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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小说的大众化特征

摘要:赵树理是当代著名作家,他的作品语言具有很强的个性特色,农民语言是他写文章的主要手段。而他的农民语言不仅仅是大众化,通俗化的语言,而且他经验有特殊的艺术性,他的语言不仅干净,纯真,质朴,还具有地方特色。

关键词:农民语言  通俗化,大众化  艺术性

— 引言

赵树理是当代享有盛誉的著名作家,人称“当代语言艺术大师”。他说话质朴,为人乐观。“文如其人”,他的作品也具有质朴农民的特色。他的农民特色是有别于其他的作家“赵树理式”风格。这种语言风格的形式与他的经历、性格、爱好等有关系,赵树理曾在《语言小谈》中说过:“语言是传达思想感情的工具。为了很好的传达思想感情,在语言方面应该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叫人听得懂,一是叫人愿意听,想叫人听得懂,就须说得通;想叫人愿意听,就须说得好——或者说,“说得技术”。这“说得好”、“说的技术”就是老舍先生曾说过的“说得俏”。                                           

二  正文

赵树理于一九零六年九月出生于山西沁水县尉迟村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小饱尝生活的艰辛,种过田,放过牛,一直呻吟在高利贷者的盘剥下,过着十分痛苦的岁月。一九三七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战斗在农村的基层。他对中国农村和农民有极为深刻的理解,他熟悉他们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文化爱好。他不但理解他们的痛苦,也理解他们的欢乐;不但熟知他们的现在也熟知他们的过去。正如周扬说的:“中国作家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的,没有一个能超过赵树理”。赵树理就深深扎跟根于这样深厚的农村现实土壤中。因此他能用质朴,干净,纯真的语言透过有趣的故事情节去表现广大农民群众的乐观与机智的性格,表现广阔的现实内容,揭示重大的社会问题。。

    赵树理在《回忆历史,认识自己》中说到他从事通俗文学的经历时说:“我的语言是被我的出身所决定的。我生在农村,中农家庭,父亲是给‘八音会’里拉弦的。那时‘八音会’的领导人是个老贫农,五个儿子没有娶过媳妇,都能打能唱,乐器就在他们家,每年冬季的夜里,和农忙的雨天,他们就常到他家里凑热闹。在不打不唱的时候,就没头没尾的漫谈。往往是俏皮话联成串,随时引起大笑,这便是我初级的语言学校。”的确,在新文学的作家中,即使是和同样追求大众化的解放区作家相比,赵树理小说的语言风格也是独一无二的。他的杰出才华在于他善于对他所耳熟能详的农民语言进行“点铁成金”式的创造性运用。在这方面,他积累的艺术经验主要是:他的语言具有其他作家所不具备的特点,他的作品语言是农民语言,是大众化,通俗化的语言, 而且不单如此。

他的语言是高度提炼的纯真、干净、朴质的农民语言。                              在赵树理的小说中,无论是叙述、描写,还是人物对话,均使用一种经过提炼的纯真、干净、朴素的农民语言,格调一致,风格统一。高尔基说得好:“真正的美,正如真正的智慧一样,是作常朴素的,而且足人人理解的。”例:

    “有个区干部叫李成,全家一共三口人— 一个娘,一个老婆,一个他自己.他到区上做工作去,家里只剩下婆媳两个。可是就只这两个人,也有些合不来。”(《传家宝》)

  二妞向铁锁道:“胖孩爹,咱就到县里跟他滚一场,任凭把家当花完也不能叫便宜了他们爷们.”又向修福老汉道:“爷爷!你不是常说咱们来的时候都是一筐一担来的吗?败兴到底也不过一筐一担担着走,还落个够大,怕什么?”(《李家庄的变迁})

在《(三里湾)写作前后》里赵树理这样说:“写文艺作品应该要求语言艺术化,是在每一种不同语言的习惯下的共同要求,而我只是想在达到这个共同要求的条件下又不违背劳动人民特有的习惯。”这说明赵树理在文学语一言艺术表现的主要手段上总是力求照顾群众的欣赏习惯。这不是作家有意识地降低自己的艺术品位,更与“媚俗”风马牛不相及。这是作家一种匠心独运的艺术追求。首先,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作家都不能不考虑自己作品的读者的欣赏需求,即所谓“期待视野”。赵树理既然立志“为农民写作”.其在语言运用上采用农民喜闻乐见的群众口语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其次,就美学价值而言,不同风格的语言并无文野高下之分。赵树理使用农民的语言进行创作并不等于他对农民语言照搬照用,而是经过加工和提炼的。这种经过加工和提炼了的农民语言是朴素的,当然也是美的。

  避免生僻的方言土语,但也不拒绝个别常用的文言字眼和句式也是他的语言的一大特色。

这主要是为了发挥文言的简洁、干练的长处, 求得语言的生趣活泼, 并为刻划

人物服务。且看以下两例:

