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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消逝的电波》以谁为原型拍摄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以谁为原型拍摄的(他是《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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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党史人物|他是《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的原型,牺牲在上海解放前20天

李白(1910-1949),湖南浏阳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4年参加长征,并于1935年到达延安。1937年10月,27岁的李白奉命潜入日军占领的上海开设地下电台,党组织派女党员裘慧英协助他的工作,在共同相处中,二人结为夫妻。

抗战期间,李白曾被日军逮捕,后获释。

1945年9月开始,李白继续在上海从事地下电台工作,将重要情报传给中共中央。

1948年12月30日凌晨,李白不幸被捕;1949年5月7日,李白被敌人杀害,牺牲时39岁。

20天后的5月27日,上海解放。

李白烈士未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李白夫人裘慧英(1917-1992)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为党努力工作,曾担任上海邮电技工学校副校长、中国邮电工会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

1991年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1992年去世。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对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来说,是内心中的一个永不消逝的记忆。

这部制作于1958年的故事片,讲述的是地下电台工作者李侠的故事。电影中的男主角李侠,由孙道临扮演,是我党地下电台领导人。

全面抗战爆发后,李侠被我党派到日伪猖狂活动的上海,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他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向延安发去了许多重要的情报,为党的情报传递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抗战胜利后,李侠留在国统区的上海坚持战斗,继续为延安提供情报。

最终,在上海解放前夕,李侠的电台不幸被敌人侦破,我党情报战线上的这位英雄,倒在了敌人罪恶的枪口下。李侠的原型人物,是我党的地下电台工作者李白。

李白从事革命电台工作,是从红军时期开始的。

1930年8月,李白参加红军,成为通信连的一名战士,开始了他与电波结缘的人生旅程。

1934年6月,李白到瑞金红军通信学校第二期电讯班学习无线电技术,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电台工作者。

结业后,李白被分配到董振堂任军团长的红五军团,担任电台台长兼政委。

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李白任红五军团无线电分队政委。

他与队长周维(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带领无线电分队的100多名战友,与红军队伍一同,爬雪山、过草地,最终抵达陕北。

长征途中,李白深知,电台,是红军队伍的耳目,是红五军团与红军总部联系的主要通信工具。

所以,他常对战友们说:“电台重于生命!”在漫漫长征路上,李白、周维带着电台队伍,出色地完成了军团通信任务,保障了军团电台的安全。

每次行军,无论是翻山越岭、横渡大河,还是穿越草地,李白总是跑前跑后照顾队伍。

作为无线电分队的政委,他亲自与战士们将沉重的电台设备搬上悬崖,和战士们一起抬着发电机艰难前行。

在长征中,李白为了保护电台,奋不顾身,舍生忘死,与敌战斗。

李白的搭档、无线电分队队长周维曾经回忆:红军长征到达广西境内,一天,部队在山边村子里休息,突然,村子上空有子弹嗖嗖地飞过,原来是敌人在山上用机枪向红军扫射。

这时,正在修理电台发电机、满身油污的李白政委跑向周维,对他大喊:“队长,你带部队赶快出村,我掩护你们!”

周维一把没抓住李白,李白已经飞快地往山脚下跑去,他掏出手枪,率领监护排的战士,向敌人反击。

等到电台转移到安全地点,战友们都焦急地等着政委李白。枪声停息后,李白和监护排的战士们竟然毫发无损地回来了!

