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gis分析公园（arcgis市区择房分析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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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巡护员老龄化，“高危工作”无人接棒？，下面是澎湃新闻给大家的分享，一起来看看。

如何用gis分析公园

澎湃新闻记者 王昱

自1956年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地起到现在，我国已建成各类型自然保护地近万处，约占全国陆地面积18%。2021年10月，第一批国家公园正式成立，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系统。

大众对于自然保护区关注逐渐增多，但对保护区内的工作人员却知之甚少。他们常常冲在生态保护的第一线，工作环境艰苦，面临自然灾害、野生动物袭击等意外风险，甚至可能与盗猎分子正面对抗。

近日，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通过问卷抽样，调查了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53个自然保护区的286名工作人员，全面系统了解保护区工作人员的生活与工作情况。

调查发现，保护区巡护员呈现出“老龄化”、“青黄不接”的现象，年轻人才流失率高；约有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员想过辞职，主要原因为工资待遇低、工作条件差、离家人太远等等；近一半工作人员认为没有接受足够的职业培训；超七成的工作人员表示择业的原因是出于对大自然和野生动物的喜爱......

保护区的巡护员是一种高危职业吗？澎湃新闻私家地理栏目专访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李彬彬博士，为您解读《2021保护区工作人员现状报告》，揭开保护区工作人员的真实生存状况。

巡护员是一种高危职业吗？ 视觉中国 图

澎湃新闻：为什么要开展一个关于“保护区工作人员现状”的调查？你们注意到了什么问题？

李彬彬：巡护员对自然保护区地形非常熟悉，当我们进入保护区进行科研工作时，常常会聘请他们做我们的向导，因为有时候就算有定位导航系统，在山高林密的情况下，信号也会不稳定，会有偏差。

在这么多年的接触中，我们渐渐发现，保护地的工作人员是决定保护地成效的关键因素，比如说某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数量是否充足，上山做巡护的频次是否多以及他们的工作意愿是否强烈等等。

同时，我们也发现一个令人担心的状况，就是这些熟悉保护区的巡护员正在慢慢消失。有的巡护员是因为年龄变大了，爬不动山了；有的人是因为保护区薪资待遇低，选择离开；另外巡护工作吸引不了年轻人，新的血液补充不进来。

我们想知道保护区工作人员到底面临着什么状况，他们对职业的看法是什么，需求是什么，有没有办法能够解决这些存在的问题，让更多的人了解或者尊重这个职业。

湖北神农顶管护中心的巡护员在高山草甸上穿行。 视觉中国 图

澎湃新闻：从调查数据来看，哪项结果跟你们的预判反差比较大？

李彬彬：这份调查里，我们把保护区工作人员分成了两类，一类是以野外巡护为主的人员，我们把他们称为“巡护员”，他们的工作内容主要是：一，护林防火的日常巡护；二，进行野生动植物及环境因子的监测工作；三，确保没有非法活动的发生，例如盗伐、盗猎、盗采等行为。

除了巡护员外，保护区里还有不需要进行定期野外巡护工作的人员，我们把他们归为“非巡护员”一类，他们通常负责人力资源、财务、行政管理等职务。在管理体制上，自然保护区的正式员工都被纳入事业单位编制。

巡护员的工作主要是防火护林的日常巡护，进行野生动植物及环境因子的监测工作，确保没有非法活动的发生。图为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沟保护站。 视觉中国 图

虽然我们私底下常常会听到大家对职业的抱怨，但调查结果发现，保护区工作人员对工作的满意度从整体上来说，比预想的好，约63.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当前工作比较满意。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大部分受访者的年龄较长，工作年数较久或者本身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已经习惯了保护区的生活。（注：受访的工作人员中81.1%为编制内职工，平均在职时长为11.6±9.2年。受访者平均年龄为39.4±9.2 岁。其中，一半以上的巡护员年纪超过了40岁，而非巡护员只有43.5%的受访者超过了40岁。）

