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蜗牛号就给我们广大朋友来聊聊不爱红装爱武装,以下关于不爱红装爱武装英文翻译的观点希望能帮助到您找到想要的学习。
他显然已经完成了一件伟大的事，一件谁也没做到的事，但我是不是一个庸人，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依然是一个问号，没办法划句点。
文 | 查非
编辑 | 槐杨
摄影 | 尹夕远
莎士比亚有很多缺点的
翻译家许渊冲会一边说着话，一边睡着。这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到了四月份，他就要100岁了。
和他沟通最大的考验不是他的年龄，他不糊涂，有很多话要说，声音也很响亮，他身上活着一个战士的炽烈——一种100岁的斗志昂扬。
醒着的时候，他突然提问，To be or not to be，你知道？这有十几种翻译啊！你喜欢哪一种？
这句话是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里最有名的台词，复仇的王子站在舞台中央，抉择的艰难时刻，说出传世数百年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the question.流传最广的是翻译家朱生豪的版本：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根本就翻错了，你怎么喜欢的啊？一个人哪有生存灭亡的问题？不是谈国家的问题啊，活下去、活不下去，这是自己的问题嘛！说完倒向沙发，刚躺下又起来，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有很多缺点的！……我，100岁，莎士比亚，50岁就死了嘛！他莎士比亚不懂中文的，我比他，我英语，法语，我（多）五十几年，我的经验比他强，所以我可以搞得比他好。
在批评的顶峰，他睡着了。斗志昂扬的房间突然陷入安静。许渊冲一个人住在老旧的两居室里，在朝南的房间书桌上做翻译，然后去朝北的房间，把译文逐字打到电脑里。整整两面墙的书架上，《唐诗三百首》《论语》《红与黑》《高老头》《奥瑟罗》——每一本书都是他的译作。
理解许渊冲是一项考验，他活出了一种绝对意义上的自我，表达也始终激烈，爱与恨，对与错，只容得下一种解释。这导致他长期以来活在一个简化标签里——自负。只有仔细阅读他的日记，分析不同年代的文章，听他在不同阶段的朋友、同事、对手、学生的讲述，结合100年间的时代变迁，才能把人从简化标签中释放出来，发现复杂的另一面。
这一面的许渊冲通常到了深夜11点后出现。一个人守在书桌前，开始翻译，记日记。晚上的许渊冲一言不发，整个房间安安静静，那时候的他一改白天的张狂，依然敏感，但是谨慎、脆弱、犹豫、自卑，后悔自己说话伤人，反思自己为什么总被孤立。他在日记里，用英语询问自己：Am I moderate？（我是不是一个庸人？）
我是不是一个庸人？我想了又想，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这还是个问号，而不是个句点。沈从文先生说过，一个人应该平庸一点，不应该脱离人生，而应该贴近人生。我脱离人群，和别人不投机，总觉得格格不入，这是不是脱离人生呢？张佛泉先生讲政治课时引用巴斯卡的话说，我思想，所以我是人，不是达到目的的工具，而是目的本身。我是工具，还是目的呢？我来联大目的是做一个能够自立的人……读书人或学生是不是庸人？是人中人还是人上人？……这还是个问号，不是一个句点。
这是他上西南联大第一个月的日记，也是萦绕了他一辈子的问题。出生在1921年的许渊冲，见证了时代的波澜壮阔，钱钟书教他大一英语，杨振宁跟他上课同桌，陈省身跟他一起打过牌，远房表叔熊式一写的剧本《王宝钏》，英国女王都看过，萧伯纳也赞美。他凡事爱跟人比，但一次次比较让他看到自己的现实——没有他人的天赋或家境，又赶上战争、革命、改造、运动的时代，半生默默无闻。他从小爱看英雄故事，自己却不得不在沉默的压抑中生活，迟迟做不了英雄，怎么办？
这是一个几乎每个人都遇到过的问题。他读过的书，见到的老师，认识的朋友，都告诉过他一个答案——接受。但是，如果接受不了，又该怎么办？
许渊冲用100年的时间找到了一种答案，他当了一辈子的斗士，用自己的人生回答了哈姆雷特的问题：一个人能否活成自己的样子，跟时代、出身、天赋、环境都没关系，这是一个个人问题。他的所有表达都在讲述这个答案，为了让更多人听到，他更大声说，用更激烈的方式说，直到现在，他都在等待来自他人的回音，认同他所发现的To be or not to be，他认为这句话正确的译法是——要不要这样过日子？
炽烈的奇迹
激烈和简单，是熟识许渊冲的人最常提及的两个词，也是这位翻译家最突出的特征。他的语言表达尖锐激烈，语言背后的人却简单天真，一辈子如此。
许钧和许渊冲认识40多年，他在论文里第一次看到许渊冲的名字，那是1979年，学术期刊刚刚复刊，许渊冲就发表了多篇谈翻译的文章。他把翻译视为一种艺术，提出要将翻译提升到文学创作的地位，译文要力求超越原作，追求一种绝对的美。
没过多久，译林出版社组织翻译法语名著《追忆似水年华》，责任编辑韩沪麟邀请15位译者到北京开会，同为译者的许钧在研讨会现场第一次见到了许渊冲，才知道那些澎湃的文字来自一个年近古稀的老先生，外号叫做许大炮。他每次开会必到，常常跟人争论细节对错，争到满脸通红。会上讨论书名译法，许渊冲猛地站起身：我要求用《追忆逝水年华》，若不采用，我就退出此书的翻译！
但不谈翻译的时候，他为人又很简单。许钧去北大开会或讲学，许渊冲和夫人都会请他吃饭，给他介绍好吃的菜，但也一定会在饭桌上谈起翻译，有一次在北大勺园，两个人争到整个餐厅都停下来看他们，可问题争完后，又坐了下来，继续分享好吃的菜。
翻译是他的存在方式。一说翻译，他像捍卫恋人一样，他要跟你拼命的。许钧说，在翻译上，他是一个绝对的艺术家，坚信自己的原则，又在翻译中绝对贯彻了它。他把追求美当作一种责任，真诚地、绝对地去捍卫他的艺术，导致他的理念有排他性。所有跟他的翻译违背的，他认为都是跟他的不和，都是错误的，这是他对于艺术的绝对追求导致的。虽然他的翻译只是一家之言，但这种不妥协的精神，让他能够在100岁还在不停息地追求，多少人都停止了，他真的是生命不息，翻译不止，这是这么多年我一直很钦佩的地方。翻译到底为什么？它不仅仅是一个精神问题，也不是一个水平问题，更是一个认识问题。
几乎所有人都发现了这一点，负责出书的编辑都知道，他对待译稿极其珍视，翻译是他的命，译每个音节都有讲究，家里人也知道，他的书和译稿不能随便碰，翻译是他的眼珠子。每次发现译文有误，他都像仇恨敌人一样憎恨，要竭力纠正过来。
这份炽烈让他的翻译呈现出一种罕见的生命力。通常情况下，大部分翻译家一生只主攻一个语种，只翻译一两位作家的主要作品，由于翻译工作量繁重，译者晚年常常放缓翻译，有的不得不告别这项工作。然而，作为翻译家的许渊冲活出了三个奇迹：这是一位在真正意义上翻译过古、今、中、外的翻译家，是一个活到100岁仍每天熬夜翻译的翻译家，最重要的是，这位翻译家一生绝大部分作品是从62岁开始翻译的，也就是说，大部分人从壮年开始的个人奋斗，对许渊冲来说是一场暮年才能出发的赛跑。
