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近年来在欧美大力限制和关停的垃圾焚烧和发电措施，要国内却被用“环保和节能”的含义，在各大、中城市被推广或者计划实施。其实垃圾焚烧的“环保和节能”，更像是利益集团为出卖焚烧炉获取自己利益所设立的一个幌子，他们只是给一个严重污染环境的技术带了个绿帽子而已。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发展迅猛、城市扩张、城区膨胀、人口爆增，生活垃圾处理这个过去的小问题已经演变成为困扰各级城市管理者的巨大难题。以北京为例，目前年产垃圾约为500万吨，散布在城郊的面积超过50平方米以上的各种新旧垃圾填埋处理场共有4000余座，形成了“垃圾包围城市”的严峻势态。 传统的垃圾填埋措施， 由于具有占地面积大，污染水体，散发臭气，污染空气，使得人们都在探索各种有效的垃圾处理措施。其中一种近年来在欧美大力限制和关停的垃圾焚烧和发电措施，在国内却被用“环保和节能”的名义，在各大、中城市被推广或者计划实施。其实垃圾焚烧的“环保和节能”，更像是利益集团为出卖焚烧炉获取自己利益所设立的一个幌子，他们只是给一个严重污染环境的技术带了个绿帽子而已！
垃圾焚烧发电的所谓优势据固焚派的观点，厂房占地少，有利于节约土地资源；垃圾的减容减量化程度高，垃圾处理彻底；设备运行全天候全封闭，基本无二次污染；焚烧炉的适用范围很广，能处理多种垃圾，且大多数焚烧技术不需对垃圾进行预处理；垃圾焚烧的余热可产生蒸汽用于发电、供热，节约能源。说白了，也就是焚烧垃圾后可以减少垃圾的体积，减少填埋量，还可以在补充燃料（一般是煤）的情况下附带利用垃圾燃烧的产生的热能发电。不过，垃圾焚烧对于大气的污染严重程度其技术所能达到的水平，却并不象有些专家们鼓吹的那样美好。
其实，垃圾焚烧这个所谓的“环保节能技术”在国际上已经成了昨日的黄花。1985年，美国有超过137座垃圾焚烧炉兴建计划被取消；1992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过了焚烧炉使用的禁令；1996年北美洲五大湖52个焚化炉停止运行；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也相继颁布“焚烧炉禁建令”；1998年，日本永久关闭了2000多座工业废物焚烧炉，到2000年7月，日本已有4600座垃圾焚烧设施停止使用；即使是经济不是很发达的菲律宾也颁布了垃圾焚烧设施建设的禁令。2007年，原国家环保总局要求海淀区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缓建。
日本的野友先生对日本10年中癌症死亡调查统计结果发现，在垃圾焚烧场约1.2公里半径以内地区的死亡人数，比1.2公里半径以外地区的死亡人数多1.2倍；德国把焚烧厂边界至居民区距离定为1公里；英国科学家历时11年对9565个垃圾场附近出生的820万个婴儿进行调查，发现缺陷类病态的婴儿比外围明显增多。
全国政协委员周晋峰在其提案中说：“关注的焦点是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的致癌性和致畸性。二恶英是含氯及碳氢化合物（塑料制品等）在燃烧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强致癌性、生殖毒性、免疫毒性和内分泌毒性，毒性相当于氰化钾的1000倍，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已将其列为一级致癌物。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由于有机物多(果皮及剩饭菜等)，含水量较大而热值较低，在焚烧过程中难以达到理想高温，并且含大量塑料袋及餐盒等塑料制品，在焚烧时更易产生二恶英。”
国内环保著名专家赵章元对媒体说过，“鉴于垃圾填埋的弊病，国内外都在寻找另一种更为有效的垃圾处理方式，其中之一就是焚烧。应该说，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垃圾焚烧都已经搞了很多年，都在试建不产生污染的焚烧炉，但至今都没有满意的成果。主要还是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恶英的处理问题。二恶英是一种难降解的致癌物，它主要是垃圾燃烧排放物降温时经过850℃~200℃度之间时生成的；降温速度越快，生成的就越少。建垃圾焚烧厂是有风险的，即便是采取了最先进技术也不一定能够改善环境质量。国内外多年实践表明，防止被焚烧的气体在急剧降温过程中产生二恶英的技术以及吸附消纳二恶英的技术，虽然在理论上是清楚的，但在实践中的效果至今尚不能令人满意，而失败的教训却很多。如果希望利用这个热量来发电，就更不可能很快地降温。对于一种科研试制的产品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验证，如果目前就说‘垃圾焚烧可以做到没有任何污染’，还为时过早。在目前条件下，即使相距垃圾填埋场及焚烧厂下风向（或下游）达到500米现行标准，也还是谁都不敢说‘无影响’。”对于难降解的有害气体，在人体内有累积效应，时间长了，就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赵教授的观点，揭示了国外禁止垃圾焚烧的根本原因。
垃圾焚烧如果是中国城市发展阶段所必或需被迫选择的措施，那么根据垃圾焚烧并非环保，那个节能也是牵强附会的实际，特别是其产生大量剧毒致癌物质二恶因的事实表明；所谓的环保实际上是一个相待排放毒物的工厂，而且还会产生其它重金属和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环境的风险更大，燃烧垃圾时还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其所谓“环保节能”的绿帽子就可以被摘掉。如果说首钢的拆迁是为了绿色奥运，减少了固体颗粒物和有害物的排放是一个值得称道的生态经济之举得到全球赞誉的话；那么在北京建立大型垃圾焚烧厂的措施，却是向大气中排放剧毒致癌物质，其在环保的绿帽下的作为，正在大大抵消搬迁首钢所产生的环保效应，也与北京要建立生态文明城市的目标不一致。
如果不得不建立垃圾焚烧厂，厂址的选择还是要注意科学论证慎重选址同时要利用传统的风水学的智慧。以北京为例，对于北京来说冬季的主流风向是西北风，夏季的主流风向是东南风，如果把一个大量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垃圾焚烧厂选择在西北和东南，对于大气和水体的污染都是十分严峻的。特别是冬季，植被吸收毒素和二氧化碳的能力大为降低，在西北面和北面如果设立垃圾焚烧厂会对北京的环境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在北面和西北面是北京上风上水的地方，在此方位设立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或者放毒素的垃圾焚烧厂也是严重违背风水学原则的举措。垃圾焚烧厂直接危害的是方圆至少五公里范围内的人群，半衰期为１４年到２７３年才能降解的焚烧产生的剧毒物质二恶英等毒物，漂浮在北京的上空，沉降到地面，长年累月作用的结果，这一毒物对健康的影响，使全北京城的居民都无一能够幸免。
