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作俑者 其无后乎（“始作俑者”到底指的是什么样的人？）
关于“始作俑者”这个说法，最大众的表面理解可能是“某些事物或行为的开创者”。仅从这个理解来讲，这四个字，似并无褒贬倾向。
说“最大众”，其实，“始作俑者”这四个字，在今时快餐文化语境中，已很鲜见，鲜见到怎么都像是跟“大众”二字扯不上关系；只不过在有些推文中还偶尔会被引用；其中有些引用，后面还跟了四个字——其无后乎；合起来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能引用出4+4一共八个字的笔者，引用的意图，大概是想表达对于坏人坏事的“开先河”和“底线再降”的憎恶、咒骂。将这个意图“反接”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对这八个字的解读，应该是：最开始作俑的人，断子绝孙（无后）。
这个解读，或许是公共层面上最权威或说最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基于这个解读，“始作俑者”所指代的，可以说成是“第一个做某种坏事的人或恶风劣俗的创始者、首倡者”。反正，搜索引擎查到的，基本就是这意思。
但是，真的是这个意思吗？有没有可能，还有其他说法？
虽然，“始作俑者”作为几乎可以认为是“古文”的词汇，现今已近乎绝迹；说起来，非要究竟出到底几种意思，没大的意义。可问题是，一旦被引用，就可能还挺“要劲儿”。所以，稍许搞搞清楚，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必要。
孟子
（一）出处和三种不同的释义能在文字中运用“始作俑者”的，尤其是能引用“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八个字的，如果被问到这话从哪儿来的，十有八九会脱口而出答道：“孔子曰。”但是，大概齐，在我们今天能找到的可基本确信是“孔子曰”的那些话里，并找不到。这个其实是孟子说的。不是“孟子曰”，而是孟子说的这话是“孔子曰”。
有点儿绕哈。
直说——这话，出自孟子的著述。具体讲，是《孟子·梁惠王【上】》有言——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翻译成今天的语言，意思大致是：孔子说过，首先开始用俑的人，他是断子绝孙、没有后代！用人形的土偶来殉葬尚且不可，又怎么可以让老百姓活活饿死呢？
这话，不客气地讲，有那么点儿没逻辑——“用俑”跟“断子绝孙、没有后代”怎么扯的先不说，跟“让老百姓活活饿死”，有什么必然联系么？
这样子的疑问，在我们这个充满“权威崇拜”的民族而言，可能显得大逆不道了——孟子都那么说了，你算老几啊，敢说没逻辑？！你以为你是谁呀？逻辑么？
甚或，放在当下，弄不好还会有充沛的爱国者说：逻辑这个破玩意，是西方来的，是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是错谬和反动的。所以，你的“逻辑”，不可以拿来忖度我们民族伟大思想家孟夫子的话。
好吧，那就先把逻辑及其相关疑问暂放一边儿，回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八个字。上面讲的“首先开始用俑的人，他是断子绝孙、没有后代”可能算“最权威”的释义；但的确，在网上随便可以查到的，就还有另两种释义，中国字的，八成可勉强算是我们民族的吧。
另两种释义中第一种的大意是——最开始用俑（人形俑）作殉葬品的人，将古老的“人殉”做了“模拟化”的“改造”，即以人形俑像代替真人；这与周朝以来崇尚的“人主”道德精神相冲突，是对旧时代（商代）的坏事情、不合理制度的“变通式继承”。照这样下去，后人怎会不效仿！照这样下去，未来，在别的许许多多事情上，难道就不会也发生这样实质上是倒退历史的情形吗？！
在这种释义中，“无后”二字的意思，更该是“后面没有”、“以后不会”；因而“其无后乎”也会写做“岂无后乎”。不管怎么写，都是类似意思，跟“断子绝孙”挨不上。
还有一种“另类”释义，跟“权威”的理解刚好相反，不是谴责、批评，而是褒扬、肯定——最开始作俑的那个人哪，后面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你啦。