这些奇迹全部呈现在他的作品里。改革开放之前，许渊冲只出版过四本书。1983年，62岁的许渊冲开始以一年至少新译一本名著、出一本论文集、写一本散文集的进行创作，迄今为止他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完成了唐诗、宋词、元曲、汉魏六朝诗、明清小说、《诗经》、《楚辞》、《论语》、《道德经》的英文译本，外国文学领域完成了福楼拜、司汤达、巴尔扎克、莫泊桑、雨果、罗曼·罗兰等作家名作汉译本。纪念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的时候，他开始挑战一个人译莎士比亚全集，这一年，他已经94岁了。
翻译家童元方也见证过许渊冲的热情。那时他接近80岁了，香港中文大学邀请他做翻译讲座，童元方负责接待。许渊冲上台聊诗歌翻译，下了台还是聊古诗。童元方此前在哈佛大学授课，主讲文言文，我们俩聊得就挺热闹，他的记忆力一流，讲到哪一句译得好，当场背诵出来给我听，我一听就会共鸣，真的很好，怎么想出来的啊？
许渊冲跟她聊毛泽东诗的翻译，其中有一句不爱红装爱武装，他的译作用了英语的双关：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
这句我认为是神来之笔。他对自己的得意之作，从不扭捏作态，那种对美的执着令人可感。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快80岁的老人，一讲起翻译，那种天真的得意，真的是手舞足蹈，我觉得他好可爱，我也跟着他一块儿高兴，跟着他手舞足蹈。童元方目前因为疫情留在台湾，她在电话采访中告诉《人物》，他是我见过的少数的人，译成不是自己母语的语言，出来的作品还能称之为好。而且他译诗的原则是一定押韵，押韵多难啊，不押韵要把意思翻出来已经很难，又要押韵是难上加难。翻译的取舍之间，甚多讲究。许多人挑剔他因为押韵舍去部分内容，我却因他的译诗保留了最难传达的诗的美感而万分佩服。
在香港的讲座中，许渊冲讲到自己翻译李清照的《声声慢》，其中两句译文是：
梧桐更兼细雨On parasol trees a fine rain drizzles
到黄昏、点点滴滴As twilight grizzles
吃饭的时候，童元方问他，为什么想到把点点滴滴翻译成grizzle这个词？结果，许渊冲一口气背诵出来一连串以zzle结尾的英语单词，drizzle、dazzle、fizzle、sizzle、grizzle……他说因为上半句的细雨想要用drizzle，下半句的点点滴滴需要押韵，他就直接在这里面挑了一个最合适的。
这下子把我吓住了，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事情，我们汉语里有韵部，押an、ang这种，我发现他脑袋里有一个英语的韵部。我就觉得他好厉害，这是他读英文下的很深的功夫。童元方说。
翻译考验一个人的阅读量和记忆力，灵感不是凭空而来。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妙译，是他上大学时读英文报纸看到的表达方式，但他牢记了几十年，译毛泽东诗词的时候恰当地用在里面。他一生如追求热恋一样追求更美的译文，而他为翻译付出的那些心力也留在了优美的译文中，其中流传最广的一则是他译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句诗在英语中译出了几乎同样的韵律和节奏：
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
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
每一个单词背后，都是一个翻译家的执着。许渊冲打字很慢，屏幕上字号很大，他眯着眼睛凑近键盘，输入一个字有时要花费三分钟，而他没有助理，整整一屋子的书，每一个字都是自己输入的。
藏在文字里的翻译奇迹，直到今天仍在增加。许渊冲在北大畅春园的家已经住了超过40年，刚搬进来的时候出书，照片里的书房只有一个小书架，译著还能一本本并排展示封面。99岁时的书房显得狭小局促，因为书太多，书架不得不同时放两排书，新的译作来了，只能随机插到空隙里。每一本厚厚著作的封面上，译者署名都是许渊冲。
响亮的第一流
许渊冲从18岁的时候开始做翻译，最初的作品是翻译林徽因写给徐志摩的纪念诗《别丢掉》。那时候，翻译解决的是个人问题——当时暗恋同班女生，他译出了这首诗，放到女生宿舍信箱里。
事实上，学习语言对许渊冲来说是非常辛苦的事。在日记里，小时候学英语的感受是恼火，不明白为什么daughter意味着女儿，pupil意味着学生，也记不住26个字母发音，要在WXYZ后面写上汉字打波了油，吓个要死，歪嘴才能背下来。后来他学过俄语、法语，试图学过德语，每种外语都学得很艰辛，刚学俄语时为有32个字母而生气，但他还是克服困难全记下来，几乎每次俄语考试都是第一。
在人生最初的日子里，学外语是许渊冲摆脱自卑的方法。在日记里，他形容自己小时候非常自卑，母亲早逝，父亲严厉，哥哥总挑毛病，唯一疼爱过他的长辈很快去世了，这些经历让他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弱者，处处不如人，那时候日记里抄录的句子，是鲁迅文章里让他共鸣的四面都是敌人。他觉得自己因为平庸所以孤立，直到发现自己学习外语能出众，才开始培养出自信。
他记录了每次得第一后听到的回响——英语考了第一，其他人开始笑着听他说话；俄语考了第一，吴宓在路上夸奖了他；法语考了第一，暗恋的女生跟他说了第一句话。他对这些日子的记录，用的词都是甜蜜。
1938年许渊冲(前排左一)中学毕业与同学留影 图源网络
许渊冲考上西南联大那一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当时他最喜欢的作家是鲁迅，读他翻译的外国作品，因此喜欢上了翻译。但他的想法很简单，同学看他俄语学得好，邀请他参加进步组织，他拒绝了，因为他学俄语只是为了读俄国文学名著，没有政治意图。
这份简单始终活在他身上。他的大一日记认为抗日战争将在年底结束，之后他们将会取道香港、南昌北上，回到北京的校园。上学报到的时候，行李里还带了一个网球拍，他设想的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普通大学生活，跟同学打网球，休息日去咖啡厅，一边看书，一边吃一块蛋糕。
大三时，学校规定外文系高年级男生必须参军一年，不参军就开除学籍。对于这个关乎前程的决定，他在同一天变了三个主意。早上去填表，觉得自己应该参军。负责接待的是一个军人，态度严厉，要求遵守纪律，他恼火了。填表时听同学说，怎么能剥夺我们上课的自由，不交表了！当即同意，不去了。下午又有一个同学出来说，怎么能因为上不了课就不参军报国了？他又觉得有道理，再次决定参军。