解决城市垃圾的最佳方法不是焚烧而是综合利用，据业内人士测算，目前中国可回收利用的再生资源价值约3000亿元。可事实上，除废钢铁的回收率较高外，废塑料的回收率为25%，废橡胶的回收率为32%，废纸的回收率为35%，废玻璃的回收率只有13%……中国对废旧资源的利用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其实垃圾中的蕴含着巨大的财富，不能一烧了之。填埋也好，垃圾焚烧也罢，都不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最佳方法。
国际上目前比较推崇的做法是综合利用处理，这也是今后垃圾处理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所谓综合利用处理就是先把垃圾分类，再将不同类别的垃圾利用起来。关于垃圾分类问题，在环保志愿者的推进下，已经实践了多年，但遗憾的是只有较少的小区取得了实效，绝大多数小区都没有坚持下来或效果不佳。如果有关部门能够拿出花费巨资买焚烧炉建立垃圾焚烧处理厂的热情来推广小区垃圾分类，把花在垃圾焚烧上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宣传、倡导和实施垃圾分类和综合利用，垃圾综合利用这件事情一定能够办成，这才是真正的环保与节能，不仅回收利用价值几千亿的资源，还可以向联合国出售因不焚烧垃圾而节约的CO2的排放指标，同时避免焚烧垃圾而导致的对大气的毒害污染，让人民享受洁凈的空气。
垃圾分类处理，政府有关部门完全可以在政策法规层面支持，同时把花在垃圾焚烧上的资金用于扶持相关企业在垃圾产生的源头小区入手进行分类或分拣处理。在小区建立垃圾分类设施，促进鼓励居民进行垃圾分类，这样就可以把垃圾中的资源直接分类再回收利用起来。根据小区的实际，在推广垃圾分类处理的初期，可以考虑以小区为单位，增设垃圾分拣处理站，吸纳大量社会人员就业，担当垃圾分拣工，把小区的所有垃圾，利用人工来分类分拣，回收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实在不能利用的垃圾再送去合格的不渗漏的垃圾填埋场填埋，以免再次出现目前的垃圾填埋场渗漏污染地下水的情况。另外，政府有关部门可以采取类似目前已经行之有效的限塑令的方式来限制过度包装，限制未经处理的蔬菜进入居民消费的环节等有效措施在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
总之，垃圾焚烧处理的措施在全国实施应该小心谨慎，并请不要给它带上“环保节能”的绿帽子；如果不得已而暂时为之，那么在选址时就要尊重科学和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和风水观，严禁在上风上水的地方建设垃圾焚烧处理厂。
城市垃圾焚烧产生一级致癌物，垃圾处理引争议
CCTV《经济半小时》9月1日播出《垃圾烧出一级致癌物，国外学者告诫中国人不要推广垃圾焚烧》，以下是节目实录: 【关键词：二噁英】
中国的城市垃圾处理引起了全球的关注，8月12日，《纽约时报》也刊文关注中国兴建垃圾焚烧炉的计划，认为这个计划一旦实施，全球的二噁英排放可能会在现在的水平上翻番，那么，面对如此庞大的垃圾山，现在烧还是不烧？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面对垃圾焚烧厂在中国迅猛发展的势头，美国专家美国环境健康基金全球化学安全项目总监约瑟夫迪冈提出了忠告，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最好不要买那些昂贵的机器，因为如果垃圾中大部分都是厨房垃圾，纸张，塑料（可以回收利用），那为什么还要买那么贵的机器？
中国环境和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是垃圾焚烧“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在赵章元看来，正是因为存在二噁英污染风险和投资运行成本过高这两大弊端，垃圾焚烧在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高潮之后，目前在国外已经成为了一种“夕阳产业”。
有一个很专业的会议刚刚在北京闭幕，一个陌生的词也越来越被我们熟悉:二噁英，这个会议叫第29届国际二噁英大会。
全球400多位顶尖的科学家聚集一起，在探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时候，不约而同把焦点落在了城市垃圾处理上。我们每天丢弃的城市垃圾和人们闻风色变的剧毒物二噁英有什么关系？科学家们又为什么会对此忧心忡忡？先来看看记者在会场上了解到的情况。
世界二噁英大会垃圾处理陷入困境，“二噁英”困扰中国
为期5天的第二十九届国际二噁英大会日前在北京召开。二噁英是毒性最大的化合物之一，其毒性是氰化物的130倍、砒霜的900倍，有世纪之毒之称，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已将其列为人类一级致癌物。 除了剧毒之外，二噁英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溶于脂肪，难以降解，半衰期时间长，属于持久性污染物，一旦进入人体，7年10年都很难排出，而一旦累计到一定程度，就会致人死地。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垃圾量正以10%的年增速向人们的生活圈不断逼近，如何处理困局已摆上了政府的日程表。2005年世界银行就曾发布报告警告说，中国如果过快建造垃圾焚烧厂且不限制排放物，世界范围内大气中二噁英含量会加倍。会上，中国的垃圾处理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之一。
美国环境健康基金全球化学安全项目总监约瑟夫迪冈:“所以这就是垃圾焚烧炉之所以受到关注的原因，因为垃圾焚烧炉是产生二噁英的途径之一。”
中国的城市垃圾处理引起了全球的关注，8月12日，《纽约时报》也刊文关注中国兴建垃圾焚烧炉的计划，认为这个计划一旦实施，全球的二噁英排放可能会在现在的水平上翻番，中国的垃圾焚烧炉计划到底有多大？剧毒一级致癌物——二噁英的威胁离我们还有多远？
2009年7月9日，在北京市六里屯垃圾填埋场附近的一个小区里，海淀区市政管委相关负责人与六里屯周边的200多位居民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这已经是当地政府第四次与六里屯居民代表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但双方见面的气氛似乎并不那么轻松。
北京市海淀区中海枫涟小区业主赵勇:“告诉大家垃圾焚烧厂是无害的，是安全的是让我们放心接受这个焚烧厂建在六里屯，大家当然不愿意了。”
赵勇，北京市海淀区中海枫涟小区业主。自2006年以来，有一件烦心事一直困扰着他和六里屯周边地区的居民，这就是海淀区政府计划在他们居住的六里屯地区新建一座垃圾焚烧厂。
赵勇:“给我们宣讲的都是垃圾焚烧厂好的一方面，比如变废为宝，发电，比如可能会消减垃圾臭味的问题，但我们从网上看到资料，那么介绍了很多垃圾焚烧厂可能带来的其他的问题，比如我们前面说的二噁英的问题，比如重金属污染的问题。”
北京市海淀区中海枫涟小区的居民告诉记者，六里屯垃圾处理厂的问题由来已久。在他们看来，始建于1995年的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原本就存在选址不当、管理不善等诸多问题。而周边居民最难忍受的，就是填埋场散发出的恶臭。
