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怎么读音（煜怎么读音）
[摘要]针对西域新疆地名族名审音勘同存在的困难，力求找到一些审音勘同的规律和方法，以求得因此解开许多几千年来很多重大历史、地理、语言、民族等难题，作者试图探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地名汉字译写的规律和方法，特别是古代汉语的演变规律，以求得地名语源的解读，因为这些地名是西域新疆地名的最底层，解决了这些问题，西域的其他地名就会迎刃而解。
[关键词]西域；新疆；地名；族名；语源；汉字译写
古代地名和族名的汉字书写和翻译问题，这涉及汉语和其他民族语言的审音与勘同问题,这是历来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及其头疼的难解问题。如果解开了这些几千年来的难题，很多重大历史、地理、语言、民族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因此，古代西域地名族名的审音和勘同需要多学科的专家一起公关，才能使问题深入和化解。
一、古代西域地名族名审音勘同的困难
我们在对汉文史籍中的某些专名进行语源还原及与其他民族语言进行勘同时,常常遇到以下难题。[1]
(1)今音难以训读古音
不能以今训诂，不能以现代某个民族的语言去勘同汉文史籍中的某个字词,同样不能以现代汉语读音去勘同古代某个北方民族之语言。如有的学者把“乌桓”与现代蒙语Ulaɤan(红)勘同,蒙古语Ulaɤan的古音为hula΄an,与“乌桓”格格不入。
(2)汉语几千年来语音变化很大
汉语语音古今变化很大。汉字从形成到现在,受周围邻近部族语言或方言影响,它的语音不断在变。因此,把汉语与其他民族语言勘同时,需要掌握必要的汉语语音史方面的知识。如色楞格河(Sälänggä)，元代以前音译为“仙萼”、“娑陵”等,而元代音译为“薛凉格”,因为在元代汉语的入声字逐渐消失。
(3)不同时代民族语语音决定了不同的译名
其他民族语言本身的变化如果不了解，就会对语源还原造成极大困难。其他民族语言与汉语一样,有些词的读音和书写形式也不断在变,随之,汉译词也不断在变。如音译土拉河:古突厥文碑铭作Tuɤula,音译为“独洛”；《蒙古秘史》作Tuɤula,音译为“土兀刺”；现在为Tuula,音译为“土拉”。
(4)方言差别将会造成译名解读的困难
汉语有八大方言，彼此语音差别很大。有的汉语音译词或是某个地方方言,如“高昌”音译自Qočo，在西北方言中n、ng不分；或是北方民族的某个地方方言,如“韦纥”和“回纥”都音译自uyɤul,居于蒙古高原东、北部地区的突厥语族部落或蒙古语族部落读词首元音时带喉音h。而且,这种用方言音译其他民族语言的现象与当时的官方语言有着直接关系。换言之,在史书中遗留的某些字词,有可能就是当时的统治贵族所操方言。
（5）不同语系的语言有不同的语音规律，如元音和谐律
“狄历”二字上古音分别是:定锡切*diĕk、来锡切*liĕk。“狄”应该对音Tü-,而“历”应该对音rük。汉字往往用来母字音译其他语言之l、r音,对此我们非常熟悉,没有必要举例说明。在汉字入声字没有消失之前,常用入声字来译写其他语言的闭音节词。如šad音译为“设(*ɕǐɛt)”；qarluq音译为,“葛逻禄”，“禄(*luk)”对音luq。可见,“历”(以k音收声)对音-rük是没有问题的。此外,把“狄历”与Türük堪同时,还要遇到这样的难题,即“狄历”所反映的是开口音,而Türük是合口音。要想解决这一难题我们不能只看Türük字形,而是需要了解它的读音。现代蒙古语中ö(第六元音)、ü(第七元音)两个元音代表的是高圆唇后元音。但在古蒙古语中,把这两个元音有时读为高圆唇后元音,有时读为高圆唇前元音。据亦邻真先生研究,古蒙古语中把ö、ü读为高圆唇前元音是从突厥语中学来的,如Küča在元代音译为“曲出”和“古出”,“曲”字反映了高圆唇前元音,而“古”字反映了高圆唇后元音。在古突厥语中,ö、ü两个元音确实读为高圆唇前元音,这一点可以从有些汉译词中得到证实。如“突厥”二字音译自Türk的复数Türküt,“厥”对音-küt,在唐代读“厥”字为居月切*kǐwăt(见月合三入山)。有名的阙特勤碑中的“阙”音译自köl，”阙”字唐朝时期的读音为去月切*k‘ǐwɐt。“厥、阙”二字的反切下字“月”,恰好反映了高圆唇前元音。在古突厥语中,元音ö、ü应读作高圆唇前元音。“狄历”二字虽然不是合口音,但词中的介音-i-也尽量反映了古突厥语的这一语音特点。[2]
