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峻 论语译注（杨伯峻的学术道路）
《论语译注》，中华书局第一畅销书，其简体字本自2006年首次出版以来，印量已经突破180万。许多人对于《论语》的全面认识自《论语译注》始，而对于这部经典的作者的一生却少有人知。
杨伯峻，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一生经历了国家危亡的求索、特殊年代的动荡，以锲而不舍的毅力和深厚扎实的功底，在古汉语语法、古籍整理方面成绩卓著，撰写了《论语译注》《春秋左传注》《文言语法》等经典。
杨伯峻去世后，素未谋面的苏黎世大学汉学院教授高思曼，为这位远在东方的同道发来唁电：“在我们这里，每一个汉学系的大学生都知道他的名字，大家心中对他充满了敬佩与感激之情。”
杨伯峻，原名德崇，1909年9月1日生于湖南长沙的书香门弟，祖父是位塾师，父亲杨树穀在清末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一度在湖南从事地方自治运动。叔父杨树达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杨伯峻从少在家塾和在湘潭外祖家塾师教育下读书识字，6岁时，由祖父亲自教授四书五经和《春秋左传》。后来他对古汉语和《论语》《孟子》以及《春秋左传》等“经书”加以研究译注，与他小时候所受的教育很有关系。
因他杨伯峻古文基础较好，来到北京后决定报考北京大学预科。他读了两年预科，又在中文系本科读了四年。在这四年间，他向钱玄同、吴承仕、余嘉锡、黄节和陈垣等名师学习。后来又成为黄侃的入室弟子，同学之间戏称他为“黄门侍郎”。但他的治学门径，主要还是从当时担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叔父杨树达那里获得的。
为冯玉祥将军夫妇讲解白话文
1926年，杨伯峻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至1930年之际，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失去了关系。这时他政治上没有了寄托，在治学方向上既想搞文学，又喜欢考证，因而也不免感到彷徨。他平时常在北大学生会办的刊物上发表一些诗词作品，博得师友们的好评。有次他发表了一首七律，其中有二句是：“此心常恐无归处，彼岸何曾有到时。”反映了这一时期苦闷复杂的心情。
孙人和教授知道后告诉了杨树达。杨树达不知道杨伯峻和党的关系，只是从选择专业上所流露的徘徊心情去看待这件事情，于是便指导杨伯峻搞《列子集释》。恰巧杨伯峻的同班同学许维遹正在搞《吕氏春秋集释》，他们便相互切磋交换资料。等到北大毕业的时候，《列子集释》也已完成。这部《列子集释》原稿由杨树达保存了二三十年，直到1958年才由龙门联合会书局出版，但还是可以认为是杨伯峻最早的一部研究和整理出版的古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将军积极呼吁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遭到蒋的排挤。1932年3月，冯便和夫人李德全隐居在泰山普照寺。这年夏天，杨伯峻在北大毕业后原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不久经同学张百川（勃川）介绍，为支持冯玉祥将军抗日，他到泰山参加冯玉祥的研究室工作。他以黎锦熙的《国语文法》和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为基本教材，同时，选择一些当代著名作家的短篇小说和散文作为范文讲解，很受冯玉祥将军夫妇的赞赏。
在这期间，他对汉语语法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为后来撰写《中国文法语文通解》作了准备。研究室主任是宋斐如，成员中有赖亚力、李紫翔、张百川、邹静陶、吴组湘和王倬如等，有的是在北大时的先后同学，有的是在研究室认识的，他们中有讲解政治和经济的，有讲解文学的，后来都成了很好的朋友。
冯在前线指挥作战时，杨伯峻和赖亚力留在济南办《抗战早报》，积极宣传抗日。读者对象主要是第六战区的官兵，由于文字通俗，内容生动，又宣传抗日，所以很受欢迎。9月中，八路军在平型关首战告捷，歼敌2000余人，击毁和缴获大批汽车等武器装备，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抗战早报》以独家新闻作了详尽报道。但事后发现这一天的报纸竟被韩复榘下令扣留，没有送到前方去。不久，由于蒋介石疑忌，冯又被免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职务。
平型关大捷
冯被免职后，杨伯峻等也都随冯回到南京。南京沦陷，又撤退到了武汉。这时，陈独秀被国民党监禁了五年后释放出狱，住在武汉。有次冯要杨伯峻以个人身份去看望他，询问对时局的看法。陈独秀知道他是杨树达的侄子，而自己又正和杨树达有书信往来，见面后，陈独秀对杨伯峻提出的问题撇开不谈，却大谈其古文字学，杨伯峻不得要领而返。
