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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是写给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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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文学作品中有豪放的意气,有婉约的爱情,有他兼济天下的抱负,也有他仕途失意的无奈愤懑。他是一个情感极为复杂的人。

苏轼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风,严重一点来看,似乎患有轻度的精神分裂。当然,这事我们无法早已无法考证,但他所处的环境以及周遭人物对他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要对这些影响由大到小来排个顺序,其妻子自然是排在第一位的,我们今天就来讨论苏轼的三个妻子,看看站在古代成功男人身后的女人。

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与人们平时的认知有些出入,总体上来说,大多数人是尊重“一夫一妻”的,所谓“三妻四妾”,就算对权贵而言,也算是“高配”了。我们知道苏氏一门,唐宋八大家占了三位,父子三人也都当过官,此处不论其高位高低,但总体上而言,苏家也算是贵族了。如果把中国古代权力阶层看作一个金字塔,苏轼在其中怎么说也算是接近中央,但他是尊重一夫一妻制度的——他有三位妻子。

三位妻子,是从现代的观点来看,严格地说,是两位正妻及一位侍妾。这三个女人,虽然都没能与苏轼白头偕老,对他一生的影响却是不可估量。

苏轼的原配,是出身书香门第的王弗,琴棋书画自不待言。王弗是眉卅清神人,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与苏轼成婚,时年十六岁,至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在京师逝世,年仅二十七岁。王弗性情温和,敏而好学,博闻强记,与苏轼郎情妾意,羡煞旁人。苏轼与王弗成婚时,年不及弱冠,身上还是带着少年的习气,他自由性灵,却不谙世事,正是年少轻狂的年纪,正合着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所说的“他偶尔喝醉,甚至常常喝醉而月夜登城徘徊”的“顽童”。此时的苏轼,也正如林语堂形容的那样,“聪明有余而内敛不足”,有时豁达大度,有时却固执难言,为人处世还有缺处,尚无法在混沌的官场中圆滑应对,此时的他,需要一个贤内助来帮扶。他需要一个冷静、体贴的人来帮他压抑喷薄而出的锐气,也需要有人陪他走出失意时低落的心绪,他很幸运,因为王弗就是这样的女子。

王弗作为苏轼的妻子,不仅管好家庭、养育儿子,还在丈夫的事业上给予帮助,她可以说是苏轼最为信任和依赖的人,她是值得苏轼相濡以沫的人。王弗博闻强记,在苏轼身旁听其朗诵诗书时,遇到苏轼忘记了的,还能给他以提示;王弗亦有识人之明,在年少轻狂的苏轼还未警醒之时,便劝说他不要与那个投其所好的客人过多往来;她还很有远见,常规劝丈夫约束行为举止,要求他处事时尽量谨慎,避免了一些祸患。王弗对苏轼助益良多,在她患病离世之后,苏轼对她的思念极为深切沉痛,苏轼在《江城子》中深切表达了这种刻骨铭心的情感: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从后人的角度来看,此时离王弗过世已经十年之久,苏轼也已经取了他的第二任妻子,按常理来说,应已经对亡去之人感情寡淡,这《江城子》难免是无病呻吟之辞,而作为一个不世出的大文豪,自然有能让文章看起来情深意切的功力。其实不然,我们来看看苏轼作《江城子》一词纪念亡妻的背景,便可知这是词人剖露内心所触发的情感。王弗去世的十年里,苏轼在仕途上几起几落,宋神宗崩逝后,哲宗继位,年仅十二岁。苏轼受宣仁皇太后的常识,回京任龙图阁学士,并为哲宗侍读,为小皇帝所重,可谓前途一片光明。若是无病呻吟之流,值此春风得意之际,怎会忆起飘逝十年之久的亡妻?那个时代没有相机、照片一说,苏轼在词中明言,“纵使相逢应不识”,他或许已经记不起妻子的面容,却仍为夜梦所激,兴起“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痛感和“明月夜,短松冈”的凄凉、无奈,这样深刻、无奈的情感,尽数凝结在了“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惊悸之上。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完全的男权社会,女性是没有独立人格的。其实就算现代社会,也还有这样的封建遗毒,如女性出嫁后将夫家的姓冠在自己的名字之前组成四字名。现代如此,古代的女子更只能算是附属物,刘备所谓“兄弟如手中,女人如衣服”虽然残忍直接,却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但在《江城子》一词上,我们可以看出苏轼作为一个丈夫对妻子人格的尊重,以妻子王弗为知音,这在当时的社会上绝对是一种超前的境界,王弗对他的影响,可见一斑。

