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人早在三千年前就开始酿酒，并且直到现在从未中断；但是在这里，饮酒这件事却不如造酒那么简单。

“理论上讲，酒在埃及是不存在的，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 开罗私人酒厂尼罗河库鲁莫（Kouroum of the Nile）的经理什克尔·纳瓦尔（Shaker Nawal）坦白道。

这个显而易见的冲突反映了酒在这个穆斯林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埃及人早在三千年前就开始酿酒，并且直到现在从未中断；但是在这里，饮酒这件事却不如造酒那么简单。在死亡之神奥西里斯（Osiris）的守卫下，古埃及人用丰美的发酵面团制作出了醇香的啤酒。面团经过烘焙和碾碎，用滤网过滤掉水分，再经发酵，最后用枣或者麦芽调出风味。这种酒是吉萨高原劳工们日常的主食之一，它富含营养，让人们保持持久的体力，创造出伟大的文明。

伴随着阿拉伯人对埃及的入侵和伊斯兰教的传入，对饮酒的宗教禁令随之而来。埃及人喜欢酒 —— 他们对酒的热爱在以往的各种艺术作品中都有所体现，而新的统治者信奉伊斯兰教对此耿耿于怀。但酒对阿拉伯人来说不是舶来品，著名的宗教人物，比如第二任哈里发奥马尔?伊本?卡达波（Omar Ibn Al Khattab），还有先知的伙伴，据说都是饮酒的。

19世纪末期，东方学专家爱德华·威廉姆·雷恩（Edward William Lane）记录了 “boozah” 的存在，那是一种在街道上出售的用大麦面包制成的酒；他还记录了饮酒在埃及的暗地流行。“葡萄酒和所有的含酒精饮品是被明令禁止的，因为酒被视为万恶之源，对人毫无益处，但是现在很多穆斯林都在私下里喝葡萄酒、白兰地等，他们认为适量饮酒并没有罪，他们只是不敢在大庭广众下这么做。”如今，开罗的酒文化呈现不同的形态 —— 从地下和禁忌到开放和国际化，酒精在这个国家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城市中，时髦奢华的餐厅，潮人扎堆的夜店，古色古香的酒吧（有的陈旧破败，有的艳俗西化），以及狭小隐蔽的酒铺无不展现了埃及与酒扯不断理还乱的关联。

在开罗的高档区域，比如扎马雷克、迈哈迪和赫利奥波利斯，入场费200埃及镑（26美元）的英式酒吧和有空调的酒铺受到人们的喜爱。埃及的社交规则是，人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在富人区买酒和喝酒，而在吉萨和沙德仄纳这样的贫民区或者中产阶级住宅区，买酒跟买卖毒品一样危险。

“在扎马雷克，不是所有的顾客都是自由的。” 扎马雷克一家成功酒铺的经理萨姆门（Samman）解释道。斋月开始的前一天也是酒铺一年当中最忙的日子，光顾萨姆门酒铺的顾客都满载而归 —— 葡萄酒瓶乒乒作响，还有成箱的啤酒。但有例外，有人为了不碰酒，会要求引导员把装有酒瓶的袋子放到他的车上。有的人可以毫不顾忌地拿着酒穿梭在街道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会把酒装在有水的箱子里或者黑色袋子里。即使在买酒不成问题的富人区，嘴上说着 ‘真主伟大’ 的顾客还是会选择做出桌下交易的样子，把酒装进塑料袋里。”

埃及人对酒的保守态度也源自埃及严苛的限酒令。埃及禁止在公共场所或商店买卖酒和饮酒（旅游部长批准的酒店和旅游场所除外），但法律并没有成功地限制酒店场所外的酒水交易，反而阻碍了酒产业的发展。对于酒铺，零售店、酒吧和三星酒店来说，获得酒牌几乎不可能。

埃及的酒吧目前使用的是几十年前的酒类执照，“当时办理执照还是容易的。” 位于开罗多基地区的国王酒店的经理奥萨曼·默罕默德表示，“但现在一家三星级酒店办酒牌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获取酒牌的过程既复杂又略显神秘，这让酒水产业在埃及裹足不前。

啤酒是在埃及最受欢迎的酒，占酒类消耗量的54%。成立于1897年的金字塔饮品公司（Al-Ahram Beverages）垄断了埃及的制酒行业。金字塔公司在1963年国营化，获得了必需的生产和经营许可，成为现在埃及制酒业的龙头。但金字塔的唯一竞争者埃及国际饮料公司（EIB）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作为一家私立企业，埃及国际因为零售执照的问题在开拓市场方面苦苦挣扎；对酒类广告的禁止也让制酒业很难去除饮酒这一行为所带有的不光彩感，埃及国际就深受其害。

“在七十年代，酒产业开始受到一些限制，国家颁布了法律禁止更新和发放执照，并禁止酒类广告。” 金字塔公司的媒体负责人夏姆斯·伊维斯（Shams Eweiss）如是说。到八十年代，金字塔公司在私有化后，为了应对国家对酒类的保守态度而发行了一种软饮料。虽然金字塔公司拥有明显的市场优势，“但在获得执照方面，跟四五十年代相比，我们仍然感到诸多限制 —— 当时饮酒可是文化的一部分。”

对饮酒的态度转向保守的节点是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统治的上世纪七十年代 —— 1973年，埃及把禁止在斋月和穆斯林节日期间向埃及人出售酒类写进了法律，而埃及人口中有10%的基督徒。埃及是穆斯林国家酒基本上是禁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