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悠久的普洱茶，在唐、宋、元、明、清，也留下了难忘的印记。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看看吧，跟随历史的角度，揭开普洱茶这段醇香的岁月。下面就跟着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唐朝唐朝乾符六年(879年)，南诏政权在六大茶山至大理的路线点即后来的普洱设置睑治，取名“步日睑”。当时步日睑的南方，即澜沧江外有车里土司管制，江内大片地方为步日睑辖地，自然包括江内的利润城及其六大茶山。步日睑归银生节度(驻景东)管辖。此时茶已传至中原，再随文成公主陪嫁给松赞干布而进入西藏。由于茶叶品质上乘，解毒散寒，消食去腻等功用被藏族青睐，视其为配置“酥油茶”的极佳配料，从此便越雪山、漂金沙江，过丽江、银生城再至步日，以马匹、乳制品、药材、豆金交换步日的茶叶。这便是南宋人李石着《续博物志》中所记载：“西番(西藏)之用普茶，已自唐时”。据清代《普洱府志》记载：“年运吐蕃之茶达三万担”。此时期，为驮运方便，茶商便将收购到的散茶再蒸而紧压为团茶，大者如人头称“人头茶”，小者如牛心，称“牛心茶”。紧团茶千里之遥运西藏，途中经热湿及至寒冷各地段，长日驮运中，团茶内茶多酚促氧化自然发酵，茶叶变黑色，味有陈香，别于其他茶叶，易辨易识，渐为藏区喜爱。宋代宋代(960年～1279年)，大理政权将南诏时期所设的步日睑改为步日部，先属威楚府，后划归蒙舍镇管辖。此时宋朝与北方金朝连年征战不止，急需战马，大理政权便在步日部设“茶马市场”，以步日部茶叶换得西藏马匹，再将马匹北转与宋朝，换取绵缎珠玩首饰。茶市扩大，促进步日各地茶叶种植加快。据《澜沧县志》称：“班崴大茶树为北宋栽种”。元代元代(1206年～1368年)蒙古铁骑占领云南，将宋代的步日改为普日，在思茅一地设为思么，两地各设“甸”治，于普日加设“普日思么甸司”，辖两甸及南方各地。甸司归属元江路节制。元代中期，普日生产的茶叶随同以食肉、乳为主食的蒙古人西上进入俄国，后被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写入《战争与和平》。《澜沧县志》称：“有景迈、勐本、芒埂、糯岗、芒景、翁居、翁洼、芒洪等茶园为元代栽种”。明朝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将普日改称为普耳，划归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管辖。万历年间(1572～1620年)，李时珍着药典《本草纲目》中记有：“普洱茶出云南普洱”。明代编纂的《云南通志》记有：“车里之普洱，此处产茶”。两书语若同出，一致将普洱一词和普洱茶名固定，此后沿用不衰，至今无变。两名固定时间，比清雍正七年(1729年)成立普洱府早109年以上。据考证，普洱一词是由唐代的步日 、元代的普日、明代万历的普耳演变而来。此时期的普洱茶普遍受云南各族人士喜爱，明朝方志学家谢肇淅着《滇略》中将此情况记为：“士庶所用，皆普茶也”。清朝清朝(1644年~1911年)，顺治十六年(1619年)，吴三桂平定云南，将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养、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万、上猛乌、下猛乌、整董编为十三个版纳，统归元江府管辖。据《思茅县志》载：“顺治十八年(1621年)，思茅年加工茶叶10万担，经普洱过丽江销往西藏茶叶三万驮之多”。康熙三年(1664年)，设元江府普洱分府，移元江通判驻普洱，为普洱通判，管辖十三版纳。雍正七年(1729年)设立普洱府，为流官制，辖六大茶山、橄榔坝及江内(澜沧江以东、北片)六版纳(即猛养、思茅、普滕、整董、猛乌、乌得)，对江外各版纳(即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万)设车里宣慰司，为土司管制，根据流官管土官原则，普洱府对车里宣慰司实行羁縻管理。