钴鉧潭西小丘记（钴鉧潭记原文翻译赏析）
人们通常认为，唐代散文家柳宗元（773—819）的“永州八记”是山水游记的经典作品。所谓“游记”，顾名思义，当因“游”而为“记”，即对游览、旅行进行记录的文章。但细读“永州八记”，却不难看到，柳宗元并非如寻常所说的因“游”而“记”，而更多的是因“见”而“记”、因“得”而“记”，模山范水，别有寓意。
就像“赌石”一样，天然生成的璞玉是否有幸成为精美绝伦的宝玉，有赖于识者的慧眼，有赖于良工的雕琢，还有赖于智者的“赋意”，柳宗元笔下的美景也都经过他的发现、创造和鉴赏。“永州八记”第三记《钴鉧潭西小丘记》（《柳宗元集》卷二九，中华书局，1979，765—766页），最后写道：“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经由柳宗元灵心慧目的发现、创造和鉴赏，永州钴鉧潭西一处朴实无华的小丘焕然一新，成为赏心悦目的美景，如此遭遇，岂非可喜可贺？
首先，在柳宗元的笔下，山水景物呈现为一种“发现之美”。像钴鉧潭西小丘这样一块“货而不售”的“弃地”，得以跻身为“大喜出自意外”的“异地”，需要有心者慧眼独具的发现。明人茅坤评论道：“愚窃谓公与山川两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亦无以发子厚之文。”（《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二三）
对于主体而言，景物是客体。景物如西山、钴鉧潭、小丘……都是人所习见，客观存在的，而景物异于寻常的美则需要主体有意识的发现。元和四年（809），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的第五年，常常“入深林，穷回谿，幽泉怪石，无所不到”，于是“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这时候的西山诸景虽然存在，却始终不为人知。直到九月二十八日，柳宗元“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柳宗元登山观景后感慨道：“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为类”（《柳宗元集》卷二九《始得西山宴游记》，762页）。
十月初七日，柳宗元又发现了西山之西的钴鉧潭以及钴鉧潭西的小丘。正是因为主体的发现，使原本无知无识的山石被赋予了生机勃勃的生命，《钴鉧潭西小丘记》写道：“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突怒偃蹇”四字，用笔沉重，刻画山石高耸的形状和神态；“负土而出”的“出”字，简洁地勾勒山石的顽强情状；“争为奇状”的“争”字，生动地描写山石不甘埋没的品格；像“牛马之饮于溪”一样“嵚然相累而下”，像“熊罴之登于山”一样“冲然角列而上”，则形象地展示出山石的旺盛生命力。
小丘的山石原本仅仅是普普通通的山石，但是经由柳宗元审美之眼的发现和审美之笔的描写，顿然焕发出勃然生机。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人美就没有景美，景美全然是人美的移位和投射。正因为人美，所以柳宗元的审美之眼投注到钴鉧潭之水，潭水荡然有趣：“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沫成轮，然后徐行。”（《柳宗元集》卷二九《钴鉧潭记》，764页）投注到小石潭中的鱼儿，鱼儿欣然有神：“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柳宗元集》卷二九《至小丘西小石潭记》，767页）
其次，在柳宗元的笔下，山水景物更呈现出一种“创造之美”。客体的景物固然原本就被赋予某种天然之美，然而这种“天生丽质”要么被外物遮蔽，要么未能尽情展露，因此往往必须经由主体的创造，才能完全展现其内在的美质。清初卢元昌说得好：“天欲洗出永州诸名胜，故谪公于此地。观其穷一境，辄记一笔，千载下，知永州有钴鉧、石渠、西山、石涧、袁家渴诸地者，皆公之力也。”（孙琮《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引）
柳宗元登柳州蛾山诗图
主体的创造，一方面是发掘景物被外物遮蔽的美的形态。《钴鉧潭西小丘记》写道，柳宗元售得小丘后，“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为了彰显景物之美，柳宗元与朋友一起，对小丘景致进行了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加工，于是小丘被遮蔽的美的形态方得以呈现。
另一方面，主体的创造还在于重构景物天然潜在的美的内质。文章写道，经过柳宗元等人的努力后，“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嘉木”“美竹”“奇石”，这是客体景物天然潜在的美质；而“立”“露”“显”，则是由主体创造而成的美质的显露。
