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发票（浙江税务app开票流程）原创南方周末2021-04-19 01:04:46
（小尘4x/图）
数日来阴雨连绵，义乌市国际贸易服务中心二楼却人声鼎沸。这里是六个月前才成立的“银行账户冻结援助中心”（简称“解冻中心”）。
“4月初刚去派出所做了笔录，怎么刚被安徽的（警方）解冻，又被重庆的给冻住了？”
“说我有两万资金涉及洗黑钱，为什么要把我卡里170万的钱都给冻上？”
“去银行查了一早上了，说系统升级，查不到，现在连谁把我（银行卡）冻住了都不知道，同志你这里能查吗？”
商户们咨询的声音此起彼伏，解冻中心的工作人员只能大声回应：“先到这边登记，然后在手机App上填好情况说明，让对方（警方）发协查函。后面来的听见没？没听见的我再重复一遍。”
从2020年下半年起，义乌外贸商户银行账户被异地公安机关冻结的事件频发，起因是去年警方针对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违法行为开展的“断卡行动”（电话卡、银行卡）。
不少义乌商户通过地下钱庄收付款，而地下钱庄往往掺杂了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资金，如果银行账户与其发生来往，很容易被波及。
问题是，仅仅几万或者几千的涉案金额，却往往将商户们高达数十万、百万的账户完全冻结，极大影响了正常经营。
近日，网上一封落款为“义乌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的《致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的一封信》呼吁，各地公安机关在对义乌经营户或外贸公司取证时，充分理解义乌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在外贸行业中存在的现状与问题。
一位当地政府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这原是一封内部办案指引，是为了让外地办案人员对义乌的特殊情况有所了解，“警方内部专门为这个事情进行过讨论，年后的情况已经比去年缓和多了”。
一张卡被十几家公安冻结朱悦来和商户伙伴们正在义乌商贸城里组队踢毽子，这里是义乌最大的对外贸易集群地。朱悦来在义乌商贸城经营一家户外用品店铺，他也是义乌市杭州商会副会长。
朱悦来说，他的一张银行卡也被冻结了30余万元。作为商贸城的大户，周围商铺“邻里”经常跟他交流冻卡的事，“卡没被冻过，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做外贸的”。
2020年9月，在浙江金华经营器械工厂的陆放，名下一张农业银行卡被冻结，隔了三天被解冻了，这是第一次。2021年1月，山西的一家县级派出所又把另一张卡给冻住了，“警察说我这20多万元里有5万元是‘黑钱’，案件了结后是要追讨的。但我去当地做完笔录后没多久就解冻了，也没提这5万怎么处理。”
最让陆放“崩溃”的是第三次被冻结。2021年3月，他名下一张银行卡同时被十几家地方公安局、派出所冻结，理由是涉外赌博，但无论警方、银行都没有给他下达任何通知，直到陆放转账时才发现卡被冻结。
“银行的人也很惊讶，一张卡被这么多地方公安冻结的很少见。”4月5日，陆放再去银行查询，卡上又多出了三个地方公安的名字，他无奈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放弃了。卡里总共只有两万多块，连我去这些地方做笔录的来回车费都不够。”
陆放说自己大概率只是被“连累”，作为外贸出口的最后端生产商，与外国客户直接进行交易的机会不多。但他上家贸易商的账户被冻结了，警方“顺藤摸瓜”，连带他的银行卡也被波及。
