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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需要鸡汤。在我们这个时代，大部分人已能够不为物质的吃穿发愁（房子除外），精神上却更不知心归何处。对幸福的强调，正反映了我们自身的困惑和不安。瑜伽、星座、心理学、励志小品、灵修、成功学……靠谱不靠谱的门派，不仅标榜自己能够提供关于幸福的解决方案，而且为了与讲求效率的时代精匹配，标榜自己能够提供“快速”的解决方案：一句话、一堂课、一本书，让你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人生问题从此迎刃而解。
某种意义上，积极心理学能够快速流行，正契合了人民对鸡汤的需要。但积极心理学不是心灵鸡汤，也不是成功学。积极心理学是学院派发起的，旨在修正以往过于消极的研究倾向的学科运动。但是无论研究方向如何变化，好的研究必须符合科学自身的严苛要求。在这些科学标准下，积极心理学提供了一些关于幸福和积极人性的事实和视角，但要求它提供人生问题的解决方案，恐怕还为时尚早。好在它所提供的事实更可靠些。
积极心理学并不是心理学史上第一个主张关注积极心理的流派。早在五、六十年代，被称为第三势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就已经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研究人性的积极面。在人本主义之前，是以精神病人为原型，强调研究潜意识的精神分析，和以动物为原型，强调研究刺激和反应关系的行为主义。人本主义认为，人不同于精神病人和动物的地方，如仁慈、责任心、美德、自我意志、积极体验等，不是人性的边缘和例外，而正是人性的本质和核心，是人的价值和尊严所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强调人有物质追求之外的精神追求，而其最高层次的需要是充分发挥自己潜能的自我实现需要。而另一创始人罗杰斯提出的以理解和接纳为核心的、非指导性的来访者中心疗法，今天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心理咨询。
然而，人本主义在后期却很快式微，主要原因是思想林立却没有统一的核心理论，观点新奇但大都无法验证，被学院派心理学家批评鼓吹了“唯我论”的自恋风气和自欺欺人的虚假幻觉，因此受到以实验为主流的学院派心理学排斥。后期，马斯洛本人的思想开始逐渐转向神秘的、带有宗教色彩的超个人心理学，更是让人本主义心理学在心理学界的地位被边缘化。
因此，当20世纪末积极心理学被提出时，创始人塞利格曼再三强调积极心理学在科学上的正统性，以示自己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区别。塞利格曼认为，心理学研究手段上的成熟和进步已经能够研究和积极人性有关的话题。积极的研究方向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积极心理学的两个重要特征。
从积极心理学的历史，你可以知道能从幸福课中期待什么。本专栏有时候也会兑点鸡汤，但它仍然是兑了鸡汤的科普。虽然心灵鸡汤和成功学都从积极心理学中吸取新的可作为卖点的噱头，积极心理学不是陆琪似的心灵鸡汤，也不是成功学。
但我们仍可期待改变。不是那种戏剧性的、快速的转变——它可遇不可求。而是那种缓慢的领悟。就像我们随意播撒下种子，某一天迷茫困顿的时候，忽然发现，某句话、某种体验，某个角落某颗我们并未在意的种子，开始发芽。如果这种转变发生了，一定不是因为积极心理学和我们的幸福课专栏虚构了一个别处的世界，而是它用更确切的知识，引导我们更加脚踏实地、投入生活。
2、塞利格曼的积极心理学，积极心理学之父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tandalone="no"?>塞利格曼自传第7章 康奈尔大学：创造力的孵化器 （1967—1969）
“雪！”克丽从二楼卧室的窗户望出去，大声地惊叹着。我们搬到了伊萨卡（Ithaca），借宿在吉姆·马斯（Jim Maas）家。那是1967年5月末，突如其来的雪让我们很是惊诧，马斯家的草坪和刚刚冒出新芽的番红花上都覆上了一层新雪。初来康奈尔大学之际，我们迎来了一场雪；当我们挥手作别康奈尔大学之时，雪下得更大了。