周维跑上去拉住李白的手,李白劈头就问周维:“怎么样?电台没问题吧?”当听到肯定的答复后,李白把袖子一卷,又跑去修理发电机了。

长征途中,电台设备所需的零部件和物资无法从外界获得。

在电台设备出现故障和问题时,为确保不耽搁收发报工作,李白开动脑筋,发动战友们集思广益,破解了一个个看似不可能解决的难题,确保红五军团收发报工作始终正常进行。

过草地时,用于发电的汽油没有了,发电机不能工作,电台也就不能工作了。战友们焦急万分。

李白和无线电分队的同志们共同想办法。

一个电机工人出身的战士说,酒精可以代替汽油;另一个战士说,酒精是用酒做的。

于是,李白想尽办法到处去寻找酒,终于使发电机开动了。

发电机开始工作不久,干电池又没电了,李白与内行的战友研究,在干电池上钉几个眼儿,泡在盐水里,这样就可以继续使用一个小时左右。

后来,盐又找不到了,只好用尿来代替。最危急的一次,无线电分队有一封紧急电报亟待发出,这时,发报机上的一个真空管失效了,报务员们急得团团转,李白急中生智,他拔下收报机上的一个真空管,插在发报机上,把紧急电报及时发了出去。

此后,李白创造的这个方法被反复使用:一只真空管发报机、收报机两机轮用,保证了过草地时收发报工作的万无一失。

正是因为包括李白在内的无线电分队战友们的努力,在一年多的长征途中,红五军团电台工作没有耽误过一次,让“永不消逝的电波”伴随着红军长征。

在艰难困苦的长征途中,红五军团担任中央红军全军的后卫,走在全军的最后面,生存状况更为困苦。

无线电分队因为带着发报机、收报机、发电机、内燃机、汽油、蓄电瓶等沉重的设备和物资,行进起来愈加艰辛。

无线电分队100多名官兵,其中的七八十人负责抬机器。

有时抬着设备一口气就要跑几十华里的路,超常的身体付出达到了人类生理的极限。

李白政委身先士卒,亲自参加抬机器。到了宿营地,别的部队可以抓紧时间休息,可无线电分队的官兵们却不能休息:架线、整理机器、开始收发报工作。经常是电报没发完,部队又开始行动了,疲劳至极的电台兵,就要抬着机器汇入行军队伍。

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李白政委不仅在行军中争着抬机器设备,而且在收发报工作中将自己作为一名普通的报务员,轮流参加值班。战士的鞋子破了,他把自己的鞋给战士穿;战士饥饿以极,他把自己干粮袋里的炒青稞倒给战士吃……

《永不消逝的电波》以谁为原型拍摄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以谁为原型拍摄的(他是《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的原型)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男女主角李侠(孙道临扮演)与何兰芬(袁霞扮演)

图片选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电影图誌》

周维将军曾回忆说:过草地时,一把粮食就是一条生命呵!

李白常对别人说:“同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咯!”可他自己呢?饥饿、疲劳使他的圆脸瘦成尖下巴,还有两圈深深凹下去的眼窝,布满血丝的眼球……这些都是李白彻夜不眠工作的结果。

战友们常劝他注意休息,有的战士就用他常说的话对他说:“政委,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咯!”他总是笑一笑说:“我没关系。”

长征路经彝族地区,几千年形成的原始森林里充满了瘴气,红五军团无线电分队队长周维不幸被瘴气熏得患上了恶性疟疾:发高烧、打摆子、周身无力、手脚抽搐、不断呕吐。

革命情义深重的李白,对战友不离不弃,他让指导员带着队伍行进,自己留下来照顾重病的周维。

当时,部队行进在几十里不见人烟的深山密林里,且前有敌人,后又追兵,掉队就意味着不是被敌人捉住,就是被野兽吃掉或者是活活饿死。即便如此,重病缠身的周维也不想拖累战友。

这时,神志恍惚的周维,隐约看到政委李白扛来了一副担架,这个担架用两根竹竿绑着几根绳子做成。

李白在担架上铺了一张毯子,叫来战士强行将周维扶到担架上,瘦骨嶙峋的李白和另一个战士抬起担架,就踏上了艰难的行军路,他们一步不歇走了30多华里,直至赶到下一个红军宿营地。

途中,李白没让别人换过一次肩!李白真情救战友,让周维将军铭记终生。

李白的长征经历,充分显现出一位红军电台指挥员的坚强意志和高超智慧。

正是有着这样的意志和智慧,李白带领他的战友们众志成城、克服艰难险阻,让电波一刻不停地伴着红五军团长征,让电波成为红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为红五军团长征,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白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以及他所具有的坚强意志和超常智慧,也让他能够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勇敢地面对各种艰危险难,长期战斗在敌后隐蔽战线,从而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艰巨异常的情报传递任务。