武汉沦陷前夕，杨伯峻又随冯撤退到长沙和衡阳，接着又撤到桂林，最后定居重庆。杨伯峻看到冯对国事也无能为力，大部分时间消磨于读书、写字、吟诗、作画之中。他觉得自己在重庆无所作为，1940年5月又回到长沙，先后在醴陵湘东中学、醴陵县立师范任教。后又以战火漫延到江西吉安十三中教书。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度在湖南从事民主运动。
《论语译注》和《孟子译注》
1948年，杨树达应中山大学之聘，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要伯峻同去，担任中文系讲师。杨伯峻从此走上了大学讲坛。这时，他已经和党的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并且重新入了党。当时已临近全国解放，党组织派他回长沙协助筹建民盟省委。长沙和平解放后，杨伯峻先后担任过民盟湖南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民主报》社社长、湖南省政协委员和秘书处长、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等职。1953年，杨伯峻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希望有机会让他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党组织批准了他的请求，调他到母校北京大学中文系担任副教授。
1949年8月5日，人民解放军进入长沙。（游振鑫摄）
杨伯峻青年时代在北大读书时，曾撰著《列子集释》，从语言学角度论证今本《列子》8篇，并非《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刘向、刘歆父子校读的原文，而是晋人所伪作。他的见解在《列子集释》出版以后，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所著《中国文法语文通解》，原意是打算以音韵为纲，叙述汉语虚字演变的历史，所论述的虚词大多和读音的演变有关。他当时在中学教书，限于种种条件，只是在每章虚词之后，以读音的变化为线索，列举了古今不同字形的虚词。
到北大任教以后，应老友邹静陶之约，他又写了一部《文言语法》，1955年1月在北京大众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增加了语法的部分，较《中国文法语文通解》要全面得多。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博士和香阪顺一教授得到北大马寅初校长的支持，将它译成了日文出版，杨伯峻应约为日译本写了序言。
《论语》和《孟子》是杨伯峻从小就熟读的书，到了晚年，不少章节和段落仍能背诵如流。他常说小时他虽能背诵这些经书，但对其内容却不甚了然。尽管如此，他选择《论语》作为译注古书的第一件重要工作，并不是偶然的。杨伯峻认为，如果要讲中国文化史，孔子自是承先启后的第一人。从西汉以至清末两千几百年间，《论语》成了士子的必读书。现在我们要研究孔子，也不能忽视《论语》。
历来研究、注释《论语》的著作很多，就以近人程树德的《论语集释》为例，全书三大册，字数以百万计，征引的书籍达680种之多，搜集古今学人对《论语》的解释相当完备。但这样的书籍，一是流传不广，有机会读到的人显然很少；二是这样广征博引的书，内容必然繁冗，除了专门研究者，一般读者也很难有耐心读下去；三是《论语》里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有几种不同的解释，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才是正确的，撰著者却很少下断语。
显然这只是一部资料汇编性质的书籍，是不适合一般读者阅读的。杨伯峻发现了这些问题，认为在众说纷耘之中，如果能够采取最接近原著本意的说法，加以通俗的注解，并且译成现代汉语，岂不是有益于一般读者，尤其是有益于青年读者了解、研究《论语》这部书的大好事？
对《论语译注》这样的书，能够深入浅出地介绍给读者，这是难能可贵的。要作到既能“深入”，又能“浅出”，看起来似乎并非难事，如果没有扎实的功力，进行过深入独到的研究，缺乏相关学科的广博知识，而又不善于表达，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论语译注》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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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注解或以其他各种形式解释《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何以对杨伯峻的工作普遍给以如此高度的好评，这决不是偶然的。显然，他所从事的工作，在同时代的同类工作中是出类拔萃的，是富于开拓性的。
杨伯峻从来是抱着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对《论语》的研究也已有长期的酝酿和准备，资料积累工作进行了多年。他先写了《论语词典》，然后在1955至1956年两年间，除了课堂教学，他集中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最后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那时北大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科研工作很重视，给以多方面的关心和支持，这也是这部著作所以能够完成的十分重要的客观条件。
