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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古时代，中国东方的民族称为夷，西方的民族称为戎，南方的民族称为蛮，北方的民族称为狄。这就是所谓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王朝是商，商朝的最后一个国王就是纣。纣，原来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并且勇力过人。他早年曾亲自率兵东征，与东夷进行了一场长期的战争。他在军事上指挥有方，在作战中屡战屡胜，最后平定了东夷。扩大了商朝的疆土，获得了大批战俘与奴隶，同时也逐渐把商朝的文化传播到淮水与长江流域。然而，由于他的残暴腐败，横征暴敛，事情迅速发生了变化，最后使商王朝亡在他的手里。在平定东夷的长期战争中，消耗很大，加重了商朝人民的负担，人民已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了。纣王根本不顾人民死活，一味贪图享受，腐败却日盛一日。纣王如此腐败，惨无人道，人民反抗情绪日强。商朝江河日下之时，在它西边的一个部落却一天天兴盛起来，这就是周。与商纣王相反，当时周的国王周文王，禁止酗酒打猎，糟蹋庄稼；实行“裕民”政策，鼓励百姓劳动致富。周文王勤劳俭朴，穿着普通人的衣服，到田地上劳动，了解农夫的辛苦。这与腐化残暴的纣王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西周日益兴盛，文王决定讨伐商纣。他感到缺少有才干的人来帮他指挥作战，管理国家，就暗中留意物色。有一天，来到渭水之滨，看到一个老头儿正在那儿垂钓，大队人马经过，老头儿只当没看见，仍旧钓他的鱼。文王感到奇怪，就下车与老头闲聊起来。老者名叫吕尚，（吕是他祖先的封地）他本来姓姜，所以也叫姜尚。实际上他是一个精通兵法与治国大道的人。吕尚与文王纵谈天下大势，口若悬河，对治国要领，提出“三常”之说：“一日群以举贤为常，二日官以任贤为常，三日士以敬贤为常。”总之，是要重视人才，启用人才，才能富国强兵。文王听了高兴地说：“我先君太公预言，当有圣人至周，周才得以兴盛，您就是那位圣人吧，我太公望您久矣！”因为吕尚是文王祖父太公所盼望的人，于是人们称他为“太公望”；又因为他本姓姜，所以人们又尊称他为“姜太公”。这个故事，民间还传出一段佳话。据说姜太公因不满纣王的统治，隐居在渭水河边，常用无饵的直钩在水面三尺以上钓鱼，说：“负命者上钓来！”有人取笑他，他却说：“短竿长线守礌溪，这个机关哪个知，只钓当朝君与臣，何尝意在水中鱼？”这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句俗语的来历。文王访贤，启用姜尚；渭水垂钓，太公得志。自此，姜太公帮助周文王治理国家，打败西戎，消灭了附近几个敌国，把势力扩展到长江汉水流域，教化南蛮，取得当时天下的三分之二，对商纣都城朝歌展开进逼之势。但不久周文王因病逝世，大业未成身先死，他的儿子周武王继承了王位。武王拜吕尚为国师。一日，武王向姜太公问奖勤罚懒、令行禁止之道，姜尚回答说：“杀一人而千人惧，杀二人而万人惧，杀三人而三军振者，杀之。赏一人而千人喜，赏二人而万人喜，赏三人而一军喜者，赏之。令一人而千人得者，令人；禁二人而万人止者，禁止；教三人而三军正者，教之。杀一以惩万，赏一而劝众，此明君之威福。”武王心领神会，奖惩分明，精心治国，周朝更加壮大，灭商之势已成。武王九年，周兵开到孟津，天下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周武王在大会上发表了声讨纣王的檄文，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孟津之会”。姜太公对武王说：“办任何事情，先行后谋者败，先谋后行者成；天意都要给你你不取，反而要受灾祸；时候到了你不办，反而要遭殃。”武王听了，决意兴兵伐纣。