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星火燎原 未刊稿》(3)

来源:《工会信息》编辑部 作者:吴华

《永不消逝的电波》以谁为原型拍摄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以谁为原型拍摄的(他是《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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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永不消逝的电波》以谁为原型拍摄的

《永不消逝的电波》以谁为原型拍摄的

1949年6月17日,一封“008”号电文就在上海市公安局内流传:

“兹于1937年冬,延安党中央派往上海地下党工作之李静安同志,去向不明,特劳查”。

调查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着,可始终没有找到李静安的踪迹。

隔了三天,调查员接到群众的反馈,说一伙国民党押解着十多人到戚家庙实行了枪决,那时距离上海被成功解放不过剩下短短20天时间。

为了搞清楚这些人里面有没有李静安,调查员当即就过去了,同行的还有李静安的妻子。

戚家庙里,一具又一具烈士尸骨被抬了出来,直到最后一刻,那个始终沉默着的女人才猛地嚎叫了出来,“李白!我的丈夫啊!”,在场之人闻声无不心如刀割。

原来,李静安,也就是化名为李白同志的共产党人就在其中。

当李白烈士的遗体被迁往龙华公墓时,很多人还不认识他,但到了1958年,一部《永不消逝的电波》在全国上映,“李白”的名字不再是唐诗人专属。

然而,李白真正的人生经历要远比电影展现出的更恢弘、更庞大,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从农民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情报员

李白是湖南人,和毛泽东算得上半个同乡,他家境贫寒,早早地就出来做工,贴补家用。

当时,农村的地主还非常多,别看李白年纪小,对地主粮食、欺负奴役就十分看不惯,于是,他就自己写诗,把这些“蛀虫们”痛痛快快地骂了一顿。

骂完还不算,他又立下誓言,以后要将这些地主们推翻,让大家伙过上好日子。

当共产党军队到村里做宣传时,他就报名入了党,后来加入了工农红军。

这一年,他不过才15岁。因为聪明机灵,1934年,他就被调到瑞金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毕业之后分配到电台工作。

这时候,他发电报的技术已经熟练到家了,基本上没有他打不出来的字,也没有他不会操作的电报机,他还能将电报机拆了重组,然后装成和原来一模一样。

这些出神入化的操作为他后来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且李白还有着极为纯正的共产主义信仰,在红军长征过程中,他始终不肯将电报机假于他人,总是一个人背着,爬雪山、过草地也紧紧地护在心口。

直到红军顺利抵达陕北,他整个人都瘦脱相了。

不过,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李白坚信,“电台重于生命”,甚至不惜为此付出生命。

淞沪会战后,国民党正面战场不敌日本人,上海首当其冲。此时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决定在敌人的心脏位置安插“信号源”,于是李白临危受命。

他的'情报工作是做得最好的,延安固然重要的,但上海更需要他。

因此,李白被委派到上海开展地下情报工作,其中,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建立秘密电台。

这在当时,是十分危险的一件事,因为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生命。

然而,李白丝毫没有犹豫,在他心中,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就是牺牲在战场上。

于是,在接到命令的当天,他就马不停蹄地赶往了此时正处于水深火热的上海。

从此,一条上海连接延安的电波渠道联通起来,电报机的“嘀-嘀”声中,无数条关乎中华四万万儿女前途命运的讯号传送在中国大地上。

想方设法建起“红色电台”,历经折磨坚守“党的机密”

虽然“李白台”建立了起来,但如何保证电台不被敌人发现,保证发送电报的安全,成了李白首要考虑的问题。

首先,是解决电报传输中的电波流。

这和电报机的工作原理有关,启用一台电报机,往往会传输大量的电波,由此会导致电流的不稳定,比如,引起电灯忽明忽暗,还有突然的跳闸或断电。

这些奇怪的现象很容易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也不利于长期维持电台。

于是,李白就想点子把电报机的功率降到了30瓦,这样虽然解决了电流不稳的问题,却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电波无法带动远距离传输。