但是这样的日子并不长，在《论语译注》向中华书局交稿不久，杨伯峻却在“反右派运动”中遭了殃。这时他一面接受批判，一面照常讲授古代汉语，耐心地引导同学们学习。不久被临时安排教历史系的古代汉语和《史记》。历史系的同学们很喜欢听他的课，用心记笔记，很多同学也没有把他看作右派，而认为他是一位真正有学问的教授和学者。1957年暑假后，他被调到了兰州大学中文系。
杨伯峻并不因遭劫难而停笔。到了兰州以后，中华书局在1958年6月出版了他的《论语译注》，他又继续从事《论语译注》的姊妹篇《孟子译注》的撰述。这时他的工作条件已远不如当年了，但是作为一位学者，对理想的追求是执着的，不论条件多么艰苦，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孟子译注》终于在1960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出版时著作人的署名却为：“兰州大学中文系《孟子译注》小组”。当时像这样的所谓“集体著作”，并非只是《孟子译注》一种，并不奇怪。到了20年后的1981年6月第五次重印时终于改正了过来。
《孟子译注》的署名变化
《论语译注》和《孟子译注》在中华书局出版后，它们的整理方法使许多古籍整理工作者受到启发。由于比较通俗易懂，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经过时间的考验，这两部著作都已成为读者学习的基本古籍的定本和范本，在学术界和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并为海内外一些大学采用为教材。杨伯峻所做的工作为普及和弘扬我国古代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作出了积极贡献。他的劳绩是不容抹煞的，也是抹煞不了的。
编撰《春秋左传注》
1959年初，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建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由齐燕铭任组长，开始对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行通盘考虑和全面规划。出于工作上的需要，指定中华书局为它的办事机构。中华书局的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被聘任为规划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中华书局的出版专业也重新作了调整，决定以整理出版古籍和当代学者的文史研究著作为主要任务。
为此，中华书局向全国有关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借调了一批专家，参加一些重点古籍的整理工作。杨伯峻在兰大任教不久，又调到甘肃师范大学，在兰州前后将及三年，于1960年10月调到了中华书局担任编辑，加入了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队伍。
杨伯峻到了中华书局后，开始搞《春秋左传注》。由于他早年批校过近人吴士鉴的《晋书斠注》，对《晋书》下过一番功夫。后来中华书局在整理校点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时，他曾经作出了重要贡献。
晋书·点校本二十四史
1961年5月，经胡愈之倡议，并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支持，文化部出版局组织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科普出版社6家出版社联合编印一套中级读物——《知识丛书》。中华书局承担了一部分语言文字、古典文学和中国历史方面的选题，其中《文言虚词》和《文言文法》是请杨伯峻撰写的。这是两部较通俗的读物。《文言虚词》后又经过修订，改写成《古汉语虚词》，1981年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在五十年代，他还搜集了杨树达的读书札记，编为《积微居读书记》，1962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杨伯峻在当时的主要工作还是搞《春秋左传注》，他对这部著作用力最勤，也是他晚年所取得的一项重要的学术成果。他曾经自比于晋人杜预，也是有“左传癖”的人。