直到亲历了抗战的现实，他的想法才发生了改变。参军后他为美国飞虎队做翻译，被分配到秘书处工作，翻译军事情报。一开始，他还是一个简单的大学生，老师、同学、朋友、同事都被他挑过毛病。这是他的一个习惯，他解释自己爱找他人缺点，是为了实现超越。但是那一次，工作之余听军官们讲时局，分析前线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他开始给自己挑毛病了。
他在日记里检讨自己，我虽然在为抗战出力，但除了工作以外，想到的还只是穿西服，吃馆子，住洋房，坐汽车，找女朋友，出国留学等等，多么自私！哪有一点国难当头的意识？……如果国家危急，还谈什么个人问题？如果国家有事，我也只有尽我所能，为国出力。
可是，他遇到了一个现实的矛盾。抗战时期，为国家出力的最常见两条路，一个是参军，一个是做科学家，这两条路他都没法走。军训时期的每天早起已经让他感到苦不堪言，纪律严格也让他深恶痛绝，大学之初就放弃了参军这条路。他的理科成绩很差，也缺乏理性思维天赋。鲁迅弃医从文，用创作代替战斗的这条路，他也很难做到。上课写作文，题目是写一个有趣的人，他想要写自己，但他发现，要写一个完全真实的自己，他不知道，要写一个完全虚构的自己，他也写不出来，最后，他发现自己的表达力有限，只能借助看过书里的人物，写一个半真半假的人。
他常常需要借助他人才能实现自我表达，这也成为他选择翻译的原因。晚年在那篇日记的补记里，他写道：
我的观察力不强，想象力也不丰富，所以只好像大鹏背上的小鸟，等大鹏飞到九霄云外，再往上飞一尺，就可以飞得更高，看得更远了。古今中外的诗人文人都是我的大鹏鸟，我把他们的诗文翻译出来，使他们的景语成为情语，就可以高飞远航了。
和同学讨论生存的时候，他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一个人能解决的只有个人问题，而每个人做好自己，就是解决时代的大问题：人的生存首先为自己，其次才为大众。歌德写《少年维特之烦恼》，完全是为了发泄自己的热情，没有一点为大众谋幸福的意思，却给许多失恋者带来了安慰。我学文学只想自得其乐，提高自己，但如果每个人都得到提高，那不就是改革时代了么！？
他选择了翻译，既是个人问题的解决路径，也是他对时代的回应。此后的履历是一条简单的直线：从西南联大肄业后，当过一段时间英语老师，后来考上清华研究院，研究翻译，留学法国，翻译德莱顿，毕业后回国，继续翻译，直到今天。
这是一条他再没有改过的路，这条路上也只有一个目标：永远追随着第一名，追随着第一流的作家，自己只是以译为作，把第一流的创作，转化为第一流的译文。他的译作里只有第一流的作家和第一流的作品。其实，这并不完全是他的个人阅读喜好。他喜欢的作品多是浪漫爱情故事，年轻时最喜欢《茵梦湖》和《少年维特之烦恼》，但他的译作却选择了不少现实主义作家。
从法国留学回国时，许渊冲刚过30岁。他参了军，在部队的外语学院工作，1983年从洛阳调到北大。他当过老师，教过英语和法语，但他更主要的工作是做翻译。上过课的学生、合作过的同事，都对他的翻译印象深刻。
冯庆华是许渊冲在洛阳时的第一个研究生，毕业写论文时，两个人分隔两地，写信沟通，冯的论文的每一步进展都要寄给许渊冲看，许渊冲会提很细的意见。后来冯庆华跟几位中年翻译老师聊天，得知有的老师过去翻译拿不准的时候也会给许渊冲看，许先生修改之后的确大不一样，很快就被出版社录用了。
潘丽珍是许渊冲在洛阳时候的同事，后来跟他合作翻译了法国著名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三卷，潘丽珍译，许渊冲校。这是一本非常难译的法国文学名著，潘丽珍在翻译过程中常常遇到难懂难译的长句，一个句子有一页纸那么长，主句套从句，从句又套从句，接着又跟着各种各样的从句，套得你晕头转向。想起普鲁斯特的句子，她常常想起原子弹爆炸后的蘑菇云，缠缠绕绕，没完没了，这怎么译？
翻译的时候，潘丽珍用出版社给的稿纸，500字一页纸，自己译一遍，丈夫帮她誊抄一遍，凑到两三本，打成包裹寄给在北京的许渊冲，他用红笔在每一页都认真修改，再将修改后的译稿寄回来。
改得真好，改得真认真，有些句子很复杂，很难译，我怎么译都不满意，但经他一改，译文变得既简洁易懂，又漂亮传神。当时我爱人负责誊抄，他对我说，『这句话经他修改，读上去舒服多了。』潘丽珍说，许渊冲是我的翻译道路上的引路人，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不仅亲手修改我的译文，还教我翻译原则，译文要读给自己听，要琅琅上口，只有你自己听明白了，读者才能读明白。
许渊冲把翻译里面的事情想得很细。冯庆华记得他上课讲北京长城饭店的译法，学生按字面意思译成The Great Wall Restaurant，他会纠正为The Great Wall Hotel，因为长城饭店所承担的职能主要是招待住宿，而非吃饭。但是，翻译之外的世界，他依然想得很简单。潘丽珍常和他通信。晚年他得了直肠癌，但他来信中谈起来轻描淡写，他照样骑自行车、游泳、熬夜翻译，仿佛不食人间烟火似的，他看上去不知道癌是怎么回事，不懂这个东西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熟悉许渊冲的人都说，他过日子的快乐很简单，能吃到一块甜甜的蛋糕，能骑自行车出去转转，晚上能安静做翻译，他就高兴。他的雄心全在自己的翻译里面。
让我说话
然而，回国后的30年间，翻译世界少有响亮的声音。那时候，外国名著大多成了批判对象，古诗词和《论语》又是封建糟粕，能翻译的只有毛泽东著作，但是文选和诗词都有专门的翻译委员会和定稿小组。许渊冲译了毛泽东诗词，投稿给几家出版社都被退回来，不接收外稿。他翻译的巴尔扎克作品也遇到的情况，交稿后一直没有回应，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得以出版。
翻译路上，再难有人与他共鸣。当时他参了军，所处的是纪律严格的部队，他常翻译指派任务以外的作品，拿着译文给领导和同事看，领导跟他说，别再译了，译得不好。许渊冲不服气，把自己译的书寄给负责官方翻译定稿的钱钟书，回信里有敬读甚佩四个字，许渊冲拿信给同事看，证明自己的翻译有权威肯定。同事告诉他，这是客气话，不可当真。许渊冲又写信给钱钟书，这次直接把自己的毛泽东诗词译文寄去，请他直接评价。钱钟书用全英文回复了这封信，没有评价他的译文，讲了翻译的常见困境，引用了国外同行的评价：蒲伯先生译的荷马很美，但不能说这是荷马的诗。
在洛阳时，潘丽珍和他在同一个教研室三年，常常跟他谈心。许渊冲从法国留学回来，翻译过代表个人主义的罗曼·罗兰，又总想翻译出书，身上背着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名利思想的标签，是改造对象。看他书也出不来，翻译也做不成，心里怨气大得不得了，潘丽珍想跟他讲中庸之道，全国的出版社都不工作了，都在搞运动，不让翻就算了，别再译了。但是讲道理，举例子，白天讲通了，晚上又反悔，许渊冲就是绕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不让翻译？