如此一来,“李白台”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它是连接延安的最重要枢纽。

没法,李白只能再想办法,经过反复的试验、研究,他终于摸索出一套发报规律。

——就是在每天零点到四点之间,趁着人们熟睡,敌人侦查不严的时候,用收音机天线作掩护,操作电报机发送电报。

这虽然不能完全解决发报的电波流问题,但却尽可能地减弱了电报机的存在感,只要敌人不仔细查看,就能保证传送情报的基本安全。

除了电波流问题外,还有日本人和王伪政 府的不断骚扰。

在国民党军统的带领下,上海的几乎每一处都安插了奸细和探子,他们深入大街小巷,企图找到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们的踪迹。

对于从上海传输出去的电波,日本人和国民党对此是恨之入骨,不过苦于无法找到发报人,而在此期间,李白就和敌人们开展了旷日持久的周旋。

为了掩护李白的行动,党中央还专门委派了一名纱厂女工裘慧英假扮成他妻子。

李白平日里一面教裘慧英简单地发报操作,另一面积极地搜寻日寇情报,并传送至延安。就这样,两人的革命友情很快升温,在一年后,经组织批准结为真正的夫妻。

而裘慧英成长得也很快,她从丈夫身上看到了不畏生死的英勇气节,并暗自发誓,自己也要向丈夫李白看齐,做一个敢于牺牲自我的战士!

随着日本国际战场的升级,美国对日宣战,此前和英美人虚以委蛇的日本人彻底撕破了脸皮,公然占领了上海租界,而处于租界内的李白夫妇就这样落入了日寇手中。

为了保护党的情报网络,李白镇定自若地将电报机进行了拆解,然后迅速清理了现场,可日本人非常狡猾,搜到了电报机的零部件后,就逮捕了李白和裘慧英二人。

在狱中,李白受到了非人的待遇,日本宪军为了撬开他的嘴,使用了电刑、棍棒、竹签、皮鞭和烙铁等等刑具,可这样的严刑拷打下,李白始终都没有松口。

后来,在将信将疑中,日本人接受了对李白的保释,将他们夫妇二人放了出来。

回家时,李白的脸已经肿得变形,身上没一块好肉,可他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同志什么时候来?我希望早点工作”。

正是这样锲而不舍的坚持,“李白台”成为抗战期间最为重要的一道“生命线”,将延安的指示传送至上海及华东地区,成为当之无愧的“红色电波”。

为了革命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建国后,加害者全都锒铛入狱

从日本宪兵大狱出来后,党组织就将李白夫妇调往了浙江,这里相对来说更安全,李白也隐瞒身份打入国民党内部,成了一名报务员。

他化名为李静安,常常往返于江西、浙江一带,利用职务便利给党秘密传送情报。

因为他高超的无线电技术,国民党始终都没有发现他的身份秘密。日本投降后,李白再次回到上海,继续从事“李白台”的电报工作。

尽管行动十分隐秘,但李白的一举一动还是引起了国民党军统的怀疑,在最后一封电报发送完成后,一大波军警围住了李白的住所。

尚在屋内的李白用电报敲下最后一行字,“同志们,永别了!”,点击发送。

他猜到了自己的命运,但为了给尚不知情的同志们留下讯息,避免更多的牺牲,他必须这样做,以一人的牺牲换取更大的胜利,这就是他所坚持的“电台重于生命”。

在敌人的狱中,李白面对无穷无尽的拷打,都咬紧了牙关。敌人见他从他这里无法突破,就找来他的妻子、孩子,在他们面前惨无人道地折磨李白。

面对敌人的险恶用心,李白告诫妻子,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也等于看到了。今后我回来当然最好,万一不能回来,你们和全国人民一样,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

在距离上海解放还有20天时间时,国民党开始了丧心病狂地大屠杀。

身在牢狱之中的李白随即被一辆军用卡车秘密带到了城外十几里的戚家庙,然后处以枪决。他牺牲的时候,才不过39岁。

在建国后,李白的事迹通过《永不消逝的电波》被更多人了解,而关于他遇害的真相也一直牵挂在人们心中。

陈毅就在给李 克农的回电中写道,血债要用血来还!残害李白烈士的反革 命分子,我们定要向他们讨还这笔血债!

