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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世载道丨经济学博士的《孟子》笔记27〗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陈赤
孺子可教，滕文公在年轻时代便心仪孟子的光辉而深邃的思想；即位后，他按照孟子的教诲，施行仁政，颇有贤名，一时四方才智之士，各家各派传人，都来到滕国，一展所长，难免彼此相争。《滕文公章句上》的第四章，记载了孟子与农家学派之间交锋的内容。
农家学派人物许行带着数十名门徒，从楚国来到滕国，穿着粗麻衣服，一边耕地种田，一边打草鞋、织席子，以此为生。
楚国儒者陈良的门徒陈相和他弟弟陈辛，背着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遇到许行后，相见恨晚，非常高兴，把以前所学的儒家学说尽数抛弃，改换门墙，奉行许行的农家学说。
有一天，陈相大概是为了说服孟子改弦更张，去拜访孟子。陈相向孟子转述了许行评论滕文公的话，先扬后抑地说，滕文公的确是个贤君，不过，他也还没有真正掌握治国之道。贤君应该和百姓一道耕种而食，一边自己做饭，一边治理国家。现在滕国却有储藏粮食、财货的仓廪府库，明显损害百姓的利益来奉养自己，这又怎么称得上真的贤明呢？陈相意在批评滕文公按照孟子的学说治国，未得其道，徒负贤君的虚名。
听陈相这么一说，孟子不动声色地施展辩才，像他的希腊同行苏格拉底那样，抛出一个个问题，诘问对手，将其逼到墙角，颇为精彩。
孟子问，许先生一定是自己种庄稼然后才吃饭吗？陈相答道，是的。
问：许先生一定是自己织布然后才穿衣吗？答：不，许先生只穿粗麻衣服。
问：许先生戴帽子吗？答：戴。
问：戴什么样的帽子？答：戴白绸帽子。
问：是他自己织的吗？答：不是，是他用粮食换来的。
问：许先生为什么不自己织呢？答：怕耽误农活。
问：许先生用锅甄烧饭，用铁器耕种吗？答：是的。
问：是他自己做的吗？答：不是，是他用粮食换来的。
问到这里，孟子展开了第一波反击。他进一步问道，农夫用粮食交换锅甄和农具，不能说是损害了陶工和铁匠；那么反过来说，陶工和铁匠用锅甄和农具交换粮食，又怎能说是损害了农夫呢？而且，许先生为什么不自己动手烧窑冶铁，做成锅甑和农具，啥都从家里拿来取用呢？为何要一件一件地去和各种工匠交换得来呢？“何许子之不惮烦”，这么做，许先生不嫌麻烦吗？
当此一问，陈相为之气短，只好含含糊糊地回答道，各种各样的工匠工作，当然不是一边耕种，一边可以同时干得了的。
孟子正要逼出陈相如此回答，他顺势长篇大论地把自己的观点铺陈开来：既然各种各样工匠的工作不是可以一边耕种一边同时干得了的，那么，难道治理国家就偏偏可以是一边耕种一边同时做得了的吗？大人官员有大人官员的事，小民百姓有小民百姓的事。况且，一个人的生活所资，要靠各类工匠的制作才能足备；如果样样都要自给自足，那只能是带着天下人疲于奔命。所以说，有的人劳心，从事脑力劳动；有的人劳力，从事体力劳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脑力劳动者领导和管理别人，体力劳动者被人领导和管理；被领导和管理的人养活别人，领导和管理的人靠别人养活，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
可是，“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合理不合理呢？孟子借尧舜禹这些古代圣王的故事，说明“治人者”治理国家的辛劳、价值和重要性。
孟子讲道，在尧的时候，天下还不安定和太平。那是一个什么景象呢？“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洪水泛滥成灾，草木疯长，禽兽大量繁殖，庄稼没有收成，各种飞禽走兽危害人类，中原地区到处都是它们的踪迹。尧为此忧心忡忡，提拔舜来统领全面治理的工作。舜派益掌管用火之事，益用火焚烧山野沼泽地带的草木，迫使飞禽走兽四下逃散躲藏，远离人类。舜又派大禹治水，疏通了九条河道，治理了济水和漯水，引流入海；挖掘了汝水和汉水，疏通了淮水和泗水，引流入长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这样中原地区才可以进行耕种，生产粮食。当时，大禹在外八年，“三过其门而不入”，即便他想自己去种地，可能吗？