陆放还算“幸运”，冻结资金对王涛这样的出口商影响更大。王涛在上海经营了20多年五金外贸生意，2021年1月，他名下一张存有70多万货款的银行卡被山东聊城、杭州萧山、成都成华三地警方冻结，理由是涉及电信诈骗。
他先是去了山东，带上能够证明自己合法经营的文件、贸易单据。警方态度很直接，以偿还被害者受骗款项的名义要求扣下银行账户里14000元的款项，“对方跟我要的现金，我直接从公安局对面银行取了钱给到他们”。
杭州、成都的警方还没有给出是否解冻的回应。王涛3月前往杭州做了笔录，也将所有的资料提交给了成都警方，但二者一直都表示“要等领导批示”。
只要还有任何一地的公安机关冻结这张银行卡，王涛就无法正常取款或是转账，但收款不受限制，他只能一一通知海外的交易商不要再打款，因为这张卡目前“只进不出”。和地方警局交流后，王涛才得知，杭州方面的涉案金额只有几千元，成都方面的金额只有几百元。
“才几百块钱的事情，扣了我七十万，过年的时候，下家工厂还等着我发货款，怎么能不急？”王涛有些哀怨。
牵扯地下钱庄义乌是外贸“重镇”，也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根据义乌市场监管局统计，截至2020年6月，全义乌的市场主体总数达62.68万户。
“你能想象一个县级市堵车的情形吗？”朱悦来调侃，在义乌商贸城外的稠州北路，汽车时速大多不会超过每小时30公里，而在市场每日下午5点关门之际，能看到一辆辆豪车从地下车库“奔涌而出”。
电信诈骗、海外赌博、出口外贸，这些看似无关的字眼，将他们链接在一起的关键是地下钱庄。朱悦来坦言，目前仍有相当大比例的义乌商户使用地下钱庄。
地下钱庄在国内外同时设有人民币账户和外币账户。外商若要向中方汇款，需先在地下钱庄的外币账户兑换等额人民币。地下钱庄收到指令后，在国内的人民币账户提取等额的货款支付给中方商户，地下钱庄则会按一定比例收取佣金，这一步称为对敲。
这一过程没有经过国家换汇系统，用于支付国内商户的人民币大多是地下钱庄自己的储备资金，或者是来路不明的第三方打款。地下钱庄只需要国内外两地对账成功即可，无论是海外资金还是国内资金都没有实际流出本国。
这也为不法分子大开方便之门，电信诈骗、海外赌博等非法资金通过这一过程“洗白”，又以合法的身份回到了个人银行账户，这一步也被称作“洗黑钱”。
据王涛了解，地下钱庄通过这类方式疯狂敛财，“洗钱的收益，地下钱庄能拿到汇款的10%，如果老老实实收兑换佣金，可能连1%的收入都没有”。
义乌商户大量利用地下钱庄的经营方式看似带有“原罪”，但背后却有着复杂的因素。
由于义乌存在众多家庭作坊式的外贸商户，商户们既没有进出口权，也无法提供发票，只能通过购买外汇核销单的方式来完成进出口。
真正出口的主体名称和海关进出口文件中的主体名称并不一致，所以资金只能依靠地下钱庄回流国内，商户也无法判断地下钱庄的资金背后是否涉及非法交易。
考虑到成本、便利性，以及部分海外国家外汇管制和受制裁等种种原因，地下钱庄成了商户们的普遍选择。
商户们并非不知道这些风险。“外贸商户最关心的问题是能不能拿到货款，回款越快越好，哪里会在乎对方的钱从哪里来呢？”朱悦来说。
“现在国家个人换汇的额度是每年5万美金，走正常贸易商渠道要缴13%的增值税，就算贸易商能退税成功，怎么能指望义乌这些小商户开得出增值税发票呢？”王涛说。
义乌自救资深贸易商都有应对“冻卡”的办法，比如多办卡。朱悦来和妻子每人都办了十多张卡，“工、农、中、建、交各来两张卡，还有当地一些城商行的卡。”这是为了降低被冻的风险，即便有一张卡被冻结，还有其他资金可以周转。
王涛的方法更原始，就是快速转移资金。第一张卡收到海外货款后，迅速将款项转移到第二张卡，再用第二张卡支付下家，“这样即便第一张卡被冻结，对我的影响也不大。”但这些办法都不好使了，王涛明显感觉，警方冻卡的速度越来越快，上家向他的卡内转账才不到一分钟，银行卡就被冻结了。
冻卡涉及的链条越来越长，以往只有王涛这样的贸易商风险比较大，因为他们直接接触外商，很有可能被卷入“洗黑钱”。伴随警方对资金的追溯继续向下延伸，陆放这类出口工厂也成为可疑对象。