“这(阎家祥)人的相貌不大好看,脸象个葫芦瓢子,说一句话闪十来次眼皮.不过人不可貌取,你不要以为他没出息,其实一肚子肮脏计??”(《李有才板话》)

“果不出恒元所料,两天之后椒洼地没有丈完,就有许多人不来了。” (李有才板话})

这两例中的“不可貌取”“以为”“之后”“许多”这些词语,都属于文言字眼,但仍通俗易懂;“果不出所料” 一句,既有文言词语“所”,又是久己沿用的句式,听来也没有任何障碍。“闪十来次眼皮”中的“闪”,当然似乎也可用更加地方化的“眨巴”一词,但会失去“普遍性”,会影响受众的理解。仅此几例也看出赵树理小说的语言既有继承,更有创造,将文雅与通俗有机融合,将书面语与口语成功嫁接,增加了语言的节奏感,使故事具有说书、讲故事的色彩。赵树理对农民语言的创造性运用,更主要地表现在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口语化特征上。这种口语化特征,己成为赵树理开创的评书体小说的基本要素之一。

      赵树理小说语言是其践行文艺大众化追求的重要成果,最大的特征就是通俗化、大众化。为了让农民读懂自己的作品,赵树理小说中常用短句,而放弃了逻辑性虽强却使农民觉得拗口,理解起来也费劲的长句;在词语的选择上,他也是选用农民熟悉的词语;总之,他最大限度地剔除了文字上的华丽装饰性,而尽量去突出字面意义的视觉直观效果,“力图用最普通最平常的话语来准确又传神地表现出最丰富、复杂的内容”。

    赵树理小说语言明白如话、琅琅上口,具有可朗读性,呈现着评书体的特点------口语化。在他笔下,不仅人物语言性格化、口语化,以至于很多人物性格的刻画靠性格化的语言来实现,而且小说的叙述语言也都是日常口语。这种口语以北方农民口头语言为基础,但决不是原生态的生活语言,而是经过提炼和艺术加工,并运用当时“国语”的语法、词汇、语音对其进行规范而形成的。它一改五四以来文学语言中的知识分子腔和欧化痕迹,以自身清新活泼、平易自然、简约明快的风格而让包括文艺界在内的所有人都耳目一新。赵树理小说中的口语是一种普遍的口语,他通晓农村中的理语、俗语,但在写作中却“很少刻意追求方言土话以壮声色”。他的小说中也有一些农村生活中常见的理语或俗语,明显具有地域特征,“但经过作者的加工提炼之后,明显又使其适合于现代书面语言的社会规范性”,不仅不会对别的地域的读者造成阅读上的障碍,还会带来特有的阅读效果。总之,赵树理“巧妙地把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口头语言,成功地转化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通用语言,这不仅是对‘五四’新文学与革命文学的质的超越,同时也是对中国现代汉语文字与口语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巨大推动”。

      赵树理小说因其语言的通俗易懂受到人民大众的喜爱,历来为人称道;但也因此被人垢病,认为过于直白浅显,缺乏文学作品应有的艺术性和审美性。其实,赵树理小说语言远为丰富,并不仅仅是用“通俗化、大众化、口语化”所能够概括的,无论是反对者还是大部分的支持者,都将其片面化了。特别是后者,在赞扬其一方面优点的同时,却将其另外一方面作为文学语言来说更为重要的特征给遮蔽了。赵树理小说语言还具有未引起注意或者说未发掘出来的另一方面的特征,即艺术性与审美性。请看下面一段文字:

      孟样英在地里做活,回来天黑了,婆婆不让她吃饭,丈夫不让回家。院门关了,丈大把自己的屋门也关了,孟祥英独自站在院里。部家媳妇常贞来看她,姐姐也来看她,在院门外说了几句悄悄话,她也不取开门。常贞和姐姐在门外低声哭,她在门里低声哭,后来她坐在屋檐下,哭着哭着就FA睡了。一觉醒来,婆婆睡得呼啦啦的,丈夫睡得呼啦啦的,院里静静的,一天星斗明明的,衣服潮得湿湿的 。(《孟祥英翻身》)

  写出这充满诗意的纯净的精致的美的文字的,也是赵树理。他的“通俗化、大众化”是对大众口语的提炼与升华,其通俗易懂是以作品的文学性和美感为基础的。他的小说语言所追求的是一种单纯的美,并力求了无痕迹。这里连用两个“呼啦啦”这种轻快的象声词,联想那静谧的院落,明亮的星星,甚至有点恬静的抒情味。这种对俗白的雅化中,包含着浓厚的泥土气息,是径直从农民生活中升华出来的诗。赵树理小说语言上的特点在他较为成熟的作品《三里湾》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他们的话就谈到这里。这时候,将要圆的月亮已经过了西屋脊,大门外来了脚步声,足值日带岗的民兵班长查岗回来了。他两个就在这时候离了旗杆院,趁着偏西的月光各自走回家去。