调查中，大家最为满意的是同事关系，其次是对工作本身的认同感、上级领导、沟通情况以及绩效表彰。最不满意的方面包括福利、薪资、升职机会以及工作环境。

大家最为满意的是同事关系，最不满意的是福利、薪资。

而这也反映了另一个问题：目前保护区的主力是中老年人群，因此即便现状不尽如人意，他们还是想着把这份工作做好，继续做下去。包括保护区的临聘人员，很多是退伍军人或周边社区的当地百姓，他们对于职业的忠诚度也更高一些。反而刚来不久的年轻人，最容易动摇，流失率比较高。

澎湃新闻：保护区工作人员的性别比例上，82.9%是男性，巡护员的男性比例更是高达88%，从这个压倒性的数字来看，男性在野外工作中的确更具优势吗？

李彬彬：其实我们在很多保护区发现女性巡护员也很厉害，表现不比男性差，但选择这个行业的女性的确很少，主要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女性对巡护员的职业不感兴趣，另一方面可能在招聘的时候，用人单位更偏向于选择男性。

保护区工作人员中，仍然男性占绝大多数。 视觉中国 图

澎湃新闻：几乎所有的巡护员都提到他们的工作有危险性，但让人意外的是，最大的威胁其实并不是来自于野外环境本身，而是来自当地居民，能否解释一下吗？

李彬彬：巡护员长期在保护区里工作，野外经验都非常丰富，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野外的风险或者野生动物带来的风险相对来说是可控的，反而在保护区里“意外见到的人”带来的威胁会更大。因为你无法预知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可能会出于害怕逃跑，也有可能正面和巡护员 “刚”上，这样的“偶遇”往往容易产生意外。

虽然有组织的盗猎现象已经没有那么猖獗，但当地居民擅自进入保护区进行盗采、盗伐或放牧，仍然是一种普遍的侵扰。另外一些保护区在建立初期没有处理好与周边社区的关系，日积月累的矛盾都是潜在的威胁。

过去一些保护区觉得把保护区管好就可以了，防止周边居民进入往往采取驱赶和警告的方式，但后来发现这样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通过教育和沟通，让老百姓了解保护区的工作，得到他们的支持。所以越来越多的保护区开始把社区工作纳入到正常工作范围内，包括实施社区发展项目，帮助当地社区寻找替代生计等等。

八成以上的巡护员表示在工作中遇到过危险，其中大部分来自当地居民围攻/威胁。

澎湃新闻：尽管巡护员总体上对自己的职业技能很有信心，但报告中写道，有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没有接受足够多的培训，那么主要缺少哪类培训呢？

李彬彬：巡护员们主要提到两个最缺乏的培训，一个是地理信息系统GIS软件的使用，这涉及到数据分析，通常保护区也会专门请人来负责，巡护员自身不擅长，问题相对而言不是很严重。当然如果能有这样的培训，对于他们工作来说一定会更有帮助。

另外，他们提到了野外急救措施培训的缺乏，这让我们最担心。因为虽然他们有较强的野外生存技能，但出现被蛇咬、坠崖等意外情况，怎么妥善处理伤口，怎么采取急救措施，往往需要更专业的培训。而据我所知，由于资金和能力有限，大多数自然保护区无法提供完善专业的培训，这意味着需要各级政府及林草系统等部门机构的支持。

巡护员技能自我评估中，很多巡护员表示对于急救措施和GIS软件的使用不太熟。

祁连山国家公园内多为崎岖陡峭的山路，巡护大多只能靠徒步完成。布设红外相机监测野生动物、记录巡护监测情况、发布保护区照片、捡拾垃圾，都是巡护员每天要完成的工作。 视觉中国 图

澎湃新闻：在薪酬和待遇的问题上，保护区工作人员存在什么困扰？

李彬彬：从调查来看，保护区工作人员最不满意的方面的确是工资、奖金补贴及福利待遇，尤其是在中国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等经济落后的地区。这次调查显示，工作人员平均月薪为4035 元，远低于国家统计局的公共服务单位的月薪6193元 。

除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部分保护区由省级尤其是县级财政拨款。虽然国家层面对保护地十分重视，但是具体到县级管理层，因为保护区往往被认为限制地方发展而不受重视，或是因为所处县域经济落后，地方财政收入较低，所以财政支持十分有限。