这种释义的理据是：在孔子所处的周朝后半期（东周）之前数百年及至近千年前的奴隶制的商朝，盛行用人殉葬的“人殉”制度，即将人杀死，以其尸体作为死者的殉葬品，或干脆将活人与逝者同葬，将其活埋致死。
周朝立国之初（西周），废止了这种按今天话讲是“反人类”的残暴制度，改用草木制作的人形物件替代真正的人，用作殉葬，并将这种做法以“礼”的形式确立下来（这里说的“礼”，很大程度上，意思跟今天的“法律法规”差不多。周朝初建时，“法”字的含义，跟今天的“法律法规”基本不沾边儿）。这种替代方案，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是非常伟大的进步！伟大到未来恐怕没什么别的“礼”能超越它了！
（二）很可能是与“权威”反义的褒扬肯定之语笔者认为，上述三种或权威或不够权威的释义中，最后一种也就是认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话是褒扬、肯定之意的释义，或许更“通”。
这个认为的基础，是那八个字真的是孔子说的，而不是孟子借孔子名义说的。
前面提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出现在《孟子·梁惠王【上】》，至少今人更认定的出处，是这个；而《梁惠王【上】》，跟收入《孟子》的一些篇章类似，是我们今天叫做“访谈录”或“语录”的东东，而不是“著述”。孔子的《论语》，也属此类。
相比包括孟子在内的诸子百家，孔子更是“教育家”。或者也可以说，孔子首先是教育家，其次才是思想家。是以，孔子的学术轨迹，更是沿着“诲人”线路，其思想，倾向于对于“后生”和“浅知者”的启蒙与意识引导，表现形式，更会偏重口头而非文字著作。或许，在某个时候、某种场合下，他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话；但无论什么时候，都肯定是他在生的时段内，也就是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的这个期间；保守推想，更可能是在他的“后半生”也就是公元前520亦或再晚到公元前479年他去世期间。
孔子出生四十年前（公元前591年），“春秋五霸”最后一位的楚庄王病逝；历史地看，“霸主”时代结束了；可对当世的“现实”而言，“接力”般历时百来年的“五霸”时代，致使“正统”的周王朝名存实亡，如史籍所言“王室衰微，令出于伯”（“伯”通“霸”），大小诸侯，有“五霸”做“榜样”，纷起“僭越”之心，肆意膨胀，全不把“天子”放在眼里，相互征伐不休，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更使广大民众陷入贫苦、灾难和愈发的蒙昧。
孔子就是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出生、成长的。在他的认识里，欲解救贫苦与灾难，最为关键的，是要让更多的人“有知”，继而觉醒，继而形成合力，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而就他的时代所决定的“眼界”而言，那个和谐的社会秩序，可以以传说中西周王朝建立之初及紧随的“成康之治”时代（约为公元前1046～公元前996年）为楷模，也就是孔子所言“吾从周”的“周”。在那个孔子认为算是“理想国”的时代，一个很重要、很凸显、很显“人文光辉”的标志，便是“废人殉”，即以“国家法令”形式废除以真人殉葬的制度。
或许，“废人殉”，并没有谁规定以“俑”代替真人，但为圆“往生”的理念，有人聪明地想到用人形物件“模拟”真人，用作给尊贵的逝者殉葬。这份聪明，在今天的我们甚至比孔子只晚了百多年的孟子那个时代的“智者”看来，是对旧的坏习俗的妥协，是不积极的，甚至愚昧的、冥顽的；可相比于用真人殉葬的商代，那是对于人的生命价值的提升，是对于生命权的尊重和珍爱，具有划时代般的意义！