在经过长期的跟踪、调查后,上海公安局找到了当时整理李白烈士审讯材料的国民党“在乡军人”,并通过他找到了破坏李白电台、加害李白烈士的主谋,叶丹秋。

叶丹秋,一名有着16年间谍生涯的老军统,双手沾满了我党地下工作者的鲜血,李白等人就是在与他的周旋中,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对于如此穷凶极恶的罪徒,公安局迅速采取行动,实行了批捕,并经人民法院判决,对加害李白烈士的叶丹秋等人实行了死刑。

由此,一场长达近十年的“红色电波”才算落下帷幕,而李白用自己稳定、精确的信号,向延安、华北,乃至全中国传送了无数封至关重要的电报。

而这位打入敌人心脏的情报员,就用生命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尽管英雄已逝,但英魂长存,不忘历史,才能奋勇前进,将“红色电波”延续下去。

《永不消逝的电波》以谁为原型拍摄的

9月28日,我国首部黑白转彩色4K修复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首映礼在北京举行,影片定于10月6日在全国各大电影院线上映。

《永不消逝的电波》由八一电影制片厂1958年出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5G新媒体平台联合中国电影资料馆组成项目修复团队,把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机交互式AI上色技术与传统修复手法相结合,在长达7个多月的时间里对原片超过16万帧的黑白影像逐帧进行修复,使这部红色经典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编务会议成员兼总经理室总经理彭健明表示,《永不消逝的电波》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反映我党隐蔽战线的经典影片,通过逐帧精细修复达到了彩色4K超高清放映效果,重新焕发了时代生命力。

首映礼上,三位与影片有着紧密联系的革命烈士和老艺术家代表发表了感言。

电影中主人公李侠的原型、李白烈士之孙李立立表示,家国为重、不畏生死,这是爷爷的初心,也是所有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的使命,这个接力棒代代相传。

《永不消逝的电波》导演王苹的女儿宋昭动情地说,是新中国第一代电影人坚韧不拔、不畏挑战、勇于开创的精神,才诞生了《永不消逝的电波》这部影片。从黑白到彩色,修复的不仅是一部老电影,更是内心深处珍藏的记忆。

电影主题曲《延安颂》的作曲郑律成之女郑小提表示,父亲和革命时期热血澎湃的文艺创作者们谱写的传奇经典,陪伴战士走向战场,留给后代永久传唱。

据悉,《永不消逝的电波》是首部经过4K彩色修复后进入院线重映的黑白经典故事片,届时广大观众可在大银幕上体会“红色经典+数字科技”的独特魅力。

《永不消逝的电波》以谁为原型拍摄的

1949年6月17日,一封“008”号电文就在上海市公安局内流传:

“兹于1937年冬,延安党中央派往上海地下党工作之李静安同志,去向不明,特劳查”。

调查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着,可始终没有找到李静安的踪迹。

隔了三天,调查员接到群众的反馈,说一伙国民党押解着十多人到戚家庙实行了枪决,那时距离上海被成功解放不过剩下短短20天时间。

为了搞清楚这些人里面有没有李静安,调查员当即就过去了,同行的还有李静安的妻子。

戚家庙里,一具又一具烈士尸骨被抬了出来,直到最后一刻,那个始终沉默着的女人才猛地嚎叫了出来,“李白!我的丈夫啊!”,在场之人闻声无不心如刀割。

原来,李静安,也就是化名为李白同志的共产党人就在其中。

当李白烈士的遗体被迁往龙华公墓时,很多人还不认识他,但到了1958年,一部《永不消逝的电波》在全国上映,“李白”的名字不再是唐诗人专属。

然而,李白真正的人生经历要远比电影展现出的更恢弘、更庞大,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从农民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情报员