我找到了两份不错的工作。其中一个是在密歇根大学，在我临走前，我和诺曼·梅尔（Norman Maier）长谈了一番，这次谈话令人难忘却又预示着不详。当时，诺曼正处于事业的鼎盛期，也是我敬仰的偶像之一。他将动物实验和临床治疗融合在一起，重新发现了“实验性神经症”（这最初是由巴甫洛夫命名的1）。老鼠学会了跳到左边或者右边的窗口觅食，但是最终这个问题变得无解了，因为它们不会始终跳到窗口上去找食物2。老鼠通常在起点就不动了，并且很容易受到高分贝噪声引起的听觉性癫痫的影响。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像是在非创伤性病例的习得性无助。我对诺曼教授的夸赞滔滔不绝，他则面红耳赤，似乎不习惯被人表扬。
“你要多留神，”诺曼压低声音警告我，“从来没有人引用我的研究成果，我的学生现在都找不到工作，而你已经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你有所不知，那些学术机构中纯粹的实验心理学家其实非常鄙视我们这样的研究者。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我尝试将实验心理学的成果应用到临床的行为，乃至整个临床心理学专业的存在，都让他们感到困惑不解，甚至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正如诺曼教授警告我的那样，我回想起那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发生的两件令人困惑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在理查德·所罗门周四的午餐研讨会上，我提到了约瑟夫·沃尔普的研究工作，说他是把基本的行为主义的准则应用到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上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自己的教学过程中，所罗门总是“漫不经心”地把实验室的发现应用到现实之中，不过他几乎从来没有将自己的发现集结成文字出版或发表过。所罗门并没有对他的这种不屑做出解释，但这种强烈的蔑视是显而易见的，这与他平时阳光、温柔的性格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第二件事情是，就在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密歇根大学的前一周，我和罗伯特·布什进行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长谈。你可能还记得，布什曾带领哈佛大学的青年心理学家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他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数学家，以为刺激-反应-强化学习理论搭建严谨的统计建模而闻名遐迩。布什的工作激励了新一代有抱负的数学心理学家。1958年，布什当选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系重建后的第一任系主任，在我就读宾大心理学系时，他把系主任的职位让给了亨利·格莱特曼（Henry Gleitman）。我告诉布什我们在习得性无助方面的研究，以及我们的实验是如何证明动物必须整合两种条件概率的。我强调这直接指向认知，而不是刺激-反应学习。
布什耐心地听着，并明确表示他听明白了。一个小时后，他说道：“如果你是对的，马丁，那么我真是虚度了光阴。”
“您要多留神，塞利格曼先生，”诺曼总结道，“您不会想落得和我一样的下场吧？”
除了糟糕的天气，康奈尔大学与密歇根大学有着天壤之别。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系只有25名教职员工，完全被一个派系把控，这个派系由吉米·吉布森（Jimmy Gibson）和杰姬·吉布森（Jackie Gibson）夫妻领导的认知心理学家组成。吉米出谋划策，杰姬负责实施。吉布森夫妇虽然与行为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是对立的，但他们同样是狂热、专制和狭隘的。康奈尔大学心理学系在那段时间流失了大量的学者，正在进行重建，因此有很多的工作机会，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乌尔里克·奈塞尔欣然接受了工作邀请。当时，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系共提供了5个助理教授的职位，其中的一个职位给了我。