北京市海淀区中海枫涟小区居民黄继勇:“晚上睡觉，两点多钟就经常被呛醒，然后一关上窗户之后，满屋子弥漫着臭味出不去。”
让居民担心的还有垃圾填埋场对地下水造成的污染，由于六里屯与北京中心城区距离较远，市政供水管网尚未通达，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水都依靠各个小区的自备井，而这些自备井抽取的都是地下水。饮用水安全问题成为六里屯居民的又一块心病。
“中国科学院地质所，周围地下水都做了检测，检测到马连洼土井，上地这么远的位置，地下水的土井都做了，地下水监测井都做了监测了，都发现地下水已经污染了。”
赵勇告诉记者，尽管忍受着恶臭的侵扰，但他和六里屯居民心中一直还有个希望，那就是垃圾填埋场总会有填满封场的那一天。然而在2005年年底，当得他们知海淀区将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南侧再建一座垃圾焚烧厂的消息时，希望变成了更大的担忧。
赵勇:“因为臭味只是让我们，它来的时候让我们睡不着觉，但是二噁英这东西无色无味，而且会让人致癌，危害比较大，所以相比而言，如果说让我们必须选择，在闻臭味和闻二噁英之间选一个选择的话，那我会选择闻臭味。”
与赵勇一样反对垃圾焚烧的，还有北京市高安屯地区的居民赵蕾。赵蕾所在的北京市朝阳区柏林爱乐小区，距离朝阳区高安屯垃圾处理场的直线距离仅有3000米。她告诉记者，这个地方不仅有六里屯居民所熟悉的垃圾填埋场的恶臭，还有北京市已建成的第一个垃圾焚烧项目——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
记者:“你进去过这个垃圾焚烧厂看过吗？”
赵蕾:“没有进到焚烧厂里头去。”
记者:“进不去还是？”
赵蕾:“进不去，我们不知情，所以越是不知道的东西，越是对它有一种恐惧感，然后不安，就是感觉非常不安，我们一直没有看到所有的关于二噁英的监测报告，包括重金属监测报告，是没有人给我们出具，所以大家很不安。”
而垃圾焚烧厂周边居民的这种担心，在北京市政管委高级工程师王维平看来，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事情。
王维平:“我们的填埋厂，他没按操作规程做，比如超负荷运行，他设计能力每天进1200吨，可是他每天进3000吨，萝卜快了不洗泥，咱们说这话所以他就忽略了这种标准化的操作运行的过程，造成了污染，造成了扰民这种事情是有的，所以群众的这种担心是应该理解的。”
王维平告诉记者，目前北京的16座垃圾填埋场，总处理能力为每天1.03万吨，而现在北京的垃圾日产量为1.84万吨，处理能力的缺口每天高达8000吨。更为严峻的问题是，这16座垃圾场离填满封场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王维平:“就是在未来的4年都要填满，那么填满了就面临着4年以后这个垃圾无处可去了这样一个严峻形势。”
处理能力的严重不足，让城市的管理者不得不为垃圾寻找新的出路，而垃圾焚烧成为他们的首选。在《北京市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厂”，到2012年全市垃圾焚烧比例达20%，2015年达到40%。未来6年，北京市将投资100亿元，新建改建垃圾处理设施40余座，其中阿苏卫焚烧厂、北天堂焚烧厂、梁家务焚烧厂、南宫焚烧厂均在计划建设之列。
然而，垃圾焚烧厂的建设规划还是引来了专家学者和周边居民坚决反对，这当中的代表人物就是中国环科院的环境学专家赵章元。
赵章元:“我为什么还是要反对做焚烧呢？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二噁英这个污染物它是难降解污染物，它即使你排放量很微弱，但是它微量的排放对人身体还是有害。”
2007年2月，北京市海淀区六里屯的居民代表向国家环保总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停建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但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兴建垃圾焚烧项目的热潮也在逐渐升温。截止目前，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均已建成垃圾焚烧厂。江苏省已建成和在建垃圾焚烧项目15个，浙江省共建成和在建近30个，广东省近20个。此外，辽宁、山东、福建、海南等15个省区均已建成或拟建设垃圾焚烧厂。
“我们全国的垃圾焚烧炉，很可能像雨后春笋一样大量出现。”
“主烧派”与“反烧派”之争
其实刚才围绕六里屯垃圾焚烧项目发生的争议，只是国内垃圾处理困境的一个缩影。全世界垃圾年均增长速度为8.42%，而中国垃圾增长率达到10%以上；据相关统计，全世界每年产生4.9亿吨垃圾，而中国就占到了其中的近1.6亿吨。面对如此庞大的垃圾山，现在烧还是不烧？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中国环境和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是垃圾焚烧“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对垃圾焚烧过程中可能产生二噁英等有害物质的担心，是赵章元反对垃圾焚烧的最主要原因。
赵章元:“二噁英是国际公认的一级污染物，这个污染物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它难降解，就是它的半衰期是14到273年，平均下来是几百年，如果我们等它降解完了，在我们人体里它要累积下来，还是迟早还要引起人身体致癌的。”
但在有着“主烧派”代表人物之称的北京市政管委高级工程师王维平看来，赵章元的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王维平:“我想强调的是，垃圾焚烧发电是目前国际上普遍使用的一种技术，是一种成熟稳定的技术，也是一种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技术，那么很多人担心它会不会产生二次污染，我想从专业的角度说一句话，我们还不至于愚蠢到花大钱把固体污染转化成气体污染，不至于愚蠢到这程度。”
王维平告诉记者，现在北京新建的垃圾焚烧项目，采用了日本的先进技术，二噁英的排放则参照欧盟制订的0.1纳克的排放标准，绝对不会造成人体的伤害。
王维平:“它通过控制炉温，通过半干法净化，烟气净化，总而言之我不说专业的，专业的技术角度来克服这个东西，也就是说现在从专业技术角度完全可以克服这个事，克服这二噁英。”
然而王维平的这一说法，同样遭了垃圾焚烧“反对派”的质疑。采访过程中，北京六里屯居民丁捷向记者展示了一份名为《反对在六里屯建设垃圾焚烧厂》的意见书。在这份的意见书中，丁捷特别向我们强调了关于垃圾焚烧过程中对二噁英进行监测的问题。
丁捷:“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二噁英分析实验室郑明辉教授，指出二噁英不能在线检测，正因为二噁英检测和化验的技术要求非常高，截止到目前，我国还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敢说没有一个焚烧厂能够做到在线监测。”
而正在清华大学访问的英国伯明翰大学二噁英专家斯图尔特哈瑞也证实，对二噁英的实时监测，目前在国际上同样是道难题。