武王十一年，武王命姜太公为元帅，统领兵车三百乘，虎贲（冲锋兵、猛士）三千人，士卒四万五千人，出兵东进。在距朝歌七十里的牧野，武王召开了誓师大会，历数纣王听信妇言、不祭祖宗、不任亲族、招集四方罪人与逃奴等罪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牧誓”。此举激起军民共愤，号召各路诸侯同仇敌忾，共同灭纣。西周及各路诸侯陈兵于牧野，吸引商军出都作战。果然，纣王听到消息，立即亲领七十万人马，到牧野迎战。他想，七十万人还打不过五万吗？但是，七十万商军中有一大半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和从东夷抓来的俘虏，他们平日受尽压迫和虐待，早就想造反了。当姜太公自作前锋，亲自率领虎贲和兵车冲击商军时，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纷纷阵前倒戈，掉转矛头，跟周军一起攻打商军。商军一下子土崩瓦解，姜太公指挥周军乘胜前进，一直攻入商都朝歌。纣王见大势已去，惶惶登上鹿台，放了一把火，蒙衣自焚而死。商王朝就此灭亡了。
2、武王伐纣的故事
武王伐纣的故事
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一个大事件。当时，周武王姬发与姜子牙率领数万虎贲杀到商朝首都朝歌之外。当时，商朝主力正在讨伐东夷，国都十分空虚。因此，纣王子受被迫武装17万奴隶，出城迎击周军。
然而商朝人对待奴隶一向严苛，动辄将他们杀死祭祀祖先和神明。很明显，这些奴隶绝不会为商朝卖命。因此到了战场上，奴隶们倒戈相向，带着周军杀入朝歌，纣王被迫自焚，而500年的大邑商就此灭亡。
为何说武王伐纣是一场开天辟地的事件?这是因为周朝全面改革了商朝残酷的制度，开始重视人的价值，不再进行大规模的人祭活动。可以说，这场战役是一场奴隶的解放运动。
另一方面，商朝的灭亡，代表着周朝礼制文明的建立。以血缘和周礼为纽带，周朝将大小贵族分封到全国，形成了夏君夷民的局面。随后，这些分封的诸侯不断向外扩张，最终连成一片，形成了今天中国的基本版图。可以说，直到今天，中国仍可以看到武王伐纣所带来的影响。正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然而，有一个问题却困扰了中国很久，牧野之战的确切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根据史书，中国有确切纪年的开端，是公元前841年。当年，发生了著名的“国人暴动”时间，周人不满周厉王的暴政，并将之逐走。而国政有周定公和召穆公共同执掌，史称“共和行政”。而共和行政，也是中国确切纪年的开始，从此以后，中华文明的记载就再也没有断绝过。
然而武王伐纣的确切时间在什么时候，大家就不是很清楚了，毕竟年代太久远，很多文献都散失了。同时经历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及项羽的火烧咸阳，史料更是所剩无几。因此在编纂历史时，司马迁只能将确切时间追溯到共和行政。再往前推，就无能无力了。
但是早在西汉时期，中国人就通过星相学，推算过武王伐纣的时间，应该是公元前 1122 年。近代学者梁启超则提出公元前 1027 年的说法。日本天文学家新城新藏提出武王伐纣应在公元前 1066 年。此外，还有唐兰的公元前1075 年说、丁山的公元前1029 年说、章鸿钊的公元前 1055年说。据不完全统计，对武王克商的年代至少有 44 种结 论，最早的为公元前 1130 年，最晚的为公元前 1018 年，前后相差 112 年。
由此可见，武王克商，到底在何时，已经困扰中国人多年。
但从刘歆以来，时间过了2000多年，事情却发生了转机。1976年，陕西省临潼县一个村民在耕田时，挖出一件精美的铜器。随后，这件事很快报备给了国家，考古专家立即赶到。经过现场检验，此物正是如今中国九大国宝之一——利簋，又名“武王伐纣簋”。
虽然时间过去了3000多年，但是利簋上的铭文仍然隐约可见，最终学者们释读如下：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看到这里，学者们发出惊呼声，此物居然是武王伐纣的直接证物，简直是国宝中的国宝。将金文翻译为现代文就是:
