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普洱茶历史久远，早在唐代，茶圣陆羽就在著述中对普洱古茶树有记载。然而，普洱茶真正为北方人所了解、尤其是成为皇宫贡茶，则要归功于清朝的云南总督鄂尔泰。
清朝于公元1644年建立，1659年（顺治16年），清朝的统治势力到达云南。雍正皇帝指派满族心腹大臣鄂尔泰出任云南总督。1726年（雍正4年），鄂尔泰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的统治政策（废土司、设官府、置流官、驻军队，加强行政统治）；1729年设置“普洱府”治，1735年在府属的思茅镇设立行政组织“思茅厅”（辖区包括今之西双版纳）。于是思茅的普洱成为六大茶山茶叶的购销集散中心，集市贸易相当繁荣。
清朝为控制普洱茶的购销权，鄂尔泰总督于雍正7年在思茅设立官办的茶叶总店，指派“通判”官员亲自掌管总茶店，推行变相的茶叶统购专卖的土政策，不许私相买卖，同时推行岁进上用茶芽制，选取最好的普洱茶进贡北京，以图博得皇上欢心。
普洱消食解腻，在京城名声大震与各地贡茶比较，大叶种的云南普洱茶，茶味与茶性都不同于小叶种茶，深得帝王家青睐，视为罕见名茶。究其原因，在于深山老林原始大茶树的大叶种茶，具有茶味特别浓厚的特殊品质，帮助消化的功力最强，并有治病、保健的作用。
清朝满族祖先本是中国东北地区的游猎民族，肉食为主，进入北京成为帝王统治者后，养尊处优，饮食珍馐无所不极，需要一种消化功力大的茶叶饮料。而普洱茶正具这种特性，于是普洱茶、女儿茶、普洱茶膏深得帝王、后妃及官员的赏识，宫中以饮普洱茶为时尚，有的泡饮，有的熬煮奶茶，尤其每年冬季北方气候干燥，皇宗贵族们总是多饮普洱茶。
上有所好，下必效焉。云南普洱茶很快在北京名声大震，社会咸闻。乾隆年间，文人曹雪芹有所闻知，便在其描写贵族生活的《红楼梦》一书的63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一节中写出贾宝玉喝普洱茶、女儿茶助消化的文字。
清宫权贵们爱饮普饵茶的风尚代代相传，直到晚清时期宫中仍然如此。清朝灭亡后，从一些出宫的太监、宫女们所述皇宫见闻中也有反映。例如曾经伺候慈禧太后日常生活八年之久的宫女说：“老太后进屋后躺在条山炕的东边。敬茶的先敬上一杯普洱茶。老太后年事高了，正在冬季里，又刚吃完油腻，所以要喝普洱茶，图它又暖胃能解油腻。”
进贡清宫普洱茶在思茅采办清朝皇家饮用的贡茶沿用明制，规定“岁进茶芽”。顺治初，系户部职掌，顺治七年改属礼部，最迟在1726年（雍正4年），鄂尔泰推行“改土归流”时期应已岁贡。1734年3月的官方文告《禁压买官茶告谕》中有“每年应办贡茶，系动公件银两，发交思茅通判承领办达”等语，可知那时已每年进贡的清宫普洱茶，是在思茅采办的。
随着普洱茶贸易的兴盛及贡茶声誉提高，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思茅被辟为陆路商埠，光绪二十三年（1897），思茅设立海关，经营普洱茶的商贾云集、马帮四至，“年有千余藏族商人到此，印度商旅驮运茶、胶（紫胶）者络绎于途”。滇南商道已成为一条茶叶商道，国内外商人来往于西双版纳和思茅之间，思茅被誉为“东南亚陆路码头”，已成为衔接边内贸易，商品交流的货运中转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