其实苏轼对王弗的情感,与其说是夫妻之情,不如说是知音之情,或者说是亲情,虽然深厚、浓烈,但与爱情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现在,我们来看看苏轼的继室,王闰之。

王闰之是王弗的表妹,她的出身史载不详,有人说她是进士的女儿,有人说她是村姑目不识丁,有人说她本家族显赫,但因为某些事情流落民间,大体上来说,苏轼取她的时候,她是没有显赫地位的。她嫁与苏轼时,正值花样年华,二十一岁的年纪,但于古人而言,却是“老妻”了。宋代女子,十四岁就可以嫁人,这个年纪才出阁,是很少见的。苏轼取她时,高中进士,官从六品,大文豪欧阳修曾在大庭广众之下对苏轼评价极高。苏轼风头正盛时,却娶了王闰之,让人大跌眼镜,最关键的是,王闰之才貌并不出众。

这已经是个“千古奇案”,就算有什么隐情,我们隔了一千年,肯定是挖不出来了,但这王闰之的确是个贤妻。王闰之虽与王弗是亲戚,却算不得大家闺秀,不过,王闰之虽缺少风情,却的确是让男人踏实温暖的港湾。她与苏轼走过了二十六个年头,几乎走完了苏轼一生的起落,是个顾家型的女子。苏轼在他号称“东坡”的黄州地界,养了一头牛,这头牛管着他苏家的五十亩稻田。一次牛突然病了,苏东坡急得跳脚却束手无策,王闰之跑过来一句“此牛发豆斑,疗法当以青蒿作粥啖之”,药到病除,不仅如此,王闰之还会给牛接生,苏轼曾对章惇说:“勿谓仆谪居之后,一向便作村舍翁。老妻犹解接黑牡丹也”,说的就是此事,典型的“实干家”呀!除此之外,王闰之对于王弗之子视若己出,也使得苏轼对她好感倍增。

苏轼自己不会医牛,却对妻子的本事推崇备至,曾写诗句“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来炫耀,不过,就算如此,苏轼的“臭脾气”还是引来了“河东狮吼”。“乌台诗案”一事,苏轼虽然贵为太守,却什么都守不住,连带家人都被赶得鸡飞狗跳,王闰之一怒之下将苏轼在湖州任上的诗文付之一炬——或许这也是后来人们说她是目不识丁的村姑的“依据”吧。

王闰之虽然是“贤妻良母”的典型,但只能算是顾家,虽有文学细胞,但难以与苏轼产生共鸣,更多的类似于保姆的性质,苏轼对她的陪伴,应是感激多于爱情的。

苏轼的第三个女人,是没有妻子名分的,“ 不合时宜, 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 每逢暮雨倍思卿。”据《东坡续集》记载,“东坡先生侍妾曰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钱塘人,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王朝云成为苏轼侍女时,年仅十一岁,至三十四岁逝世时,苏东坡已经六十一岁,正是唐寅所言“一树梨花压海棠”,但这跨越年龄界限的情感,或为苏轼确实的爱情。

苏东坡作为一代名士,又入仕为官,有侍姬不足为怪,在其落难再无翻身之地时,家眷、侍姬离散在所难免,而王朝云生死不弃自然会让他大受感动,“不似杨枝别乐天, 恰如通德伴伶元。阿奴络秀不同老, 天女维摩总解禅。 经卷药炉新活计, 舞衫歌扇旧姻缘。 丹成逐我三山去, 不作巫山云雨仙。”

王朝云从小便跟着苏轼,耳濡目染,文学素养足与苏轼产生共鸣,苏轼对王闰之“孰迎我门, 孰馈我田, 已矣奈何, 泪尽目干”的纪念,恐怕难以达到《雨中花慢》的浓烈的伤情——苏轼写下十数篇作品来纪念这位志同道合、至情至爱的知己,便也可以预见了。

从王费与王闰之对苏轼的助益来看,二人一主外事,一主庭内,有几分封建时代“包办婚姻”的影子,那浓烈的“十年生死”、“泪尽目干”,是长时间相处所积累起来的亲情。而王朝云虽然拥有苏轼最“纯正”的爱情,却仍为封建所困,她至死,也没能成为苏轼的第三位“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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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时间:2022-12-23 04: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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