作为美景的创造者，柳宗元非常擅长发掘与重构景物的天然美质。如《钴鉧潭记》写道：“则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于是成为“有声潀然，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的美景（《柳宗元集》卷二九，764页）。《石渠记》写道，从“州牧得之”石渠后，“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而盈”（同上，770页）。
再次，柳宗元笔下的山水景物还呈现出一种别出心裁的“鉴赏之美”。柳宗元说：“余既委废于世，恒得与是山水为伍”（《柳宗元集》卷二四《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641页），可见他是有意识地将客体景物视同知己的，善于从山水景物中“读”出自身的情感之美、心灵之美、人格之美。
柳宗元明确地认识到：“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柳宗元集》卷二七《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730页）景物之美正是借助于鉴赏者，才得以彰显。因此，只有当主体“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始得西山宴游记》）时，主体人格与客体景物才能融为一体，客体景物之美映衬主体人格，主体人格之心投射客体景物，二者交相增辉，相互“增殖”，从而构成富有意味的“异地”。
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写道，纵目所及，在这一富有意味的“异地”之中，小丘之外的景物纷至沓来，愉悦快乐地呈现其秀美的姿态：“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鉴赏者的眼光大大地扩展了小丘周边的美景，使小丘的“发现之美”与“创造之美”得以向天地宇宙“扩容”。
同时，在这富有意味的“异地”之中，更有人与自然的对话与交流。文章写道：“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举目所见是清澈明净的溪流，盈耳所闻乃叮咚作响的水声，洗涤精神的是“悠然而虚”的高山、天空与浮云，抚慰灵魂的是“渊然而静”的嘉木、美竹与奇石。
由此一来，山水景物之美便跃升为一种有灵魂、有精神、有人格的美。景物的灵魂、精神与人格，不仅表现为山、云、溪、鸟兽等得以“拟人化”，尽情地向鉴赏者展露其美貌——“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更表现为人的目、耳、神、心，即人的全身心得以外溢、外移，成为“清泠之状”“瀯瀯之声”等可以触摸而及的景物的状貌，更成为“悠然而虚者”“渊然而静者”等有待体悟而及的情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近人章士钊认为柳文写景是“虚摹”，即主观想象之景，“神到，非虚摹无由得神”（《柳文指要》卷二九，中华书局，1971）。
柳宗元遣怀诗图
而且，在精神世界极其丰富的柳宗元看来，不同景物的鉴赏还可以激发鉴赏者不同的感受，从而适合于不同的情境和心境。例如与小丘同时发现的钴鉧潭和小石潭，就激发起柳宗元全然不同的感受。钴鉧潭的美景使他乐观旷达——“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钴鉧潭记》）而小石潭的美景则让他凄寒幽怆——“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钴鉧潭西小丘记》最后写道：“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的确，经由柳宗元的发现、创造和鉴赏，平凡朴质、默默无闻甚至遭致弃置的钴鉧潭西一小丘，完全改变了它的命运。屈居偏僻之地的“兹丘”，经由柳宗元神来之笔，不但呈现出不同寻常的美质，而且建构了超脱凡尘的境界，更隐寓了难以言表的苦衷。于是“兹丘”成为“兹人”的形象写照和生动象征。宋人洪迈评论道：“士之处世，遇与不遇，其亦如是哉！”（《容斋三笔》卷九“钴鉧沧浪”条，中华书局，2005）清人何焯说：“兹丘犹有遭，逐客所以羡而贺也。言表殊不自得耳。”（《义门读书记》卷三六《河东集》，中华书局，1987）
而一旦柳宗元将“兹丘”不同寻常的遭际“书于石”，“兹丘”的生命更得以不朽与永久。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阅读《钴鉧潭西小丘记》，“兹丘”的生命就得以延续，得以永存，“兹丘之遭”的际遇也因此积淀成为传承久远的精神。清过珙说：“使兹丘不遇柳州，特顽土耳。今此文常在，则此丘不朽，曰‘可贺’，诚可贺也。”（《古文评注》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