在密歇根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之间，克丽为我投了决定性的一票。我们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三年时间里，克丽暂时把她读博的想法搁在一边，如今她想继续自己的学业。康奈尔大学的古典文学系非常棒，于是我们也接受了工作邀请。
我们在学校的东边租了房，房子位于一片树林中，环境非常舒适。我还养了一条金毛猎犬，名叫阿波罗，我总是会带着它在树林里待上几个小时，在冷风中与阿波罗相互依偎，并肩而坐。我的办公室在莫里尔厅四层的阁楼里，而属于我的里德尔实验室，则在办公室8公里外的一个改造过的羊圈里。我每个月的工资一开始是9 500美元，不过系主任哈里·莱文（Harry Levin）对我非常慷慨大方，很快就给我涨到了10 000美元，并安排我讲授实验心理学导论课。
独辟蹊径的授课方式
第一天授课，我一开始坐在教室中间，当我走上讲台，这些本科生发现他们的教授并不比他们年长多少时，我自恋地享受着大家发出的惊叹。这是我第一次设计和教授自己的课程，我没有遵循传统的方式。我没有使用教科书，而是只用原创的期刊文章，并创建了我自己的授课模式，我希望这样能更好地把整个学科的重点内容传达给学生。我对心理学的热爱令学生着迷。我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授课主题，而这也深深地感染了学生。
出乎意料的是，这种教学方式竟成了我提升个人创造力的捷径。在授课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正在编织一个完整的心理学领域，而这个领域的结构在此之前是看不到的。今天，这个领域被称为“进化心理学”，但在50年前，这门学科根本不存在。
约翰·加西亚（John Garcia）是一名在放射实验室从事动物学习研究的特立独行者，曾发表过一篇两页纸的论文，但在发表后的两年里几乎无人问津3。当我第一次阅读的时候，发现它确实写得很烂，于是我不得不读了三遍。尽管如此，这篇论文还是让我感到地动山摇，但直到我在课上讲授了这篇论文的内容，我才完全明白令我震撼的原因。
当我向学生讲述行为主义的历史时，我开始意识到加西亚的实验完全抹杀了行为主义是学习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的观念。行为主义的创始人约翰·B.华生曾写道：“给我12个健康的婴儿和一个由我支配的特殊环境，让我在这个环境里养育他们，我可以担保，从这些婴儿中任意选择一个，无论他父母的才干、倾向、爱好、职业及种族如何，我都可以按照我的意愿把他训练成以下任意一种人：医生、律师、艺术家、巨贾，甚至是乞丐或强盗。”4
“巴甫洛夫和斯金纳，”我向我的本科学生讲述道，“他们狂热地相信‘等势学说’，即任何刺激与其他刺激及时配对都会产生学习行为。”
“等一下，马丁，”25年后成为《变态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编辑的大二学生苏珊·米内卡（Susan Mineka）反对道，“这不可能是任何刺激。动物必须感知这种刺激并对其做出反应。”5
“当然了，苏珊。但关键的一点是，这正是休谟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论证的构成了‘白板说’的联想，”我一边继续说道，一边暗下决心要邀请这位绝顶聪明的二年级学生加入我的实验室，“正是大脑的这种灵活性，再加上掌握正确的经验，使得任何一个人都能成为天才、美国总统，或者成为一个偏执无知的人。”
我决定通过讲述一则直击加西亚实验精髓的逸闻趣事来简化这个复杂的实验，这种讲故事和列举数据资料并行的方式，成了我教学和写作的标志。
我对学生们说道：“蛋黄酱是一种有艾蒿味的调味品，曾经是我最喜欢的调味酱。几个月前，我和妻子吃了一顿美味的菲力牛排配蛋黄酱。大约三个小时后，我开始反胃呕吐，后来越发严重，以至于我妻子不得不送我去急诊室打了一针。现在，我很讨厌这种酱的味道，只要一想到它，我就反胃。”
“奇怪的是，”我继续说道，“菲力牛排和妻子没有让我感到反感，在我反胃呕吐之前欣赏的歌剧也没有让我反感，只有蛋黄酱有这个效果。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是经典条件反射，马丁，”一名学生回答道，“蛋黄酱的味道和呕吐匹配在了一起，于是这种味道让你反胃恶心。”
“这样的解释有什么问题吗？”
“有太多问题了，”康奈尔大学6年制直博项目的吉姆·约翰斯顿（Jim Johnston）大声说道，“首先，马丁只经过一次就产生了这种反应，而经典条件反射需要更多的配对。第二，在吃蛋黄酱和反胃之间有三个小时的间隙。我敢打赌，如果马丁给你的椅子通上电，并放出一种声响，三个小时后电击你的屁股，你根本就不会害怕之前播放的声音。第三，歌剧、牛排和呕吐也恰好匹配上了，但它们并没有让马丁感到恶心。更何况，马丁呕吐的时候离马桶座圈更近，但马桶座圈现在让马丁感到恶心吗？”