许渊冲相信一种简单的道理，翻译是大事，译得好就应该发出声音，这不仅是他的个人奋斗问题，也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影响力，应该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许渊冲老反问她，为什么不让人翻译呢？为什么不让出版呢？我们的孔子、李白，比他们的莎士比亚早那么久，我们的老祖宗比他们的老祖宗强那么多，翻译出来就能走向世界。那时候很少人真正讨论业务，气候不一样，潘丽珍只好跟他开玩笑，走向世界，没法走嘛。他马上就跳起来急了，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
一个简单的人活在了最复杂的时代。妻子照君后来讲给来采访的鲁豫说，批斗的时候挨了100鞭子，屁股都成紫茄子了，回到家急着让照君把儿子的游泳圈吹起来，他好坐下写字。挨打的时候他想到了毛泽东诗词里惟余莽莽顿失滔滔两句的译法，得赶紧记下来，怕忘了，晚年的照君讲述的时候还在笑，都大紫茄子了，怕忘了。
许渊冲1952年回国，他可以选择不回来的，留在法国，这样的选择也不是没有。但是他回来了，一回来继续做翻译。潘丽珍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天真的人，他不搞阴谋，一切都在脸上，一切都在嘴巴里说出来。有些人肚子里面有很多不满，地下搞点什么东西。但是许渊冲要说，他嘴里说的就是他心里想的，都是明的嘛。所以，我觉得他也不是难对付的一个人。
那时候，他一边读报纸，一边给自己做计算题：邓小平号召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要翻两番，自己已经出版了4本书，翻一番是8本，翻两番是16本，他得出结论，到本世纪末，我打算出20本书，这样才能挽回中断20年的损失。
1983年，许渊冲从洛阳调到北大。潘丽珍去北京看望他，给他过生日。这时可以出书了，但他怨气还是很大。因为他感受的不公平更多了，沉默的30年没有出名的译著，参加评选也超龄了，他没评上博士生导师，学校分新房也没给他。他想鸣不平，但他的语言方式还是一贯的尖锐激烈，这让他的声音很难得到真正的理解。
钱钟书去世时，许渊冲模仿钱钟书的名篇《魔鬼夜访》，写了一篇《李白下凡见许君》。文章里面有四个人物，分别是讲述者我、钟书君、李白、许君。钟书君在文中只说了两句话，向李白推荐了学生许君，让他们谈外国人翻译古诗的问题。不过他们先谈了很多现实问题，为什么进不了英文系，为什么没评上博士生导师，为什么没挣到钱。两个人刚见面的时候，许君正在蓝旗营跟学校干部吵架，说自己已经出了50本书，我不是国际知名学者谁是？我不能住新楼谁能？什么是名利思想？那是有名无实，或者是名高于实，而我却是名实相符，怎么能算名利思想？
他习惯了在译文中与自己共鸣，和自己对话。他跟老子争论不自见，故明，反对孔子说的戒之在斗。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他在书里一边解释如何译成英语，一边跟孔子探讨，用今天的话讲，这是个知名度问题……孔子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计较名利得失……又说过：『必也正名乎？』可见他是主张名正言顺、名副其实的……那么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如果不为人知，得不到别人承认，应该怎么办呢？孔子认为应该满不在乎……有名无实或者实高于名的知识分子应该满不在乎吗？
缠绕在他命运里的是一个悖论。他一生想挣脱的是平庸，想用付出争来一份声名的认可。但在不同的时代气候下，平庸不总是一件坏事，它允许人安静地活着。许渊冲没有得到出版译著一鸣惊人的机会，但也恰恰因此躲开了被打成典型的危机，没有卷入更核心的风暴。
正是因为不平庸，已经闭门翻译的傅雷被再三动员，不得不出来参加学习，最终踏上了慷慨赴死的不归途；也是因为不平庸，同时代的翻译家看着自己的译著成为被批判的大毒草，来自全国的声讨反对他们译出来的每一个字，最后不得不亲眼见证多年心血换来的译稿被抄家后付之一炬。
在洛阳，许渊冲活在了平庸里，大部分时间当老师，没什么名气。他有好几十年的日记本上都有水渍，因为干校劳动时赶上发大水，房子进水了，他的日记和翻译手稿也淹了。那时候他白天在干校劳动，晚上关上窗户，还在偷偷熬夜翻译诗歌。天气好的日子，他把它们拿出来，一本一本地晒，晒好了又一本一本收起来。
去年潘丽珍收到了许渊冲新出版的日记，她很仔细地读了，里面记着日常琐事、学习心得和翻译经历，是一个翻译家的成长史。现在看它们的存在很有意义，但那时候谁也不知道沉默的日子还要多久，为什么他相信翻译真的有走向世界的这一天？
他是个普通的人，但他又真的还不完全是一个普通的人，这样的事，谁能做到？为什么知道这些东西能有派上用场的一天？这些东西他都保留着，谁能保留一辈子？要我早就扔掉了，他不，几个箱子搬来，再几个箱子搬回去。有的时候我觉得，真伟大这个人，别人都不认同，但我会说，真伟大。
许渊冲在书房对面的朝北房间打字，那个房间的书架上放着他读过的书，几乎每一本都已褪色泛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翻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渊冲开始出书，以后的每一年，他都在出书，每本书里都有一个鲜明的自我。童元方喜欢他译的《登幽州台歌》，她在采访中翻出来1979年的译本，逐字逐行读了一遍，讲解每句译文里她喜欢的妙处，押韵、用词、节奏，读完又读了一遍，这次你闭上眼睛，听我读……很像一首诗啊！就是诗的感觉啊！
她接着读了一遍5年后的修订版，还是逐字逐行读，也有妙译，但这次她不那么高兴了。因为许渊冲把标题改了，幽州台不见了，这首诗叫做Loneliness（孤独）。
这首诗要讲的是登幽州台的时候，一个人站在那里，那种时空截断的感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为什么有这样的感慨，是因为登了幽州台。但是你先给我写了一个Loneliness，我还没看诗，我已经知道你要写寂寞了。我多么喜欢他的译文，干嘛改呢，说笑呢，我真是想打他一顿不是吗？童元方说。
翻译李清照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他替李清照在英语里做了决定，把过江东直接跳过。有人写文章批评了他的译文，他在反驳中回应：为什么不肯过江东呢？不是因为项羽无面目见江东父老吗？为什么无面目见江东父老呢？不是因为江东八千子弟兵都为他牺牲了吗？
所以，在这首诗的英语版本里，李清照说了一句很美、但不存在江东的话：
至今思项羽，Think of Xiang Yu who'd not survive;
不肯过江东。His men whose blood for him was shed.
