利伟们小时候看不到电视,也没有更多的媒体,所能接触到的就是小人书和为数不多的电影,通过它们掀起的小小一角,杨利伟们可以看到一些“外面的世界”。而那些风景却可能对杨利伟产生很大的触动,心中无限向往,然后竭尽所能去模拟和模仿。

童年时杨利伟看过一些电影,很多电影看过了兴奋一阵也就过去了,《铁道游击队》却是杨利伟一直喜欢的,看过很多次,算得上百看不厌。也可能因为家附近有铁路,有火车,种种想法比较容易演练,更容易进入想像情节。

看完电影后的星期天,杨利伟会与伙伴们一起来到铁路边上,无所畏惧地看着火车呼啸着驶过来,然后沿着铁轨进入站区,学习游击队员的英雄行为,在蒸汽火车的腾腾烟雾中爬上车厢,一个接一个往下跳。

杨利伟跳完后想,如果自己会开火车的话,那是个什么状态呢?要是能去开火车,不仅非常英勇,而且显得特别有本事,那么一个庞然大物听从杨利伟的驾驭,一路呼啸,奔向远方,那有多了不起啊。

这个梦想虽然算得上强烈,其实存在的时间却相当短暂,随着杨利伟从儿童变成少年,从小学读到中学,电影从记忆中变淡,梦想也就烟消云散了。

而当飞行员这个梦想,于杨利伟却完全不同。

杨利伟不相信宿命,但是后来每每想起由儿童到现在的所有事件和过程,还是会问自己:飞行和蓝天,是不是注定是杨利伟生命中的组成部分?

关键的关键是杨利伟的家乡绥中县城有海军的一个机场,现在还是海军的一个训练基地,它就在离杨利伟家不远的地方。

当年幼儿园和部队搞军民共建活动,八一节时排了个小节目去机场演出,是一个集体舞蹈,叫《小小飞行员》,杨利伟穿着小飞行员服装,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演出后去机场看了飞行。

杨利伟吃惊地看着银色耀眼的飞机腾空而起,不久后从天而降,又看见飞行员穿着飞行衣,戴着飞行帽,从飞机上下来,排着队,高大而神气,心里又崇拜又羡慕。

那是杨利伟对飞行和飞行员的最初印象。

杨利伟的童年伙伴陈绥新(绥中县电业局)回忆:为了看飞机,杨利伟和陈绥新有过一次难忘的经历。一天,他们发现驻绥中县附近的海军航空兵的机场上停着很多架飞机,只是大门口有哨兵把守,“军事禁区”的大牌子把他们拒之门外。为了能摸一摸飞机,他俩在机场外转悠了好几天。最后,他们把一个偏僻角落的铁丝网选为突破口,趁人不备,掀开铁丝网进入机场。正当他们兴奋地围着飞机来回打量时,被早已盯上的哨兵用枪逼住,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哨兵盘问后,杨利伟壮着肚子解释:“我们不是搞破坏,只是想看飞机,我们长大了,也要像你这样,守着这么多飞机!”

从那以后,机场上空就成了杨利伟特别关注的天空,机场则成了杨利伟最想去的地方。

飞机整天在头顶飞过,做空中动作,杨利伟经常一站许久,仰望蓝天,看天空的飞行训练。给杨利伟印象比较深的,是飞行员跳伞,从很高处跳,杨利伟在家抬头就可以看到。

雪白的降落伞徐徐飘荡,杨利伟的心情也跟着飘飘悠悠:掉哪了,掉哪了,伞掉到什么地方了。

杨利伟觉得他的灵魂被飞机、降落伞和蓝天带走了。

杨利伟的小学同学和中学同学,有些就是来自机场的部队子弟,杨利伟和他们相处都不错。上初中时,是带中午饭到学校吃的,正赶上最能吃的年龄,杨利伟经常吃的是高粱米和小杂鱼,而机场子弟带的饭菜明显比杨利伟们高一个档次,他们吃的都是细粮(大米)。

那个年代,大米很少见,更何况他们经常吃呢。

这让杨利伟发现,即使从生活待遇上说,当飞行员也挺不错的。

杨利伟经常跟同学去机场,不单是玩游戏,更多的是玩那里的训练器械。杨利伟有时能近距离看飞行员们训练,过后就忍不住要模仿他们的样子上去试试。读初中的时候,杨利伟和同学们有机会尝试了旋梯滚轮,大部分同学一上去就受不了,几分钟不到就呕吐个不停,大喊大叫,表情痛苦不堪。而杨利伟上去后,却几乎没有什么不适的反应。接下来做其他器械,也基本能轻松胜任。

等到能对所有训练器械应付自如时,杨利伟心里暗道:飞行员能做的我都能做。

似乎就是在那个时候,“当一个飞行员”这个念头变得清楚起来,不再是一个朦朦胧胧的愿望,不再是不着边际的幻想,而是变成了比较具体的想法。

为了能锻炼出合格的体魄,杨利伟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包括踢毽球、游泳、长跑等在内的详细健身计划。