然而，这个了不起的“进步”及其所标志的“理想国”，却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和“五霸”的崛起而崩摧，而惨遭践踏。简直可以说，相比“始作俑”的“周”，后来的几百年，是历史的倒退！一心执念“复礼”、“从周”的孔夫子，应该会想：早几百年前就有“作俑”这样天才而仁慈的举措，后面却越来越抽抽，再没有那样的积极事件，实在悲哀。这么想着，他可能就跟听他教诲的年轻人慨叹——第一个想到用俑替代真人殉葬的人，是何等聪明、仁慈、勇敢，后世恐怕再没那样的人啦……
（三）孟子的“借喻”如前所及，《孟子》一书中有不少篇章都类似《论语》，并非潜心的“著述”，而只是对口头言论的记录，其中《梁惠王》（包括“上篇”和“下篇”），可谓典型，主要是对孟子与“梁惠王”谈话的记录。
梁惠王名叫“魏罂”，是战国时代新兴诸侯国“魏”的第三代君主，也是魏国的第一位“王”（前两代没称王，是为“文侯”、“武侯”），在位五十多年，死后谥为“惠”，正式史籍上称之为“魏惠王”。“梁惠王”是其“别称”，由来是他在位期间，将国家（魏国）的都城由“安邑”（大约在今山西省夏县一代，据传是古代“夏”的故都）迁到了黄河沿岸的“大梁”（大约在今河南省开封市一代），并在有生之年，把大梁建设成了当时最繁华的城市；将其称为“梁惠王”，大概是有纪念他与“大梁”之间关系的意思。
魏惠王或称“梁惠王”魏罂，可以说有一些治国治军才能，但并不属于开创型领导者，生性又有点儿好大喜功。他在位前期，魏国是众多诸侯国中最强大、最富庶的；新都大梁，沿黄河，不设过于严谨的城防，是空前开放、繁荣的大都会；魏罂本人，很喜欢八方来客、诸侯仰视的感觉，也乐得摆出礼贤下士、招揽英才的样子。齐国“鸿儒”孟轲（孟子）的造访，据说就是应他本人的诚挚邀请。
如果说孔子首先是“教育家”，那么孟子最主要的“定位”，就应该是“政治活动家”。虽说是秉承了孔子的儒学衣钵，但孟子的思想，随着时代变迁，跟孔子很是不同——孔子主张“启蒙”，而孟子却强调统治者的“自谨”、“自律”；孔子倡导“有教无类”，孟子立意“民贵君轻”（原话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孔子信念“克己复礼”、“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则说“舍生取义”、“纵千万人，吾往矣”；孔子祈盼“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孟子开出的“救世良方”却是“定于一”（大一统）……
这样看去，后世叨咕两千多年的“孔孟之道”的说法，恐怕有点儿毛病——是孔子和孟子思想的“合并”还是孔子和孟子思想的“共同脉络”？要说“脉络”，孔、孟，恐怕除了“入仕以济世”，没多少趋同性；要说“合并”，却又是以谁为主？或说以谁为“世界观”的核心，又以谁为“方法论”的指导？
应该说，作为“政治活动家”，孟子对如日中天的魏国及其至少在早期很显“英主”风范的王者魏罂，很是看好。但是，一见之下，恐怕就多少有点儿打折扣。再多些相处下来，很可能就会感到失望了——魏王罂，不仅好大喜功，而且刚愎自用。本文最前曾引用《孟子·梁惠王【上】》——
提到饿死“斯民”，以当时魏国的富庶，人民虽肯定仍很疾苦，但“饥而死”的情况，还真未必有多普遍，多频仍；拿“饥而死”说事儿，恐怕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思想的体现——别瞧你今天蹦得欢，当心秋后拉清单。现在你的魏国看上去满不错，但有些问题不觉醒、不提早预防和解决，累计下去，会是饿殍遍地、民不聊生的惨景。这就好比“仲尼”说的“始作俑者”，别瞧好像当时有那么点儿积极意义，可时代变迁下来，那就成为了消极，成为了阻碍进步的绊脚石，结果就是“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语境上讲，若求“解通”，“其无后乎”好像也不应该是断子绝孙一类的意思。照笔者看，肯定不是那意思。因为，那时候，断子绝孙这档子事儿，是要说“无嗣”、“绝嗣”的；“无后”的说法，后来才有。
这么一倒腾，也可以推想：孟子跟梁惠王提“始作俑者”，该是对他认为是出自孔子的言论的“与时俱进”的“借喻”。
如是，可否认为，孟夫子在他那个时代，就懂得“活学活用”和“批判地吸收”了呢？
如是，该不该惕省，今天的我们，实在不应在“辨证”这回事上输给两千多年前的孟夫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