“周武王征伐商朝，在甲子日那天早上，天上有岁星的时候，咱们打了大胜仗，一晚上就占领了商的地盘。辛未(8天后)，王在管这个地方劳师上次，并将上好的青铜赐给右史，制作了礼器以纪念檀公。”
这里的“有事”其实指的是官名——右史。按照周朝官制，右史在君王身边记事，而这个右史名叫“利”，因此这个簋，也被称为利簋。至于所要纪年的檀公，指的是周朝祖先古公檀父。
除此之外，天文学家还从这短短的33个字中，解读出一个重大信息，那就是牧野之战的确切时间。
所谓“岁”，也就是“岁星”——木星的意思。“岁鼎”，也就是木星中天这一现象，这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天文现象。经过1996年国家重点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测算，商周之际的“岁鼎”，大概在公元前1046年。甚至，这个时间还可以精确到天，也就是1月9日。根据当时最先进的碳--14测定，也证明了这一点。
由此，由武王伐纣所引起的，长达2000多年的猜测终于画上了句号。而中国也由此得到了一个世界领先的纪录，那就是信史时间纪录。中国确切的信史时间，由公元前841年推到了公元前1046年。
反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他们没有我们中国人这样异乎寻常的“纪录癖”，导致他们的信史时间始终难以确认。此外，古埃及、印度、巴比伦文字很多都已无法释读，导致信史确认的时间变得更加困难重重。
而古希腊文明就太悲惨了，其文明只能追溯到公元前800年，还得加个“约”字。反观中国，即使在利簋研究实现重大突破前，信史时间就是公元前841年。直到公元前499年，希腊才有确切的文字记载。
即便如此，西方学者还曾倨傲地否定中国文明，在甲骨文发现以前，甚至连商朝都不承认，更何况夏朝和三皇五帝时期。而利簋的发现，无疑打了西方学者的脸，狠抽了所谓西方中心主义。
如今利簋存放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禁止出境展出的文物。因为它不仅仅只是个做工精美的国宝，而且还是一个记录中国重要时间节点的“日历”。它的存在不停地提醒着我们，咱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有多么伟大，中华文明有多么源远流长。
武王伐纣的故事
“武丁中兴”之后，又过了一百多年，王位传到了帝辛手中。帝辛是商朝最后一个王、周武王灭商时，他纵火自焚而死，周武王给他定谥号为“纣”，意思是昏庸残暴的王，因此后人也称他为“纣王”。
纣王从小天资聪颖，勇武过人，能徒手与野兽搏斗。他还亲自领军打败了侵占商朝的东夷各部，把商朝的疆土开拓到东南一带，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帝王。可到了后来，他变得骄傲起来，甚至比夏桀还要昏庸残暴。
他让人在王宫里挖了一个大池子，里面灌上美酒，叫作“酒池”，又叫人在王宫花园里种上一片树，把肉干挂在里面，叫作“肉林”。他和妃子们在酒池肉林里追逐嬉戏，渴了就喝酒池里的酒，饿了就摘肉林里面的肉吃。
他嫌现在的都城规模太小，配不上他的功业，就动用了成千上万名奴隶和工匠，将洙都扩建成自己的游乐园，改名为“朝歌”，还修建了一座豪华壮丽的高台楼阁，叫作“鹿台”，供自己和妃子们享乐。商朝有很多残酷的刑罚，纣王用种种酷刑处死了很多劝谏他的.大臣，其中最著名的是炮烙：把一根粗大的铜柱横架起来，下面点起炭火，把铜柱烤得通红，让犯人赤脚在铜柱上面来回行走，犯人往往会因为疼痛难忍，跌落在炭火中，被活活烧死。
就在纣王只顾着纵情享乐的时候，商朝西边的一个诸侯国周国也逐渐兴盛起来。周国的王叫姬昌，纣王封他为西伯侯，封地在西岐（今陕西西安西北一代）。姬昌仁慈爱民，西岐境内，百姓安居乐业，一片安定繁荣的景象。时间一久,姬昌的名声越来越大,商朝百姓、朝中大臣因无法忍受纣王的残暴,都逃跑去了西岐。
