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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宗万历初期，张居正能最后当上首辅跟司礼监太监冯保、内阁首辅高拱间的矛盾和斗争有密切关系。冯保打击高拱并非为了张居正，最后却成就了张居正。
高拱
明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冯保嘉靖朝便已经是司礼监秉笔太监。有对内阁奏议的批红之权，权力已然很大。像嘉靖以前专权的太监便多是秉笔太监。不过司礼监在秉笔太监之上还有该部门的正官，掌印太监。其职位要比秉笔太监高。明穆宗隆庆初，按资排辈，冯保本应该提为掌印太监。穆宗朱载垕询问内阁大学士高拱的意见，结果高拱推荐了陈洪。等陈洪离职，冯保以为这次轮到自己了，结果高拱又推荐了孟冲。孟冲只是名尚膳监太监，根本没有资格升任。这些事后，冯保对高拱彻底记恨上了。
而隆庆六年（1572），明穆宗病重，冯保暗讽张居正提前拟好遗嘱，而张居正所拟遗嘱却被时任首辅的高拱看到了。高拱于是质问张居正，张居正便把冯保嘱托之事说了出来。高拱对冯保也从此恨上了，声言一定要将其驱逐。至此，冯保与高拱谁都看不上谁，彼此仇视。
不久，穆宗眼看病重不起，便遗言让高拱、张居正、高仪等大学士担任顾命大臣，共同辅佐刚刚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高拱作为首辅觉得自己任重道远，对于辅政之事非常上心。可是，当冯保向众大臣宣布穆宗遗嘱时，却说：“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朝野上下一片哗然，但是冯保当时权势熏天，掌握东厂跟锦衣卫，众人也没人敢于顶撞他。不过有一人却敢。他就是高拱。
高拱对于冯保的乱政非常看不惯，而且他本身就是性格刚烈之人。有一次司礼监太监到内阁传旨，高拱气愤地道：“这是谁的旨意，还不是你们弄出来的，我要把你们这些太监一并驱逐。”冯保听到小太监的回禀后，对高拱更加愤怒。
高拱还真是说到做到的人。他不久便起草奏疏，历数冯保的罪过，并且请求减少司礼监的权力，还政于内阁。此外，他还联合都察院十三道御史一同上疏李太后，共同弹劾冯保。他在内阁中豪言，我辈受命托孤，敢不竭尽全力。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事，这件事被冯保提前知道了。冯保决定先下手为强。
张居正剧照
高拱曾经在内阁说过：“十岁天子，如何能治理天下。”这件事于是被冯保当成了口实。他向太后及小皇帝进言道：“高拱指责皇帝是小孩，不能治理天下。”李太后一听大怒，高拱被罢官的命运便决定了。
等第二天，众臣被召集到会极门，高拱以为是要驱逐冯保，没想到冯保却站在城门上，宣布皇太后的懿旨。大意是：高拱等三位大臣与哀家母子一同受大行皇帝遗命，要你们辅佐皇帝治理天下，可是没想到内阁首辅高拱揽权擅政，威福自专，哀家母子非常害怕；着令高拱回家闲住，不许停留。高拱听到此处，顿时呆若木鸡。张居正为他请求了官方驿递，将他送离了北京。不久，张居正升任首辅。
张居正
明朝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内阁尤其如此。像嘉靖朝几乎每位首辅都没有很好的下场。至于夏言，甚至直接被处死了。高拱担任首辅后完全忽视了这一点。司礼监秉笔太监的权力一点都不比内阁差，反而更有甚者。高拱不与秉笔太监交好也就罢了，更是待之如寇仇。此外，，他完全低估手下之人的野心，在公共场合发言一点都不注意措辞。高拱之败，败于自己的政治智慧。
参考文献：《明史》、《明朝宦官》。
2、司礼监秉笔太监：司礼监权力的扩张
司礼监是什么机构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一个集团都不会是一盘散沙，而是由各个部门组成。明朝大boss朱元璋就设置了一个部门叫司礼监，很多人可能没听说过，其实它是明朝内廷管理太监与宫内事务的“十二监”之一。
司礼监分为提督、掌印、秉笔、随堂等太监。其中，司礼监掌印是明朝十二监中最具权势的太监职位，负责完成明朝国家决中“批红”的部分。这不最出名的太监王振、刘瑾、冯保、魏忠贤等，可都是司礼监主管。在太监一行中，如果有幸能干到司礼监掌印太监，那说明太监生涯已经达到光辉的顶点，成为太监中的No.1。 怎么样？听着很气派是不是？其实司礼监在明初的时候并没有太大的权利，而且受到限制，到了中后期，由于皇帝怠政厌政的原因，皇帝经常让司礼监代为批红。 司礼监利用这一机会，不断扩充自己的权利，给明朝带来了恶劣的后果。
由此可见，任何一个职位，只要你抓住机遇那都是有出头之日的！
司礼监是什么机构
明代宦官机构设有“二十四衙门”，其中司礼监的太监权力最大。其职责为提督太监 管理皇城内一切礼仪、刑名及钤束长随、当差、听事各役、关防门茶、催督光禄供应等事，皇帝的最后意见，都要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批写在奏章上，称之为“批红”。因此，太 监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司礼监太监王振就曾矫造圣旨引荐他的同党，陷害政敌。他权威日重，连皇帝都称他为“先生”，而许多朝廷官员更是尊他为“翁父”。
