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间谍（2021年最近抓的间谍）
间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信息窃取，通风报信，素来是些见不得光的勾当。为了获取对方的情报，掌握先机，这些潜伏在暗处的鼹鼠，往往无所不用其极。也正是因为他们极大的危害性，让所有人为之深恶痛绝。
2021年5月26日，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披露了一起日本对华间谍活动。原北海道教育大学教授袁克勤，身为中国公民，利用职务之便，长期按照日本情报间谍组织要求，为日方从事对华间谍活动，向日本方面输送中国情报。
早在2008年，袁克勤就以北海道教育大学政治教授的身份，来中国大学讲座游学。他精通日语，可以熟练使用日语教学，研究领域主要是中日、美日关系。由此可见，袁克勤的间谍活动由来已久。
尽管顶着日本大学教授的名号，但袁克勤却是个实实在在的中国人。按照日本法律强制性规定，如果要加入日本国籍，姓氏必须要改成低级别的日本姓氏，像什么山下、田中啥的。袁克勤的姓氏没有发生改变，说明他其实并没有加入日本国籍，依然是持有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可能私下里拥有日本的永久居住权。
要知道，中国政府对间谍的打击力度是很大的。因为涉嫌间谍犯罪，袁克勤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依法审查，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面对铁证，对于自己无耻的卖国行径，袁克勤本人也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谁能想到表面风光无限的大学教授，真实面目竟是日本情报部门，安插在中国的细作。这件事仿佛也在提醒着我们，和平年代，咱们也万不可放松警惕，表面波澜不惊的社会下面，潜藏的可能是出乎意料地风起云涌。
袁克勤也并非是个例，近年来，日本对华间谍活动愈发猖獗，间谍案件也是层出不穷。自2014年我国《反间谍法》实施以来，就有数十名日本人因涉嫌间谍犯罪被捕，他们或被起诉，或被遣返，无不为自己的间谍行为付出代价。
但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在中国为日本收集情报的这些人里边，其中不乏我们中国人的影子。他们之间的一些人，甚至还是我国社会有头有脸的人物。
可能跟大家想象中不同，跟剑拔弩张的战争年代相比，间谍活动的主要时期，其实是我们如今所处的和平年代。两国交战，与众不同的外国人，往往会是人们目光之下的焦点，大家都很警惕对方人员。当周遭变得和平安逸之后，这些间谍便用各式各样的身份伪装自己，到华旅游、文化交往、工作派遣，光明正大的借友好之名，干着情报买卖的龌龊之事。
袁克勤就是这些人的典型代表，为了一丁点蝇头小利，枉顾民族尊严，扭曲个人价值，跑去当日本人的走狗，做一个千夫所指的汉奸、卖国贼。
日本对中国的间谍活动，早就不是一天两天了，对中国这块宝地，日本人早就是觊觎已久。在曾经的侵华战争中，间谍活动，扮演了极不光彩但又举足轻重的角色。
日本军队对中国间谍活动，最早可追溯到1874年侵略台湾前后。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翻译《孙子兵法》的国家，日本早就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战争法则，烂熟于心，并将其奉为圭臬。他们还把这句话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疯狂向中国输送，策反为日间谍。这也是日本近代军事活动，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有三项间谍活动最为著名，一是神尾光臣侦得清政府军机处情报，二是石川伍一搞到“高升号”兵船向朝鲜运兵的具体日期，三是宗方小太郎侦获北洋舰队14艘军舰开赴朝鲜的具体日期。正是凭借这些绝密军事情报，日本人才有恃无恐，量体裁衣，为赢取此次战争奠定了基础。
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极速膨胀，对华间谍工作更是提升到日本国家战略的层面。那时候的日本驻华使馆，无不是日本间谍活动的大本营，中国政要身边的日本“友人”，全都是清一色的日本间谍。当年冈村宁次就利用担任孙传芳军事顾问的机会，偷到一份比例尺为五万分之一的长江中下游地图，为1938年进攻武汉提供了极大方便。
为搜集中国情报，为战争做准备，日本政府在1906年设立了一个特殊机构，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表面上这是一个铁路经营公司，但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情报机关，涉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负责全世界的情报窃取、信息往来。在其最鼎盛时，里面的情报搜集人员高达4500名，有2000多人专门分管中国情报搜集分析。
“九一八” 事变爆发前，满铁的情报人员化妆成商贩、医生等，以“浪人”的身份来到中国，在旅行考察的情况下开展情报搜集工作，为日军下一步动作提供参考。
为了防止事情败露，他们还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暗号系统，他们文件中的卖药或经商暗指测绘，营业额是绘图进度，损失则代表误差，纪律严明，标注清晰。数量庞大的情报人员，为日本政策制定部门带来了翔实的中国情报。在他们上交的情报中，你甚至能看见某人性格温厚，喜爱盆景、书画，不吸烟不饮酒，对日亲近这样的表述文字。
除了依靠民间的情报部门，当时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军队，还经常以互访、参观、学习、联欢的名义，对我东北军营及周边地区进行公开侦探。而东北军去日本兵营回访时，却只准参观外貌，日本人的营区内处处高悬着“禁止”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