这里谈谈他对撰著《春秋左传注》的一些想法。《春秋》成于孔子，《左传》成书的时间约在《春秋》之后100多年，即公元前400年左右。这两部书都是根据当时各国史书写成的，《春秋》记载着春秋时期鲁国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十二公240余年间的史事。《左传》虽然形式上也按鲁国十二公编年记事，但其内容上溯周宣王二十三年（公元前805年），下迄周贞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年），共350余年间的史事，超出《春秋》100年以上。包括了当时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杨伯峻认为它是春秋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国语》《竹书纪年》，甚至甲骨金文，都没有它丰富而系统，史料价值极高，是一部虽不十分完备但是可信的编年史。他还认为司马迁《史记》中的《十二诸侯年表》、春秋列国《世家》和《秦本纪》的史料基本上采自《春秋左传》。如果没有《春秋左传》，《史记》中有关春秋时期历史将很难着笔。
中华书局旧址
中华书局在齐燕铭的关心和金灿然的主持下，既重视制订整理出版古籍的规划，又重视挖掘、组织和调动国内各方面的力量，尤其对重要的基本古籍千方百计积极设法落实整理工作。金灿然知道杨伯峻对古汉语很有造诣，对《春秋左传》下过功夫。原来曾经打算请他和孙人和共同整理，但是两人的路子不尽相同，于是请杨伯峻独力承担了这项工作。这对杨伯峻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以能够实现他多年来的夙愿而十分兴奋。
杨伯峻十分喜爱《春秋左传》，对坊间有关《春秋左传》的著述多所涉猎。凡是认为有一定学术价值的都尽力搜购。为了作好整理工作，他又购得了阮元作《校勘记》时所采取的各种本子和杨守敬在日本所见的版本。此外，又搜得了流散在日本的金泽文库本。这是六朝人的手写本，首尾完整，杨伯峻认为这是最有价值的版本。章炳麟对《春秋左传》的研究很有功力，他在日本时，为教授中国留日学生，著有《春秋左传读》。在编刊《章氏丛书》时，著者只采用了《叙录》，而没有收入全书。潘承弼曾用蝇头小楷书写影印100部，流传不广，很不容易得到，杨伯峻也终于煞费苦心访求了一部。
杨伯峻倾注全力，辛勤积累，以大量版本用来校勘，并且参考了各种类书和唐宋以前各种书籍的引文，取长补短，参酌比较。然后又广泛阅览经史百家之书，包括《三礼》和《公羊传》《谷梁传》以及《史记》中有关春秋各国的记载相对勘。他还充分利用了甲骨金文等考古材料，凡有可以采取的材料，都一一摘录。按《春秋左传》的编次作成“长编”。
杨伯峻广为搜求《春秋左传》的有关材料已有年头了，到了中华书局以后，又辛苦经营了四五年之久，随已发生十年动乱。他所作的“长编”只写到襄公而不得不在一片“打倒”、“砸烂”声中停笔了。“长编”积稿等身，在动乱中散失。他本人也在1969年9月随中华书局全体干部下放文化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在当时情势下，他纵然不能忘情于《春秋左传注》和中国的古文献学，但再也没有可能去顾到它了。
1972年10月，他有幸能够回到北京，虽经多方设法找回了大部分“长编”原稿，短缺的部分已经无法挽回，只能凭记忆所及，临时检书加以补充。现在我们见到的这部《春秋左传注》，就是在这份残缺的“长编”的基础上，经过补充和研究后写成的。全书分装4册，除译文和词典另行成书外，共计100余万字。
《春秋左传注》第一版
杨伯峻为整理《春秋左传注》，所被阅的书籍和抄录的资料难以计数，仅此书定稿时所征引的著作即达344种。其中关于《春秋》的专著37种，《春秋左传》类48种；其他经书类42种，史书类（附有关史事考证著作）34种，子书类13种，考证笔记类112种，天文历法类6种，地理类24种，甲骨金文古器物类37种，小学字书和语法修辞类19种，姓氏世族类6种。另有《左传》中所见部分器物线图46幅。
《前言》4万字，对《春秋》及其和孔子、三传的关系，《左传》的作者、成书年代和在西汉的流传，《左传》所反映的春秋时期社会变革和由奴隶制逐渐向封建制过渡等学术界和读者所普遍关心的问题，作了考证和论述。
《春秋左传注》在撰著的过程中，杨伯峻除了充分占有文献资料以外，还把甲骨金文等考古资料作为重要的资料加以利用，这尤其是本书整理工作的一大特色。
《春秋左传注》于1981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以后，由于整理工作达到了新的学术高度，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典章制度、天文历法、服饰器物和地理方舆等方面的考证，尤其着力，并有独到的见解，成一家之言，因而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广大读者的欢迎。杨伯峻也因而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钦佩和尊敬。在他逝世时，素不相识的瑞士苏黎世大学汉学系教授、主任，兼东亚研究所所长高思曼博士在给杨伯峻夫人徐提的唁电中就说：
“杨先生一生在古汉语语法、古籍整理、古书的注释和翻译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对《左传》的研究成果《春秋左传注》，更是在世界上得到普遍好评的不朽之作。他为贵国值得骄傲的古老文化的普及和传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我们这里，每一个汉学系的大学生都知道他的名字，大家心中对他充满了敬佩与感激之情。”