哇，约翰斯顿真是太棒了，我暗自思忖着。他说话一气呵成，完全没有停顿。我认为约翰斯顿一定会在10年内成长为美国顶尖的认知科学家。
“让我告诉你们关于加西亚‘双重分离’实验的全部内容吧，”我继续讲道，“加西亚在放射实验室工作，他用X射线照射老鼠，使它们感到胃部不适。而在受到X射线照射的前几秒钟，老鼠喝了掺有糖精的水，每舔一次，它们就会听到一声巨响。这是经典条件反射，对吧？甜味和声响都与不适配对了。后来，加西亚发现老鼠只讨厌甜味，但对声响完全无动于衷。
“加西亚想，也许老鼠只是没有注意到声响。于是，他又进行了一次实验，这次实验中的其他条件不变，只是把X射线换成对老鼠的爪子进行电击，这比X射线引起的不适更强烈。现在，老鼠开始害怕这种声响了，但它们仍然喜欢甜味！这说明它们还是能感知声响的。老鼠习得的是要选择‘正确的’条件刺激，不过这取决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让它们感到不舒服的事情。胃部不适会让老鼠习得对味道的恐惧而忽略声响，电击老鼠的爪子则会让它们习得对声响的恐惧而忽略味道。”
学生们听完似乎都很困惑。“为什么？如果达尔文在的话，他会怎么评价加西亚呢？”我问道。
当我回顾自己的求学之路时，没有什么比10年前奥尔巴尼男子学院的三年级生物学课更令人瞠目结舌的了。F.诺顿·柯蒂斯（F. Norton Curtis）先生带领我们徜徉在种、属、门和界的生物学分类之中，但他从没教过我们物竞天择说，也从没提过达尔文这个名字。我觉得这情有可原，因为那时《物种起源》才出版了一个多世纪。
当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生物学导论课上第一次听到科林·皮登觉（Colin Pittendrigh）讲述进化论原理时，我深受震动，想必1859年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也感受到了这样的震撼。物竞天择说几乎重塑了对万物的解释，自那以后，它就深深扎根于我对心理学的思考中。但就像柯蒂斯的学生们一样，学习理论也错失了进化的机会。否则，等势学说怎么可能保有“第一原理”的宝座呢？
学习本身是否会像眼睛和耳朵的构造一样受进化的影响呢？在哺乳动物进化的过程中，独特的味道预示着毒性和胃部的不适，而声音不是如此。那些能够忽略外部刺激并有选择地认识到味道与疾病相关联的动物，即使只有一次体验，就能够在未来避开这些味道，生存下去，并将认可这种选择的基因传递下去。同样，那些能够有选择地将声音与疼痛联系起来，并能忽略过程中同时存在的味道的动物，也拥有类似的生存优势。
“想一想学习本身的进化基础吧，”我对课堂上的学生说道，“凡是真实反映世界因果关系的学习都将受到青睐和选择。进化可能会使我们在几个小时内就把味道和胃部疾病联系在一起，也可能让我们不会把声音等外部事件和胃部疾病联系起来。”
我的助教梅雷迪思·韦斯特（Meredith West）和德鲁·金（Drew King）也开始发表各自的见解。他们一直在生物系研究鸟类。“不仅是哺乳类动物会有选择地学习，鸟类也以同样的方式学习唱歌。它们会有选择地模仿父母，而不是模仿陌生鸟儿。人类的语言亦如此。这是诺姆·乔姆斯基理论的核心，即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流工具。婴儿发出的任何声音都是在模仿父母的语言。”
通过讲授这门课，我在《心理学评论》（Psychological Review）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并和我的研究生乔安妮·黑格（Joanne Hager）合著出版了第一本书，即《学习的生物边界》（The Biological Boundaries of Learning）6。针对我发表的论文和作品，行为主义者发表了一些尖锐的评论，他们把我的蛋黄酱故事称为“自《最后的晚餐》以来最广为人知的一顿晚餐”。最重要的是，我加入了反对“白板说”心理学的战斗，这种心理学漠视物竞天择说，坚持认为大脑只是一个忠实记录各种经验的工具。
挚友卡尔·萨根：从亲密无间到决裂
“你怎么能说银河系有一万多个先进的技术文明呢？”我向这位傲慢、自信、坦率的天文系新来者发起了挑战。这个家伙叫卡尔·萨根（Carl Sagan）。他当初愤愤地离开了哈佛大学天文系，并拒绝接受终身教职。这个家伙英俊帅气，天生有着一副深沉、悦耳的嗓子，说话时滔滔不绝，让人深信不疑。我和萨根一同参加了一次晚宴。
“我刚刚和俄罗斯天文学家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ii）合著了这本关于智慧生命的巨作，马丁，”他一边回答，一边把书递给我，“你拿去读一读。”