资金到了商户这一环节，会被用于支付上家、购买材料、支付商铺租金或人工费用等经营支出，这样一来，不法资金就会流向上游，以至于警方在追查时会同时冻结后续所有人的卡，造成外贸产业链因流动资金被冻结而陷入困境。
一刀切式的冻结给商户带来了经营上的麻烦，由于义乌这类小商品外贸的周期都相当短，从订货、出货到回款，大多不超过一个月。这样让陆放有些后怕，如果被冻结的是用来偿付原料商的钱，工厂就要瘫痪，“我们这类工厂都是有合同周期的，一旦当中一个环节断了，后面的生产都会跟不上”。
来自温州的唐明在义乌经营出口礼品包装的生意，她名下两张卡总计100万元，从2021年1月起被安徽警方冻结了。对方先是跟她说三天后解冻，然后说是一周，她有些等不及了，给对方寄去了自己合法经营的所有资料，现在已经过了三个月。
6个月是警方一次冻结的最长时限，但不限次数，只要没有结案，唐明的银行卡有可能一直被冻结。
解冻中心给到的解冻方法有两个，一是商户亲自前往当地进行笔录，向警方证明自己是合法经营所得，但这一方式耗时比较长。
第二个方法是让对方警方发出协查函，由义乌这边协助调查，整个流程会更快，无疑对商户更有利，但要说服警方发出协查邀请，就需要商户自己去沟通。“这涉及调查权的问题，我们也不好越俎代庖。”义乌警方工作人员坦言。
为了尽量挽回商户损失，义乌上下都在想办法。先是银行系统，朱悦来就在年初收到过银行通知，可以申办“冻结贷款”，顾名思义是用于冻结资金的周转。“冻结了500万给400万贷款额度，利率是五点几，只要拿了银行的冻结证明，就可以到另一家银行申请贷款，至少大家可以过年了。”朱悦来形容。
义乌市政府和公安部门牵头组建了上述解冻中心，负责登记账户冻结信息、提供解冻咨询服务，并协助商户向异地公安机关沟通等工作。
面对大额资金被冻结或者同一地公安大批量冻结账户的情况，义乌警方会前往当地部门“打招呼”，向对方解释外贸经营的特殊性，希望在案件处理上能更为细致。
在解冻中心，工作人员向大家展示了一份走访名单。截至4月中旬，解冻中心派出的工作组全国走访地区已经从1月的不到40个城市，变为近50个城市。
执法程序是关键义乌市商务局2020年11月就曾发布提示，全国银行系统与公安系统相互联网，异地公安大部分直接通过网上远程操作冻结，少数到义乌有关银行实地冻结。
就职于义乌当地律所的秦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能否解冻的关键在于证明银行卡资金属于“善意所得”，即能够证明交易属于真实发生，这就要求商户们保留各种合同、单据、流水，甚至打款的微信QQ聊天记录等。为了更好帮助义乌商户自救，解冻中心还从义乌市的反欺诈中心调度部分人员前来支援。
曾担任当地银行高管的冯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按照商业银行法一般流程，有关部门查询或者冻结银行账户，需要警方下发通知，由银行执行，并且通知到相关责任人。只有认定为刑事犯罪的，才会依据刑事诉讼法扣押犯罪嫌疑人的财物。
“电信诈骗属于刑事犯罪，是可以按照刑法来调查操作的。”冯起解释，但其中有“先后”的问题，先要认定商户有重大犯罪嫌疑，才能冻结其账户，而不是先冻结了账户，再去找有没有犯罪的证据，这在程序上存在问题。
上述公开信谈到，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外商无法进入义乌，给义乌的外贸行业带来了极大影响。同时由于义乌贸易体系将外贸生意“内贸”化，使得义乌个体经营户收取货款以人民币结算为主，而与之相关的外国客商习惯通过地下钱庄支付结算货款，义乌经营户在收付货款渠道选择里，并没有主导权。
如果未来类似执法变成常态，商户要怎么办？朱悦来说，“就跟踢毽子一样，只要没有明令禁止，我就要踢，等哪天说以后再也不能踢毽子，我才会停”。
（应受访者要求，陆放、王涛、唐明、秦风、冯起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徐庭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