此外，野外工作的特殊性并没有在工资或是津贴补贴里体现。这导致缺乏激励机制，越来越多的正式职工更不愿意出野外，只想从事办公室工作。野外工作只能靠组成不稳定的临聘人员来完成。

对工作不满的原因主要集中在薪资、工作环境和执法权。

澎湃新闻：保护区工作人员的执法权一直被学界讨论，这次调查中，你们注意到了怎样的问题？

李彬彬：其实在自然保护区发展初期，一些保护区曾被赋予过执法权，甚至带有执法证的巡护员还可以配枪。但自2019年森林公安正式转隶到公安部统一进行管理后，保护区工作人员尤其是巡护员大多数不再具备执法权，如果发现违法分子，需要协调和联动执法人员参与，但这带来的问题：一是需要跨部门协调，二是执法机构人员距离保护区远，大部分地区需要徒步进入，造成执法人员参与难度大和参与意愿低。

保护区工作人员对非法活动的威慑作用有限，也带来很大的人身安全风险（注：27%的受访者表示在野外遇到过携带锋利刀具或武器的非法进入人员及偷盗猎者），因此在这次的调查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半受访者对“保护区工作人员缺乏执法权”感到不满。

据了解，目前自然保护区条例正在调整中，或许未来这个问题能得到改善。

四川省绵阳市老河沟公益保护地的巡护员。 视觉中国 图

澎湃新闻：面对巡护员“老龄化”、“青黄不接”的问题，我们该如何改善呢？

李彬彬：现有的事业单位考核体制下，保护区招来的新员工通常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有非常少量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但往往刚毕业的大学生缺乏在保护领域工作的热情，有些甚至缺乏专业背景，身体素质较差，不愿意从事野外工作。不少年轻的正式编内员工，把保护区的工作当作跳板，从而进入其他福利待遇更好的其他单位。因此，流失率普遍偏高。

一半以上的巡护员年纪超过了40岁。

所以要留住人才，除了改善收入分配，提高福利待遇之外，在完善人事管理制度上，我们也可以针对不同人才，实行不同的聘用流程，比如对山林较熟悉却没有教育学历的当地人员，可以采用临聘合同制，提高相应福利待遇，同时对较为优秀的人员，可以通过相应的考核制度，纳入到正式职工行列。在高等院校，我们应当鼓励开展保护地管理专业的开设，与保护地合作，开展定点培养等机制。

我们还应该加强公众宣传，增加巡护员职业自豪感，比如保护区可以建立长期志愿者和研修生项目，促进公众了解并参与保护区的工作，包括建立类似于美国国家公园“少年巡护员”的教育项目，让小朋友到保护区体验，从小培养他们对于巡护员职业的兴趣。

责任编辑：徐颖

校对：刘威

arcgis市区择房分析实验报告

徐迅、勤井井 大江学术

摘要

公共文化空间是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基础平台和城市活力提升的重要抓手。本文以武汉市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三类基本公共文化空间为研究对象，借助空间可视化、标杆法等方法，从供给有效性的“量”和“质”层面，依次探讨公共文化空间的均等化和可达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武汉市公共文化设施布局呈“中心聚集—周边分散”特征，三类公共文化空间的均等化水平和可达性程度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博物馆等资源主导型公共文化空间供给主要受到历史文化资源、交通通达程度的影响，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等行政主导型公共文化空间主要受到空间维度和人口因素的双重作用。因此，为实现公共文化空间“有效供给”和“多样需求”的精准对接，应从政府高效供给、社会公众感知、空间自我革新、多中心赋予活力四个层面齐抓共管，实施多元驱动路径。

[关键词]公共文化空间；均等化；可达性；供给有效性；武汉

武汉琴台大剧院，图片来源于网络。

公共文化空间是文化发展和文化消费的载体，兼具生产、供给、分配、服务和消费等多重功能。因其具备“公共性”“共享性”“文化性”等特征，各类公共文化空间服务于公共文化的职责要求愈趋强化，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布局是否均衡可达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是否有效，直接关系到传统文化的发展传承和社会公众文化消费需求的满足。进入后疫情时代，公共文化空间“有效供给”和“多样需求”精准对接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亟待让公共文化空间“动”起来、“活”起来，充分展现公共文化空间在逆势中的强大韧性和活力。