我真的照做了。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我一直在思考萨根的论点。这本书的重点是“定性的方程式”（这个术语我之前闻所未闻），即“德雷克方程式”，这是以我们天文系的资深教授弗兰克·德雷克（Frank Drake）命名的。方程式的左边是“银河星系中先进技术文明的数量”，意思是使用无线电波进行通信的文明；右边是10多个参数相乘的估值，譬如银河系中像太阳这样的恒星的数量、有行星的恒星的占比、离恒星足够远的行星的占比、有大气层行星的占比等。这样的阐释让我大为震惊，因为仅仅在银河系中就已经存在1万～200万个先进的技术文明了。
卡尔·萨根，1968年任教康奈尔大学，之前拒绝了哈佛大学天文学终身教授的职位。我们很快便成了朋友。萨根肩负了科学与公众进行有效沟通的责任，并因此招致了同行的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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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而言，理解人类的思想与在浩瀚的宇宙中寻找智慧生命是两项最伟大的科学追求。我选择了前者作为我毕生的事业，因为我的数学不够好；而萨根选择了后者作为毕生的事业，这令人肃然起敬。
我们很快便成了朋友，并始终携手同行。我们阅读彼此的手稿。萨根把《伊甸园的飞龙》（Dragons of Eden）一书的初稿给了我，这是一本关于大脑的书籍。其中关于心理学的内容太草率了，我曾建议他不要出版，但这本书后来获得了普利策奖。我们互换书籍，挑灯夜读，又在第二天早餐时各抒己见。
“读读这本书，萨根，”我坚持说道，“它可能会改变你对真理的看法。”我把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那本《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7递给了萨根，这本书当时在科学哲学领域尤为盛行。库恩认为科学更多的是关于范式，而不是绝对真理。他认为，在所有当代科学中，范式决定了什么是正确的问题，并让那些不应被质询的问题获得了保持沉默的特权。老一代相继故去，新一代随之而来，长江后浪推前浪，新范式取代了旧范式。对我而言，这相当符合心理学的特点。行为主义将内省一扫而光，现在的认知则彻底扫除了行为主义。
第二天早上，在萨根和妻子琳达的公寓里喝着浓浓的咖啡时，萨根对我说：“这本书讲的是伪科学，马丁。好的科学所做的绝对预测可以被求证或被推翻。好的科学是关于真理的，而不是关于范式的。关于太阳系的起源有两种理论：一种预测认为月球表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尘埃，另一种预测认为月球表面是固体。明年我们就会知道确切的答案了。”
我们在教授俱乐部一起观看了登月的转播。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没有一脚踩进尘埃。“你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途径。”萨根言之凿凿。
萨根保存了一本书，打算在一个极其特殊的场合为我大声地朗读。那时，克丽和我正翘首盼望着我们第一个孩子的诞生。那天，克丽开始阵痛，我赶紧开车向汤普金斯县立医院驶去。然而，我在路上稀里糊涂地开了6个小时，直到汽油耗尽，车也抛锚了。之后，萨根和琳达带着一罐汽油前来帮忙。又过了12个小时，我们四个人才到达医院，在医院，琳达握着我的手、萨根读着J. B. S.霍尔丹（J. B. S. Haldane）写的论文。1969年一个春日的凌晨，阿曼达·塞利格曼（Amanda Seligman）平安地出生了。
萨根和我共同经历了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的遇刺、林登·约翰逊总统的下台以及康奈尔大学的黑人革命。我们对同一起事件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然而，我们关系的决裂不是由于政治上的分歧，而是由于萨根的身体健康问题。
那年，萨根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癌症，要去波士顿做手术。不幸的是，也是因为这个疾病，萨根的生命定格在了62岁。
有一天，琳达跟我说需要我献血。于是，我带着6名学生驱车去了献血中心。在献血的过程中，我晕了过去，医生警告我不可以再献血，但我们还是想方设法地献了几百毫升的血。数小时后，萨根在医院的病床上给我打来电话，怒不可遏地咆哮道：“我的病是个秘密，可你出卖了我，还告诉了我的学生！”