同年在思茅设茶叶总店，将思茅城私商(指茶商)一律赶走，不得经营茶叶生意。由云南总督鄂尔泰选取最好的茶菁，制成紧茶、茶膏，进贡皇帝做为贡茶。雍正十年，普洱镇总兵官李宗应以巡边到茶山搜括民财，普洱知府佟世荫又图以“过山聚粮”再到茶山搜括，遭拒后辱打茶山千总刀兴国，刀兴国愤而发动茶山人民起义。在官军六个月围剿下，起义失败，刀兴国等人残遭杀害。雍正十三年(1735年)设宁洱县为附廓县。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普洱府辖一县三厅及车里宣慰司。同年，清庭对普洱府茶业情况作调查，对私商经营茶叶有改动，道光《普洱府志 ·食货》对此况追述为：“普洱茶名重天下，每年纳茶六、七千驮(每驮120斤计，合72~84万斤)，入山作茶(指茶商及工匠)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为了“杜绝衅端(闹事)，不许客人上山作茶”;又从收缴茶税入手，准许私商办“茶引”购茶，规定：“普洱府年发茶引三千，每引收税银三钱二分(加其他税费，合每引征税一两，年征收茶税合三千余两)，行销办课，定额造册题销”。其后在府地设“茶局”专办茶引发放、税银征收和贡茶的例银发放、贡茶押运的监督机关。乾隆九年(1744年)，普洱茶由于品质优良，茶味醇于他茶。早在唐代已获西藏人民喜爱，在明代中期大量进入北京受到京城各层人民喜爱。清代，阮福专着《普洱茶记》称为：“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清代《新纂云南通志》称：“普洱之名在华茶中占特殊位置，远非安徽、闽、浙(茶)可比”。清代学者赵学敏着《本草拾遗》中提出普洱茶的药性及功能为：“普洱茶清香独绝也，醒酒第一，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又具性温味甘，解油腻、牛羊(肉)毒，下气通泄”。《普洱府志》记为：“普洱茶名重京师”。在大众茶已普遍受欢迎基础上，清庭将普洱茶首次列为“贡品，分芽茶、团茶两种”。同期志学家张泓着《滇南新语》中记有：“普茶珍品，有毛尖、芽茶和女儿之号。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妆资故名”。女儿茶在此时随贡入京。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清庭复将普洱贡茶改为：“团茶(内分5、3、1、0.4、0.14斤五种)、锡瓶装蕊茶和芽茶、缎绵木匣装茶膏”，称为八色贡茶。阮福着《贡茶案例》中记述采办情况为：“每年进贡之茶，列于布政司库银息项下，动支一千两，由思茅厅领转采办，并购茶瓶、缎匣、木箱等，其茶在思茅本地收取”。同文记普洱贡茶采摘情况为：“于二月(农历)采蕊极细而白者，谓之毛尖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买运)茶。”《普洱府志》记为：“农历二月开始采茶，芽头细嫩且多白毫(毛)者为毛尖，农历三、四月采摘为小满茶，六、七月采摘为谷花茶”。普洱贡茶的采摘、加工、包装，产品多种多样，加工极为认真精良，达到当时最高境界，故此深得皇宫喜爱，广泛在士大夫阶层流传品尝。据清代文豪曹雪芹着《红楼梦》第61回写道：”...林之孝家的又向袭人等笑着说：该闷些普洱茶喝。袭人、晴雯二人忙说：闷了一大缸子女儿茶，已经喝过两碗了。” 一可见普洱茶在雍正、乾隆等年间的鼎盛名气，二可见曹雪芹那除却普洱(茶)不是茶的独钟之心。我们今天唯能从巨着的精美描述中，去领会普洱贡茶当时的风采和声望。从此，普洱大众茶为获利占有广大茶市的基础上，又增一条贡茶获取最高名声的道路，前者取利，后才为名，双管齐下，普洱茶名利双收。普洱茶沿贡至清宣统年间(1744年~1912年)，据老舍问皇帝喝茶情况，傅仪答：“每年龙井、普洱贡茶，我是照例要喝的”。证实普洱贡茶沿贡至少168年。普洱贡茶别于普洱大众茶，在供销路线、包装、种类和各类的品牌方面，均有突破发展，大大推进普洱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