事实上，传统研究往往倾向于从单一“供给层面”或“需求层面”探讨公共文化设施布局和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忽视了文化“空间”和“公共性”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共文化设施的空间布局研究。多聚焦于公共文化空间的选址，具有代表性的是借助几何模型（如Voronoi图）来智能模拟公共文化空间的布局（张琪等，2016），或是运用区位配置分析法评估地理距离、供应能力与需求之间的耦合关系（Wang，2015）。二是公共文化服务的相关主体研究。政府部门作为设施供给者和服务提供者，若缺乏公共文化供给的制度化、刚性规范，往往会导致公共文化发展动力不足、政策供给和服务设施供给匮乏（耿达，2019）；而社会公众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需求者，其实践感知直接作用于公共文化空间的形成与发展，同时个体异质性和本土文化对公共文化空间具有塑造作用，有利于形成社会“集体价值”（Schafer，2017）。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现阶段中国公共文化空间的识别与发展在理论上依旧是按照传统行政决策方式开展的，而这也正是造成公共文化资源浪费与供需不匹配的症结，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高、设施投入结构不合理、供需脱节与缺乏社会公众参与是导致供给有效性不足的主要因素（杨林，2017）。更进一步地，不论是供给驱动或是需求引导，单一的考量往往会导致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结构性失衡（闫小斌等，2018）。

近年来，公共文化研究开始走向“空间转向”的阶段，在实践中逐步呈现“服务空间”“生活空间”“互动式空间”的发展特征，公共文化空间识别和活力提升研究日趋完善。一是从城乡规划视角出发，通过规划、理念、空间、公众参与四个层面，考察公共文化空间的载体聚合功能、多元价值集聚、需求满足功能高效耦合路径（魏伟等，2020）；二是从“服务理念—需求表达—生产供给—产业发展—空间塑造”这一逻辑着手，探讨公共文化空间的优化路径（高宏存，2019）。同时，也有研究对单一“碎片化”供给模式进行批评，并提出通过“跨界融合”“多部门协作”的方式来构建公共文化服务评价指标体系（唐任伍和赵国钦，2012），公共文化空间的塑造还能够通过“去中心化”推动多元主体的参与，这也有助于政府公共文化职能的有效履行。此外，后疫情时代背景下，公共文化空间供给有效性与需求多样性的特征日益受到关注。随着公众日益增长的对文化本身刚性需求和引致消费需求，对公共文化空间供给有效性和服务可达性的愿景也势必“水涨船高”，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水平提升越来越强调多主体的共同参与并由此产生的正向互动影响（曾莉等，2020）。

更进一步地，要进行公共文化空间供给的有效识别，必须基于后疫情时代背景下社会公众的需求，从“量”和“质”两方面构建供给有效性的空间评估框架，而与之相对应的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与可达性恰恰是公共文化空间供给有效性的重要方面。既有关于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与可达性的文献集中在两方面：均等化与共享性（李秀敏，2019）。较新的研究尝试构建某种指标体系来确定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程度、可达性，并指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与可达性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尹栾玉，2016），如朱媛媛等（2017）对武汉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可达性的空间分异格局进行了分析。这类研究的好处在于既纳入了空间评价指标，又充分地反映了公共设施和服务的公平性，但不足之处是采取最短距离和时间进行度量，对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的测度不够完整（孙瑜康等，2015），当然，较新的少数研究开始尝试借鉴卫生服务可及体系，构建“可获得维—可接受维—可适应维”测度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黄沙沙，2020），为本文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思路借鉴。但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尚未建立一个完整的公共文化空间供给有效性识别框架。

