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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南北朝时期出了不少怪书，其中一种是北朝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说它怪，有出奇制胜的意思。奇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题材新颖，单纯的追记佛寺；二是内容丰富，笔由佛寺伸向四面八方，上至政事、名流，下至民风、市井，几乎无所不有；三是文学气味很浓，文字优美，故事性强，有小说、剧本那样的吸引力。
全书以方位为纲，以佛寺为目，写了五卷。写佛寺，描画景物，多用南北朝流行的骈俪，成就不小。但更大的成就是由甲及乙、由乙及丙地记了很多杂事，作者是写“闲话”式文章的能手，记某寺，常是就自己记忆之所及，随手拈来，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这样丛杂的内容，我每次读，都很感兴趣。可是想介绍也难，因为说不胜说。不得已，只好用取一斑而略全豹的办法，只说说我认为更值得说说的。那是混在记叙大海里的点滴议论，或者说，作者在怀旧中顺便发的一点牢骚。
一次是自己出头，说天道不可信；一次是借他人之口，说史书不可信。天道，形而上，可是它经常下降，参与人事，所以也就会带米麻烦。史书，记过去的事，褒善贬恶，鉴往知来，当然与人事的关系更密切。可是，这里面有假，会使好心人上当，这意思却很少有人想到；杨衒之想到了，说出来，好心人也许因此而学会不轻信，那就真足功德无量了。
先说天道不可信的议论。卷一开头记永宁寺，由寺内曾驻军，连带叙说北魏末年，尔朱氏两次攻破洛阳的事迹。前一次是尔朱荣，杀朝士两千多人，把灵太后胡氏和三岁的少主扔在黄河里。后一次是尔朱兆（尔朱荣的侄子，为尔朱荣被庄帝杀害报仇），把庄帝和士女财物都抢走。尔朱兆一次，庄帝派人率军三万抵抗，以为敌军难于渡过黄河，没想到至时水浅，不及马腹，尔朱氏的军队轻易地渡过，洛阳被攻破，于是酿成大祸。叙说至此，作者万分感慨地说：
衒之曰：昔光武受命，冰桥凝于滹水，昭烈中起，的卢踊于泥沟，皆理合于天，神祗所福，故能功济宇宙，大庇生民。若兆者，蜂目豺声，行穷枭獍，阻兵安忍，贼害君亲，皇灵有知，鉴其凶德。反使孟津由膝，赞其逆心。《易》称天道祸淫，鬼神福谦，以此验之，信为虚说。
天道如何，问题很复杂。不管看作如何，都是来自信仰，没有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类信仰？主要是想为“生”找个最根本因而也就最稳妥的靠山，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意义”。人由坠地到盖棺，如果自信甚至被证明为没有意义，这是很难忍受的。其次是取得低一级的自我安慰，比如相信天道向善，我们努力善了，可是未得善报，就还可以等待。
古人间或也有泄气的想法，如《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但绝大多数还是不泄气的，如《易经·系辞上》说：“天之所助者，顺也。”《尚书·蔡仲之命》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也是《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天是玄学的天，与视觉的天圆地方的天象是有关系却又不是一回事。不是视觉的天，渺茫，信为有，却摸不着，所以古人也有“天道远，人道迩”的叹息（《左传》昭公十八年）。
但放弃总是难于做到，原因之一是舍不得，之二是从反面证明为没有是同样不容易。人是经常乐于实用主义的，为了补救渺茫的缺陷，很早就从低一级的信仰里找来帮手，那是鬼神。汉魏以来，还从外来的佛教那里找来同样有力的帮手，那是佛、菩萨。色相不同，作用却是与天道一致，向善，从而感情和行为都是惩善罚恶，以保障或实现人间的公道。
这好不好？如果确是这样，当然好。好处之一是法律的，可以保障或实现公道；之二是道德的，可以使好心人更愿意为善，不好心人为恶时略有所顾忌。遗憾的是，这个实用主义是建基在空想上，空想并不是事实。事实是什么样子？远的，是坑儒的秦始皇，近的，是杀六君子的那拉氏，都获得善终；而被坑的儒，被杀的六君子，就只能永远含冤于地下。