这种翻译特点在他的汉译本中更加明显。法国文学翻译家施康强读了许渊冲译的《红与黑》后，写文章指出，译本中加入了很多原作者没写的内容，比如在本意粗活的词后面加上非常艰苦，全书最后一句，原话是Elle mourut，字面义为她死了。在许渊冲的版本里，这句话译为魂归离恨天。
1995年，《文汇读书周报》收集了市面上十几种《红与黑》的译本，组织学者讨论，并展开读者调查——在这个时代，你喜欢什么样的翻译？
316封信寄回了编辑部。多位主要参与者已经去世，许钧是发起者之一，他直到现在还记得20多年前的讨论，每一封回信背后都是动人的故事：14岁的初中生找了同学一起讨论，75岁的老人在一家三代商讨后写下看法，机床厂的工人在身边先做调查才写的意见，还有一封信来自监狱里的犯人，在监狱里他还在看书，他从狱中发来这封信，要支持直译。一个狱中的人，还在考虑文学跟文化的关系，说明翻译真正影响人的精神生活，翻译原则是会实际影响人的观念的，这对我来说非常震撼。
赵瑞蕻是《红与黑》的第一位中文译者，1944年把这本书引入中文世界。他在和许钧的对谈中公开自我检讨，我年轻时候把《红与黑》译得太花哨了，喜欢用大字、难字，用漂亮的词，堆砌华丽辞藻，这不对，因为这不是斯丹达尔（注：司汤达旧译名）的文笔。他还撰文反思自己的旧译，有时偶尔翻翻，于心很不安……把一本名著译坏了，真是件可悲的事！
这场学术讨论中，争议最大的是许渊冲的翻译，他的魂归离恨天在投票中得了零票，他提出的翻译是借尸还魂等观点也引发讨论。不止一个同行提了意见，反对把译者的想法加进去，提倡尊重原作者本意。赵瑞蕻仔细对照了《红与黑》的所有译本，法语原文是Elle mourut，英文版是She died，意大利文是Ella mori，德文是Verschied sie，每种语言都是她死了，中文也应该保留这种风格，这才是斯丹达尔。
这种学术批评的声音让许渊冲很难平静。他把针对翻译的讨论视为对自己的反对，与不同意见展开论战。他形容这场学术争论是文学翻译路线斗争的大问题，反对者流毒至今，非要打倒了不可，批评对方不理解自己翻译时在粗活后加上非常艰苦的用意，在文革期间大约没有经过劳动改造，所以不知道用铁锤打出几千枚铁钉的艰苦，我受压三十年，居然还有出头之日，怎能不翘『尾巴』呢！
围绕他的翻译争论持续至今，讨论范畴也早已超越了《红与黑》的译本。后来，许渊冲提出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文学翻译是两种文化的竞赛，译者要发挥译语优势，战胜原文。包括王佐良、陆谷孙等业界知名翻译家都站出来反对，各种语言都在称职地为操这种语言的人群服务，何来优劣？如何竞赛？
论战中，许钧曾经和意见不一的翻译家一起去许渊冲家拜访，面对面坐在一起，因为他耳朵不好，声音永远很响的，许渊冲不服气，坚持认为许钧的理论在先，误导了读者，许钧也不妥协，解释了自己的原则，最后谁也没说服谁，但每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没有伤了和气，高高兴兴就走了。
问题在哪里？在他看来是美与不美的问题，他可以去捍卫，但是在我们看来，它已经涉及真与非真了，所以有时候对话对不到一起去。比如『魂归离恨天』，它失真了，但他觉得更美了。只能说他是一种艺术家的精神，我们求的是真，而他寻找的是美。许钧说。
发生在许渊冲身上的争议在翻译界有一种解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翻译，原著可以长久流传，但无论怎样优秀的翻译都是短命的，原因之一是语言的老化，原著语言可以留在自己的时代，但现代人读1920年代的译文已经能明显感到隔阂。更重要的是，译者的个体认知也在老化。翻译一度允许译者的自我表达，比如清末甲午战争战败后，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就将原作者反对的观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加入译文中，借助翻译针砭时事，在当时的历史语境里，这种翻译激发民众的觉醒，有特定历史意义，这在许渊冲成长的20世纪初并不少见，但新时代的翻译是为了交流和沟通，主张对等，语境已完全不同。
德国汉学家顾彬对翻译的看法是，每一种翻译都是一种理解。理解和解释并不是结果，而是一个永无尽头的过程。这个过程总是伴随着某些偏见的形成，同一个杜甫，经由不同的翻译后，可以有100种完全不同的面孔。每种译本都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误解，但正是这些误解构成了杜甫的深度，让他不局限于任何一种形象，成为一个可以不断解读的谜。
许钧鼓励自己的学生去研究这个特别的翻译家。社会广泛认同他，但是行业内有很多跟他不同的观点，要从历史的角度去看。他的儿媳祝一舒研究法国文学翻译，博士论文主题是许渊冲翻译研究。单从他的理论而论的话，可能在别人看来是不是太狂妄、太偏激了，但我觉得他是结合自身的翻译实践去谈他的理论，有他自身的特色。
论战时的许渊冲很少得到这样的理解，更强烈的感受是孤立。直到现在，他形容那段日子所使用的表达仍是四面都是敌人，提出批评的不少人曾是他的同学同事，他觉得人变了，没有人认同我，而我已虚度75个春天。
他渴望听到认同的声音，把自己和钱钟书的书信公开，引用信里钱钟书谈的翻译问题，写文章讲道理。钱钟书提醒他信件是隐私，说那些信皆不值得『发表』。『No can do』, to use the pidgin English formula.并在No can do下面标了横线，这句洋泾浜英语的意思是不能做。但这封信里有一句钱钟书翻译的诗，许渊冲把自己在钱译基础上推敲出来的译文连同信一起发表。文章最后写道：
译后喜不自胜，以为这是1 1&2的译法，简直可以说是巧夺天工。但钱先生说我们的通信是寻常书信，不值得发表。果真如此，那20世纪就没有人翻得出这样的妙译了，岂不遗恨千古！记得钱先生说过：有人利用他是借钟馗打鬼，可能我也包括在内。他是少年得志，功成名就，不知道受压一生的人多么需要钟馗！没有他的嘉勉，我怎能把鬼打倒在地！
他一辈子都在争，争公平，争高下，争第一，到处写文章，争一个水落石出。他像一个斗士，也许他这个斗争的性格，能够让他活到100岁。人就是要有一个盼头，要有一个忙的内容，翻译就是他的忙……他是真的为之奋斗了终身。潘丽珍说，没有这个性格，大部分的人都会『算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也可以活。但他不能自甘平庸，他一定要打破这个平庸，要争一个名，每次谈起来都很激动，100岁的人了，还是斗志昂扬。