（6）古代突厥语词首b和t音交替使用
在古突厥语中经常把词首之b和t音交替使用。如古突厥文碑铭中的tumen可汗,在汉文史料中有时音译为“土门可汗”,有时音译为“布民可汗”。可见,有些方言把börk读作törk。看来,《周书》作者可能用音近而异义词解释了“突厥”之称的由来。Türk或türük的词根应是Tür,之后加了构成名词的后缀词-k。在古突厥语中，动词后加后缀词-q/-k之后变成名词。[3]
二、古代西域地名族名汉字译写的基本规律
在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中最难琢磨的是部落名称的演变问题。因为北方民族不像中原定居民族,他们过着迁徙无常的游牧生活,在迁徙过程中与其他部族接触、融合、同化是常有之事,由此他们的称号也不断在变。可以说,迁徙无常的游牧生活直接决定着他们的族名演变。但是,古代北方民族族名演变也不是没有规律,主要是与他们的实力盛衰、历史变迁和称号传播途径等有着密切联系。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名称变化有个惯性,即最初称号往往是一专称,所指范围较小,随着该部落的势力逐渐强盛,或征战各地或征服其周围部落,他们的称号也随之传布各地。
拉施特《史集》中对鞑靼(Tatar)之称的有关解释,最能说明这一问题。他说:Tatar一名原本是室韦诸部中的塔塔儿部之自称,“他们在远古的大部分时间内,就[已经]是大部分[蒙古]部落和地区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以其]伟大、强盛和充分受尊敬[而出类拔萃]。由于[他们]极其伟大和受尊敬的地位,其他突厥部落,尽管种类和名称各不相同,也逐渐以他们的名字著称,全都被称为塔塔儿[鞑靼]。”[4]
我们把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族名演变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5]
（一）民族迁徙仍保持旧称或改用新名
某个游牧民族由于战争、自然灾害和部众繁衍等原因,从原居地迁徙至其他地区,从此改用当地居民称号、或保持原名、或改用新称号。对于前两种可能性不必举例说明,这是中国古代史中的常见现象，对于后一种可能性,“吐谷浑”之称的来历便是个很好的例子。
（二）被征服的部族改用征服者称号
某个部落的实力强盛之后征服周围邻近部落,于是被征服者被迫或自动改用征服者称号。同样,与其邻近的势力较弱的部落虽然未被征服,但为了生存不得不放弃原来的称号,改用强者称号。拉施特所解释的“鞑靼”之称和“宇文鲜卑”之称的来历很说明这一问题。
（三）用中介语言称呼遥远部族名称
某两个部族相隔遥远,他们的中间有一个或多个部族居住,他们彼此之间的了解只能通过这个中介部族,于是某一方用从中介部族那里得知的名称来泛称居于该地或附近地区的语言、习俗等相近或相同的全部部落。如汉文史籍中的“东胡”之称,非汉文史料中的Kitan(或Kitay)等都是泛称,并且这些称号都是通过中介部族而得来。又,由于居地相隔遥远,无论一方居民怎么更替,另一方仍用原来的旧称。如汉文史籍中经常把北方游牧民族称为匈奴、突厥等；中亚有些地方至今称中国为Tabɤača。
（四）不同部族对同一部落用不同的称呼
由于部族不同而对同一个部族的称谓也不同,如室韦和鞑靼；由于同一个语族的方言不同而对同一个称号的读音也不同,如韦纥和回纥。而且,随着北方民族的迁徙,把对某个部族的称谓带到新居地,与当地居民的称谓同时使用,如室韦一一鞑靼。
（五）同源部族以他称来否认同源部落
某个部族出于某种目的不愿承认以自己同源的部落,对其改用不同的称谓,如“拓跋鲜卑”与“室韦”之称。除此之外,同一个称号或许因朝代不同而所指的范围有可能不同,或许因民族不同而所使用的范围也有可能不同等等。由此看来,研究中国北方民族族名演变问题时,应该考虑到这些因素。把某个民族的族名与本民族发展历史相结合而得出的结论才有说服力。
三、古代西域地名族名汉字译写常见同名异译问题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族名、国名、王治名绝大多数是音译，且以略译或缩译为主，很少全译。若干译名借助汉字赋予某种意义，如“去胡来”、“鄯善”等。另外，同名异译的情况较普遍。这主要是当时的西域族名、国名、王治名的情况决定的：一些“国”系同一部族所建，族名或国名与王治名往往相同。但历代对西域各地形势的了解有一个过程，译者为数众多，没有统一的命名原则，则恐怕是重要的外在原因。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是同一位译者有意为之，例如：为了将国名与王治名区别开来，往往采取这种办法。应该指出的是，上列诸名称，多数是“重九译”而得，原语既形形色色，译者又并非音韵学家，更非后来玄奘这样梵汉兼通的学者，在今日探求其语原之际，若对音过于执着，就难免胶柱鼓瑟之讥。[6]