就是节假日回到家中,杨利伟也要求自己在屋前的门楼上做规定数额的引体向上。

因此,从那一刻起,飞机从头顶飞越而过的轰鸣就有了另一种意味,好像那就是对杨利伟的召唤,就是给杨利伟的询问和示意。

杨利伟会激动地仰望,想像一位飞行员,在天空驾着飞机,正像《鹰击长空》中所描绘的那样纵情飞行。

直到高中时,紧张的学习和具体的高考目标压住了所有妄想,杨利伟要当飞行员的想法和去机场的习惯却没有被消灭。

杨利伟有一个关系要好的同学,他的父亲就是一位飞行员,他有时会把他父亲的飞行头盔拿出来,杨利伟戴在头上,感觉那么亲切,整个人都那么舒畅。有时,杨利伟会去他家,那位飞行员父亲会带杨利伟去机场办公室,看看他们的枪,摸摸他们的装备,看看各种各样的飞机模型,之后杨利伟就在他们身边玩或看书。

那个时刻,杨利伟的心情特别安稳,不想做别的,不想离开,好像那就是杨利伟应该待的地方。

从那时起,杨利伟热爱飞行,向往飞行,羡慕飞行的感觉就深深在心里扎下了根。那些痴迷、沉醉、梦想和希望,连同后来的训练,飞行不知不觉地融入到了杨利伟的血液、深入到骨髓。杨利伟成为了飞行员又成为了航天员,有很多机会,杨利伟可以离开飞行去从事别的职业,或许在名利上得到更多,但是飞行始终是杨利伟的理想,杨利伟不舍得放弃,不愿放弃,哪怕有再多的诱惑。

实现飞行的理想,是靠大量切实可行的计划和行动来支撑的。

杨利伟上中学时已经明白,要实现飞行的梦,就要从一点一滴的积累开始,从一丝不苟的行动做起。

有一句老话:空想是一片没有收获的荒草,而理想却是一片可以结出饱满谷粒的秧苗。

如果说当火车司机是空想,那么当飞行员则真的是杨利伟的理想。

杨利伟有些明白自己为什么会不假思索地报名参加选飞了,也明白了,为什么在离开家时杨利伟会那么坦然平静。

1983年6月,在敲锣打鼓的欢送声中,杨利伟踏上了奔向梦想的列车。

在登上火车即将启程的时刻,带队领导把车窗打开,让赶快对父母亲道别,说有可能五六年回不了家。

杨利伟就那么简单地挥挥手,心里没有觉得有什么离不开、舍不得,反而对远方充满向往。当时的心理感受可能跟年龄有关,尤其是自己还在兴头上,根本没能体会和家人离别的心情。

杨利伟5个人到了锦州,又一起到沈阳去,然后省军区招飞办再把5人送到保定的航空第二预备学校,人们简称其为保定航校。

到锦州会合成了25人,而到了沈阳,人数增加到120人。这是那年辽宁省招收飞行员的人数。

第一次离开家,觉得哪里都新鲜。杨利伟那一次可过了把坐火车的瘾,到这几个地方都是坐火车,杨利伟舍不得在火车上睡觉,就趴在火车车窗上看外面的树木一扫而过,房屋、工厂都倒退着消失在远方。

毕竟是头一次离开父母,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跟个孩子一样心里有些忐忑,但杨利伟始终兴奋着,脑袋里一直想像着航校的生活。

到达沈阳的当天夜里,发军装了。没有领章帽徽,但穿上了正规的军装,感觉自己是解放军了,心中自然十分得意。每人只发了一套军装,要求把自己穿的衣服换下来,第二天要打着行军背包,统一穿着军装去保定航校。

打背包对当时的杨利伟来说是件难事。以前从来没打过,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瞪小眼,不知如何是好,随行的武装部领导为他们解了围。他挽起袖子,三下五除二,一个背包就打好了。

五个人站在旁边惊讶地看着,觉得他很厉害、竟然会这一手,原来打背包也是解放军的拿手活,杨利伟想到看过的电影中红军长征时都一个个背着整整齐齐的背包,以后杨利伟也将学会这一招。

打好的背包在杨利伟眼中就像一件战利品,看着它,爱不释手。一会儿背在肩上,一会儿卸下来,一会儿又背在肩上,神气地走几步。

从沈阳去保定航校的火车经过绥中时,杨利伟来时穿的衣服,就在停靠绥中站时送下了车。

(未完待续)

杨利伟离开父母去当兵

参考资料:

《天地九重》/杨利伟著.一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0.1

《杨利伟:一步登天与一夜闻名的背后》文|余玮,《传记文学》2017/01

《长成最棒的自己》杨利伟 军事文摘 2022-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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