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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皮特休
编辑|皮特休
1528年，古斯塔夫·瓦萨正式登上瑞典王位，标志着一个新兴的近代国家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诞生了。
然而，建国初期瑞典的实际现状却只是一个看似有稳固的王位和表面稳定的国家。
在这个新兴的国家中所暗藏的各种危机，不仅来自于地方势力、贵族势力与教会势力在对待新君主所持有的不同态度上。
还包括如何去应对和协调来自于境外的不利因素(特别是来自吕贝克方面关于催促偿还的外债事件所加剧的经济压力)，以及各种国内外的干扰势力对君权可能造成的威胁。
因此，尽快制定行之有效的治国政策，以此来及时缓解一系列潜在的危机，最终使国家的发展进入平稳而有序的轨道，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此时，他所制定的一系列治国的相关举措都紧密联系着瓦萨家族与瑞典的前途和命运，也直接关系到古斯塔夫一世王位的稳固与瑞典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权威的更替
尽管古斯塔夫·瓦萨己被瑞典各阶层人士拥戴为君主，但是对于这位年轻的君主和新建立的瑞典国家而言仍充满着危机和挑战。
他首先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是来自因刚结束的独立战争而导致的国内财力几乎耗尽与因要偿还外债所造成的经济危机。
“由于王室的收入通常不高，以至于难以支付日常政府的一半开支，而昔日卡尔玛联盟也未遗留下任何能够用来偿还国家债务的盈余”。
面对国内窘迫的外债压力，最初古斯塔夫·瓦萨曾经试图采用增加税收的方式来填补政府的外债缺口。
然而这一举措在实施后不久就表明它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对于这个摆脱战争创伤不久，在经济上还处于贫穷状态的新兴国家而言，增加新税不仅需要在一种极度谨慎的情况下实施”，而税收的额度也会在短时间内达到饱和的状态。
相较于处在巨额外债压力之下的新兴国家，当时的天主教会则是国内拥有财富最集中的地方，因此这位想要力争尽快摆脱国家财力困境与促进国家发展的君主就把目光投向了天主教会。
在保罗·巴伦·沃森的著作《古斯塔夫·瓦萨统治下的瑞典革命》一书中，将当时瑞典天主教会的财富与权势现状描述如下:除了宏伟的建筑以外，大主教与5位瑞典主教还在各自的教区内筑有堡垒。
而在每个教区内，都有大量的庄园归属于主教区管辖。
例如，在林雪平主教的教区内庄园数量就超过了600个。
这些庄园的租金与收益都直接流入了教区并且全部免税，同时各教堂还拥有不计其数的黄金、白银等财富。
上至王宫，下至猪圈，总之，这里的每一户人家都需向教会缴纳少量的年税。
此外，纳入缴费的项目还包括每一次的婚礼、葬礼和出生礼。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瑞典社会中，天主教会阶层和它的神职人员不仅被巨额的社会财富供养着，而且他们还享有君主般的权威与荣耀。
此时瑞典教会的权威对于意图要在瑞典建立强大王权的古斯塔夫·瓦萨而言，也就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障碍。
相较于邻国丹麦，瑞典教会状况呈现出了它独特的一面，即“在当时的瑞典社会中，无论是传统的主教制，还是教会自身相对于世俗的独立性，它们的地位都显得十分牢固”。
因此，作为世俗王权的君主，古斯塔夫·瓦萨意图实行的控制国内教会的举措，相较于周边的国家，它的难度更大，过程更为艰难，产生的作用也就更为重大。
如果世俗君主不能将教会财产置于自己的管控之下，那么他所有财政改革的计划颁布和执行都将是举步维艰的。
伴随着路德新教在欧洲社会广泛传播，各地反对天主教会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在瑞典社会中，反对天主教会的呼声也在日益高涨，尤其是在部分激进的地区。
如在16世纪20年代的丹麦统治时期，民间甚至还出现了破坏圣像的行动。
在瑞典独立之初，面对国内窘迫的经济现状——这个新王室权威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古斯塔夫·瓦萨曾经数次抱怨道:“王室的收入真是入不敷出”。
显然，既然君主的意图是要在这个新兴国家建立起强大王权，那么原本如同“国中之国”的教会地位的削弱也是必须的。
担任宗教事务首席顾问的劳伦迪乌斯·安德烈埃曾经根据早年的留学经历与对中世纪教会的了解，对建立民族教会提出了这样的方案。
