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刺史（唐代刺史的品级、职权，以及与藩镇的关系）
有唐一代，州的长官叫刺史，是高层官员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在两《唐书》、墓志和碑刻等文献中，其出现频率非常之高，几乎随处可见。即如我们熟悉的唐代大诗人中，张九龄、岑参、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柳宗元等人都做过这个官职。
唐太宗认为，刺史“堪养百姓”，“治人之本，莫如刺史最重也”。中央集权的体制基石，在于郡县制，刺史作为一州之长，作用当然极为重要。也正由于此，若对唐代刺史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对理解唐代政治大有裨益。
品级、仕途前景、俸禄唐代地方行政中，全国划分为三百多个州，每个州都有等级，而刺史的官品，与所任州的等级息息相关。换言之，并非每个州的刺史品级都一样。
唐代的州制比较复杂。根据《通典》记载，唐代除了在全国具有战略意义的五十七州设置大、中、下都督、都护府外，其余二百余州则按不同的方式来划分。首先划出京都及行在府，如京兆、河南、太原等府，虽然称为“府”，但与州是同级行政单位，通俗来讲，这种“府”算是等级最高的“州”，其长官也不叫刺史，而称为尹。由于这种府级州的特殊性，故本文不拟讨论。
剩下的州，则同时按两种标准来划分。一种依据它们跟京城长安的远近，以及战略、经济地位等因素，分为辅、雄、望、紧等；一种则依据人口多寡，分为上、中、下州。比如华州，其定位为“上辅”，意谓按人口属于上州，按战略等因素则属辅州。而唐代刺史的品级，只按上、中、下州来分，其中上州刺史为从三品、中州刺史正四品上、下州刺史正四品下。
虽然不论三品还是四品，从品级上来说，都算是高级官员，但上州刺史和下州刺史，其官场地位、仕途前景、俸禄待遇却是千差地别。甚至同级别（按人口分）州的刺史，由于州的地理位置不同，其刺史的含金量也不尽相同。
一般而言，出任上州刺史者，通常年龄都比较大，饱经历练，能力出众。他们前途光明，有很大机会升为郎官或观察使。其中郎官往往是升为宰相的必经之路。下州刺史要么年轻资浅，要么出身平庸，甚至岭南、黔中、福建等偏僻下州的刺史，往往以贬官者居之。比如柳宗元被贬的柳州，韩愈被贬的潮州，刘禹锡被贬的朗州，这些下州全是穷极僻左之地，州县残破，户口凋零，虽然名分上是正四品下的一州刺史，却又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也不是说出任下州刺史便仕途暗淡，因为唐人任官，一般都得按部就班。年轻时出任中下州的刺史，是合理自然的事，也是一种必要的磨练。但若一直在偏荒的穷郡下州打转，或者年过50，依然在任下州刺史，那就有些不得意，有些悲凉了。
玄宗开元以前，地方官的俸钱，由国家财政拨借给州县一笔“本钱”，称为“公廨本钱”，令州县自行派人经营高利贷，其所得利钱，便用以支付州县官员的俸钱。由于各州县的每月利钱所得，丰厚不同，刺史的俸钱也会因各州的条件不同而有差异。有理由相信，经济富裕之州，利钱更为丰厚。
开元以后，地方官的俸钱有了定额，具体到刺史而言，上州刺史为每月八万文，中下州刺史的俸钱，因从未见有文献上的定额，不得而知。不过，即使是上州刺史的八万文月俸，也只不过是纸面上的法定俸钱，刺史另外还有不少朝廷默许的灰色收入，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一文中，有一个结论：
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
这份灰色收入，很大部分来自两税中“留州”部分的税钱（实行两税法之后，地方赋税分为三份，一份上供朝廷，一份给节度使，一份各州自留）。显而易见，税赋大州和穷僻下州的刺史，可以得到的灰色收入，必然大不相同。
总而言之，要评估唐代某一刺史的品级、仕途前景、俸禄，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他是在怎样等级与地理位置的州任刺史，而不能一视同仁，否则如雾里看花。
征收赋税，职务之首唐代刺史的职务非常繁杂。白居易为苏州刺史时，说自己：
朝亦视簿书，暮亦视簿书；簿书视未竟，蟋蟀鸣座隅。
具体而言，刺史有五大职务：第一，征收赋税，以及分配徭役；第二，维持州内的法纪和治安；第三，主导州内的大型建设工程，如兴修水利，兴建学校等；第四，巡视治下各县，考核各县官吏；第五，教化百姓。此外，还有向百姓宣谕朝廷重大事项，向朝廷申报忠孝节烈等等事情。
这些事务之中，又以征收赋税为重中之重。柳宗元在给饶州刺史元洪的信中，赞扬元洪：“不惟充赋税养禄秩足已而已，独以富庶且教为大任。”可为明证。韩愈当年贬官为潮州刺史，有一次正逢大雨，他跑去祭大湖神。因为他担心天若再下大雨，破坏农作物生产，“农夫桑妇将无以应赋税”，而百姓交不出赋税，便是“刺史失所职也”。可见，刺史最基本的使命，就是收税。