英国伯明翰大学环境化学高级讲师斯图尔特哈瑞:“人们很想做（二噁英的实时监测），也有很多的研究，但到现在，虽然有进步，但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也许5年、10年后也许可以，现在最快的监测速度只能做到12个小时，非常难做到。”
丁捷:“我们不知道它是否超标了，因为无法检测所以人为无法控制它，那就（可能）变成很随性的一种排放。”
发达国家的垃圾焚烧厂在不断关停，却为新兴国家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根据一些公开的数据和报道，作为垃圾焚烧第一大国的日本，尽管采取了严格的标准，但仍然是二噁英排放第一大国，空气里二噁英的含量是其他工业国家的10倍。美国环境保护署曾向公众发表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在普通美国人体内发现的二恶英水平已经达到或接近于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水平。正是因为这份报告，垃圾焚烧厂在美国逐步失去市场，目前，全球发达国家的垃圾焚烧厂在不断关停，新上项目更是处于基本停滞的状况，但是新兴国家，由于正在给垃圾寻找出路，它们却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除了对二噁英问题的担心，垃圾焚烧“反对派”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它天价的设备投入和高昂的运行成本。
赵章元:“非常昂贵，它这个生产一台垃圾焚烧炉动辄就是几亿元，我们现在的大型都是十几个亿元，所以它很贵。”
赵章元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已经建成的垃圾焚烧项目，多数采用的是进口焚烧设备。如广州市的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投资达7.25亿元；上海虹桥生活垃圾焚烧厂引进德国设备，投资9亿元；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烧厂引进日本设备，投资7.5亿元；而深圳市的7座焚烧厂中有5座引进的是比利时和日本的设备，总金额高达20亿元。
在赵章元看来，正是因为存在二噁英污染风险和投资运行成本过高这两大弊端，垃圾焚烧在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高潮之后，目前在国外已经成为了一种“夕阳产业”。
赵章元:“有一个趋势，我认为这个世界总趋势，垃圾焚烧法是要逐渐萎缩这是不可改变的。”
赵章元的这一观点，得到了美国二噁英专家约瑟夫迪冈的认同。他告诉记者，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污染事件，让各国都加强了对垃圾焚烧厂的管理和监控，并将垃圾的源头减量和分类回收作为焚烧处理的前提条件。统计显示，美国的生活垃圾焚化炉从最高峰时的171座减少到了目前的102座，并从1995年起再没有新建过一座垃圾焚烧厂。而面对垃圾焚烧厂在中国迅猛发展的势头，这位美国专家也提出了忠告。
美国环境健康基金全球化学安全项目总监约瑟夫迪冈:“我相信很多公司现在都瞄准了发展中国家，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最好不要买那些昂贵的机器，因为如果他们垃圾中的大部分都是厨房垃圾，纸张，塑料（可以回收利用），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买那么贵的机器？”
2007年6月12日，国家环保总局就北京市六里屯居民针对垃圾焚烧厂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做出了行政复议决定。国家环保总局，对六里屯垃圾焚烧项目的卫生防护距离是否准确、周边环境容量是否能满足需求、工程地址是否符合条件、二噁英排放是否会污染京密引水渠、周边环境敏感点的环境风向防范措施是否有效等关键问题上，项目所在地地方政府与北京市环保局还需要组织专家进一步论证。决定“在进一步论证前应予缓建”，同时要“在更大范围听取公众意见”，并特别强调“未经核准不得擅自开工建设”。
赵勇:“有了这个缓建决定大家其实心里很高兴，在得知复议决定那天，小区有居民甚至燃放了鞭炮。”
北京市政管委高级工程师王维平也承认，六里屯垃圾焚烧项目被叫停，对北京市实施垃圾处理改革的进程的确造成了影响。他表示，目前管理部门正在听取各方意见，该项目是否建设还在继续论证之中。
王维平:“我们搞环境工作，我们最怕的就是污染，我们付之毕生精力就是为了克服污染保护环境，所以我们认为老百姓关心环境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们非常乐见的事情，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发现不同的声音，我们首先应该认真的倾听，用科学来解释，如果我们做不到的我们要承认错误，要实事求是，我这么这件事。”
半小时观察：垃圾不能一烧了之
每个人都讨厌垃圾，但每个人又都每天制造着垃圾，垃圾问题我们无法回避。但是在寻求解决之道时我们遇到了一场争论，让人高兴的是，环保部门在这一问题上充分重视民意，及时叫停了海淀六里屯焚烧厂的建设，要求对垃圾焚烧厂的安全性进行进一步论证。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充分体现了政府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城市垃圾是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产生的一种文明病。事实证明，仅仅靠某几项技术并不能让垃圾山从我们眼前消失，弄得不好，还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只有引导人们改变不合理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减少垃圾的产生，提高垃圾的循环利用率，才能避免垃圾围城的现象愈演愈烈。德国、瑞士、日本等国家在垃圾焚烧导致污染后更多地采取了垃圾分类和回收，垃圾量大幅度减少，有的甚至减少一半以上，在这一点上，部分地区已经在垃圾中转站增加分拣设施，但是仅有这样恐怕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处在城市化、工业化高峰期的中国，在垃圾处理上面临更大的压力，我们必须多管齐下，标本兼治，这需要有新的技术，更需要创新的制度。
"垃圾焚烧，是出路还是歧路?"
城市垃圾危机之下，垃圾填埋场已经越来越难找，城市管理者自然就想到焚烧垃圾的办法。目前，中国已建与正在建设的垃圾焚烧厂逾50家，未来还将增长。
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大量垃圾焚烧厂离居民区过近（有的距居民区只有二三百米），引起居民激烈反对。尤其是焚烧会产生一级致癌物二恶英，污染周边居民区，这使焚烧垃圾的处理方式充满了争议。
就在4月11日，上海数百市民以“散步”形式抗议了居民区附近的江桥垃圾焚烧厂的扩建。
国家环保部对垃圾焚烧则是持谨慎推动的态度，该部在“长江口及毗邻海域碧海行动计划”中，提出相关区域焚烧垃圾的比例不低于处理总量的35%。这意味着：还将有更多的焚烧厂在东南地区出现。而目前多数城市尚未达到这一比例，但正在朝这一方向行进。
