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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颜庆宁
被誉为“一部活的中国文物保护史”的谢辰生先生（1922-2022)上月辞世，享年100周岁。他早在上世纪50年代便在郑振铎领导下参与并见证了国宝级文物如《中秋帖》《伯远帖》《潇湘图》等的抢救回流。谢辰生是《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61）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的主要执笔人，一直执著于文物保护、古城保护等。
《澎湃新闻·古代艺术》特刊发谢辰生先生的干女儿颜庆宁新撰的回忆纪念文章。
谢辰生早年工作旧影
1944年，我父亲颜鹏飞（本藩、小帆）36岁的那年，和22岁的谢辰生（谢国愈）是偶然在我父亲一长辈家认识的，初次相遇就一见如故，我想这是缘于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对中华几千年文化的爱好，以及大家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从此小帆兄和谢家八弟成了忘年之交。父亲和谢辰生、谢国桢（刚主）兄弟俩彼此都很投缘，挚友之情难以相忘！而我们家四姐妹也就成了八叔（谢辰生）的干女儿了。
谢辰生当年是个踌躇志满的爱国青年，受其大哥谢国桢的影响及帮助、引荐，郑振铎先生的引导、启示，开启了他的文物卫士之路。
谢国桢大伯赠给父亲的书迹
说下我父亲，他幼时读的私塾，中学在上海，后来以当年第一名成绩获全额奖学金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修读英国文学，所以我父亲的古文和英语底子都很扎实。1948年3月時曾受美国耶鲁大学聘请为该校东方语言学院的中文教师，因不想出国而婉拒了。
八叔赠给父亲的书迹
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是数学教师，然而八叔总觉得他应将自己的才华更多地报效于国家和社会，所以五十年代中，在八叔的引荐下，父亲受南京博物院曾昭燏之邀请赴南京接待外国专家当翻译，1956年开始为文化部文物局译了《南唐二陵》《敦煌壁画序》《白沙出土宋代墓葬简述》等文献，当时译稿是由梁思成、钱钟书审校的，据知翻译水准是得到他们充分肯定的。
1972年，父亲和八叔谢辰生
1972年受国家文物局邀请，父亲赴京住在故宫内，4个月来，父亲每天对照着宫里的实物，不为名、不为利，出色地完成了中国出土文物出国展览会展品介绍和序章等的翻译工作，为此还得到了表扬。直至七八十岁时，他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了关于自贡盐城技术博物馆的文章，父亲能在早些年为国家考古、文物走向世界作了些小小贡献，谢辰生就是他的引领人。
记得我小时候，应该是四十年代后期，谢辰生跟随郑振铎先生在上海开展文物保护工作时期吧，他常常来我家的，也许这位干爹太年轻，所以还是称呼他为“八叔”。他的多才多艺、待人真诚、随和、又很风趣、幽默，很快就让我们还有大家族的亲友们都很佩服和喜欢上他了，成了长辈们的“八弟”和小辈们的“八叔”了。那时期，长辈们时常会在我家相聚过下京剧瘾，我父亲是京胡好手，八叔吊起嗓子是有板有眼，特有味！他在语言和戏曲方面很有天分的，除了京剧，还会好几种地方戏呢。时不时的来段苏州评弹《杜十娘》《庵堂认母》，或者爆出几句话剧《雷雨》的台词。最佩服的是我妈曾教过他一首粤曲，他竟然唱得字正腔圆，真是学啥像啥。八叔唱歌也挺有感情的，从前，他还挺喜欢唱那首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所以我们从小就很熟悉了，平时他喜欢用流利而不大正宗的上海话和我们交流，时常开开玩笑，那个辰光的回忆是很美好的。多年后，相聚或通话时提起这些往事，他会开怀大笑，近年来他和疾病顽强斗争，我常用那些小时候的回忆去逗他开心，让他忘却痛苦，为他打气！我说：“八叔，侬是不老翁呀！一定要坚持！永远要坚持！”