崇国与周国临近，崇国的王崇侯虎是纣王的死党，他把这些情况告诉了纣王。纣王大怒，派人召姬昌到朝歌，不由分说，把他抓了起来。姬昌的大儿子伯邑考为了救出父亲，不顾大臣阻拦，跑到朝歌向纣王求情，也被纣王抓了起来。
姬昌被关进牢里，并没有闲着，而是精心研究上古圣人伏羲留下的先天八卦，把八卦演绎成六十四卦，写成了《周易》-书，流传出去后，被百姓夸为圣人。这事传到纣王耳朵里，纣王气坏了，就把伯邑考杀死做成肉羹，派人送给姬昌吃。姬昌一见就猜到了是怎么回事，为了不引起纣王的怀疑,就吃掉了。等人走后，立刻将肉羹吐出，大哭起来。纣王得意地笑了：“我听说圣人都能未卜先知，他吃了自己儿子的肉也不知道，看谁还敢说姬昌是个圣人！”
姬昌被纣王囚禁了七年，周国的臣子想尽了办法，终于用美女、名马、珍宝等赎回了姬昌。姬昌回到西岐后，深知纣王已经失去民心，于是决心讨伐纣王。他任用姜尚等治国奇才，发展生产，训练兵马，没过几年国力就强盛起来。姬昌又暗中鼓励一直对商朝时附时叛的东夷再次起兵造反，商朝于是和东夷展开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战争。商朝最后虽然赢了战争，但旷日持久的征战也让商朝元气大伤。
姬昌本想趁机发兵讨伐纣王，却不幸生病去世了，他的二儿子姬发继承了王位,就是周武王。周武王即位后,在姜尚、周公旦、召公等大臣的辅佐下,继续推行周文王的政策，打算实现父亲伐商的心愿。
为了检验周国的号召力，周武王祭祀过周文王后，率领大军向东进发,直指朝歌。当大军到达黄河南岸的孟津时，闻讯赶来与他们会合的诸侯竟然有八百多个。周武王和姜尚十分谨慎，两个人商量后，认为商朝朝廷里仍有忠义之士，灭商时机不够成熟，于是把大家劝了回去，然后率军返回了周国,但他们对伐商更有信心了。
公元前 1046 年，纣王杀了触怒他的忠臣比干，囚禁了反对他的箕子，主管祭祀的太师眼看纣王已无可救药，干脆带着祭祀的宝器逃跑了。消息传到周国，周武王同时收到密报，说商朝大军在外征战，都城防御薄弱，他认为灭商的时机成熟了，立即率领大军向朝歌进军。
周国与各诸侯国军队再次在孟津会合，很快打到了离朝歌只有七十多里的牧野。这个时候纣王的主力还在东南打仗未归，纣王只好匆忙将十多万东夷战俘及奴隶临时武装起来，亲自领兵应战。
牧野之战打得异常惨烈，可没有经过训练的乌合之众哪里打得过姬发的精兵。纣王见大势已去，便逃回了朝歌，穿上镶满珠宝的宝衣，登上高高的鹿台，叫人点上一把大火，投火自尽了。商朝五百多年的基业，也随之化成了灰烬。
周武王灭商后，建立了周朝，定都镐京，史称“西周”。
武王伐纣的故事
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一个大事件。当时，周武王姬发与姜子牙率领数万虎贲杀到商朝首都朝歌之外。当时，商朝主力正在讨伐东夷，国都十分空虚。因此，纣王子受被迫武装17万奴隶，出城迎击周军。
然而商朝人对待奴隶一向严苛，动辄将他们杀死祭祀祖先和神明。很明显，这些奴隶绝不会为商朝卖命。因此到了战场上，奴隶们倒戈相向，带着周军杀入朝歌，纣王被迫自焚，而500年的大邑商就此灭亡。
为何说武王伐纣是一场开天辟地的事件?这是因为周朝全面改革了商朝残酷的制度，开始重视人的价值，不再进行大规模的人祭活动。可以说，这场战役是一场奴隶的解放运动。
另一方面，商朝的灭亡，代表着周朝礼制文明的建立。以血缘和周礼为纽带，周朝将大小贵族分封到全国，形成了夏君夷民的局面。随后，这些分封的诸侯不断向外扩张，最终连成一片，形成了今天中国的基本版图。可以说，直到今天，中国仍可以看到武王伐纣所带来的影响。正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然而，有一个问题却困扰了中国很久，牧野之战的确切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根据史书，中国有确切纪年的开端，是公元前841年。当年，发生了著名的“国人暴动”时间，周人不满周厉王的暴政，并将之逐走。而国政有周定公和召穆公共同执掌，史称“共和行政”。而共和行政，也是中国确切纪年的开始，从此以后，中华文明的记载就再也没有断绝过。