激辩二恶英
引起对垃圾焚烧厂争议的最重要原因是二恶英。
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恶英，具有强致癌性、生殖毒性、免疫毒性和内分泌毒性，毒性相当于氰化钾的1000倍，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已将其列为一级致癌物。
即便北京市市政管委副主任陈玲通过媒体表示：“我们根据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持续稳定运行，把二恶英控制在环保标准内，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但中国科学院环科所专家赵章元认为：“二恶英这个污染物毒性太大，它是一级致癌物，最讨厌的就是它难降解，它的半衰期是14年到273年，到了人体内就积累，你的标准再低，它最后还是致癌的。所以我们要慎重。”
“况且中国目前的环保设备管理状况，实现不了那些条件。我以前曾经相信，在没有人的地方，建个焚烧厂是可行的，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正因为这样，近年来赵章元始终坚定地站在反垃圾焚烧的第一线。
如何控制二恶英亦成世界性难题。加之中国多无垃圾分类，含水量极高，若无辅助措施，炉膛内烟气很难始终维持在不产生二恶英所要求的850℃－900℃。
而前述的上海江桥垃圾焚烧厂的环评报告中，就没有提及处理二恶英的相关配套措施。该环评以一个成年人为模型，论证二恶英日摄入量低于日可耐受量，而没有论及老年人和儿童，故而引起居民反对。
在争议中行进的焚烧厂
类似上海江桥垃圾焚烧厂的争议，在国内其他城市不乏其例。
2009年3月11日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就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环境争议，环保部环评管理司司长祝兴祥发表了环保部的最新意见：“应进一步论证”，“未经核准不得开工建设”。至此，已经持续两年多的六里屯垃圾焚烧厂环境争议，继续被暂时冻结。
此前，在2008年12月30日，深圳南山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工程环评听证，部分居民反对意见依然强烈。
没多久传来消息，比邻南山、直线距离仅5公里的香港屯门将建垃圾发电厂，处理能力数倍于规划中的南山焚烧厂。这下子不仅居民忧心忡忡，政协委员、环保部门都表达了严重关切。
垃圾焚烧引发的环境争议，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大公共环境话题。
1998年，中国第一座垃圾焚烧厂在深圳启动时，焚烧是中国官方对垃圾处理的希望所在。
上海市环境学校教育培训中心主任陈建昌从事环境教育二十余年，他还记得十年前第一次去上海最大的老港垃圾填埋场的景象：“一公里之外，就闻到臭味、遇到蚊蝇了。”
填埋，作为最传统的垃圾处理技术，以往没有做防渗处理，地下水的污染严重，后来做了防渗处理，但渗出液、臭气、甲烷气体等带来的二次污染，还是严重影响空气质量，排放到大气中又会产生温室效应。近年来，随着对填埋场环境要求的不断提高，臭味、蚊蝇问题有所改善，排放渗沥液COD限制要求一直在提高。于是，一面是业内人士发出净化标准过高的抱怨，一面是巨大的垃圾负荷让填埋场不堪重负。
北京市市政管委主任陈永说：“北京的填埋场都是超负荷运行，四年多不到五年垃圾就无处可填了。所以焚烧厂建设对于我们来讲是必须的。”
防护距离因为地方政府的需要不断缩短
在第一座垃圾焚烧厂启动后的第十年，2008年9月4日，环境保护部颁发了2008年的82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环评“文件审查的技术要点”写明：“作为规划控制的依据。新改扩建项目环境防护距离不得小于300米。”
这个“环境防护距离”，就是指项目与周围居民区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控制间距。
中国科学院环科所专家赵章元说：“垃圾焚烧炉距离居民点到底多远，这个问题争论已久，我国迟迟定不下来，原来最初我参加评审的时候，按照环保局的技术原则，是一千米，一千米以内不许有住户。后来有些地方上管理部门提意见，说这样就不好建了，能不能缩小点儿？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修改到800米，后来又缩到700米，不敢再减了。为什么呢？因为700米以内谁都没有把握。”他介绍，现在日本1.2公里以内的癌症相当于外边的两倍。
环境防护距离不断压缩的背后，是雨后春笋般的垃圾焚烧厂立项，是中国城市垃圾加速增多的现实和垃圾处理能力之间的日益紧张的关系。
在不间断的争议声中，垃圾焚烧厂在官方语境中始终是环保项目的典范，将其等同于“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后者的逻辑是：相比起传统的填埋，垃圾焚烧厂占地小、能发电、能实现80%－90％的体积减量，因此是中国目前垃圾处理的发展方向。
谁的利益？
在争议的声浪中，垃圾焚烧还在各地方兴未艾。
广州市市容环卫局计划到2015年左右，广州生活垃圾将实现不再填埋，或先焚烧发电、再填埋废渣的处理方式。福建省提出的目标是，到2010年要建成23座焚烧厂，垃圾焚烧处理比例将提高到70％以上。
综观中国现有及正在建设中的五十余座垃圾焚烧厂，不难看到：大量设备和技术来自外国公司。
总部位于比利时的垃圾焚化设备制造商KEPPEL SEGHERS，自称占中国垃圾能源化设备的60％。法国公司VEOLIA自称是最大的运营管理服务提供商，其在中国实施的项目，就包括上海的江桥垃圾焚烧厂和广州的李坑垃圾焚烧厂。
COVANTA是美国最大的垃圾能源化公司，它的亚太分支机构人员认为：中国是未来业务扩展中占有优先地位的市场。
上述外国公司，基本都在中国设立了代表处。在中国已经或正在建设的五十多个焚烧厂中，关键设备或技术来自进口的总投资约100亿人民币。
国际环保机构有关人士指出：“亚洲各发展中国家都收到各种兴建垃圾焚化炉的建议书。西方国家的环保意识强，迫使焚化炉公司转移到亚洲市场，售卖过时的科技产品。焚化炉公司的推销员会列出哪些先进国家也用焚化炉，其实许多国家正把它们逐渐关闭。”
2007年，欧盟立法者以罕见的一致否决了欧盟委员会企图将垃圾焚烧划分为“能源再生”产业的决定。欧盟立法者规定，到2020年，欧盟国家50％的生活垃圾和70％的建筑垃圾都应该得到回收再利用，而不是填埋和焚烧。
美国垃圾历史专家马丁·麦乐西（Martin Melosi）在一篇论文中给出了关于焚烧历史的三点结论：
一、焚烧厂始终无法达到环保要求；
二、焚烧厂提供的服务只能满足特定的需要；
三、总的来说，焚烧产生的副产品始终无法和它们的副作用相比。
赵章元认为，这样的信息在国内则被许多人忽略了。他回忆2007年11月北京市政府环保局主持召开的“国内知名专家学术研讨会”上对垃圾焚烧问题的讨论：“阵线分明，表演十分形象化。利益集团（包括一些院校研究者）宁可把垃圾焚烧说成‘无任何污染’，当地居民是‘瞎捣乱’。”
这位退休老专家认为：中国正在接受一个夕阳产业的兜售，却把它拿来作为自己的朝阳产业。
“垃圾焚烧，毒在当代，祸在千秋”