事实上，出生于1921年的许渊冲与外界存在着时差。他相信翻译的核心问题是追求美，但这个行业今天真正的问题是生存。千字80元的平均稿酬让文学翻译很难成为一种专职职业，诗歌翻译更是罕有人至的领域。翻译出版最重要的标准是，一部外文原著由谁翻译，取决于谁能最早抢到版权、最快完成译文，而不总是谁译得最美。很多书不再有译者署名，因为一种越来越常见的翻译操作是将正文分块，外包给不同人同时翻译，文字汇总后集合成稿，出版成书。
祝一舒的论文完成后，许钧带着一家四口去拜访许渊冲。看他家里的装修，我一进去都惊呆了。祝一舒说，我印象中这样的教授会住比较大气一点的房子，但他的房子除了书，只有生活所需的简单家具。当时他的胳膊受了伤，对着电脑，还在那儿打字，后面全是他的书。我就觉得，他对翻译的热爱是骨子里的热爱，好像睁开眼睛第一件高兴的事，就是让我去翻译。
这才是一个翻译家身上能够超越时代的共通性。朱生豪翻译《哈姆雷特》是在抗战期间，当时他已经病倒，他将To be or not to be译作生存还是毁灭，因为他的个人问题就是亡国灭种的集体问题，是进攻的日本侵略军放火烧的书局，是他花了整整一年辛苦译注却被烧成灰烬的翻译原稿。他的胞弟回忆他的翻译动机，是为中华民族争口气。在那个时代里，这句译文是一个已在病榻的译者对外面的世界忍不住的关心。
顾彬在二战中的德国长大，第一次读到故人西辞黄鹤楼让他迷上了李白，如今，75岁的他仍在每天熬夜翻译李白和杜甫，译中国诗歌不挣钱，他教的学生没人愿意译，如果我不翻译，基本上在德语国家就没有人做这件事了，这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任务。
其实，一代又一代翻译家真正的敌人，只有时间。赵瑞蕻晚年开始重译《红与黑》，他打算加上几百条注释，重写译序，还要写一本《红与黑解说》。1999年，赵瑞蕻去世，女儿赵蘅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整理父亲遗物时，她发现了那摞《红与黑》译稿，可里面只有前10章，装译稿的牛皮纸袋上，是翻译家用红笔写下的四个字——死不暝目。
2014年，许渊冲获得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是首位获该奖的亚洲翻译家。证书就放在书架上。
声名之后
平庸问题在原则上解决了，93岁的许渊冲在2014年获得了国际译联颁发的北极光奖，他的翻译为他赢得了认可，声名也终于朝他涌来，持续至今。或许，真正的伟大发生在声名到来之后。他的行动替他证明——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他想要的声名，就是声与名，没有引申义。
他不要大房子。俞敏洪在北大上过许渊冲的课，想买房让老人住，他不愿意，理由是书太多了，搬家麻烦；帮他找高端养老院，100万订金也备好了，他还是不愿意，理由是，看的都是老年人，不舒服。
声名所蕴含的钱，对他也只是一个抽象概念。付帅是外研书店的总经理，本来在北大学法律，10年前在外研社当编辑，常到许渊冲家里拜访，喜欢听老爷子讲话，一开口全都是诗和论战，听得挺热闹，直到他偶然看到许渊冲签过的合同，法律出身的他看懵了。
什么都是不知道，不知道签给谁了，哪些书给版税了，哪些书没给，他只记住出的书超过了100本，自己印到名片上，书销中外百余本，后来又有多少书流通在市面上，不知道。只要是跟他说，传播中国思想，传播他的翻译，他就都授权，授一大堆权，之后自己法律风险极高。付帅试图解释这种风险，但家里只有他和照君，两个老人都听不懂。
最后，付帅只能教给他一个极其简化的对策，非专有，都签非专有。
许渊冲的学生覃学岚很早就意识到他的这种反差。九十年代北大主办过一次诗歌翻译研讨会，请许渊冲发言，他的开场白大意是，我到这儿来是做出了很多牺牲的，现在英国出版社给我的稿费是按英镑结算的，这倒是实话，但不该在这样的场合说出来，结果惹怒了部分与会者。可是清华外文系给他过90岁生日的时候，找了杨振宁、何兆武和系里老师陪他吃饭，家人联络了他的崇拜者，从广州专门飞过来，在现场给他送两束花，他反倒发了脾气，表示自己不喜欢搞这一套。
开会提到以英镑结算的书，因为没签合同，只收到了部分稿费，他想跟人打官司，但是律师费两小时1000块钱，是他一个月的薪水，他付不起。最后他发了一通脾气，写了一篇文章来骂，骂完了，继续翻译。
伟大和平庸同时出现在这个人身上。他能把事想简单，不住大房子，也不想要鲜花，至今每天勤勤恳恳翻译，跟所有来拜访的人谈翻译，只想得到翻译上的认同。与此同时，他也把声名的复杂想简单了，在书里批评已故的同行，接受公开采访像私下聊天一样，讲老同学哪些人离婚出轨，生病做了哪些手术……
覃学岚曾任清华大学外文系副书记，分管过学生工作，许渊冲曾明确表示希望邀请自己去外文系给学生去做讲座。覃学岚感到为难，他其实想请80多岁的翻译家分享经验，但是许渊冲的说话方式始终简单激烈，只说自己好，别人都不行，这样子给学生上课，年轻人怎么想？
他的生活也随着声名的到来变得喧闹起来。一拨又一拨的人登门，一拨又一拨的采访。许渊冲作为翻译界的神话登上了热门新闻，上了电视，他成了新一代人的大鹏鸟，网上冒出来很多文章，有人夸他，有人质疑，还有人论证他的英语不好。许渊冲还是在书房做翻译，电话在照君的房间，她代替许渊冲和外面的世界联络。那时候，老人常常要自己面对电话里陌生的声音，接连不断地听到，有人质疑许先生的能力，请问你们怎么回应？
许渊冲还是老办法，写文章论战。可时代彻底变了，互联网是一个喧哗的话语场，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付帅帮他找了一家媒体做了访谈，文章很快淹没在海量头条里。
八月十五中秋节，许渊冲骑自行车出去看月亮，月亮照得路很亮，但是他没看到路上的坡，从自行车上摔下来。
在导演朱允拍摄的纪录片里，摔倒的许渊冲瘫倒在地上，打电话叫救护车的人问，老先生您贵姓？
坐在地上没法动，许渊冲说，姓许。
哪个许？
言午许。
您叫许什么？
许渊冲，渊博的渊，冲是两点水加一个中间的中。
讲话的人汇报，许渊冲，言午许，深渊的渊，林冲的冲，96岁，是北大的老师。摔倒的许渊冲还在补充，最近，《朗读者》报道了我。
在医院，照君心疼老伴受伤，许渊冲说，月光如水，从某个意义上还摔得挺美的。
照顾许渊冲的人跟主治医师商量治疗方案。一个96岁的老人要做手术是大事，这么大年龄能动手术吗？不动手术会怎么样，动手术又该怎么恢复？大夫让他放心，106岁的他都见过，现在都能下地走路了。