《春秋左传注》出版后，杨伯峻的工作并没有停止，他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加以修订，1990年5月修订再版，1992年荣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一等奖。
探求原著本意
杨伯峻先天不足，身体赢弱，又高度近视，像他这样的健康状况而能著述不辍，这在旁人是难以想像的。他在学术上所以能够获得卓越成就，除了他的天赋以外，应该说更为重要的是得力于他治学勤奋和执着追求的精神。他对自己的治学经历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最初他的爱好很广泛，北大毕业前夕，在杨树达的引导和启发下，已经开始培养了有目的地读书治学的方法和习惯。当研究课题认定以后，尽一切可能围绕着这个课题去读书，并搜集和研究有关资料。
为了对所研究的问题得到透彻的理解，他还为自己立下了首先必须“探求原著本意”的信条，这也就是说研究古人的思想，不能以自己主观臆断或者从现在的含意去理解。他十分赞赏晋人陆机所说的一句话“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昭明文选·文赋序》）认为无论研究古人的什么问题，凡阅读古人的著述，必须探求古人的“用心”，也就是“本意”，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但如果要得到古人的“用心”和“本意”，一定首先要了解古人著述的文字语句在当时的意义。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弄懂古汉语。
他在大学时代通过搞《列子集释》，开始找到了治学的门径和方法，稍后搞《中国文法语文通解》，以及后来搞《文言语法》等古汉语文法和虚词，都是为了便于去“探求原著本意”，并帮助读者也能够这样去做。
杨伯峻自认为比较自信的是不浪费时间。在他的心目中，别的东西丢失了，大都可以找回来，只有光阴一去不回头。他常认为自己“天赋不高，勤以补拙”，虽是自谦之词，但是这句话不仅道出了他学有所成的奥秘，也确确实实总结出了古往今来许许多多有成就的学者，几乎没有例外的一条共同的治学规律。他不但注意研究古汉语，对现代汉语也很下功夫。正因为这样，他所撰写的东西，文字极其清楚明确，遣词用字都很讲究。达到这样的水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未竟的心愿
杨伯峻经历的学术道路是慢长的，也是坎坷的，他虽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但是他的坎坷经历和十年动乱，使他没有可能更为圆满地实现他的计划。他曾设想在《春秋左传注》完成以后，在他历年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的基础上，继续编著一部《汉语虚词历史词典》。
杨伯峻认为，中国讲汉语虚词的书，自元代卢以纬的《语助》以来，不下数十种，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缺陷，也就是缺乏甚至没有历史观念和地区方言观念。正因为这样，一个常用的虚词，甚至平列二三十种用法，几乎使人目迷神眩。
他注意到这个问题已几十年，曾经考订过若干种古籍的著作年代，依年代早晚排列，逐代研究每种古籍的虚词用法，积累了不少研究资料。其次，《汉语虚词历史词典》考订虚词用法，但唐宋元明及其以后的口语虚词，因为文献难以遍读，很多地方不敢贸然作出定论，但可以将殷墟甲骨卜辞至隋代部分先行写出，然后再继续着手唐宋元明及其以后部分的工作。他主张在这部词典里不仅收单词，而且收复音词，必要时也收词组，说明各种用法，以及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亡的过程。
老年的杨伯峻先生
杨伯峻在叙述这番心愿时，是在湖北咸宁干校回到北京不久，又刚刚找到了《春秋左传注》的“长编”原稿，心情较为舒畅。其具体的设想，并着手制作卡片，积累资料也是30多年前的事了。以他的勤奋和所作的准备工作，这部《汉语虚词历史词典》不仅有可能完成，而且必然会是一部具有创见的带有总结性的著作，为我国学术事业增添一份新的光彩。遗憾的是，他终于没有能够实现这一夙愿。
杨伯峻逝世的消息5月22日在《光明日报》等报刊发送以后，他的亲友和学生都无不感到十分悲痛，纷纷向家属表示吊唁和慰问。远在国外的进修的学生也都拍来了长篇唁电，痛悼老师的不幸逝世。上述瑞士苏黎世大学高思曼博士在他的唁电中也说“杨先生虽然去世了，但他为弘扬贵国文化对世界人民所作的贡献将牢记在人们心中。他那些足以缩短世界人民与贵国古老文化距离的宝贵著作，将永远伴随着我们。”
杨伯峻在去世以前，曾写有《遗言善后》：
身后不举行任何仪式，如告别、追悼等。若有单位收受遗体，捐赠医院或医校，以资科研，火化不留骨灰。烟灭灰飞，不着痕迹。既获耄耋，死在意中，不必悲伤。事母孝，奉国忠，交友信，虑事周，行事敏，余足慰也已。至亲密友，事后分别通知。伯峻。
杨伯峻虽然离开我们而去了，但是他的亲切的谈吐，谦逊的学者风度，勤奋的治学精神，正直和淡泊名利的高尚品德，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他的贡献将记载在中国古文献学的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