既然教会作为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民众社团而存在，那么它的财产就应该归属于民众所有，并且它们应该服从于世俗君主的掌控之下。
而古斯塔夫这位年轻的君主此时清楚地意识到:只要没收了教会的财产与土地，就能够获得巨大的财富。
如果将这些财富进行赏赐，那么就能满足贵族阶层等在物质上的利益需求，从而赢得他们对君主统治的拥护。
这样他就可以采用依靠贵族与市民等阶层力量的方法剥夺教会的权力，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能够进一步强化世俗国家与君主的统治。
如何将这些政策顺利推行并取得有效的成果，与公众的拥护和参与程度密切相关。
因此，他的计划是制定一系列符合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政策，尤其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贵族与新教徒切身利益的条文，以此来作为制约教会势力的砝码，它是瑞典建国初期宗教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而这一系列政策的制定，也会使国家与君主在宗教改革中占据了强有力的主导地位。
当抑制教会强化世俗的各项条文相继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并最终出台时，瑞典就成为了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实行宗教改革的先驱。
1527年，古斯塔夫·瓦萨在佛斯特罗斯召集议会,这场由国内各界人士与吕贝克方面的代表共同参与的大会是在国内形势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召开的——控制教会、债务问题与国内的民间叛乱都时刻困扰着这个年轻的国家和君主。
其间发生了一场关于新教改革的著名辩论，曾经留学于德意志的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奥劳斯·佩特里在这场辩论中获胜。
随后，他得到了君主的认可与信任并参与主持宗教改革，而他在辩论中取得的成功对于推动国家的宗教改革进程更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古斯塔夫·瓦萨对路德宗改革者的支持，既促进了瑞典这个新兴的国家发展，又助推了它与罗马教会的决裂，在没收天主教会财产的同时国家教会也随之建立起来了”。
在16世纪30年代，当瑞典教会正式宣布脱离罗马教会而兴建起民族教会时，奥劳斯·佩特里之弟劳伦丘斯·佩特里当选为第一任新教大主教。
显然，此时的新教徒己经在瑞典社会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除了任用新教徒参政之外，古斯塔夫·瓦萨还在如何调和阶级矛盾方面费尽心思。
他采用的一系列高明的手段，这些手段的高明性不仅体现在治国策略上具有长久的规划性，而且它们还体现在形式上突破了以往的传统模式。
在佛斯特罗斯议会召开时，这位君主就数次通过采用精心设计的特殊方式将社会各阶层人士引向他的意图——他曾经采用的精心设计的“退位”策略一度引起了各阶层人士的恐慌。
君主采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向社会各阶层人士告知国家目前面临的问题与困境，同时他还进一步暗示并引导各阶层的贵族与民众通过对自身和国家利益的综合考虑来为君主“出谋划策”。
当古斯塔夫一世开始计划对教会的财产进行没收与重新分配时，他显然也对给予支持的各阶层，尤其是贵族们的利益给予了充分的考量。
新教文化的兴起
古斯塔夫一世或许本身并不是一位对宗教文化发展十分热情的君主，相较于发展新教文化，也许他对于宗教政策制定的目标是更偏向于通过改革，利用公众对宗教文化的特殊情感来实现他的最终现实目的。
因此他制定的宗教政策更多的是出于对现实问题的估量和解决。
相较于邻国丹麦等强势的贵族，在当时的瑞典，君主的权威和影响力或许己经因为宗教改革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由于古斯塔夫一世把现实的经济放在了改革的首要位置上，这种在经济政治上得到了充分体现的宗教政策二重性，同样影响着16世纪的瑞典文化。
一方面，古斯塔夫一世意在巩固并强化“君权神授”的君主对教会所行使的绝对权力，而至高无上的稳固君权也是国家统一的必要精神条件。
另一方面，以经济利益和君主权威为最终目标的宗教改革不仅限于对教会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同时还对教会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作用，而路德新教与传统天主教所面对的截然不同的处境则成了这场文化变革最主要的表现。