丰收一35拖拉机试验
1965年，我参加了丰收一35拖拉机在北京试点的中间试验，大半年来给我留下了一段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有一种自己成了八叔谢辰生和八婶胡清源的宝贝女儿似的感觉了。我工作地方在德胜门外的二拨子，较远，休息日就住八叔家，那是东四头条文化部宿舍楼内一间十来平方米较正方型的房间，虽不宽敞，却很整洁、雅致、颇有文化气息，最重要的是很温馨，这一定是八婶的功劳。虽然是公用卫生间、过道里做饭，却毫无影响他俩的幸福生活。
1976年和谢国桢大伯
那年年初，我一下火车就直奔东四的八叔家了，等候我的是八婶（因出差，八叔得第二天回来），她给我的初次印象是温文尔雅、很有气质，上海人会说：派头蛮好的。初次见面，但她的热情招待及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忘却了陌生和拘束，我们一见如故，话匣子打开便有聊不尽的话了，晚上俩人躺在一张大床上，还要继续聊一会儿呢！她告诉我，八叔追了她多年，从“没感觉”到相爱、结婚，他的坚持精神犹如“八年抗战”。我心想，这不就是铁尺磨成了针吗？我干爹就是有这种韧的精神！八婶让我有回家的感觉，素未谋面，却早已为我准备好拖鞋、毛巾、牙刷、牙膏以及新的床上用品……，另外，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呢。第二天八叔回来了（虽然我把他挤到隔壁招待所），见到我可高兴极啦！得意地把我介绍给周围的同事和邻居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宁子。”那段日子里，每次等我回家，他俩早已安排好节目了，走亲戚、逛名胜古迹、北京景点，带我去吃好东西，还常常邀上谢大伯（国桢）和谢伯母，最常去的是莫斯科餐厅和新侨饭店，那时属于高档时髦的。有时也在家里由八叔亲自动手做几个拿手菜、很有两下子，据说他曾跟御厨学过些手艺的。他烧的红烧肉，红烧鱼和大虾、还有罗宋汤，能和餐馆的媲美，即便是炒青菜，也香糯，现在想起来也是回味无穷。 和这几位亲切、幽默风趣的长辈在一起，我就是一个很幸福的小辈啦！
与八叔、八婶胡清源
9月吧，试验工作结束了，我也得和他们告别回上海了，记得那天中午，我们三人在北海公园内的仿膳吃的饭，八婶还给我买了很多小窝窝头、豌豆黄等带回上海，下午他们都要上班的，我们就在公园门口的车站依依不舍地分手了。许多年来，这一幕历历在目，因为这竟然成了我和八婶的最后一面呀！ 1971年某日，突然从八叔来信得知八婶在湖北五七干校时突发肠病，小地方医疗条件缺乏，抢救无效而逝去，真是晴天霹雳，悲痛却又无奈！除此，还很担心我八叔！据悉，八婶临终时，流着眼泪叫了声“辰生”即驾鹤西去了，八叔那些天，悲痛欲绝，时常对着她用过的东西发呆，一直保留着她的遗物。如今，想起这些事，真叫人心疼！遗憾！无奈！很可惜，那时代不大流行照相，失去了许多留念的机会，只能留在脑海里了，幸而三人在照相馆留下了唯一一张珍贵的合影，它伴随着我几十年，作为永恒的纪念吧！
八叔与八婶王惠贞