与此同时，武汉市作为长江中游的核心城市、建设中的国家中心城市，构建完备的公共文化空间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相较于东部沿海发达城市，武汉市部分公共文化空间存在内生动力不足、产业空间发育不良、同质化、供给有效性不足等问题。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线上文化知识的传播和文化创意的崛起唤起了社会公众对文化和公共文化服务的多样需求，而公共文化空间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空间载体，不仅承担了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交流的服务平台的角色，同时其空间布局、供给均等化、辐射范围等直接关系到了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有效履行。因此，本文聚焦“供给有效”和“公共需求”，不仅对武汉城市发展至关重要，同时也可视为中国公共文化空间发展的“缩影”问题。此外，本文依次对公共文化空间供给的均等化和可达性方面展开分析，以期为公共文化空间有效识别和活力提升研究提供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这三类基本公共文化空间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依据武汉市文化与旅游局网站发布的信息及《武汉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结合从Google Earth爬取的POI数据，确定了421个公共文化空间，其中包括79个博物馆、176个公共图书馆、166个文化馆。其他人口、面积等相关数据来自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武汉市统计年鉴》等。

（二）研究方法

1、空间分析方法

本文借助ArcGIS 106软件分析工具，提取各类公共文化空间数据特征以进行实证分析。

2、标杆法

基于数据可获取性、指标可量化的原则，本文选取公共文化设施密度指标，表征武汉市公共文化空间的均等化程度，参照胡税根和宋先龙（2011）提出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测量系数法（标杆法），科学准确评估武汉市区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均等化程度。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ω=Xi/Xmax

其中，ω代表某类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均等化系数值，ω∈［0，1］，ω值越大，这说明该区域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均等化程度越高；反之，均等化程度越低。Xmax表示武汉市该类型公共文化设施的最大值。

Xi为武汉市各区该类型公共文化设施密度，在论文中具体指两类：一是各区每万人均拥有的该类型公共文化设施密度（单位：个/每万人）；二是各区每平方千米拥有的该类型公共文化设施密度（单位：个/平方千米）。

二、实证研究

（一）整体布局特征

武汉市公共文化空间整体呈现“中心集聚—外围分散”的分异格局。基于ArcGIS 10.6软件的核密度分析工具对武汉市421处公共文化设施的空间分布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武汉市的公共文化设施已覆盖13个行政区，布局呈现中心集聚、周边分散特征，即：中心城区以11%的土地面积聚集了约64%的公共文化设施，特别是武昌区和江汉区，公共文化设施的密度分别高达1.25个/平方千米和1.17个/平方千米；而处于外围的6个区中，公共文化设施密度呈明显降低的趋势，甚至低至0.02个/平方千米，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二）公共文化空间的均等化评价

1、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每万人人均拥有量的均等化评价

依据各区人口数量及公共文化空间数据计算得到汉南区在武汉市各区中每万人人均拥有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的数量最多，其占比为0.074个/万人，武昌区每万人人均拥有文化馆数量最多，其占比为0.164个/万人。因此，以汉南区为基准，计算得到各区的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的均等化系数，以武昌区为标杆，计算得到各区文化馆的均等化系数。可以发现，一是武汉市各区博物馆呈现较不均衡现状。其中，蔡甸区的相对密度和均等化系数较低，而汉南区均等化程度相对最高，江汉区、东西湖区和江岸区次之。二是武汉汉南区、洪山区、武昌区、江汉区每万人拥有的公共图书馆数量相对较高，而其他区均等化水平均有待提升。三是各区文化馆数量较多，均等化水平略高于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类公共文化空间。

2、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密度的均等化评价

由表1可以发现，武汉市三类公共文化服务空间均等化水平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基本呈现以武昌区或江汉区为中心，周围逐渐递减趋势。具体来看，博物馆类设施密度分布相对均衡，且设施密度较高；而公共图书馆设施密度以江汉区为中心，文化馆密度以武昌区为中心，呈现明显的中部高、四周低的分布特征。换句话说，距离行政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公共文化服务配套设施比较多，新城区和工业区、农业区的公共配套设施的数量明显投入不足，与后疫情时代人民群众越来越多样化的文化生活和文化消费要求不相匹配。

表1武汉市各类公共文化空间密度均等化系数表

究其原因，这种均等化特征可能主要受到城市地理空间和政治、经济定位的现实特征影响。首先，武昌区、汉阳区、江汉区、江岸区、洪山区等地区作为武汉市经济、政治、文化重点区域，地理优势明显，政府在公共文化设施的软硬件上投入更加充分，而均等化水平较低的周边区域，受众的需求难以有效满足，导致了这类文化设施的实际使用效率相对较低。其次，公共文化领域的一个典型现象是投资率高、回报率低，这也就直接造成了各个行业和领域的人们对公共文化服务事业投入的认识程度不足。武汉市作为我国中部地区最大的文化旅游地区之一，文化资源禀赋良好，但部分区域同样也存在着对公共文化服务事业进行投入乏力的问题，诸如对公共文化设施的管理投入机制、设备维修与更新机制、文化活动经费保障机制等等，均有待建立常态化的保障机制。