古斯塔夫一世的新教改革极大地促进瑞典新教文化的蓬勃发展，尤其是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学的成熟和史学观念的转变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而其中最大的成就是对瑞典语言与文学发展的促进作用。
早在1526年，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奥劳斯·佩特里就翻译完成了瑞典文《新约全书》。
在佛斯特罗斯议会上，古斯塔夫一世曾经颁布了这样一条法令:“上帝的福音应该以纯正、明白的表现形式告知于国内各阶层的民众”。
该法令的颁布，进一步促进了瑞典的语言文字的发展和成熟。
到了1531年，奥劳斯·佩特里继续采用瑞典文记述路德宗的基本教义，他这样赞美道:“我们瑞典人与所有其他的民族一样，都是上帝的后裔，上帝赐予了属于我们的语言”。
除了奥劳斯·佩特里外，此时的瑞典己经开始涌现出了大量的采用本民族文字撰成的文学作品，其中以埃里克斯嘶基纳卢斯的诗歌《婚颂》最为著名。
1541年，另一项具有突破性的宗教改革成果诞生了:在乌普萨拉大主教的指导下，瑞典文版的《圣经》终于闻世了(即古斯塔夫·瓦萨圣经)。
“瑞典文版《圣经》的闻世，对于每位识字的瑞典民众而言，不仅是宗教财富，也是文学财富，它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它使人们从中获得许多灵感”。
在史学领域里，不论是宗教改革家奥劳斯·佩特里于1540年撰写的史学著作《瑞典编年史》，还是外交官奥劳斯·马格努斯的著作《北欧人民史》。
在学者们开始冲破传统的价值观，以瑞典的国家视角来重新审视历史时，这也是一个对瑞典的新兴国家形象进行全面的塑造与认知的过程。
路德宗的基本教义在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这个新兴的国家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撑与有效的传播媒介，使它在日后的百余年间不断地推广与普及。
参考文献
[1][瑞典]安德生:《瑞典史》，苏公隽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
[2][英]彼得·伯克:《欧洲文艺复兴:中心与边缘》，刘耀春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
2、欧洲新教的出现时间，骗了半个欧洲人财产的
1.发展背景基督教在历史上有过几次分裂，首先基督教本身就是从希伯来宗教里分裂出来的，在公元1世纪左右，与犹太教分道扬镳。
在 11世纪时，因为政治立场不同，宗教见解不同，甚至连语言都不同，分成了东正教与天主教，天主教主要以教皇为首，覆盖西欧地区，而东正教以普世牧首为首，主要服务当时的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地区）。
而后来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灭掉了了拜占庭以后，君士坦丁堡也就变成了伊斯坦布尔。普世牧首也就从君士坦丁搬了出去，连索菲亚大教堂也被改成了清真寺。
索菲亚大教堂
东正教在原东罗马地区的影响力也就大幅下滑，而在一些机缘之下，信奉东正教的基普罗斯建国，延续了正统的东正教，也就是后来的俄罗斯。
而传统欧洲地区，基本由天主教把持，在中世纪时期，天主教对欧洲的影响力到达了巅峰。
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持续很久，在13世纪爆发了耸人听闻的数次十字军东征以后，直到14世纪，文艺复兴的思想开始漫延，随着对人的解放，而对高压且腐朽的天主教会，人们也开始渐渐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看法。
2.君权专制的出现首先是君权的抬头，在14世纪，教皇与君主们之间开始产生矛盾，随着对罗马文化的重视，而君权专制的思想也开始抬头，君主们已经不太相信“君权神授”这样的鬼话。
这里面首当其冲的就是英国这个岛国，英国因为在与法国的百年战争中丧失了大量的土地，越来越奉行孤立主义，而这个时候教皇又跑过来就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私生活问题指手画脚。
亨利八世
气得亨利八世直接脱离了教廷，他安插一名自己人作为英国的教会首领，确立“三九条信纲”表示不受教廷的支配，直接自己成为教会的领袖，自己掌控宗教世界。而法国，西班牙，德国，瑞士等等也纷纷对教会进行压制，征税、限制权力、任用人员等等。总之君主跟教廷之间矛盾重重。
而在中世纪时期，天主教会也有各式各样的严重问题，天主教的很多人员腐败，搜刮教徒们的财产供自己享乐。
