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抗战史，总能看到汉奸的身影，嚣张而又卑怯，可谓“国难当头，汉奸如麻”。但是，他们只是历史的垃圾。屹立于历史中的，是孟子所言的“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什么叫“威武不能屈”？75年前，日军带着汉奸，用刺刀和机枪在河北任丘、高阳两县(紧挨着今天的雄安新区)进行了一次“奴化试验”，试图制造更多的汉奸。
日军忘记了：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一
“在高阳，恒尾带领日伪军突然包围了李果庄，让群众跪在大街上，背‘反共誓约’，背不过就用刺刀逼着扒房檐，谁掉下来就杀谁。李果庄群众齐亭章等四人从房檐上掉下来，恒尾狂叫：‘大日本皇军到中国是来干什么的？就是来杀人的！’说完把洋刀往冷水桶里一泡，随手把四个人的头砍下来。他还把鼻子凑到带血的刀上闻一闻，凶相毕露。
“(在东留果庄)，日军要活埋高大管，高林站出来拦挡，恒尾问：‘该埋不该埋？’高林愤怒地回答：‘中国人没有罪，不该埋！’恒尾指使伪军又把高林埋了。他狰狞地说：‘谁要抗日，不老老实实按六条做皇军的新国民，就杀谁！’”
“敌人在良村开‘反共誓约’会，让群众背六条，孟进背过后，敌中队长小松狂叫：‘他是八路军的密探！’当场把孟进活埋了。恒尾说：‘你们村驻八路军，为什么不报告？’一连问了三声没人答言。恒尾暴怒要杀人，群众郭年站起来说：‘我们村没有驻八路军。’恒尾问：‘你敢保证？’郭年答：‘我敢保证！’恒尾扬刀就砍下了郭年的头，说：‘我叫你拿命来保！’随后，以到会人少和背不过六条为由，又砍了两个人，埋了三个人……”
上述文字，出自《吕正操回忆录》，这是吕正操将军对日军1943年8月下旬华北地区推行“新国民运动”的回忆。他时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奋战在冀中抗日根据地。
史载，日军的“新国民运动”，以所谓“建设华北，完成大东亚战争，剿灭共匪，肃清思想，确保农业生产，改善生活，安定民生”为目标，由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直接领导，抽调特务团三十分队的五十名特务骨干分子，在华北方面军情报主任山崎和助平恒尾率领下，组成了“示范队”，强力推行“新国民运动”。计划从1943年8月开始，至1944年3月，用7个月时间，分为运动准备、强力推行、扩大战果、总结检查四个阶段。高阳、任丘两县被日军当成“新国民运动”的示范区。
《吕正操回忆录》中所说的六条“反共誓约”，是日军炮制的：“一、皇军及中国军警到达村落时，村民决不逃避；二、皇军和中国军警问话时决无虚伪之陈述；三、今后绝对拒绝八路军及其军政机关所要求的一切破坏行为；四、绝对迅速提供所得的确实情报；五、严守本誓约，决不违犯；六、以上各条如有违犯，任何处罚情愿甘受其苦。”
日军此举，意在通过残酷杀戮，逼迫中国人忠于“皇军”，变成甘当亡国奴的“新国民”。
吴庆彤，1943年在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司令部当译电员，住在高阳县的南马村，当时军分区司令部曾几次向晋察冀军区报告日寇推行“新国民运动”情况，由他翻译成密码电报发出去。他后来在一篇题为《太阳旗下的刽子手——侵华日军炮制的“新国民运动”真相》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日寇要求每个人都要背熟这个‘誓约’，发誓效忠‘皇军’，甘当‘反共’的新国民，并要求立即照办，检举共产党、八路军及抗日分子。凡是背不过的、不检举的和表示不满的，就不是‘东亚解放的新国民’，就要立即处罚。”
二
“新国民运动”的始作俑者，是汪精卫。
1940年,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后，汪精卫一直在揣摩日本主子的心思。自“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已持续近4年，日军曾叫嚣的“三个月灭亡中国”俨然已成梦呓，“速亡论”破产，日本人开始另有想法。日酋今井武夫就表示：“为了解决中国事变，单纯凭借武力是难以达到目的了，因此考虑到绝不可缺少掌握中国民心和取得民众的协助。”
