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时代，生产分散化越发普遍，刺激了跨国公司（MNCs）参与增值贸易与中间任务。这一新趋势引发了全球价值链（GVCs）的出现。在全球视角下，它描述了一个从设计到生产到营销到分销到最终消费者的综合过程（Gereffi和Fernandez-Stark, 2011）。这一新兴概念改变了传统的发展模式，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机会。因此，本文针对现在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全球价值链），阐述它的概念及框架。根据新范式新框架，本文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全球价值链在区域发展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全球价值链对区域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生产网络范式已经从关注最终产品转变为关注中间产品（Taglioni和Winkler, 2016），而中间产品占全球进口的50%以上（De Backeri和Miroudoti, 2013）。全球价值链为没有全方位垂直能力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参与某些贸易任务的平台（Gereffi, 2014）。这意味着，区域生产的部门驱动视角不能充分解释区域发展。相反，全球价值链所强调的任务驱动的视角侧重于部门内的增值活动。因此，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已与区域发展密不可分。
图片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在任务驱动的视角下，全球价值链提供了一个整合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视角的分析框架，在区域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Njøs and Fosse, 2019）。一方面，治理，即自上而下的视角，强调主导企业的作用，即决定链间的金融、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并从 “买方驱动 “和 “生产者驱动 “的全球价值链角度分析权力关系（Gereffi, 1994）。前一个术语强调中间采购和与跨国公司的协调，而后一个术语映射的是垂直供应链。治理是由非股权和股权主导的一种跨国企业关系（Crescenzi等人, 2018）。另一方面，升级，即自下而上的视角，指的是企业或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向更高价值的活动转移以提升效益，这可以用来指导他们制定升级政策。
具体来说，全球价值链治理改变了跨国公司的决策，给地区带来了新的机会。以前，跨国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决策是基于所有权、地点和内部化（OLI）框架（Dunning，1993）。现在，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通过关系治理和合作伙伴关系来扩大国内和国外的任务（Crescenzi等人, 2018）。投资、外包和离岸活动被用来完成基于区位优势的全球价值链治理（Dunning和Lundan, 2008）。跨国公司开始通过绿地投资将更多的知识密集型活动（Dunning，1996）放在外国子公司，或通过并购进入新的地区（Larimo, 2003），使各地区通过FDI连接新的知识和创新活动（Massini和Miozzo, 2010）。
图片来源：ADB亚洲开发银行：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
这就是说，全球价值链的运作是从地方到全球的，在建立全球价值链后，跨国公司的各种功能会通过治理决策嵌入到地方的联系中（Rugman等人, 2011）。跨国公司通常拥有相对更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其表现优于东道主地区的同行（Criscuolo等人, 2010）。来自全球管道集群外的知识将通过当地的“嗡嗡声”溢出到当地公司（Bathelt等人, 2004）。同时，知识也会沿着全球价值链的外包或离岸活动流回本土。
然而，全球价值链治理可能会阻碍区域发展，促使人们考虑升级。在层级治理中，主导企业限制其从子公司向当地企业的知识溢出，以避免潜在的市场竞争(Gererff等人, 2005)。他们甚至控制低能力的供应商，让他们在圈养型价值链中做一些简单的工作。例如，巴西的鞋业部门在从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升级到自有品牌商品（OBM）方面存在困难（Navas-Aleman, 2011）。一旦领头企业注意到他们的产品被后来者成功生产，他们就会限制 OEM 订单或提起诉讼来阻碍后来者的升级。为了打破升级的限制，后来者会开始考虑升级策略。以现代汽车为例，其发动机就是独立开发的（Lee 等人，2015）。
此时，专注于升级的全球价值链分析和绘图有助于为建立、嵌入或重塑全球价值链的决策提供信息，并了解企业和区域的异质性（Crescenzi等人, 2018）。通过绘制当前的知识和能力，墨西哥托雷翁的供应商在全球价值链中从组装蓝色牛仔裤上升到创造新牛仔裤（产品升级）和提供分销专业知识（部门间升级）（Gereffi, 2005）。由于来自中国的竞争，他们重新调整了任务，发展本地品牌和研发中心。此外，升级战略因不同的治理模式而不同。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传统旅游业由于对海外客户的依赖，在圈养型价值链中的商务旅游比在模块型价值链中的更依赖旅游经营者来进行升级活动（Tejada等人, 2010）。因此，全球价值链框架侧重于治理关系和提供升级决策，更好地解释了区域发展。
然而，全球价值链存在一些理论和经验上的差距，导致对区域发展的指导不足。首先，术语不一致的情况时常发生（Stephenson和Pfister, 2016）。比如在经济地理视角下，全球生产网络(GPN)其实与全球价值链（GVC）的概念基本一致，只是GPN侧重于分析生产的空间关系，而GVC则不那么关注地理因素。在早期，GVC还被称为全球商品链(GCC)。这一概念在次国家区域和跨国单位之间的互换性也并不明确。总的来说，该理论框架还较为年轻，需要进一步的细化。
图片来源：TPC （Trade Promotion Council of India）
除此之外，全球价值链指标非常局限且非常难以测算，尤其是在区域和企业层面。数据的不可获得性导致了经验性因果关系的缺乏。在Lee 等人（2018）一文中，出口总额被视为衡量全球价值链中外国附加值的分母。但是当直接出口有限时，这可能会导致向上的偏误。它也可能忽略了国际生产和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Baldwin and Venables, 2013)，毕竟外国产品的附加值只能衡量中间产品生产中的一环，还可能有国内中间产品被出口后在外国制成进一步的中间产品后再进口到国内的过程。
尽管有这些局限性，但是新的方法正在被开发。Wang 等人(2017)使用矩阵迭代提出了基于中间产品的全球价值链新指标以避免上述偏差。Timmer等人（2019）使用功能专业化提供了中国各省功能升级的指标。国内学术界也在积极开发有关区域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相结合的指标来测算促进内外双循环发展的动态。因此，全球价值链在区域发展中有很大希望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总之，强调中间环节和贸易任务的新趋势促成了全球价值链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全球价值链治理改变了跨国公司原有的区位决策，揭示了龙头企业其实是区域发展的一把双刃剑。对全球价值链治理和升级的考虑其实是协同的。因此，全球价值链有助于解决区域发展的瓶颈问题。它将自上而下的视角与自下而上的视角相结合，从而为区域长期发展政策提供了参考。虽然全球价值链存在概念、数据和政策方面的差距，但解决方案正在被开发，因此全球价值链有望在区域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