手术结束后，主治医生出来说，许渊冲这样的他还真没见过，上了手术台滔滔不绝，要跟他讲自己翻译的诗。
醒过来以后的许渊冲眼见着衰老了。每天躺在床上，他没有办法翻译，看书要用手举着，坚持不了多久就会累。来了很多人到医院看望他，送了很多花，录了很多采访，可很少人跟他真正谈论翻译。
晚年的许渊冲常常说一句话，你要接我的班，这句话对潘丽珍说过，对俞敏洪说过，对没学过翻译的付帅也说过，但每次他听到的答案都——这么难的事情，我做不到。
出院以后的许渊冲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每天1000字，译到中途就放弃了，理由是剧很乱，不美，不好，不值得我译了。
《暴风雨》是莎士比亚最后一部作品。这的确是一部少有人爱读的剧，主人公是魔法师普洛斯帕罗，他脾气不好，总是怒气冲冲，有权随时制造暴风雨，一切全看他的意志。作为一个老师，他言辞苛刻，始终怀疑别人是不是认真在听，最常出现的台词是，听我说！和你听到了吗？
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提供了解读这部作品的一种视角，莎士比亚在此前作品中揭示的真理是，一个人只能跟自己对话。哈姆雷特在剧中始终大声独白，只有父亲的鬼魂与他短暂对话。而《暴风雨》想要表达的是剧作家从一辈子剧场生涯得到的领悟，不管他的戏写成什么样，舞台上演得怎么样，剧场内观众总是吵闹喧哗，这是莎士比亚在人生终点发现的真理：没有人真的会去听任何其他人说的话。
正午时分的许渊冲家依然光线不好，左边的房间是妻子照君的卧室，墙上挂着许渊冲最喜欢的自豪使人进步，右边的房间是许渊冲的卧室和书房，里面的书架上放着他全部的译著
他人的伟大
99岁这一年，许渊冲不想译莎士比亚了，他译了一整年的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他的选择终于变了，既不是最有名的作家，也不是作家最有名的作品，这次是他自己感兴趣的作品。说起这个，他把身体仰靠回沙发椅，对新选择很得意：哎！这本书写得很不错的喏！
他说译完了古代，现在要译现代作家。这是一个翻译家迈向100岁的雄心。然而，亨利·詹姆斯是出生于1843年的作家，这部作品The Portrait of a Woman通常译作《一位女士的画像》，许渊冲的译本题为《伊人倩影》。
一本名为《伊人倩影》的书能不能在2021年的中文市场卖出去？我问了不同出版社的不同编辑，大家都沉默了。其中一个编辑说，现在许渊冲写什么书她都给出，不计成本去给他出，我特别愿意维护他这样的人，把这个梦维护好，让他觉得自己这辈子活得特别有意义。
或许，伟大也发生在许渊冲的周围。他的伟大是一种简单，而让这种简单能够在现实中落地的，是那些代替他消化了复杂的人。
长期以来，妻子照君承担了一个翻译家的全部生活，买菜，做饭，打点人情关系。许渊冲喜欢吃甜的东西，喝牛奶要放糖，喝粥也要放，水果要是不甜，他就不吃。照君会给他准备蛋糕，在冰箱里放好。夏天挑甜甜的哈密瓜，切成一个个小块，放在盘子里，等他翻译以后吃。
许渊冲曾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公开发言也不止一次越界，但他一生都没有划过右派，定性始终是业务讨论，他写文章解释为稀里糊涂没有被划成右派。这份极其罕见的运气可以从照君的履历里找到答案。照君，原名赵军，俄语翻译，14岁参军，年轻时当机要员，得到过毛泽东接见和提点，昭君要出塞的嘛！从此改名照君。关键时期，许渊冲的院长是照君参军时的政委。
他在人际关系上没有一个两岁孩子懂事，非常的直，所以纯真啊，就是指的这个，我偏偏就喜欢这个。照君2017年在《鲁豫有约》的采访时说，很幸福，也很辛苦，因为那个时候像我这样的人很红，很受信任，所以人家说天底下哪有这么大的大傻瓜，放着阳光大道不走，专走那独木桥，就把这些人打成了臭老九，就是改造的对象，我就觉得我这个独木桥，想在这样的人（身边），才好。
照君在采访中说许渊冲是自己崇拜的偶像，他身上有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自己在他面前只能算小学生。有一次付帅带着妻子去家里拜访，刚好电视台寄来节目录像，照君招呼他们一起看。节目一开场，许渊冲说起初恋哭了，付帅特意回头看了一眼照君的反应，还是一脸崇拜地看着许先生。
2018年，照君去世，许渊冲在葬礼上嚎啕大哭。冯庆华当时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当副校长，得到消息后，他第二天赶了早上的高铁到北京，看望自己的导师。97岁的老人一个人在家，推门进去，房间里安安静静，许渊冲坐在电脑前，还在做翻译。
在后来的两年多时间里，照君的房间基本保持了去世前的状态。桌子上放着大号数字键盘的电话、放大镜，放在最上层的是拆了封的EMS快递包裹，时间戳还印着2018年。她的座位靠墙边，那是一个没有人再去坐的空椅子。
现实问题是他人帮了忙。许渊冲住的老式板楼，上下楼都要爬楼梯，俞敏洪给北大写信，八九十岁老教授住楼里，无论如何得把电梯装起来。后来跟北大校领导吃饭，他当面又提了一次。现在整个畅春园老楼都装了电梯。
书桌前的许渊冲依然活在现实之外。他想去付帅的书店看看，在厚睡衣外面套个夹克就出了门，付帅怕老人冻着，把大衣脱给他穿。过去合同都是照君管，付帅问他，以后的版权问题怎么办？许渊冲告诉他，俞敏洪要给他在北大弄一个许渊冲翻译研究院，到时候找研究院。他记住的还是10年前的答案，非专有，我记着呢！
但是，现实有它自己的复杂。俞敏洪并没有想过办一个许渊冲翻译研究院，因为要是研究翻译，必须有一批人来做，这批人就得（有）每年持续的基金投入。我跟他说，给他弄一个纪念馆，但是我不能做你一个人的纪念馆，因为北大外院有那么多著名教授，要做一个统一的纪念馆，你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说，你想北大怎么可能为了许渊冲一个人建一个纪念馆？但是如果我说为北大外院建一个纪念馆，北大是不可能不同意的。
俞敏洪看出来了，他的老师简单，这是他的特点，也是他的优点。我觉得他人生特别简单，他的人生并不复杂，他的思考也不复杂，他其实并没有去想那么多的纠结的哲学问题，人生终极目标问题，他不去想这个问题。就简单（活）在我翻译这件事情上，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义，我要把翻译做到极致。他甚至都不去想我要不要促使中西文化交流这件事，他认为（翻译）这件事本身就在里面了。老头很纯粹了，纯粹到每次见到你，拉着你就是讲翻译，从来没讲别的。