刺史的年终业绩考核，也正是以税务业绩为主要评量标准。唐代的户部，每年都会对各州所应上缴的赋税有一个预算，刺史需要在限期内（一般在秋冬两季），足额上缴。如果达不到朝廷所定的税额，考评不好自不必说，甚至会遭到惩罚，这在唐代皇帝登基或改元时所发出的德音和赦文中，屡有提及，具体案例也不少。
其最精彩著名者，莫过于德宗朝知名大儒阳城。他出任道州刺史时，由于不愿催促穷苦百姓交税，导致“赋税不登”，被顶头上司观察使责备多次，阳城索性自我写了个考评：“抚字心劳，征科政拙，考下下。”观察使派判官来督促他上缴他州内的赋税，阳城还以为是来治他罪的，“自囚于狱，不敢出”。《顺宗实录》卷四：
观察使尝使判官督其赋，至州，怪（阳）城不出迎，以问州吏，吏曰：“刺史闻判官来，以为己有罪，自囚于狱，不敢出。”
刺史的首要任务，之所以是征收赋税，乃是因为地方对中央最切实、最有价值的贡献，便是上缴赋税，这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为朝廷命脉，自然是一等一的大事。至于刺史的其他职务，看似与收税无关，实则不然：维持治安，百姓才有稳定的生产环境；教化百姓，百姓成为顺民，才会专事生产而不作乱。这也就是说，刺史的所有职务，其最终目的，便是盼望子民能交上足够甚至超额的税，为宦绩添金，谋求高升。如果能顺带提升百姓生活水平，那更是皆大欢喜。
中央与藩镇博弈的焦点唐前期，在地方行政区划上，实行州、县二级制，虽然在一些州之上，还设置有都督府，这种都督府一般也“统领”几个州，但都督府并非高一级的行政区划，各州在行政区划上依然直属朝廷。都督府与下属各州的关系，仅表现为都督府拥有对属州的监察权及部分军事管理职能，而对于属州的行政事务无权干预，各州享有独立的行政权力。
值得说明的是，都督府的治所，或者说都督府的官署，设置于某个下属州，那么这个州的刺史，便由都督兼任。比如幽州都督府，统领幽、易、燕、平等州，由于治所在幽州，幽州刺史便由幽州都督兼任，这类官衔的全称应当为“使持节都督XX州诸军事、某州刺史”。
随着节度使、观察使的兴起，都督逐渐被取代，但不论是节度使还是观察使，例必兼任治所州的刺史。在节度使、观察使兴起之初，刺史的独立行政权并无改变，因为此时的节度使，仅仅是军事机构，观察使也只是监察机构。但随着一些藩镇势力的逐渐扩大，部分藩镇开始管控所属州县的行政事务，藩镇逐渐演变为州之上的新一级行政区划，形成道、州、县三级体制。
这种行政区划的改变，导致刺史的地位与职权也发生了变化。其中藩镇治所所在的州郡，因刺史由节度、观察使兼任，其地位、职权自然大为提升；而藩镇治下州郡的刺史，地位与职权却大为下降。他们唯藩镇之命是从，如果不服从命令，要么被藩镇排挤走，要么被藩镇派人直接接管事务，彻底将其架空，白居易有云：
今县宰之权，受制于州牧；州牧之政，取则于使司：迭相拘持，不敢专达；虽有政术，何由施行？
朝廷既没有足够的军事控制权，又失去了对地方的直接控制，藩镇问题随即显现。唐代统治者很快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一直在试图恢复刺史相对独立的行政权，甚至给予刺史军事权力，希望重新实现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如果藩镇下的各州刺史，有了独立行政权甚至军事权，藩镇权力自然被分割。说白了，就是在变相削藩。
此举自然遭到了藩镇或明或暗的抵制，朝廷虽然煞费苦心，在宪宗时期也取得一些成果，但刺史受制于藩镇的状况，终究积重难返。
莅政态度刺史于国家统治而言，虽然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其品级也甚高，但唐代社会有个习气，皆以担任京官为荣，而普遍不愿出守州郡，《旧唐书·韦嗣立传》：
朝廷物议，莫不重内官，轻外职，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诉。
上州由于俸钱丰厚，情况还好，中下州刺史，直是人人不愿去。如此风气之下，造成了唐代出任刺史者，大多怠于政事。元结为道州刺史，说在他之前的绝大多数刺史日常“但以衣服饮食为事”。而陆龟蒙对刺史等地方官员怠于政事的描写则更加传神，说他们平素只是“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梁肉，载车马，拥徒隶”，极尽享乐之能事，但“解民之悬，清民之喝，未尝贮于胸中”。
唐代皇帝屡以汉代为比较对象，在地方郡守吏治方面，却是大为不如。严耕望先生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有精辟总结：
其不得已而出任州县，亦不能静心为政，上焉者，敷衍塞责，但期终考，下焉者，诗酒妓乐，心存过舍，鲜有以治民为己任，寄宦途于绩效者。故终唐之世，以治民显名当世位跻公卿者殊为少见，而地方吏治不能上及两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