司礼监是什么机构
司礼监是明朝内廷管理宦官和宫内事务的“十二监”之一，始置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初的司礼监并没有太大的权力，反而处处受限。司礼监的崛起，与明朝的“票拟”制度密不可分，最终诞生出了王振、刘瑾、冯宝、魏忠贤等权势滔天的大太监。
司礼监建立之初，权力被牢牢束缚在内廷
明朝建立之初，就开始设立内廷宦官机构，而随着宦官人数的不断扩充增加，这些管理机构也在经历不断的调整和增设。
司礼监最早见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四月，“司礼监，掌宫廷礼仪，凡正旦、冬至等节，命妇朝贺等礼，则掌其班位仪注及纠察内官人员违犯礼法者”。可见，设立之初的司礼监只有两项职责，一是负责宫廷礼仪（包括命妇朝廷和上朝制度），二是负责纠察宦官人员的违反礼法事务。
而到了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对宦官机构作了第二次全面调整，司礼监的职权被更改为了“掌冠婚丧祭礼仪、制帛与御前勘合、赏赐笔墨书画、并长随当差内使等人出门马牌等事，及督光禄司供应诸筵宴之事。”也就是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御前勘合，内使人等出门马牌，赏赐笔墨书画，催督光禄司供应筵宴等四项事务。
明朝的宦官管理机构，统称“二十四衙门”，包括十二监（司礼监，御马监，内官监，司设监，御用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四司（惜薪司，钟鼓司，宝钞司，混堂司）、八局（兵仗局，银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而其中的司礼监，则是“二十四衙门”中的首席衙门，也是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地位最高的一个衙门。
不过，明初司礼监地位虽高，但其职权仍牢牢被限制在内廷。朱元璋曾明令“内臣不得干予政事，犯者斩”，并敕诸司不得与内官监有文件章奏的往来。而为了防止其权力扩张，朱元璋甚至不允许太监宦官读书识字。
司礼监权力膨胀，源于明朝特殊的`“票拟”制度
永乐、洪熙年间，皇帝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监管，虽然开始将宦官派到军事、政治等重要职位，使其权力得到了一定的扩张，但并未形成固定制度，且被重用的宦官并非全部来自于司礼监。
直到宣宗时期，明宣宗于宣德元年（1425年）设立内书堂，命令翰林官专门教授小内使读书识字。对宦官的培养，为宦官插手朝政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司礼监权力急剧膨胀的关键事件，则源于明宣宗时期开创的“票拟”制度。
虽然明朝自永乐年间便已经建立了内阁，负责协助皇帝处理国家事务，但当时的奏章仍然主要由皇帝一人批阅，批阅奏章可不是件简单的工作，不仅繁琐枯燥，且劳神费力，于是明宣宗开始令内阁杨士奇等人参与批阅，并将批阅建议写在纸上，与奏章一起呈送皇帝，最后由皇帝御批。
票拟制度无疑极大降低了皇帝的工作量，对于各种事项，皇帝不再需要查阅各种信息并进行详细思考，而只需要根据内阁提供的几点意见，选择一个自己认为合适的便可以了。这种票拟制度，虽然使得内阁有了更重的议政权，但这时的决策权仍然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
明宣宗之后，由于继位的明英宗年仅八岁，而主政的太皇太后张氏又不能直接与内阁面议，于是便令内阁负责票拟，再由司礼监秉笔太监根据旨意进行批红，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司礼监太监开始曾为皇帝处理事务的最可靠助手。正统之后，皇帝除每日批阅数本奏章之外，其余大部分均交由司礼监进行处理，司礼监开始正式参与朝政，并为其的最终崛起奠定了基础。
也正是在正统之后，司礼监一方面将宦官各衙门的主要权力逐步集中到自己手中，例如镇守太监的调派、提督京营、掌管东厂等大权全部归于司礼监。另一方面，掌握批红权限的司礼监，已经成为了一个以掌印太监、秉笔太监为首脑的内廷内阁。到明武宗时候，司礼监太监“遂专掌机密，凡进御章奏及降敕批疏，无有不经其出纳者”，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內相。
同时，由于制度方面的原因，内阁一定程度上还要受制于司礼监，毕竟“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也就是说内阁虽然有制定意见的权力，但司礼监却掌握有一定的最终决策权。当然，明朝司礼监的权力虽大，但其权力毕竟依附于皇权，因而司礼监虽然能够压制外廷，可一旦失去皇权的支持，他们又极容易被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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