益和禹带领大家治理了险恶的生态环境，农官后稷便教百姓种庄稼，栽培五谷，谷物熟了，百姓得到养育。人有人的行为之道，如果吃饱了、穿暖了、住好了，却并没有教养，那还是和禽兽。圣人又为此而担忧，派契做掌管教化的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用伦常道理教育百姓——父子之间有骨肉之亲，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夫妻之间有内外之别，长幼之间有尊卑之序，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尧说，“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督促他们，纠正他们他们，使他们各得其所，再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品德。孟子问陈相，圣人为百姓着想，如此操劳，还有时间去自行耕种吗？
不待陈相回答，孟子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往下说，“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圣王的第一要务是选拔贤才，尧以得不到舜这样的人才为己忧，舜以得不到禹和皋陶这样的人才为己忧；而那些以种不好百亩田地为己忧的，是农夫。“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把钱财分给别人叫做惠，把好的道理教给别人叫做忠，为天下找到治国贤才叫做仁。 “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 所以，把天下让给别人容易，替天下找到治国人才却很难。孟子总结说，尧舜治理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难道是毫不费力、无所用心吗？只不过没有把心思用在耕田种地上面罢了。
孟子严厉批评了陈相背叛师门、弃明投暗的做法，陈相兀自辩解说，如果听从许先生的学说，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会只有一个，国人之间不再有欺诈，即便让小孩儿去市场，也没人欺骗他。只要布匹丝绸的长短一样，则价格相同；只要麻线丝绵的轻重一样，则价格相同；只要谷米的多少一样，则价格相同；只要鞋子的大小一样，则价格相同。
听到陈相自鸣得意的说辞，孟子强有力第驳斥道，“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万”，不同的物品各有差异，这本出自物品的实际情况，是很自然的，因此它们之间的价格，有的相差一倍五倍，有的相差十倍百倍，有的甚至相差千倍万倍。您不分青红皂白，想让它们完全一致，只是搞乱天下罢了。如果一双粗制滥造的鞋子与一双精美别致的鞋子价格一样，人们还会去做好鞋吗？真要听从许先生的学说，必然是带着大家走向虚伪，哪能够治理好国家呢？
【简评】
在孟子的雄辩中，孕含着朴素而宝贵的社会分工学说。在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人们普遍极端重视农业生产。其实孟子也不例外，使天下“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做大做强农业，便是他的一项重要治国主张。但可贵的是，孟子没有为农业的重要性所局限，他具有明确而清晰的社会分工思想，区分了脑力劳动（以管理工作为主）和体力劳动（以农业劳动为主），区分了农业劳动和手工业劳动，证明了不同劳动之间相互交换（包括直接的商品交换和间接的社会再分配）的合理性，指出了计划、动员、领导和指挥诸如烧荒驱兽、治服洪水这样的大规模集体活动以及文化教育等脑力劳动，对于一个国家的长远生存、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特殊作用和重要价值。与许行们要求人人都必须直接从事农业劳动的简陋观念相比，孟子要远远甩出他们几条街。
许行的以农为本的思想，虽然粗疏难行，毕竟还有几分重农的道理；而他打算纯粹按照数量关系来统一物品的价格，则显得十分荒诞可笑了。许行的主张，看似简化了交易方式，提高了交易效率，但这种重量不重质的做法，必然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经过几轮博弈，便将使各类商品的质量降至最低水准。幸好许行的这一“天才”思想没有被实施，否则，令我们骄傲的灿烂的古代物质文明，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
陈赤，信托专家，《论语》学人，中国信托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领导小组成员，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电子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浮生之根——经济学博士的〈论语〉笔记》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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