（一）汉文记述的吐火罗同名异译问题
亨宁的《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一文的主旨就是企图解开这个谜。他将吐火罗人与楔形文字中经常出现的古提人（Guti）加上阿卡德语的格尾音就成了Gutium等形式）等同起来。巴比伦统治者纳拉姆辛败于来自波斯西部山地的古提人之手，他们主宰整个巴比伦约达百年之久（公元前2100年左右），但其来历不清楚。亨宁肯定古提人就是吐火罗人的前身。同时，他还研究了古提人与楔形文字材料中的Tukriš人之间的关系。Tukriš末尾的咝音可能是当地语言的格尾音，所以实际上的词干是Tukri，其居住地从东面和东南面邻接古提人的区域。作者假定Tukri和Guti是两个关系紧密的兄弟部族，他们在公元前三千纪之末离开波斯西部，经过长途跋涉到了中国，其中一部分定居下来，其他的仍过着游牧生活，是即后来中国史书记载的“月氏”。“月氏””一名最终来源于Guti（Kuči这个名称也是由Guti变来的），“吐火罗”一名最终来源于Tukri。Guti和Tukri这对孪生兄弟之所以被称为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是因为他们很早就见诸中近东的历史记载，甚至先于小亚的赫梯人。亨宁还认为希腊史家希罗多德记下的Argippacans就是指焉耆（Argi）的居民。[7]
王欣列举了东西方各种文字的文献里“吐火罗”一词的不同形式,其讨论范围包括汉文、希腊文、于阗文、粟特文、吐蕃文、回鹘文、梵文以及阿拉伯、波斯文献等。作者强调汉文文献中的“大夏”、“敦薨”、“敦煌”、“去胡来”、“兜勒”、“吐呼罗”、“吐豁罗”、“兜沙罗”、“覩货逻”和“胡卢”等均可与吐火罗勘同。(王欣.吐火罗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汉文文献记述的吐火罗一名列表（略）
（此表参见王欣.吐火罗之名考[J].民族研究，1998，（3）：73-83）
敦薨或敦煌是汉文文献指称吐火罗人的另外一种形式。据研究其得名直接源于“大夏”,系“大夏”一词的同名异译。[8]从上列表中我们亦可以看到，“敦薨”一名首先出现于先秦时期,但其时间要明显晚于大夏。如我们下文所讨论的那样，“敦薨”一名出现时，吐火罗人已从晋南、晋北一带迁往河西地区，所以它所指的实际上是已活动于河西地区的吐火罗人。从汉文文献中记载吐火罗人的这种名称变化来看，当时人们对大夏西迁河西这一段历史的认识是十分模糊的,所以并没有把在河西一带活动的吐火罗人与之前曾活动在中国北部地区的大夏人联系起来，且将他们作为未知民族而用“敦薨”一名加以指称。至西汉武帝开河西通西域时,这里的大部分吐火罗人早已离开河西,并经伊犁河、楚河流域迁居阿姆河中上游原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境内。虽然仍有一小部分吐火罗人留在河西,但他们可能已退入祁连山中活动,故不为汉文史家所注意。尽管如此,“敦薨”之名作为吐火罗民族的遗存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研究,汉代敦煌郡的得名就直接源自“敦薨”一词。“敦煌”之名因此一直沿用至今。《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条下应劭注云:“敦,大也；煌,盛也。”研究者已经指出,“这种解释,纯属望文生义。”[9]
同时陇西郡条下有县名曰“大夏”恐亦得名于吐火罗人的活动。此外,在《汉书·西域传》中还记有“去胡来王”之名。据研究,“去胡来”亦为“吐火罗”之对音,皆“大夏”之异名。[10]“去胡来”主要活动在今阿尔金山一带。