  开过两次会的煤油灯上大大小小结了几个灯花,昏暗暗地只能照完了一个桌面,灵芝的脸上仍然冷冰冰竖着两道眉,平时的温柔气象一点也没有了。(《三里湾》)

    前一段中,寥寥几语,却展现出了一个淡然而悠远的意境;后一段中,对室内景物的简单勾勒则衬托出了当时人物的心态。这就是赵树理式的景物描写,简洁而传神,与小说的情节、人物浑然一体,让人感受到一股清新而质朴的情趣。赵树理的语言十分口语化,但这种口语是生动的,不仅不会让人感到单调,相反极富形象性,而语言的形象是以口头语言为主要表达手段的评书的基本特征。

  玉生说:“这日子不能过了!”说了就挑挺挺走出去。小俊也说:“这日子不

能过了!”说了也挺挺挺走出去。玉生拄旗杆院去了,小俊往她娘家去了。(《三里湾》)                                                                                                                      这里用对称的句式与词语来描述两个相对的人,体现出他们的对立。没有任何刻意的描写,“挺挺挺”一词在此不仅写出了两人走路的状态,让我们如见其形,并且仿佛如闻其声。还有上面引文中的“呼啦啦的”、“明明的”、“湿湿的”、“昏暗暗”、“冷冰冰”,不论是对声音的模拟还是对状态的摹写,叠词的使用能给人一种强烈的形象感。赵树理还善于运用节奏灵活、平仄类型多变的短句,造成活泼自然的语音效果,这样简短却节奏明朗的语句,读出来会有音乐般的悦耳,这也是赵树理说书体语言的题中应有之义。除了描述性的语言,赵树理小说中人物的语言也极具形象性,并且包涵着农民特有的智慧与幽默。而其中的手段除了叠词的使用,还有各种修辞手法的使用。

“玉梅!你怎么把个‘梅,字写得睡了觉了?”‘一有冀又说:“你为什么要用那么个难写的名字?”玉梅说:“你不用说我,你那个‘翼,字比我这‘梅,字更难写!越写越长竺” ··一玉梅写了好大一会才写出个“翼”字来,比刚才写的那个“梅”字长两倍,引得有翼哈哈大笑。有奚说:“看你把我写了多么高?”玉梅说:“你不就是个高个子吗?”有翼说;“高是高了,可惜画成个楼蛤了}也让我教一教你!”他正又握住玉梅的手腕去教,忽听得后面有人说;“握着手教哩!我说玉梅写字为什么长进得那么快!”有翼听见灵芝来了便放了手;玉梅嫌那个像婆姑一样的字写得太难看,拿起刷子来擦了。灵芝一晃看见一个“梅”字和一个“翼”字并排写着,便笑了一笑说;“两个人排一排好玩,为什么擦了呢?”玉梅说:“两个‘字,排在一块有什么好玩?像你们一块儿上学、一块儿当教员、一个互助组里做活,不更好玩吗?”“到那时候,我和灵芝这两个当老师的早就把我们自己一点底货卖完了。”玉梅说:“‘你们俩,,到那时候,自然会再贩得更好的货来了!”

                                                                                                        — 《三里湾》

    青年人,特别是女孩子之间不无醋意的互相笑谑以这种婉转而机智的方式表现出来,相信,无论是读者读到此处,还是听者听到此处,都会忍俊不禁,自然不知觉中就会进入小说的情境中去。干千挣净的语言,表达出了农村青年那纯纯的没有说出来的爱情特有的味道。而其中别致的比喻、拟人与引申极富那个时代农村的生活气息,有一种独特的陌生化效果,能够给人以触动。除此之外,赵树理小说中还运用了顶真的修辞手法:

  有个农村叫张家庄,张家庄有个张木匠,张木匠有个好老婆,外号叫“小飞蛾”。(《登记》)

  说赵树理是语言大师,一点不为过。这些最平常不过的字眼,在他的驾驭下也熠熠生辉,达到了恰到好处的表达效果。赵树理的语言以生动、平易的词语和吸收了口语精华的简炼句法,构成了洗练朴实的语言个性,新奇又生活化,平淡中见神奇,朴素中蕴含艺术美,自有其内在的和谐。这其中不乏艺术性与审美性,只是这种美己臻于化境,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在语言的艺术性和通俗性的结合上,赵树理的语言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对小说叙事方式和语言的探索,获得了突出的成就,“实现了艺术性大众性的比较完美的结合,这正是赵树理创作的主要特色和贡献,并由此决定了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洋溢在他作品中的那种轻松欢快的情绪的笔调,正是广大农民在新的形势下,深信自己的力量优势,对革命前景有着坚定信心的表现.深刻的社会内容和具有农民特色的文笔相结合,就形成了赵树理小说语言近意远的特点.如盛开的鲜花,自然纯朴,芳香浓郁,具有不朽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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