李白是湖南人,和毛泽东算得上半个同乡,他家境贫寒,早早地就出来做工,贴补家用。

当时,农村的地主还非常多,别看李白年纪小,对地主粮食、欺负奴役就十分看不惯,于是,他就自己写诗,把这些“蛀虫们”痛痛快快地骂了一顿。

骂完还不算,他又立下誓言,以后要将这些地主们推翻,让大家伙过上好日子。

当共产党军队到村里做宣传时,他就报名入了党,后来加入了工农红军。

这一年,他不过才15岁。因为聪明机灵,1934年,他就被调到瑞金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毕业之后分配到电台工作。

这时候,他发电报的技术已经熟练到家了,基本上没有他打不出来的字,也没有他不会操作的电报机,他还能将电报机拆了重组,然后装成和原来一模一样。

这些出神入化的操作为他后来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且李白还有着极为纯正的共产主义信仰,在红军长征过程中,他始终不肯将电报机假于他人,总是一个人背着,爬雪山、过草地也紧紧地护在心口。

直到红军顺利抵达陕北,他整个人都瘦脱相了。

不过,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李白坚信,“电台重于生命”,甚至不惜为此付出生命。

淞沪会战后,国民党正面战场不敌日本人,上海首当其冲。此时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决定在敌人的心脏位置安插“信号源”,于是李白临危受命。

他的'情报工作是做得最好的,延安固然重要的,但上海更需要他。

因此,李白被委派到上海开展地下情报工作,其中,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建立秘密电台。

这在当时,是十分危险的一件事,因为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生命。

然而,李白丝毫没有犹豫,在他心中,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就是牺牲在战场上。

于是,在接到命令的当天,他就马不停蹄地赶往了此时正处于水深火热的上海。

从此,一条上海连接延安的电波渠道联通起来,电报机的“嘀-嘀”声中,无数条关乎中华四万万儿女前途命运的讯号传送在中国大地上。

想方设法建起“红色电台”,历经折磨坚守“党的机密”

虽然“李白台”建立了起来,但如何保证电台不被敌人发现,保证发送电报的安全,成了李白首要考虑的问题。

首先,是解决电报传输中的电波流。

这和电报机的工作原理有关,启用一台电报机,往往会传输大量的电波,由此会导致电流的不稳定,比如,引起电灯忽明忽暗,还有突然的跳闸或断电。

这些奇怪的现象很容易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也不利于长期维持电台。

于是,李白就想点子把电报机的功率降到了30瓦,这样虽然解决了电流不稳的问题,却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电波无法带动远距离传输。

如此一来,“李白台”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它是连接延安的最重要枢纽。

没法,李白只能再想办法,经过反复的试验、研究,他终于摸索出一套发报规律。

——就是在每天零点到四点之间,趁着人们熟睡,敌人侦查不严的时候,用收音机天线作掩护,操作电报机发送电报。

这虽然不能完全解决发报的电波流问题,但却尽可能地减弱了电报机的存在感,只要敌人不仔细查看,就能保证传送情报的基本安全。

除了电波流问题外,还有日本人和王伪政 府的不断骚扰。

在国民党军统的带领下,上海的几乎每一处都安插了奸细和探子,他们深入大街小巷,企图找到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们的踪迹。

对于从上海传输出去的电波,日本人和国民党对此是恨之入骨,不过苦于无法找到发报人,而在此期间,李白就和敌人们开展了旷日持久的周旋。

为了掩护李白的行动,党中央还专门委派了一名纱厂女工裘慧英假扮成他妻子。

李白平日里一面教裘慧英简单地发报操作,另一面积极地搜寻日寇情报,并传送至延安。就这样,两人的革命友情很快升温,在一年后,经组织批准结为真正的夫妻。

而裘慧英成长得也很快,她从丈夫身上看到了不畏生死的英勇气节,并暗自发誓,自己也要向丈夫李白看齐,做一个敢于牺牲自我的战士!