最夸张的是天主教公会居然发行一种叫“赎罪券”的东西，因为天主教提倡生前受苦，死后上天堂，而赎罪券就是一种你已经赎完罪的凭证。关键是这种赎罪券需要花大量的金钱购买，天主教会靠着这东西赚取了大量钱财。
赎罪券购买
而在思想上面，天主教会也实行高压政策，对人们的言论高度控制，他们宣称只有教皇和教廷会议才能对教义进行解释和定义，一切自己理解教义的都是异端邪说，甚至导致被烧死。
3.新教的诞生教会里面的进步人士纷纷进行了自己的抗争，分裂出很多新的派系，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新教的创始人——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是德国人，20多岁便当上了维滕贝格大学的神学教授，一直以敢于表明自己的主张闻名，当时德语英语这种日耳曼语系属于小语种，没什么地位。欧洲主要学术和宗教书籍的语言都是拉丁文，包括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也是。
而马丁路德是第一个给日耳曼语言区翻译《圣经》的人，让该地区的普通人都可以自己研读这本经典。
教皇利奥十世在1517年派人去筹圣彼得教堂的建造款，委派了很多神职人员去售卖赎罪券。
这种事情激怒了马丁路德，他在教堂门口张贴《95条论纲》，主张和所有前来的人论辩，这有点我们国内“坐而论道”“舌战群儒”的意思。
马丁路德在《95条论纲》中大量的阐述了赎罪券无用这一事实，主张“因信称义”，也就是教徒不需要什么教皇，牧首，只要你阅读圣经，相信耶稣是真神，就可以得到救赎。几乎可以说是公开反抗教皇和当时的天主教教义。
当时的教皇立奥十世气得直接把马丁路德开除出教会，还建议德国的国王将她当做异教徒处置。
马丁路德有着非常好的群众基础，除了平民还有一些王侯贵族，教职人员。他们希望马丁路德可以继续与教皇对抗。他在德国没法了很多猛烈抨击教皇与天主教会的小册子，得到了一大批的信徒，而且很多人在此之前真的是不知道教会的所作所为。
他们被真相震惊了，一时间所有的德国人都开始反抗天主教会，拥护马丁路德。但是不可控制的事情发生了，德国南部的一些农民武装起来对抗教会，最后发展为对抗国王。起义被残酷的镇压了，而这批农民对路德站在贵族那边产生怨恨，而很多贵族也因为这件事的后果远离了马丁路德。
最后竟然造成了德国的分裂，北部邦国追随路德变成了新教徒，南边的邦国则否定他的思想，继续信奉天主教。
而到了十六世纪，马丁路德的新教日益壮大，但是导致了与天主教之间的矛盾日益加重，在欧洲所有的君主都相信很传统的观点：政治的统一是在宗教的统一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每个国家都迫使自己的人民信奉统一的宗教，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
最终这种矛盾导致了德国三十年的宗教战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进行了一次最凶残的搏杀，不仅在德国，在当时欧洲的各个地方也发生了多次的宗教战争。
4.在中国和美国的发展而欧洲也分为了天主教区（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比利时、南部德国、爱尔兰等等）新教区（德国中北部、斯洛文尼亚、芬兰、拉脱维亚、荷兰、瑞士、苏格兰、英国等等）。
欧洲宗教分布图
这种宗教纷争，真的是持续到近现代才有所缓和，另外新教还有两个大教区，中国和美国。
其实早期在中国传播的是以汤若望、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但是教皇仿佛总是闲着没事还是控制欲强，总是插手中国的事务，有很多的教义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比如不许拜祖宗。
这些初代的传教士也很无奈，他们的想法是比较开放的，而且确实给中国带来了一些先进的东西，无奈没有持续下来。
到近代，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天主教可以，但是梵蒂冈不能插手，不知道只剩0.4平方公里的梵蒂冈是这么想的，居然也不同意，结果还闹出了不愉快。
而然新教的教义在当时相对比较自由，就是人人都可以理解教义，你可以做任何符合中国人传统的事情，也可以信奉耶稣，所以在中国得以传播开来，天主教和东正教在中国相对比较少，如果有他们也会直接说名字，所以大家听到别人说信耶稣或者信基督，就不要纠结去问啦，基本都是新教。
而美国，也是因为早期移民大部分为新教教区（英国、德国、爱尔兰等等），所以新教占比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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