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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朱元璋传(刘邦传)

吴晗朱元璋传(刘邦传)明十三陵景区2021-06-02 16:06:56

文彦博:王安石胡乱主张,要改变法度。其实祖宗朝的法制就很好,不要胡改,以致失掉人心。

宋神宗:更改法制,对士大夫也许有些吃亏,可是,老百姓是喜欢的。

▲王安石

文彦博:这话不对,皇家是和士大夫治天下的,和老百姓何干?

宋神宗:就是士大夫也不全反对,也有人赞成改革的。这是熙宁四年(1071)三月间的事。

和前一时期不同的是,前期的世族子弟有了庄园,才能中进士做官,再去扩大庄园。这时期呢?中进士做了官才能购置庄园。名臣范仲淹年轻时吃冷粥,过穷苦日子,到做了大官就置苏州义庄,派儿子讨租子,得几船粮食,便是好例子。前一时期的世族,庄园是中进士的本钱,后一时期的官僚,庄园是做官的利息,意义上不相同,政治地位自然也因之不同。

▲文彦博

更应该注意的是印刷术发明了,得书比较容易,书籍的流通比较普遍。国立学校学生入学资格必须父祖曾做几品以上官的规定取消了,而且,还有许多私人创立的书院,知识和受教育的机会不为少数家族所囤积独占,平民参加考试的机会大大地增加了。读书成为做官的手段,“遗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念书,考进士,做官,发财:“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为帝王做仆役服务——“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政府的提倡,社会的鼓励,做官做绅士得从科举出身,竭一生的聪明才智去适应科举,“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皇权由之巩固。官爵恩泽,都是皇帝所赐,士大夫以忠顺服从换取皇家的恩宠。皇家是士大夫的衣食父母,非用全力支持不可。士大夫是皇家的管家干事,俸禄优厚,有福同享。前期的共存之局到此就变成共治之局了。君臣间的距离恰像店东和伙计,主佣间的恩惠是密切照顾到的。

士大夫从共存到共治,由股东降作伙计,已经江河日下了。到明代,又猛然一跌,跌作卖身的奴隶,士大夫成为皇家的奴役了。

明初的士大夫,既不是像汉、魏世族那样有威势,又没有魏晋隋唐以来世族的庄园基础,中举做官得懂君主的窍,揣摩迎合,以君主的意志为意志、是非为是非、喜怒为喜怒,从办公事上分一点残羹冷炙,建立自己的基业。一有不是,便丧身破家,挨鞭子、棍子是日常享受,充军做苦工是从宽发落,不但礼貌谈不上,连生命都时刻在死亡的威胁中。偶尔也有被宠用的特务头子,虽然威风,可是在朱元璋的心目中,甚至口头上,只把这些人当恶狗,养着咬人。皇帝越威风,士大夫越下贱,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士大夫越被制抑,皇帝就越尊贵,君臣的关系一变而为主奴。奴化教育所造成的新士大夫,体贴入微地逢迎阿谀,把皇权抬上了有史以来的极峰。

巩固皇权的诸多约束被摧毁,是皇权极权化的另一面。

▲宋神宗(北宋第六位皇帝)

隋唐以来的三省制度,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封驳,尚书省执行,把政权分作三部分。在形式上、在理论上防止臣下擅权,分而治之,各机构互相钳制,同时也防止做皇帝的滥用权力,危害根本,是消极地巩固皇权的一种政治制度。实际执行政务的六部,在尚书都省之下,地位很低。凡百政务推行,名义上由政府首长负其责任,事情做错或做坏了,一起推到宰相身上,免官降黜甚至赐死。皇帝对国事不但不是直接领导,并且是不负法律责任的。例如有天灾人祸等重大事变,开明一点的皇帝最多也不过是素服减膳避殿,下诏求直言,或进一步自我检讨一下,下诏罪己,闹一通也就算了。因为皇帝不能做错事,要认错,要受罚,也只能对上天负责。三省制度的建立,正是为了使皇帝不负行政责任,用臣下做赎罪羔羊的办法。到元朝合三省为一省,洪武十三年杀胡惟庸以后,又废去中书省,提高六部的地位,使其直接向皇帝负责,根本取消了千多年来的相权。皇帝除了是国家元首之外,又是事实上的政府首长,直接领导并推进庶务,皇权和相权合一,加上军队的指挥权、立法权、司法权和任意加税或减税权,以及超法律的任意处分权,人类所能运用、所能想到的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一人之手,不对任何个人或团体负责。这种局面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素材来源:《朱元璋传》 作者:吴晗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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