作为傀儡，汪精卫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主子满意。他认真琢磨“民心”二字，谋划如何让更多中国人像他一样当汉奸，为日本人服务。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需要一个稳定的“大后方”，源源不断为其提供战争资源，汪精卫心领神会，推出了亲日奴化的“新国民运动”，目的就是泯灭中华民族抗战意识和民族意识。
1941年12月27日，汪伪政府在南京召开了“大东亚解放大会”，宣布要全面开展“新国民运动”，为日本人摇旗呐喊并表忠心：通过开展“新国民运动”，予以日本“建设新东亚应有之协力”。汪精卫本人亲自拟定了《新国民运动纲要》，在1942年元旦正式公开发表，汪精卫声称：“现在四年有余的中日事变，已一转而为保卫东亚的大战争，在这新关头，没有新精神，怎样能担负这新责任，完成这新使命？”他意犹未尽，又写了一篇《新国民运动与精神总动员》：“全国同胞，对于这一次大东亚战争，要认定是东亚生死关头，也即是中国生死关头”，“现在的战争是总力战，所谓总力，一切心力物力都包括在内。”“在大东亚战争中，日本自己发出了无限的力量，同时也盼望中国发出力量。必须这样，能支持长期战争，才能在长期战争中确保胜利。日本是要中国协力的……”
汉奸不可怕，就怕汉奸有文化。
那个曾经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英武少侠，此时傲骨傲气俱失，自己不仅甘心当奴仆，还试图制造一种理论，让所有中国人都当日本人的忠实奴仆！
时至今日，还有人试图为汪精卫“翻案”，甚至赞其有人格——一个替外虏敲骨吸髓的汉奸，一个帮助异族对中华民族不仅试图“亡国”而且谋划“灭种”的汉奸，又哪能提得起“人格”二字？
可耻的是，汪精卫不仅在自己所能控制的狭小区域内推广“新国民运动”，还跑到华北他一直试图染指的其他汉奸盘踞的势力范围，鼓吹“新国民运动”，试图实现“华北的中央化”。当时华北的汉奸组织是“新民会”，不睬汪精卫，在经过复杂的博弈后，加上日方的调和(日军华北方面最高司令长官冈村宁次高度认可“新国民运动”)，南北汉奸合流，汪精卫被“拥戴”为新民会“名誉会长”，北方“特派王揖唐、周作人为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新民会还宣布：1943年为“开展新国民运动年”。
三
华北群众，尤其是被当作“新国民运动”“示范区”的高阳、任丘两县老百姓，以极其悲壮的方式，拒绝当“顺民”。
日军和汉奸在乡村一路杀戮一路推行“反共誓约”会，遭到抵抗，便想了个毒招，诱逼16岁至45岁的男性青壮年到城里参加“反共誓约大会”，借口是“去去就回来，哪个村不去，就是八路村，房子要烧光，人要杀尽”。由于我抗日军政机关采取了一些对应措施，组织人员劝阻，广大群众才没有上当，但仍有2.25万人(其中任丘1.5万人，高阳7500人)被诱逼进城。一进城，便被扣押，苦难降临。
敌人把集会变成刑场，试图恐吓老百姓与八路军“切割”，当“顺民”。《太阳旗下的刽子手——侵华日军炮制的“新国民运动”真相》一文中写道：
“10月18日，任丘的‘反共誓约’大会会场设在城东南角的广场上。会场四周架着机枪，里边挖了很多埋人坑。荷枪实弹的日伪军把会场围了个水泄不通。山崎说，我们这是‘淘水捉鱼’。你们‘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来了就别想回去。并宣布了‘三不准’、‘十枪毙’：(一)见了皇军不准逃跑。(二)皇军问话不准说不知道。(三)皇军要东西不准不给。交头接耳枪毙、说话枪毙、流动枪毙、解手枪毙、吃东西枪毙、吸烟枪毙、咳嗽枪毙、吐痰枪毙、抬头枪毙、逃跑枪毙。会场一片恐怖。”
“汉奸们耀武扬威，呐喊着叫大家背反共誓约六条。山崎拔出指挥刀，大声逼问：‘谁是共产党，八路军？谁给八路军藏枪？谁和共产党八路军通气？’会场鸦雀无声。山崎暴跳如雷，令汉奸李弼臣、张介福拉人到台前逼问。第一个被拉上台的是任丘县麻家坞村村民王虎，他面对敌人愤怒地大声说：‘六条不会，八路军我不知道！’敌人立即把他推到坑里活埋。埋后又刨出来再次逼问，王虎依然坚定回答：‘不知道！’敌人把他打得皮开肉绽，不省人事。接着又拷打了几个人，敌人用尽种种残酷手段，没有得到一点信息。后来又把群众关押在圣人殿、城隍庙和汽车站3个大院里，一个村、一个村地拷打讯问。3天中，有150多人被毒刑拷打，近百人伤残。被关押的乡亲们，面对敌人的酷刑、屠杀，纷纷起来反抗。任丘县有130人从敌人的监视下向外冲，鬼子开枪射击，有30多人当场牺牲，近百人逃跑成功。在大家向外冲时，东关的陈卜高喊着‘中国人誓死不当亡国奴！’扑上去夺了一鬼子手里的枪，被另外几个鬼子开枪打死……”