随着经济发展，固体废物不断增加，而传统上最便宜的堆填方法，又因现有堆填区开始饱和，适当的新堆填地点日渐难找。按照目前资料所见，我国各大城市，莫不纷纷筹建垃圾焚化炉。除北京引起莫大争议的北京liu li tun垃圾焚烧厂、gao an tun垃圾焚烧厂项目外，例如在珠江三角洲，自深圳龙岗平城环卫综合处理厂于1999年底开始运行以来，目前已投产、筹建和规划的就包括有广州资源电厂、广州小州垃圾发电厂、惠州市垃圾发电厂、深圳龙岗平湖垃圾发电厂、东莞清溪垃圾发电厂、顺德垃圾发电厂等十多个同类项目。
推销垃圾焚化炉的商家，往往突出焚化垃圾的种种好处
例如：
焚化处理可减少送去堆填区的垃圾量。经常被引用的数据是在重量上减少75%，及在体积上减少90%。
焚化处理把有毒的物质浓缩在粉状的灰烬里，比原先破破烂烂的一大堆东西更均质化，更容易处理。
焚化处理破坏大部分有机物质，这些有机物持若简单掩埋的话，会产生沼气和渗入地下水，同时会产生恶臭与坟蝇的问题。
现代化的垃圾焚化炉能大大降低空气污染。
焚化处理不须改变消费者、生产者和操作者的行为模式，所以毋须去改变民众的意愿，也不必重建社区的基础设施。现代化的焚化炉能生产能源，以冲抵焚化炉的营运成本；政府只须负担一次性投资，甚至通过BOT方式，完全毋须直接投资。
这些说法似是而非。例如降低拉圾90%体积的数据是仅限于以送入焚化炉的垃圾量和残存在灰渣量所作的比较，并不包括不能焚化的物体和焚化设备在停修时不知送到何处去的垃圾，也没计算垃圾去堆填区前会被压缩的事实。若是把这些都计入，焚化炉处理只可减少60%到70%的体积，堆填区的使用期仅延长2.5倍到3倍，并不是焚化炉推销者所说的10倍。而灰渣也并非如宣传的“无毒”、“安定”和“卫生”。
环顾世界各地，当会发觉只有中国因为资讯闭塞，才会热烈拥抱全世界先进国家早已放弃的垃圾焚化炉。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30%的家庭垃圾以焚化处理，到了80年代，这百分比下降到10%。至1998年12月，日本已永久或短暂关闭了超过2000座垃圾焚化炉，到2000年7月，全日本已有4600座垃圾焚烧设施被停止使用。
外国宁愿浪费巨额投资也把垃圾焚化炉弃而不用，原因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发觉，垃圾在焚化过程中，会生产大量有“世纪之毒”之称的二噁英。根据日本于1997年的估计，其二噁英总发生量一年7公斤，其中由垃圾焚化炉发生的数量就超过5公斤。以目前最先进的电浆方式处理，成本十分高昂，但也未能彻底消除二噁英。简而言之，以垃圾焚化炉处理固体废物，是将固体污染体高成本转化为极毒的气体污染体。
97．5%的二噁英系由食物进入人体。空气中的二噁英沉积于植物表面，再经过草食性动物摄入，使牛肉及乳类制品成为人体最主要的二噁英来源。因为污染借空气及食品传递，所以可说是无远弗近。最近有研究显示，香港妇女哺育婴儿的母乳，二噁英含量为世界之最。而港人食物来源主要是内地，警钟已经响起。
二噁英是世界各国一致公认强烈的致癌物质，容易导致孕妇流产或产下畸形儿，而且会损害肝脏与免疫系统。妇女在二、三十年中积聚了大量二噁英于其体内，并通过哺乳把这些污染传给其小孩。近年来，更发现二噁英具有“环境激素”的作用，严重影响男性的生殖能力，引起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从经济角度考虑，装置异常复杂空污防治设备的现代垃圾发电厂需要大笔投资，只创造很少的就业机会，而大部分都是在建厂期的临时性工作。巨额公帑流向跨国工程公司、财务专家、法律和顾问人员的手上。垃圾焚化炉的日常运作成本很高，通过焚化，只能提取废物本身能量的20%，是低效益的方法。这落伍的技术的经济可行性纯粹依靠将大部分成本外化，转嫁至公众头上。
面对日渐增加的垃圾，第一步就应设法通过教育和税费等方法去减少它。马英九当台北北市长不久，就实行收垃圾费，结果十分良好。除了垃圾大减之外，从中收取的资金，可以分摊处理垃圾的成本。
众所周知，垃圾是错配了资源，正确的处理方向是把它尽量运用，而并非把它一烧了之。第一步必要的动作是搞垃圾分类。香港在这方面一向落后，但从去年开始，也陆续展开有关宣传工作。在试点地区设一组三个垃圾桶，分别装载纸、塑料和金属废物。这计划目前尚在自愿的实验阶段，全面的分类计划还应包括有机废物如厨馀馊水和建筑材料。
纸张、塑料、金属和建材废物可以循环再造，有机废物可能通过造沼气、堆肥等方法，生产有机肥料。最后剩下来的必要处理废物，会大大减少，较容易用掩埋等方法解决。
垃圾分类和再用再造，投资少、运作成本低，却能提供大量非技术性的就业机会。采用环保基本的“再省、再用、再造”和堆肥模式，美国某些地区可把固体废物转换率达到大约40%，欧洲很多国家的目标则是60%或更高的转换，转换的产出比焚化更多，且成本更低，提供更多本地就业机会。再制原料的价值比焚化所得到的能源多出3到5倍，只是其隐藏性利益一般无法呈现在任何人的帐目上而已。
总的来说，焚化不属于可持续发展技术，更与全球争取零排放的努力背道而驰。我国去年签署了《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与建垃圾焚化炉事实上是违约的行为。我谨在这里呼吁，国家正式订立政策，全面禁止与建造垃圾焚化炉及垃圾焚烧厂。
焚烧尾气（含二噁英和呋喃）排放问题。废物焚化产生危害健康的二噁英和呋喃一直是争论的热点，目前多国的政府立法机构都出台了相关法案对于废物焚化的有害物质（二噁英和呋喃）排放量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但我国目前尚未出台完整的法律法规对于焚烧厂污染物排放的全程监控和管理、以及例外处理进行规范），但对于排放量的制定以及该标准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目前尚存在质疑和争议。
焚烧灰渣的处理问题。据废物焚烧企业称，焚烧灰渣无毒害，可以直接予以填埋或者进行压缩处理；但此说法尚未被予以证实，并被第三方质疑。
事实上，由于焚烧灰渣中含有大量重金属和有毒物质，其填埋往往需要特殊处理，目前灰渣的填埋遭到填埋地民众的广泛抵制，相关案例见英国格洛斯特郡事件。
废物焚烧产生有害粉尘，经过最先进的粉尘过滤技术，仍然有约2‰（燃烧前质量）的粉尘进入大气。这些有害粉尘在英国被证明回导致新生儿死亡，而且在欧洲废物焚烧指导书中并未要求对焚烧厂顶端和下风向地区的粉尘情况进行监测[22]。
多个欧洲学术团体（包括物理学、环境化学和毒物化学等多个跨领域的专家团体）代表超过3万名学者向欧洲各国议会提出申请，要求更大范围关注焚烧粉尘排放的问题，并要求对于有害微尘和超微尘病理学研究匮乏的现状予以重视[24]。
废物焚烧对于地区经济有明显的副作用，针对多佛和马萨诸塞的研究表明，垃圾焚烧厂附近地区的经济损失高达10%[25]。
随着经济规模的增长，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经济成为主流，废物回收利用是上述发展观的基础，而废物焚烧阻断了材料循环的途径。
近期英国著名的欧诺弥亚研究咨询中心（Eunomia Research&Consulting）研究报告表明，废物焚化是一种低效的技术。相对于一些新的废物能源化（Energy-from-Waste，EfW）和热电结合（Combined Heat and Power，CHP）技术而已，焚化方法在处理日用混合垃圾时，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且无法回收其中可利用的资源。作者指出，在废物处理技术的效率排名中，焚化技术仅列19位（共评比了24种技术），其效率比而排名第一的MBT（生物处理技术）低228%，比排名第二的等离子汽化―高压处理技术的低211%。
全国人大代表、自然之友荣誉理事敬一丹呼吁严控垃圾焚烧厂建设.