我对这番话感到莫名其妙。萨根后来恢复得很快，但我们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亲密无间了。
走上临床心理学研究之路
我的学术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史蒂夫·梅尔和我发现，习得性无助是暂时性的：在遭受不可躲避的电击24小时后，动物们仍然保持着无助的状态；但一个星期后，动物们就会恢复过来，并能轻易地躲避电击。后来，我发现如果动物不止一次而是多次遭受不可躲避的电击，那么习得性无助就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消失，而是会变成永久性的8。
关于我们研究工作的消息不胫而走，哈佛大学给我提供了一个助理教授的职位，康奈尔大学的系主任哈里·莱文对这个提议揶揄道：“每个犹太男孩都想献身于哈佛啊。”他一语中的，让我羞愧难当，于是我拒绝了哈佛大学抛来的橄榄枝。梅尔则获得了一份令人垂涎的工作，他在伊利诺伊大学担任助理教授。普林斯顿大学也向我抛出了橄榄枝，邀我担任“两百周年领军人物学者”，并在我所钟爱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和我之前的导师朱利安·杰恩斯（Julian Jaynes）的麾下担任助理会长。我母校所提供的这份诱人的职位是我梦寐以求的，但是理查德·所罗门让我等一等，说还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就这样，我拒绝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这番好意。可惜的是，并没有出现更多的工作机会，而我钟爱的普林斯顿大学再也没有给我任何机会。
我被吸纳为“心理圆桌会”成员，“心理圆桌会”是由一群心高气傲、不满40岁的实验心理学家组成的秘密兄弟会。每年在纽约市的一座大厦里举办一次聚会，每位成员都会发表一篇夹杂着幽默的学术论文。我是他们当中最年轻也最无趣的一位新成员，我很焦虑，担心他们一旦发现我忠于应用心理学就会把我逐出这个组织。
我在康奈尔大学获得终身教授职位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校内的高级教授纷纷邀请我加入权利委员会。他们似乎是在培养我进入康奈尔大学的高级管理层。那时，我刚刚获得NIMH为研究习得性无助提供的第一笔资助。
“您真的对临床心理学一无所知吗？”苏珊娜·B.约翰逊（Suzanne B. Johnson）问道。苏珊娜是一位精力充沛、脸上布满雀斑、无所畏惧的大四学生。在我的实验心理学课程中，她拿到了罕见的A ，于是我邀请她加入我的实验室，她在实验室也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康奈尔大学不设医学院，也不开设精神疾病方面的课程，因此，尽管那时我是一名初来乍到的新手，可我开设了一门高级精神病理学课程。苏珊娜正在修这门课，她一眼就能发现我的短板。后来，苏珊娜成了一名研究青少年糖尿病的临床心理学家，并于2012年当选为APA主席。
“您让我们阅读有关动物的习得性无助和实验性神经症方面的材料，这些材料是关于老鼠和狗的，但关于人类的材料呢？关于精神分裂症、药物成瘾、躁狂症、抑郁症和自杀这些方面，又有什么材料可以阅读呢？”克里斯·里斯利（Chris Risley）插嘴问道，他是另一位没被我吓唬住的大四学生。
再往前追溯两年，在我的实验心理学课开课的第一天，一个乳臭未干的大二学生突然闯进了我的办公室，他笑容满面地说道：“嗨，马丁，我叫克里斯·里斯利。你应该了解一下我，我真的值得你这么做！”在此之前或之后，没有也不会再有哪个学生以这种大胆的方式和我打招呼，而事实证明，克里斯这样做完全没有问题。我们成了好朋友，他和苏珊娜两人总是去我家。那个时候，我家完全成了我那十几位弟子的大本营。
我最优秀的两位弟子兼密友苏珊娜和克里斯指出了我的不足，他们告诉我，我应该深入一线，去了解真正的精神疾病，我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我本想请假去学习临床心理学，但当时几乎没有这样的专业课。在官方层面，精神病学是唯一一个治疗精神疾病的专业，那些非医学专业的人很难接触精神病学。当时，心理学家并不受欢迎，只能作为精神病学家的助手或下属进入精神病学的领地。而且那时我也没有治疗患者的资格，对于像我这样的实验心理学家，并没有一条明确的道路可以让我成为一名临床心理学家。然而，我决定自己找到一条路。
苏珊娜·B.约翰逊是康奈尔大学一名出类拔萃的本科学生。2012年，她当选为APA主席。
Photo courtesy of Suzanne B. Johnson.