然而武王伐纣的确切时间在什么时候，大家就不是很清楚了，毕竟年代太久远，很多文献都散失了。同时经历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及项羽的火烧咸阳，史料更是所剩无几。因此在编纂历史时，司马迁只能将确切时间追溯到共和行政。再往前推，就无能无力了。
但是早在西汉时期，中国人就通过星相学，推算过武王伐纣的时间，应该是公元前 1122 年。近代学者梁启超则提出公元前 1027 年的说法。日本天文学家新城新藏提出武王伐纣应在公元前 1066 年。此外，还有唐兰的公元前1075 年说、丁山的公元前1029 年说、章鸿钊的公元前 1055年说。据不完全统计，对武王克商的年代至少有 44 种结 论，最早的为公元前 1130 年，最晚的为公元前 1018 年，前后相差 112 年。
由此可见，武王克商，到底在何时，已经困扰中国人多年。
但从刘歆以来，时间过了2000多年，事情却发生了转机。1976年，陕西省临潼县一个村民在耕田时，挖出一件精美的铜器。随后，这件事很快报备给了国家，考古专家立即赶到。经过现场检验，此物正是如今中国九大国宝之一——利簋，又名“武王伐纣簋”。
虽然时间过去了3000多年，但是利簋上的铭文仍然隐约可见，最终学者们释读如下：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看到这里，学者们发出惊呼声，此物居然是武王伐纣的直接证物，简直是国宝中的国宝。将金文翻译为现代文就是:
“周武王征伐商朝，在甲子日那天早上，天上有岁星的时候，咱们打了大胜仗，一晚上就占领了商的地盘。辛未(8天后)，王在管这个地方劳师上次，并将上好的青铜赐给右史，制作了礼器以纪念檀公。”
这里的“有事”其实指的是官名——右史。按照周朝官制，右史在君王身边记事，而这个右史名叫“利”，因此这个簋，也被称为利簋。至于所要纪年的檀公，指的是周朝祖先古公檀父。
除此之外，天文学家还从这短短的33个字中，解读出一个重大信息，那就是牧野之战的确切时间。
所谓“岁”，也就是“岁星”——木星的意思。“岁鼎”，也就是木星中天这一现象，这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天文现象。经过1996年国家重点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测算，商周之际的“岁鼎”，大概在公元前1046年。甚至，这个时间还可以精确到天，也就是1月9日。根据当时最先进的碳--14测定，也证明了这一点。
由此，由武王伐纣所引起的，长达2000多年的猜测终于画上了句号。而中国也由此得到了一个世界领先的纪录，那就是信史时间纪录。中国确切的信史时间，由公元前841年推到了公元前1046年。
反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他们没有我们中国人这样异乎寻常的“纪录癖”，导致他们的信史时间始终难以确认。此外，古埃及、印度、巴比伦文字很多都已无法释读，导致信史确认的时间变得更加困难重重。
而古希腊文明就太悲惨了，其文明只能追溯到公元前800年，还得加个“约”字。反观中国，即使在利簋研究实现重大突破前，信史时间就是公元前841年。直到公元前499年，希腊才有确切的文字记载。
即便如此，西方学者还曾倨傲地否定中国文明，在甲骨文发现以前，甚至连商朝都不承认，更何况夏朝和三皇五帝时期。而利簋的发现，无疑打了西方学者的脸，狠抽了所谓西方中心主义。
如今利簋存放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禁止出境展出的文物。因为它不仅仅只是个做工精美的国宝，而且还是一个记录中国重要时间节点的“日历”。它的存在不停地提醒着我们，咱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有多么伟大，中华文明有多么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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