关于严格控制生活垃圾焚烧厂建设、大力推进城市垃圾综合利用处置的建议，（此建议案由全国人大代表、自然之友荣誉理事敬一丹于2009年全国两会提交）
最近，一些地方尤其是大型城市，正准备建设大型垃圾焚烧厂并冠以“节能减排”等理由。许多城市热衷于垃圾焚烧，还有些城市准备把垃圾焚烧的份额上升到40%左右。垃圾焚烧厂建设已经引起众多民众的担忧，如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成都等地多出现不同形式的群体性事件。
一、垃圾焚烧污染无法被有效控制；在国际上，垃圾焚烧厂被公认为最危险的污染源，其污染危害性在于：
（1）垃圾焚烧实质上属于一种污染转移，是各国环保政策所不允许的；
（2）目前公认二英为一级致癌物，具有持久性、生物积累性和放大性；
（3）在日本、西欧等国垃圾焚烧实践多年，焚烧厂污染引起癌症高发显著，环境安全距离大大超过相关环评报告中设计的“300米”；
（4）有毒污染物并不会因废气排放控制技术而消失，废气过滤控制，只能使污染物转移到焚烧产生的飞灰和炉渣中，仍存在不小的污染风险；
二、垃圾焚烧严重影响资源再利用；
三、垃圾不分类，焚烧更有害；
四、目前我国大多是在垃圾填埋基础上增建焚烧场，焚烧只是其中一部分垃圾。这样，会在原来填埋的污染上更加重污染。
建议：
（1）慎建并逐步停建垃圾焚烧场。
（2）明确垃圾末端处理的性质：很多环评报告将垃圾焚烧项目错误地描述为“环保项目”，这是对公众的误导。垃圾一旦产生，如果不能尽快重回自然或经济的循环链条，任何末端处理手段都没有什么环保而言，只是把问题暂时留给别人或后人的权宜之计。垃圾焚烧或填埋的准确性质是“环卫项目”，而且一直是污染控制的重点对象。
（3）严格控制生活垃圾焚烧建设项目：很多城市已计划把焚烧处理垃圾的比率提高到40％以上。这些方案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需要重新论证，盲目建设之风必须得到有效遏制。项目的讨论和实施必须增加透明度，保证公共参与，特别是独立第三方专业机构和人员的参与。
（4）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和综合利用工作。
垃圾焚烧产生致癌物——二噁英
专家告诫中国勿重蹈日本覆辙
北京市政府参事、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坦言，北京市在垃圾处理费用上的支出绝大部分确实用在了环卫作业或建设新的垃圾处理设施方面，而按照他设想垃圾管理理念，从源头减少垃圾产生才是垃圾处理的最高境界，但在目前巨大的末端垃圾处理压力下，选择焚烧实属无奈之举
德国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专家罗兰·韦伯告诉记者，当计划建焚烧炉时需要首先考虑，到底有多少废物是要循环利用，而哪些是不需要（可以焚烧）的，“不要重蹈日本的覆辙”是罗兰·韦伯在垃圾处理问题上给中国的一句忠告
尽管大部分社区都放置了分类垃圾桶，但环境学者李皓认为，分类垃圾筒只是一种形式，而垃圾最终是否能被分类，关键在于每一类垃圾要与它后面的运输和处理挂钩，这正是目前国内的垃圾分类所缺乏的
垃圾烧出一级致癌物，德专家告诫中国不要重蹈日本焚烧污染老路。
在前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报道国内城市生活垃圾所面临的困境。面对日渐饱和的垃圾填埋场，很多城市管理者都选择了焚烧这条路。然而，有不少专家和市民，对垃圾焚烧过程中可能产生“二噁英”等有毒物污染深表担心。面对这种两难选择，国家环保总局叫停了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项目，可是我们无法叫停每天都在增加的垃圾。垃圾处理出路究竟在哪里？
混合垃圾焚烧的危害
矗立在高安屯垃圾填埋场西北方的这座银灰色建筑，就是北京市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远远望去，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座高达80多米的大烟囱。陪同采访的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告诉记者，目前高安屯垃圾发电厂仍处于试运行阶段，因而不能满足我们进厂拍摄的要求。
北京市政府参事、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它试运行以后还要经过工程验收，就按照你当初的设计图纸一项一项验收，还要经过环保验收，环境还要监测等等，现在它的设备、所有的技术参数都在调试。”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与焚烧厂车间相连的这条垃圾运输通道始终都有垃圾车进出，这说明高安屯垃圾焚烧厂此刻正在运行当中。但由于不能进入厂区内部拍摄，记者无法了解到送进焚烧炉的究竟是怎样的垃圾，不过在不远处的垃圾填埋场，记者还是找到了答案。
在高安屯垃圾填埋场记者看到，从密闭的垃圾车上倾倒出来的垃圾可谓“五花八门”，有西瓜皮、菜渣、塑料袋、废纸、金属、玻璃、渣土等等一应俱全。而王维平也向记者证实，送进高安屯垃圾焚烧厂的，同样也是这些原生态的混合垃圾。
王维平：“目前北京市焚烧厂的设计是按照混合垃圾入炉设计的，不是说必须对原料有过多苛刻的要求，不是这样的。”
对于这样的说法，长期关注德国、日本等国家垃圾焚烧问题的著名环境学者李皓提出了质疑。
环境学者李皓：“我们国家现在要上一些垃圾焚烧项目，我不是完全反对，但是这个前提条件是，必须是含高能源物质才能去烧，你不能够不能烧的烧全部混在里边烧，那就出大问题，那个就是产生二噁英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温床。”
李皓告诉记者，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二噁英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含有氯元素。而垃圾当中的塑料袋、泡沫饭盒等含氯塑料制品和含盐分较多的厨余垃圾，正是产生二噁英的“罪魁祸首”。因此，如果对混合垃圾直接进行焚烧处理，其后果可想而知。
李皓：“垃圾是混着的，这么脏的垃圾烧谁都要反对，我也要反对。”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北京市生活垃圾的成分中，厨余垃圾占69.32%、塑料制品占9.78%，纸类、金属、玻璃等其它垃圾占20.9%。在李皓看来，北京市的生活垃圾中有近80%的成分是不能焚烧的。但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却不这么认为，他对高安屯垃圾焚烧厂的技术设备充满了信心。
王维平：“它有比较复杂的烟气净化系统，投资昂贵，那么主要的方法包括一些布袋、冷却、水幕，也包括通过控制炉温，来使得二噁英的排放达到0.1纳克，这0.1纳克的标准是国际上最严格的标准。”
王维平表示，他完全理解周边居民对垃圾焚烧厂的担心，因为此前高安屯垃圾填埋场的确对周边环境造成过一定的影响，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对垃圾焚烧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王维平：“它要实时地按照标准来运行，实时地向社会公布，在线监测你的数据，要接受监督的，我们也希望公众来监督，因为这个实时监测的牌子，液晶显示屏，将来时要放在大门口外面的，老百姓可以随时看到，看到以后就举报。”
国外为解决垃圾问题开始了其它探索
从刚才的报道里看到，即使在技术专家中间，主烧派和反烧派的观点也是针锋相对。实际上，垃圾焚烧技术确实走过一段曲折的发展过程。它起源于19世纪末的西欧和美国，但首先大规模采用这项技术的是地少人多的日本，上世纪70年代起，日本在全国极力推广垃圾焚烧，但由于缺乏监管，对二噁英污染认识不足，随后付出了惨痛的环境代价。
日本对垃圾焚烧的依赖程度居全球之首，焚烧厂的数量占全球的70%，全国有60%的城市固体废弃物通过焚烧处理，这导致大气中的二噁英含量严重超标。20世纪90年代，日本大气中测得的二噁英水平竟然是其它工业国家的10倍。
环境学者李皓：“日本有些学者就认为，日本产生一些污染问题，包括一个是危害人的身体，甚至可能还危害一些生物领域一些动物发育，就高度怀疑是二噁英的这些引起的。”
在经历了“垃圾岛事件”、“琦玉县蔬菜二噁英事件”等一系列污染之后，日本政府开始制订更为严格的垃圾焚烧排放规定。1999年7月，日本颁布了《二噁英特别措施法》，大幅提高二噁英的排放标准。严格的排放标准使垃圾焚烧的成本上升，导致大量的垃圾焚烧厂关闭。据日本环境保护部统计，仅1995年至2005年间，就有500座垃圾焚烧厂被迫关闭。
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化学环境研究领域长柴田康行：“为了能够达到在环保上的新的要求，我们有一个复杂的方法去消除二恶英从焚烧炉中，所以很多小型的老旧的焚烧炉被销毁了，我们建造了一些新的大的焚烧炉，所以，现在焚烧炉在数量上是减少了。”