妻子照君房间的书架既有许渊冲的书，也有妻子喜欢读的书，照君还在书架上摆了很多生活照片
Now Night
迈入100岁的新年前，冰箱里放着蛋糕，一盒挨一盒，整整齐齐码在隔层上。狭小的客厅没有直射的窗户，到了中午依然昏暗。餐桌上放着一排旺仔牛奶，一排椰汁，都是甜甜的味道。唯一的变化在照君的房间，书桌收拾干净了，2018年的旧包裹纸没有了，地上多了一盆蝴蝶兰。
争了一辈子的不平庸，在那天下午缓和了一会儿。我拿了他的日记给他看，告诉他，平庸的感觉，大家都会有。他看不清书上的字，想了好一会儿，背出了80年前钱钟书的原话，Everything is a question mark, not a full stop.（一切都还是问号，而不是句点。）
是不是庸人啊，不能解决的，应该说，每个人都是庸人的。唉，这是一个永远的问题。能解决也是我自己的解决办法，别人不一定懂。我自己，现在也觉得是庸人，很多方面都是的，我吃饭，译这些作品，都是庸人的事嘛！过了几十年了，各种看法，不是都绝对有道理，看多了，见多了，我自己也是变的。对话中，他第一次把自己说得笑了起来，原来太固执了。
连To be or not to be的其他译文，包括朱生豪的生存还是毁灭在内，都得到了包容。我是根据莎士比亚，应该是那个意思，要不要这样过日子。但是别人别种译法，也不是说不可以，也可以。
那个下午的许渊冲展现出自己不太常见的那一面，连声音都没那么响亮了。他主动说自己得意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前半句其实是卞之琳译的，上课听了一直记着，在他的基础上补了后半句。翻译上也有不少比他厉害的人，看到毛泽东诗词法语译者翻得好，他就不翻了。
但这份包容没有持续太久，他再次进入了敏感的自卫状态。他的对话里有个敌人，他用语言一再对抗它，强调翻译《静夜思》没一个比我好的，批评在舞台上说生存还是毁灭绝对不行，这个笑话了！
一个人的慷慨陈词后，他又短暂睡着了。照君房间的墙上挂着他最喜欢的对联，后面一联自卑使人落后磨得破破烂烂，落后两个字被电视挡住，自卑不知从什么时候被撕掉了一半。前面一联是自豪使人进步，完好无损地挂在窗边，每个有太阳的上午，阳光都会照在上面。
醒着的时候，他批评了汉学家柯睿（Paul Kroll）翻译的故人西辞黄鹤楼。这是他在70年代读到的错误，柯睿把西辞错误翻译成了going west，这句一错全错，故人西辞黄鹤楼，是离开了西边的黄鹤楼，从黄鹤楼到上海，这段美啊！他说是黄鹤楼往西，到四川，那一路哪能比呢？这是外国人翻的，这是我指出来的错误。
没有手机，不会用网络，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是每天下午的《参考消息》和晚上的《新闻联播》。外面的世界离他很远，家里最新的工具书出版于1961年。他并不知道柯睿在1981年就更正了译文，going west早已是一个不存在的错误。
我100岁了，好像我不知道哪个（人）100岁翻这么些书？世界上有没有第二个？他突然停了下来，又问了一遍，眼睛里是不确定：有没有第二个？
暮年出发的赛跑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环绕房间的书架上有全世界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思想榜样，李白、司汤达、莎士比亚，但每个人都被他找到了缺点，他的世界里没有英雄，都是凡人。他付出一辈子的热忱，验证了青年时代读到的尼采——上帝已死。但是上帝死了以后怎么办？谁都没有正确答案。他显然已经完成了一件伟大的事，一件谁也没做到的事，但我是不是一个庸人，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依然是一个问号，没办法划句点。
所以，他还得继续写，还想继续译，还要继续出书。100岁这一年，即将出版的新书是他的《伊人倩影》。他一直喜欢写译者序，这次罕见地不写了。他说，作者已经写得足够好了，这就是我想要说的话，放在前面就可以了。它是这样写的：《伊人倩影》是一本写梦想如何没有成为现实的小说……
天气好的下午，许渊冲依然要去公园散步，自己挑一个位置，坐长椅上，戴着墨镜，晒着太阳。那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位置，他选了整个公园最偏最窄最荒凉的一个角落，往前看是北京冬天光秃秃的树枝、公园的铁围栏、堵在眼前的公交站广告牌，挡住了大部分视线，他到底在看什么？直到摄影师告诉我，那天好几百张照片里，他的眼睛没有一张是平视的，每一张照片里的他都在向上看。所以，我们眼前的萧条、嘈杂、绕不过去的绝路，也许他根本就没看到，他的眼睛里一直是天空。
公园有段时间因为新冠疫情封闭了，他让亲戚开车带他看看北京。他们绕着北京城走了一大圈，坐在车里他看得特别认真，路过社科院的时候，他说钱钟书在这里的时候他去过，路过公主坟的时候，他说结婚以后跟照君在这儿吃过饭。亲戚专门开到了国家网球中心，让他下来看看。前年坐火车去成都，中途报站到了洛阳，他站起来想下车，他要去看洛阳。
腿摔伤后，就不能骑自行车了，后来又摔了一次，自己下楼也很难了。每天需要保姆骑电动车载他，才能去两公里以外的公园。学生送给过他一辆复古自行车，停在楼下的自行车棚，上面积了厚厚的灰。
他说很长时间以来，他察觉不到自己长了年纪。眼睛里是400年前的莎士比亚、1000年前的李白，每个字从没变过。直到发现自己翻译变慢了，眼睛看不清楚了，举着放大镜看，过不多久也酸了。翻译到中途常常不知不觉睡着了，醒过来再继续译。连最骄傲的记忆力都在变模糊，有的事情记得住，有的事再也想不起来了。
下午3点，暖气片上的旺仔牛奶烤得温热，冰箱里的蛋糕切下来一块，用小叉子吃。他最爱吃蛋糕的奶油尖儿，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晚上看《新闻联播》，偶尔看看电视剧，到了11点，他又要一个人回到书桌前。即将迎来人生的第100年，要怎么过这样的日子，晚上继续翻译莎士比亚，还是写回忆录，To be or not to be，这是一辈子的个人问题。
（吴扬、王咏刚、邢志忠、陈刚、胡晓凯、徐谙律、冯兆音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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