黑人学生革命
“克林顿·罗西特（Clinton Rossiter）是个种族主义者，最终会像一条狗一样绝望地死去。艾伦·辛德勒（Allan Sindler）是个种族主义者，最终会像一条狗一样绝望地死去。沃尔特·伯恩斯（Walter Berns）……”这些冗长而枯燥的口号一直继续着，老师们的名字被一一叫喊出来。（我的名字不在其中，因为我的资历太浅、知名度不高，也不热衷政治。）这是我们的校园广播电台发出的，喊口号的是这个团体的主席、1969级的汤姆·琼斯（Tom Jones）。汤姆堪称变形客，在1995年，他给康奈尔大学献了一份“大礼”，从此洗白了他曾是激进分子的经历。随后，他成了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的负责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也掌管着我的退休基金。但当时，他的威胁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克林顿·罗西特自杀了，艾伦·辛德勒和沃尔特·伯恩斯也相继离开了康奈尔大学。
对教师的人身攻击并没有见诸报端，但我们在教授俱乐部还是对这一事件的始末有所耳闻。黑人学生抗议学校讲授的关于贫困的内容，他们从一位经济学讲师手中夺过了话筒，然后占领了经济系。他们简直无法无天。一场大火席卷了直博学生的宿舍，其中8名学生窒息而亡。这似乎是一场故意的纵火事件，导致直博计划被迫中止，然而，这场纵火案一直悬而未决。我的一位黑人学生告诉我，一群黑人女孩抓住他，并用别针扎他，罪名是他与白人女孩约会。
那是1969年4月，正值周末。我又回到了神童大赛，我被任命为“教员学院碗”队的队长。我们计划与4名本科生对决，看谁能最快地回答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由于大量全副武装的黑人学生将要席卷校园的消息传来，这场比赛被迫取消。威勒·史隹特楼（Willard Straight Hall）是这次事件的震中。一大群黑人学生手持装有弹药的步枪，直接进入威勒·史隹特楼，他们威胁楼里所有的人，并强行将这些人全部赶了出去。这帮黑人学生占领了整栋大楼，武装黑人学生进入威勒·史隹特楼的照片传遍了全球。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就这样来到了常春藤盟校。
谣言纷飞，有人说一群武装义警聚集在学校附近，从黑人和犹太人那里夺回了威勒·史隹特楼；有人说詹姆斯·珀金斯（James Perkins）校长的狗被绑走了，黑人学生威胁要杀死珀金斯的孩子们，他们也曾威胁要杀死珀金斯本人。黑人学生究竟想要什么？他们的需求很是含糊，他们说需要更多的黑人教师、更多的黑人学生、更多的黑人奖学金，但有一个不容让步的需求冒了出来：特赦。
1969年4月18日，黑人学生占领了威勒·史隹特楼。“美国黑人社团”的成员不断恐吓白人和其他黑人，并用极端手段占领了学生会，这导致我辞去了在康奈尔大学的工作。
Photo courtesy of Cornell Library.
学校的管理部门和教师深受影响，于是召开了教工紧急会议，会议的出勤率打破了之前所有的纪录。广受尊敬的哲学系老前辈麦克斯·布莱克（Max Black）敦促道：“在有所怀疑之际，就要坚持原则。”但这个建议被拒绝了，他们投票决定给予黑人学生想要的一切，当然也包括特赦。
当时，包括我在内的少数教职员工对这一结果感到震惊和愤慨。放弃教书育人的自由，放弃传授知识，在暴力面前低头，把稀缺的资源分配给那些靠不住的学术项目，这不是一所大学应该做的事情。一个名为“41人委员会”的组织成立了，其中囊括了教师队伍里最为杰出的中立派成员：诺贝尔奖获得者汉斯·贝特（Hans Bethe）、后来的得克萨斯大学校长保罗·奥卢姆（Paul Olum）、弗雷德·卡恩（Fred Kahn）、麦克斯·布莱克和很快接替珀金斯校长职位的戴尔·科森（Dale Corson）。我是第41位委员，是青年教师的代表。有年长的前辈告诉我，他们认为我是未来院长的人选，并说我是一个坚信传统学术价值的人。我并不认为自己会是未来的院长或校长，但我十分荣幸能够投身其中。卡尔·萨根没有加入这个委员会，从相同的经历来看，他已经太偏左了，我则明显变得更加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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