史载，日军见武力无效，就残忍地断粮断水七天七夜。被关押的老百姓开始吃地上的野草、树叶、树皮、衣服里的棉絮，喝草帽接的雨水，甚至自己的黄尿……但仍然没人说出八路军的武器弹药、粮食、文件藏在什么地方。因为饥渴，被关押在两个县城的群众，死亡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日寇决定从两县挑出3500多名年轻人送进“感化院”，其他老弱病残陆续放了出来。
吴庆彤回忆说：“我亲眼看到我的房东刘维汉被诱逼进城参加‘大会’，十几天后被敌人放回来，已被折磨得好像换了一个人，一位身体结实的壮年人，衰弱得走路都晃晃悠悠。他失声痛哭诉说在敌人那里受苦受难的情景，至今深深地刺痛着我的心，使我永生难忘……”
一场“新国民运动”，让任丘高阳两县平添多少新坟？
被胁迫去“感化院”的人，没有一个人被“感化”，后来在我军民的帮助下，全部逃了出来，大部分人参加了八路军。
四
复仇！复仇！
华北平原上，中国军民用复仇的火焰，坚决粉碎了敌人罪恶的“新国民运动”。在高阳，在任丘，武装抵抗无处不在。
《保定抗日战争实录》一书记录了日本“屠夫”小久保的覆灭。小久保在任丘县血债累累，他曾包围八方村召开“反共誓约”会，令日伪军用刺刀逼着群众背“反共誓约”，不论背过背不过，小久保都亲自从人群中往外拉人，逼问村里有无八路军。接连问了十五人，都回答:“不知道！”小久保一怒之下，把十五个群众都活埋了。随后又拉出十三个人，连问都没有问，就用洋刀和刺刀全部杀害。1944年1月24日，中国农历除夕，小久保率40多名日军和部分伪军，抬着一挺重机枪去苟各庄检查“反共誓约”，遭到八路军一个连和任丘游击队的伏击。
《太阳旗下的刽子手——侵华日军炮制的“新国民运动”真相》也记载了一个细节：1943年12月5日下午，当日伪军从高阳县五尺村搞“突击示范”回城，经过西良淀时，被八路军伏击，全歼了日军一个加强小队，两个中队的伪军缴械投降，“部队在打扫战场时，一位老大娘急忙拉着几个战士到她家里去，打开大柜，从里面抓出一个鬼子来。原来这个鬼子被打得乱窜，逃到老大娘家，用手比划着想躲起来，大娘急中生智，把他锁进了大柜里……”
经八路军与地方武装连续作战，消灭了高阳、任丘县日军“突击示范队”主力和大批伪军，日军的“突击示范队”到处挨打，不敢外出检查。山崎和恒尾狼狈逃回北平，“新国民运动”彻底破产。
再说说伪军的下场。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当年奋战在冀中平原的刘光裕在《艰苦战斗的岁月》一文中回忆说，八路军在战斗中外翼驱散伪军，内线专门打击日军，几次战斗中，“让过伪军专门打日本鬼子，以致战斗中伤亡日军多，伪军少，甚至无伪亡，致使高阳日军不相信伪军，伪军不愿意随鬼子出动，使敌伪内部出现矛盾，为我争取伪军创造了条件……有不少伪军通过联络员捎口信说：我是中国人，决不真心给鬼子干。” 对于铁杆汉奸，是杀无赦。《艰苦战斗的岁月》中写道，一个叫“小白子”的汉奸作恶多端，群众恨之入骨，八路军设下埋伏将其打死在村边后，群众甚至烧香磕头庆贺。还有一个铁杆汉奸周万银，经常在酒醉之后说：“我是死人还是活人？”感到自己末日的到来。
今天读华北敌后抗战历史，尤其堪称悲壮史诗的冀中平原抗战，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恐吓，甚至杀戮，能够让中国人屈服吗？
答案是否定的，侵略者的暴行，反而让中国人意识到：抗日，是中国的生死之战。
1943年10月18日，任丘县城“反共誓约”大会上，一个叫李小牛的村民，被敌人用刺刀从前胸穿透后背，仍然挺立，呼喊：“乡亲们，这就是当亡国奴的下场！谁能出去，要报仇，打日本！”
日期：2018-08-08 来源：河北党史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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