自然界的演化，变动不居，生生灭灭，有没有错误？我们不知道。至于人事，由好心人看，是常常走了错路，但错了也只有任它错，就说是含有冤枉吧，天大的也必将由于无可奈何而一笔勾销。公道是理想，是幻想，实际是一切决定于力的大小，或说胜败。这是天道“信为虚说”的看法，近于怀疑主义，甚至悲观主义，也许有不利的影响吧？最值得注意的影响是带走了助人为善的力量；为善当然是必要的，那就需要由其他处所另找支持的力量。
但也不无好处。一是可以促使人接受荀子的想法，多靠己力，求以人力胜天行。二是可以启发人较清楚地认识世道。这还可以分作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外，可以不再信“奉天承运”之类的鬼话；另一方面是对内，不幸而倒了霉，可以知道这是世道的必然，就不再怨天，更不希求天的怜悯。信天，求天，是弱者的哲学。杨衒之的“信为虚说”的感慨，有鼓励人作强者的力量，所以值得记在心里。
再说史书不可信的议论。卷二景兴尼寺后记崇义里有杜子休宅，地形显敞，门临御道。以下说：
时有隐士赵逸，云是晋武时人，晋朝旧事，多所记录。正光初来至京师，见子休宅，叹息曰：“此宅，中朝时太康寺也。”……好事者遂寻问晋朝京师何如今日，逸曰：“晋时民少于今日，王侯第宅与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以来二百余年，建国称王者十有六君，吾皆游其都邑，目见其事。国灭之后，观其史书，皆非实录，莫不推过于人，引善自向。苻生（前秦君主）虽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杀，观其治典，未为凶暴，及详其史，天下之恶皆归焉。苻坚自是(当然被写为)贤主，贼君（杀苻生）取位（自立），妄书君恶。凡诸史官，皆是类也。人皆贵远贱近，以为信然。当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问其故，逸曰：“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佞言伤正，华辞损实。”
话说得很激烈，所指是记事的文字与事实真相不符的情况。记事是否可信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时间长，记事的人和所记的事都千差万别。早在战国时代孟子就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他是不尽信，不是尽不信。
谁也不敢尽不信，因为我们不能不求于已身之外有所知，这外包括时间的远和她域的远，除了借助文字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何况执笔记事的人还有董狐之流。所以要辨别，信与事实相合的，不信与事实不合的。
与事实相合或不合，事实早已消逝，只剩下文字，怎么能知道？原则的根据是事理人情。如上面一段引文，说赵逸是西晋初年人，那就到北魏晚年已经二百多岁，自然靠不住，因为不合事理。
又如中国古史盛传尧舜禅让的故事，我们看由汉献帝起多次禅让的把戏，不能不以今度古，推想尧舜也是出于不得已，因为贯通人类历史的人情是，没有人会甘心把政权交出去。真伪，可信不可信，是考证学专力对付的大问题；这里想缩小范围，只说“莫不推过于人，引善自向”这一类。这是居上位的往自己脸上抹粉，往被压倒的异己脸上抹黑的行径，读史考信时候尤其要注意。
原因可以分作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最常见，所以应该特别小心；一方面是影响大，所以应该特别警惕。何以最常见？原因主要是两种。一，居上位，脸上常常是没有粉的，而为了“庶民子来”，就不能不抹粉。二，因为所属有“诸史官”以及准史官，抹粉并不难。
再说影响大，可以分作两层。一，粉抹得厚，延续时间长，容易弄假成真，化莫须有为实有，取信就成为易事。二，信了，会化为行动，于是有不少好心人就会乐得去帮忙，甚至帮凶。这些，可以说是我们的封建库藏里的最重大的一宗财富，想不继承很难，历史上不少所谓忠臣义士，实际是继承了这宗财富，才做了本来可以不做的事。不做，要以能认清本来面目为先决条件。
这有什么好处呢？有，也可以说是两个方面：消极方面，助纣为虐的事会减少；积极方面，人人多信自己，就有利于舍人治而取法治。总之，如果能生效，就会是社会的向前和向上。自然，生效是难的，杨衒之往矣，其后，正史的本纪，非正史的《隋唐嘉话》之类，当然还是顺着老路子走。但在这老路子旁边，还有人喊两声“皆非实录”，“华辞损实”，以提醒人注意，总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