八婶就这样地走了，给我干爹留下了一片难言的伤痛以及对爱妻的无穷思念。然而，生活总是要继续下去的吧，孤孤单单的几年后，在命运安排下，他和市文物局的王惠贞结合在一起了，姐妹们都为他从此又有了家庭温暖而高兴！ 八十、九十年代开始，我和姐姐（们）或者我丈夫几乎每二、三年都会上北京探望八叔和八婶（王惠贞）的，他们家在安贞里几十年了，打车不好找，但我们太熟悉啦，特别是胡同口旁边的烤鸭店，吃了好多回，回味无穷，还有几次，八叔预订好给我们姐妹带回上海呢。 对这位八婶的了解还是从安贞里开始的，她很亲切，斯斯文文地一口北京话，我喜欢听。一见面她就忙着沏茶，拿她的小甜饼招待我们，说起社会上有人昧着良心对文物作鉴定时她也会激动起来，我想这倒与八叔挺合拍的。她还爱看电视上的各种体育节目，尤其球类，我有共同爱好，所以话更投机了。最佩服的是她每天要看二、三小时的书，就放在枕边，孜孜不倦的精神必定是一肚子墨水了。聊天的时候，有时她也会“投诉”下老伴，不外乎的是他如何不当心自己、又笑着说成天忙于为他接电话及接待客人，成了“老谢”的老秘了……可我倒觉得她的嗔怪其实是对老伴的关爱和赞许呢！八婶不喜欢出去吃饭，我想尽办法，甚至软硬兼施地说：“我要绑架您啦！”这样倒也成功了几次，结果是皆大欢喜，尤其是八叔。 我给八婶起了个代名字——（八叔的）家主婆，这是老上海话妻子的昵称，他俩都很喜欢，和八叔通话时，我问起：家主婆好吗？他常常会很开心地说：蛮好，侬和家主婆讲几句呀！?在北京相聚时，他很喜欢家主婆穿上干女儿们给她买的漂亮羊毛衫和大家一起出去吃饭，看得出来，几十年来，早已形成了相濡以沫的感情了。
1990年代两位姐姐与叔谢辰生于北京
住了几十年的安贞里，虽有些陈旧，但地点方便，也比较宽敞，尤其是后来增配了一间，可以存放越来越多的书籍和资料什么的，但生活习惯及作息时间的差异，除了一起看新闻节目及吃饭时，二人都成了半独居的老人了，幸亏各有爱好。八婶虽然年轻十岁，但身子骨也不太好，所以买菜做饭的工作就让手艺高超的八叔承担了。不光文物事业，就是这个家庭后勤工作上，他也是兢兢业业的，毫不含糊，风雨无阻，也要自己去采购，办事，即使来不及做就去小饭店打饭和菜，老人家事事习惯亲力亲为的。他俩生活很简朴，八、九十岁了，也不请人照顾，家住三楼，上上下下够累的，何况他是外强中干、多种疾病缠身的病人，上医院还搭公交，而不愿用公家的汽车。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那间兼工作室的卧室，不大，利用率却很高，床边、历史悠久的写字台、连书柜顶和地板上都堆满了文物书籍，零零乱乱的，却不能为他整理，因为他脑海里有了这些书籍资料的索引，随手就可找到自己的所需。那张坐了许多年的专座小沙发弹簧也坏了，几次我想买只新的把它扔了，他总说它挺好的，不肯换，我懂：他是念旧，节俭不浪费啊！
八叔95岁那年，在女儿小燕的安排下，把住了几十年的二套安贞里房子换成了望京地区一套环境很优美的复式房，他们和外孙小夫妻一家三口住在一起，请了保姆，从此老人家不必再下厨了。居住环境虽好，可八叔并不习惯，他的心已留在安贞里了，尤其是他那陪伴着自己几十年的小房间以及周围熟悉的环境和人们。我也很怀念安贞里，那些岁月里，我们曾经去过北京好几次，八叔七十多岁时已患上癌症，外强中干的他还陪着我们去故宫、雍和宫等地，并兼职“导游”细致地为我们讲述历史的典故，除此以外，还带我们去品尝下北京的美食，这些往事时常会萦绕在我心头的。
2017年冬，我和二姐连同丈夫四人一起上北京探亲，为了方便，小燕为我们安排住宿在新家小区旁的小酒店，每天早餐后便去八叔家“上班”，中午带他们去那些有名的地方吃吃中餐或西餐，老人家吃不多，却能感到他是非常高兴的。饭后午睡一会，又和我们一起聊聊天，回忆从前，老人家的记性可真好，细小的事都记得。那几天的快乐时光过得很快，分别时，说好争取每年都去看望俩老的，没想到，因各种原因导致食言了，为此心里好难过呀！
2019年于常州
2019年初夏，得知八叔受邀去常州一行，我们在上海的三姐妹可高兴了，那个周末，由二姐的儿子雷雷驾车，带上我丈夫及雷雷媳妇共六人清早赶去常州一酒店和老人家团聚的，心情特好让八叔看上去精神奕奕的，要不是坐着轮椅，令人几乎忘记了他其实已是位高龄的老病号啦。虽然老人家话并不多，听力也不是很好，但大家都聊得很开心。我们一起参加了一个丰盛的午宴，有缘与八叔的弟子丹青以及学生修淑清结识，席间大家谈笑风生、颇为投机、好不欢乐的，饭后，得让老人家好好休息，不得不告辞了，有些难分难舍的，难道冥冥中有一种这是最后一面的感觉？不过，常州的相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