随着日本国际战场的升级,美国对日宣战,此前和英美人虚以委蛇的日本人彻底撕破了脸皮,公然占领了上海租界,而处于租界内的李白夫妇就这样落入了日寇手中。

为了保护党的情报网络,李白镇定自若地将电报机进行了拆解,然后迅速清理了现场,可日本人非常狡猾,搜到了电报机的零部件后,就逮捕了李白和裘慧英二人。

在狱中,李白受到了非人的待遇,日本宪军为了撬开他的嘴,使用了电刑、棍棒、竹签、皮鞭和烙铁等等刑具,可这样的严刑拷打下,李白始终都没有松口。

后来,在将信将疑中,日本人接受了对李白的保释,将他们夫妇二人放了出来。

回家时,李白的脸已经肿得变形,身上没一块好肉,可他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同志什么时候来?我希望早点工作”。

正是这样锲而不舍的坚持,“李白台”成为抗战期间最为重要的一道“生命线”,将延安的指示传送至上海及华东地区,成为当之无愧的“红色电波”。

为了革命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建国后,加害者全都锒铛入狱

从日本宪兵大狱出来后,党组织就将李白夫妇调往了浙江,这里相对来说更安全,李白也隐瞒身份打入国民党内部,成了一名报务员。

他化名为李静安,常常往返于江西、浙江一带,利用职务便利给党秘密传送情报。

因为他高超的无线电技术,国民党始终都没有发现他的身份秘密。日本投降后,李白再次回到上海,继续从事“李白台”的电报工作。

尽管行动十分隐秘,但李白的一举一动还是引起了国民党军统的怀疑,在最后一封电报发送完成后,一大波军警围住了李白的住所。

尚在屋内的李白用电报敲下最后一行字,“同志们,永别了!”,点击发送。

他猜到了自己的命运,但为了给尚不知情的同志们留下讯息,避免更多的牺牲,他必须这样做,以一人的牺牲换取更大的胜利,这就是他所坚持的“电台重于生命”。

在敌人的狱中,李白面对无穷无尽的拷打,都咬紧了牙关。敌人见他从他这里无法突破,就找来他的妻子、孩子,在他们面前惨无人道地折磨李白。

面对敌人的险恶用心,李白告诫妻子,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也等于看到了。今后我回来当然最好,万一不能回来,你们和全国人民一样,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

在距离上海解放还有20天时间时,国民党开始了丧心病狂地大屠杀。

身在牢狱之中的李白随即被一辆军用卡车秘密带到了城外十几里的戚家庙,然后处以枪决。他牺牲的时候,才不过39岁。

在建国后,李白的事迹通过《永不消逝的电波》被更多人了解,而关于他遇害的真相也一直牵挂在人们心中。

陈毅就在给李 克农的回电中写道,血债要用血来还!残害李白烈士的反革 命分子,我们定要向他们讨还这笔血债!

在经过长期的跟踪、调查后,上海公安局找到了当时整理李白烈士审讯材料的国民党“在乡军人”,并通过他找到了破坏李白电台、加害李白烈士的主谋,叶丹秋。

叶丹秋,一名有着16年间谍生涯的老军统,双手沾满了我党地下工作者的鲜血,李白等人就是在与他的周旋中,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对于如此穷凶极恶的罪徒,公安局迅速采取行动,实行了批捕,并经人民法院判决,对加害李白烈士的叶丹秋等人实行了死刑。

由此,一场长达近十年的“红色电波”才算落下帷幕,而李白用自己稳定、精确的信号,向延安、华北,乃至全中国传送了无数封至关重要的电报。

而这位打入敌人心脏的情报员,就用生命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尽管英雄已逝,但英魂长存,不忘历史,才能奋勇前进,将“红色电波”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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