从对汉文文献中有关吐火罗人的各种译写形式的分析及其演变历史来看,我们认为,“大夏”是汉文文献中指称吐火罗人的最早名称,原来主要是指活动于中国北部的吐火罗人。这种写法多见于先秦时期的各种文献之中。张骞通西域后,对西迁中亚的吐火罗人复以此名对之加以确认,《史记》、《汉书》袭之,《魏略》则对此加以继承和认同。此后,除《新唐书》外,以“大夏”指称吐火罗的这种形式遂从汉文文献中消失。在吐火罗人西徙河西后、西迁塞地前的一段时间里,汉文文献中一般用“敦薨”一名指称在河西地区活动的并以敦煌为中心的吐火罗人,顺及焉耆一带的吐火罗人。东汉以后,汉文史籍中则又用“兜勒”、“吐呼罗”、“吐火罗”或“吐豁罗”等指称已定居于吐火罗斯坦的吐火罗人,在佛教文献中则作“兜佉勒”、“兜佉”、“兜佉罗”、“兜呿罗”、“兜沙罗”、“睹货逻”等。所以,汉文文献中有关吐火罗人的各种译写形式的演变,多少也能折射出吐火罗人从中国北部到中亚阿姆河流域迁徙发展的某些轨迹。需要指出的是,中亚诸民族在称呼吐火罗人时的各种差异,以及各地吐火罗人的土著化很可能也是造成汉文文献中对吐火罗之名译写形式繁杂的主要原因之一。[11]
（二）希腊文所记述的吐火罗同名异译问题
塔恩敏锐地注意到了托勒密著作中记载吐火罗人时的混乱现象,并指出对吐火罗一名的不同拼写形式分别代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吐火罗人。即:“Thagouroi”在甘肃；“Takoraioi”在伊莫斯山(帕米尔)以北；“Tagouraioi”在伊塞克湖附近；“Tachoroi”在索格底亚那；“Tocharoi”在巴克特里亚。他还正确地将上述现象同吐火罗人的迁徙活动联系起来(将吐火罗与月氏作为一个民族)。[12]
希腊人对吐火罗的认识最早主要是从他们西迁塞地(伊塞克湖)以后才开始的。吐火罗人越过锡尔河灭亡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世纪初期,古希腊文文献也注意到了在中国河西一带活动的吐火罗人。塔恩曾根据有无送气音,将希腊文文献中各种有关“吐火罗”一名的拼写形式分为三组:即“Tocharoi”或“Tachoroi”与“Takor(aioi)”,“Thagouroi”与“Tagour(aioi)”,“Thogari”或“Thogara”与“Tagorae”。希腊文文献中对“吐火罗”一名在拼法上的种种差异除了表明材料来源分属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外,多少也反映出希腊人乃至当时中亚诸民族对吐火罗人的来源、迁徙与分布等情况的认识是比较模糊与混乱的。但希腊文文献在西方首次对吐火罗的记载及称谓,却无疑对此后西方世界和中亚诸民族认识吐火罗人及吐火罗地方(吐火罗斯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3]
四、龟兹和焉耆的同名异译问题
耿世民认为，甘肃的姑藏(∗Kuzan)到新疆吐鲁番的古名“车师/姑师(∗Kushi)，到龟兹(Kuci)/库车(Kucha)/曲先(Küsän)(元代前后回鹘语的名称).乃至远至中亚费尔干(Fergana)的古都贵山(∗Kusan)城，再到贵霜(Kushan)/大月氏帝国，这些地名发音上的近似绝不是偶然的。耿世民认为，这与月氏的古音∗Kushi/∗Kusi/∗Kuti有一定关系。[14]
在汉语历代文献中，“焉耆”的记音有：焉支、燕支、烟支、胭脂、胭支、燕脂、烟肢、燃支、焉耆、焉提。“焉支”最早见于《史记•匈奴列传》，“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焉支山”是居住在该地的月氏命名的。地处西域的焉耆，汉唐时有三种写法:《两汉书》等为“焉耆”，《佛国记》等为“乌彝”，《大唐西域记》为“阿耆尼”。[15]
五、古代西域地名族名汉字译写的方法和技巧
研究西域历史最难处之一当是译名问题。不举上古或中古时代，仅就元代西域地名族名而言，正如钱大昕批评《元史》说：“明初史臣既无欧宋之才，而迫于时日，潦草塞责，兼以国语翻译，尤非南士所解，或一人而分两传，或两人而合一篇，前后倒置，黑白混淆，谬误相沿，更仆难数”(《元史本证序》)。钱大昕讲到廉希宪又名忻都，廉恂又名米只儿海牙时说：“以予博考二十年始知之，盖元史之难读，视他史尤甚也”(《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松江宝云寺记》)。元代文献中的非汉语译名存在着大量同人异名、同名异译，以及译名的讹、脱、颠倒等现象(有些是来自原文的语音差异或书写错误)，更何况这些人、地、部族、职官等专名来自蒙古、突厥、吐蕃、南亚以及西域多种语言，迄今仍有不少是中外学者都难以复原和解释的，明初南士对此自然更束手无策了。[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