（三）公共文化空间的可达性评价

为深层次探讨武汉市公共文化空间供给有效性，本文将公共文化空间分为以下两类：资源主导型（博物馆类）、行政主导型（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等），依次分析二者的空间可达性。

1、资源主导型

（1）可达性评价

资源主导型（博物馆类）公共文化空间的可达性较强。具体来看，基于博物馆类设施的分布特征与轨道交通布局现状可测算得到，79家博物馆类公共文化空间中，有62家分布在轨道交通各个站点的一公里范围内，约占博物馆总量的78.48%。这说明博物馆类公共文化空间的可达性水平较高。

（2）影响因素分析

历史维度：依托丰富的近现代历史文化资源布局。武汉市作为武昌起义的起始点，近现代不同的思想文化交融碰撞，在文化社会经济的各方面都经历了繁荣的发展，为现代博物馆的建设留下了丰富的文化财富。博物馆大多分布在中心城区，中心城区面积仅占全市面积的11%，但是博物馆数量却占了全市的72%，往往凝聚着厚重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与周围的人文环境相关联。

交通维度：资源主导型公共文化空间与轨道交通布局趋于一致。究其原因，依托便捷化的公共交通网络，一是可以发挥博物馆的集群效应，同类业态空间和产业集聚性较强，进而形成独特的文化区域，共享文化资源；二是有利于展现城市的文化活力和城市韧性，以便捷的交通、浓厚的文化氛围促进文化传承与文化消费。

2、行政主导型

（1）可达性评价

行政主导型（包括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公共文化空间的可达性存在阶梯状空间分异特征。借助ArcGIS软件中Voronoi划分法得到两类公共文化空间的实际公共服务覆盖范围，可以发现在不考虑人口密度和交通因素的情况下，中心城区的居民使用公共文化空间更为便捷，可达性较强，而郊区的公共文化空间覆盖面积相对较大，便捷程度较低，可达性相对不足，依据行政主导型公共文化空间的实际服务范围，具体可以划分为三个等级：

第一阶梯：主要为武汉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空间的分布最为密集且实际服务范围小。以公共图书馆为例，武昌、洪山、江汉、江岸等区域所辖图书馆的实际服务范围最小，可达性较高。

第二阶梯：主要为青山、汉阳、东西湖三区和蔡甸和黄陂部分区域。其中，青山区、汉阳区和东西湖区等离中心城区较近，设施相对密集，公共文化空间的可达性相对较高。

第三阶梯：主要是黄陂区、新洲区、江夏区、汉南区四区的大部分区域和蔡甸区的小部分区域，其中，江夏区设施服务范围最小。

（2）影响因素分析

空间维度：靠近行政中心。相较于博物馆这类资源主导型公共文化空间，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的布局规划必须满足最基本的公共综合文化管理服务标准需求，对公益性、均衡的文化服务标准要求更高，因此，往往以行政区为主要分区单元进行分类设置。设施布局主要靠近行政中心，有利于公共文化空间的综合管理；但在某种程度上又不利于为公众提供文化服务，不能真正实现各类公共文化设施的均衡利用效果，甚至可能同时出现公共文化设施的实际服务覆盖范围的“富氧区”与“空白区”。

人口维度：公共文化空间与人口分布基本趋于一致。公共文化设施在布局时的重要原则之一是与人口相匹配。如果不考虑设施的规模差异和受众年龄，从总体看来，武汉市公共文化设施的分布是与人口密度的分布相一致的，即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公共文化设施的分布相对密集；而人口密度小的地区，公共文化设施的分布相对稀疏，二者可能存在一定相关性。但是，现阶段武汉市公共文化空间多以行政区划为依托，进行行政区划的均等化规划布局，而忽略了人口、资源等不均的因素影响，易导致部分区域出现供给过剩或供给不足的情况，进而导致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空间的需求与公共文化空间布局不相适应。