那年八叔回京后，身体状况很不好，多年前得的癌症复发並转移了。刚发现得膀胱癌并化疗过几次后，他曾轻描淡写地告诉过我们，说是早期的、精心治疗后应该没啥问题了，是怕我们担心，也可能真是他的想法，他就是以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精神来对待自己的癌症的，一颗火热的心加上坚强的意志，让他始终带着病痛坚持不懈地贡献自己所有的力量。2010年下半年，他告诉我，在他老友沈竹（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建议下，由他弟子陪同去云南昆明疗养一段时期，因为那里有位著名的祖传秘方传承人，也是军医，中西医结合的治疗颇見成效，但是现实往往也会让人很无奈的，反反复复的，可每次相见或通话时他都很轻松的说“挺好的”“没事”“还可以”，也知道他经常出席一些重要会议、甚至有时去很远的外地去参观、考察什么的，让人觉得他是否真的是铁打的？2013年听说八叔又住院了，我和二姐俩赶紧搭飞机上北京去探望老人家，我们住在福建大厦，每天往来于酒店和安贞医院之间，看见二个干女儿，八叔心情顿时好多了。往后的这些年也真难为他老人家了，好好坏坏的，感觉他是在和病魔抢时间，分秒必争地倾尽自己所有的余力捍卫着国家的文物事业。2018年，肝脏囊肿动了手术，癌症的复发、加上糖尿病，多次进进出出医院，又是中医院、西医院的，最紧张的是还有过二次病危通知，但总算都过了坎，八叔病重后，我和他女儿小燕联系较多，尤其是疫情爆发后。
这二年多来，北京和上海一样，住院和探病规定都很严格，我八婶年纪也大了，更不方便，二老只能在手机小屏幕上相见、聊几句，听力和视力都很差，而且八叔还插上管子呢。去年夏天，八婶突然因肠病入院，总算给安排在老伴同间病房，但检查结果是肠癌晚期，没多少天便先走一步了，当时为免惊动她老伴，把床边窗帘拉上，轻轻地用车把她拉走了，此后一直没让八叔知道。此情此景想起来就令人心酸啊！深受病痛煎熬的最后二、三年里，尤其是新冠病毒肆虐的岁月中，躺在病床上的八叔深受组织上、同为文物战线上的老友，他的弟子、学生，还有医院的院长、主治医生、医务人员乃至护工的深切关怀，过年、过节时的慰问，以及在病房里为老人家做寿……我虽然身在上海，但在老人家女儿小燕的微信朋友圈内看到了这些照片和视频时，非常感动和万分的感谢！这些日子里，作为女儿的小燕为了八叔入院、出院，西医和中医治疗，还要照顾妈妈，很是操劳，在此宁子姐姐也想说一声：谢谢你了！
前年吧，八叔在通话中，对我说：我不行了，侬再来看我一次好伐？……我很难过，因为没法了他心愿呀！还有令我非常懊恼的一件事，那就是老人家去世的前二天，我刚和新护工联系上，便和他通了一次很短的视频，才说了没几句，只听见他痛苦地哇哇叫着：啊呀，疼、疼、疼死我了……便中断了，第二天下午，我呼叫了二次，他都在熟睡，第三天，我打算做完抗原测试和核酸测试后上午再和老人家聊聊的，可打开微信，传来的却是八叔已走的噩耗，顿时呆住了，好伤心又很懊恼，为啥昨晚上没有和他老人家再说上几句？换位思考，如此痛苦还不如一走，从此解脱了吧！
八叔赤胆忠心地，竭尽所能地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的文物事业，真正的完成了他的誓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祟敬！我为此而傲！八叔，我永远怀念您！
责任编辑：李梅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