近些年来，国际上时不时爆发二噁英污染事件，造成的危害也呈现出上升趋势。1999年比利时的家禽和蛋类中发现了高含量二恶英，还有日本的垃圾岛污染事件等等，这些事件追根溯源绝大部分都是垃圾焚烧厂惹的祸，百密难免一疏，再先进的技术也只能是技术，不可能是保票，为此，西方国家为解决垃圾问题开始了其他的探索。
导致日本垃圾焚烧厂关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垃圾减量法规的实施。自2000年起，日本先后颁布实施了《家电回收法》、《食品回收法》和《包装法》等与垃圾减量相关的法律，推行“净菜进城、垃圾计量收费、限制过度包装”等多项措施，以东京为例，到2008年，全市的垃圾年产量降低到了20年前的50%，这导致东京的25座垃圾焚烧厂中有10座因无垃圾可烧被迫关闭，而日本全国的垃圾焚烧厂也由最高峰时期的6000多座减少到了目前的1800座。
美国环境健康基金全球化学安全项目总监约瑟夫·迪冈：“有人形容垃圾焚烧炉好像是一个饥饿的怪兽，需要东西吃，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废物，那使用垃圾焚烧炉就不经济实惠了，当他们建造了太多的垃圾焚烧炉，后来他们发现他们没东西可烧了，因为通过再循环等其他方式，他们就没足够的废物了。”
德国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专家罗兰·韦伯：“当你计划建焚烧炉，你需要首先考虑，到底有多少废物是要循环利用，而哪些是你们不需要（可以焚烧）的，我认为你们会作出一个到底需要有多少焚烧炉的决定，但是你们真的需要小心，不要重蹈日本的覆辙。”
“不要重蹈日本的覆辙”是罗兰·韦伯在垃圾处理问题上给中国的一句忠告，然而这也正是环境学者李皓所担心的。根据对北京城市生活垃圾成分的调查，去掉厨余垃圾、塑料、金属、玻璃和可回收纸类以外，真正可用于焚烧的垃圾只有10%左右，而按照北京市的规划，如果到2015年垃圾焚烧比例要达到40%，则意味着焚烧能力可能真的会出现过剩。
环境学者李皓：“我就特别担心你建了这么多垃圾焚烧厂没有这么多废物来焚烧的，我个人认为，到了2015年北京的垃圾量不会那么多，你建上那么多垃圾焚烧厂的话，你没有垃圾怎么办？”
出路之一——分类减量、综合利用
看得出来，日本等国在垃圾处理上经历的波折，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启示，破解垃圾处理难题，不单单是个技术问题，更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只有减少垃圾的产生，同时对垃圾进行分类，才能避免焚烧垃圾带来的严重污染。这些办法和措施在国内一些城市也曾经试图推行过，但是十多年过去，垃圾产量非但没有降下来，反而还在继续递增，这又是为什么呢？
北京师范大学欧美环境史专业博士生毛达：“所有搞垃圾人其实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我们搞垃圾管理他要遵循一个有一个优先次序的原则，就是老生常谈就是reduce（减量）、reuse（再利用）、recycle（再循环），就是应该是首先是在源头减量。”
毛达，北京师范大学欧美环境史专业博士生，2007年曾受邀参与北京市垃圾处理工作的调研。在调研中他发现，北京市每年投在垃圾分类上的专项资金只有2000万元，可是在一个垃圾焚烧厂的投资就超过8个亿。在毛达看来，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
毛达：“你既然是认为前端的减量是重要，循环利用重要的话，你就应该把这个更多的资源放到那里，才能体现出这个原则，而事实上不是这样子，没有太多的投入。”
毛达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的认同。
北京市政府参事、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比如说挪威和瑞典，还有哥本哈根，这些国家他们垃圾的总费用支出，据他们介绍只有三分之一用到末端处理上，收集运输处理上，其中三分之二它是用在管理和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方面。”
王维平坦言，北京市在垃圾处理费用上的支出，绝大部分确实用在了环卫作业或建设新的垃圾处理设施方面。而按照他的设想垃圾管理理念，从源头减少垃圾产生才是垃圾处理的最高境界。但在目前巨大的末端垃圾处理压力下，选择焚烧实属无奈之举。
王维平：“我觉得垃圾的减量化合资源化，主要不是技术问题，而主要是管理问题，我对这个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推进的速度也不满意，因为这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最根本的上策。”
而早在1997年就提出垃圾分类建议并四处奔走的李皓，对今天国内的垃圾分类状况也非常失望。尽管大部分社区都放置了分类垃圾桶，但李皓认为，分类垃圾筒只是一种形式，而垃圾最终是否能被分类，关键在于每一类垃圾要与它后面的运输和处理挂钩，这正是目前国内的垃圾分类所缺乏的。
环境学者李皓：“怪来怪去我还是怪就是环卫部门，因为老百姓说，我开始分类投放了以后，你来一辆车把所有的分类的桶里边东西混着倒，搞得大家现在，老百姓习惯也给毁了，大家没把的当成，没认真做这件事。”
对于李皓的这种指责，曾任北京市政管委高级工程师的王维平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王维平：“这里面就涉及到什么问题呢，（垃圾分类）分属若干个部门，比如说净菜进城由农口管，我们管不了，这个废品回收由发改委负责，限制包装这些都是减少垃圾的措施，限制包装由商务局负责，而我们又负责垃圾分类和末端的处理。”
不过王维平告诉记者，为了继续推动垃圾分类减量，北京市刚刚成了一个名为“首都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的机构，专门协调各个相关部门的工作，以前“各自为政”的局面将彻底被打破。
王维平：“任何一件事都不是一个部门能管的，所以要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最重要的就是加强综合协调力，你不管你是商务局你还是发改委，还是农委，总而言之大家得配合。”
事实上，北京市六里屯的居民在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的同时，也在思考生活垃圾的出路问题。在环保公益组织自然之友的帮助下，六里屯的居民正在进行垃圾分类的试点活动。
环保志愿者张伯驹：“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包括居民包括很多的朋友包括官员说，垃圾分类可以做，做完了以后又倒到同一个车里拉走，就是大家总是会觉得这是个最大问题，那么我们希望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最后我们达到的是去填埋场的这样一个垃圾量要比之前产生这个混杂的垃圾量要达到明显的减量，我们希望是把链条一步一步来补上。”
而被人们看作垃圾焚烧“反对派”代表人物的环境学专家赵章元，也在全国各地奔走调研，为垃圾处理寻找新的出路。
赵章元告诉记者，目前他在国内寻找垃圾综合处理最优方案的调研工作仍在继续。
赵章元：“我肯定一直在寻找垃圾循环利用的这种综合，综合利用处理方法里面最佳的企业，因为现在我们全球性的垃圾危机谁都发愁，就是到底哪一种处理方法最好，除了填埋焚烧之外。”
半小时观察：世界上本没有垃圾
有句话很多人都听说过，世界上本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但是，这个浅显的道理，在传统的城市管理体制面前却显得苍白无力。虽然，垃圾山是大家共同制造的，可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各个部门都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最后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环卫部门，而面对混杂在一起的堆积如山的垃圾，占地少、处理效率高的焚烧方式，当然对环卫部门来说，具有很强的诱惑。
越堆越高的垃圾山，现在不管烧还是不烧？都是个艰难的选择。从节目中所揭示的层层矛盾，我们不难理解，如果不打破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的城市管理体制，不改变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利益格局，建立一套完整统一的垃圾处理综合体系，这个问题可能永远都找不到一个完美的答案。
现在，循环经济、绿色GDP的概念越来越受到追捧，垃圾处理可以说蕴含了巨大的商机，但只有形成了完善的市场机制和产业环境，它才能真正从一个希望变成现实，从而解除垃圾围城的警报。
来源：中国能源信息网、CCTV经济半小时、央视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