三、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1、空间分布格局

“中心集聚—外围递减”。武汉市公共文化服务呈现区际差异大，主城区数量多集、聚程度高，远城区数量相对不足。即以江汉区、江岸区及武昌区交界的沿江地带为中心，向外逐渐衰减分散。

2、设施均等化

空间分异明显，利用效率较低。从需求角度来看，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三类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每万人人均拥有量的均等化程度不一；从供给角度来看，三类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密度的均等化水平亟待提升。总体来看，各区域之间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同样呈现由中心向四周递减的情况，这可能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行政区划、地理空间有关。

3、服务可达性

服务范围不一，供给有效性有待提升。博物馆类公共文化空间的布局受到历史文化资源的影响，多分布于中心城区，可达性水平相对较高，且与轨道交通的分布基本趋于一致；而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等行政主导型设施布局可达性分异特征明显，中心城区的设施分布密集且服务范围较小，可达性较强。

（二）对策建议

1、政府有效供给

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多元协商机制中应扮演财政支持、政策倾斜、文化建设、社会价值塑造的主导性角色。公共性与稀缺性的公共文化空间性质要求政府提供公共财政支持与坚持市场化配置资源的紧密结合。随着公共文化空间规模的增加，为实现其与社会企业、专家、居民的有效互动，需要政府坚持制定正确的、最优的产业政策，使得公共文化空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同时通过规制行为提高公共文化空间“公地悲剧”“资源浪费”等设施配置效率问题。此外，政府作为一个双向沟通主体，需要同时为公共文化空间和消费市场提供服务，建立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从而更好地发挥公共文化空间的正外部效应。

2、公众加强参与

社会公众作为受众群体，同时也可能是某类投资群体或个体，为武汉市公共文化空间发展的直接参与者和市场需求的风向标，起到建言献策的作用。因此，将培育好各类公共文化空间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共生关系”作为首要任务。后疫情时代背景下，社会公众对公共文化空间的需求不再仅仅是某类展览活动，更多的是对其“人文环境”“价值理念”等产生的共鸣感、共情力，这就要求从“物”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推动公共文化空间从封闭固定的建筑场所向“有活力的”“具有价值功能”的方向转变。其次，要积极推动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过程。具体可从公共文化政策的制定、文化事业的融资、文化产业的消费、文化创新创业、文化服务等全方位参与，成为与公共文化空间建设过程密切相关、不可忽视的重要社会力量。

3、空间自身革新

公共文化空间自身应通过明确的自我定位、尊重市场化运行的特点和趋势，为自身发展从内在基础性上赢得空间。在产业协同发展背景下，自身的发展与创新并构建完整的运营机制是公共管理的核心，应当在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管理建设：一是强化管理、服务能力。应当通过科技大数据、文化和法律约束、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调控等手段组织和管理游客，而服务应做到把群众的文化权益、文化需求放在第一位，为其提供参观游览、教育学习、休闲服务等体验式服务。二是强化市场营销策略。要坚持科学的项目策划，并保证公共文化空间的“公共价值”属性。倡导数字文化空间，加大科学技术创新和数字媒体发展，智能优化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

4、多中心赋予活力

外围群体虽然作为一种“私”的存在，与公共文化空间“公”的性质并不冲突，这是因为在市场条件下，企业、艺术家以及大众媒体等参与开发公共产品价值，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和多种经营途径，能够最大化推进各类公共文化空间的价值延伸和空间范围扩展。因此，在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的前提下，鼓励合作个人、艺术家、企业及媒体等发挥联动效应，带动武汉市文化产业新业态形成、公共文化空间有序扩展，从而激发文化场所活力、城市生命力。

此外，本文从“均等化”和“可达性”两个层面分析武汉市公共文化空间的供给有效性特征，一定程度上为公共文化空间供给有效性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本文立足于区级尺度，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对指标选取相对单一，未来的研究中应选取更具代表性的指标表征公共文化空间的供给有效性及深入探究影响机制。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

徐迅，博士，江汉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秦井井，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于《武汉社会科学》2022年第3辑，中国知网即将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