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宋徽宗女儿肛裂而死）
公元前221年，是始皇帝元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每一件都是大事，在当时是大事，在历史也是大事。
秦始皇与他的大秦帝国
1.大一统这一年，齐王田建向秦王嬴政投降，齐国灭亡，秦帝国最终实现大一统。
大一统，最为深刻的意义就是：中国就应该是大一统的。大一统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主体间共识。
大一统不仅是地理疆界和政治统治上的大一统，而且也是民族共同心理认同上的大一统。所以，后世才会有祖逖、岳飞这样的民族英雄，安邦的武将就要肩负大一统的历史嘱托。所以，才会有诸葛亮的“王业不偏安”，治世的能臣就要鼎立中原，统一华夏。所以，才会有大明帝国的“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天子君王就要担当其大一统的责任。
2.皇帝制度这一年，秦王嬴政立号为皇帝，称命为“制”，称令为“诏”，自称曰“朕”。
皇帝制度在秦汉初创完善、在宋元丰富发展、在明清强化巩固直至巅峰，历经2137年，是中国最为重要的政治特征。
皇帝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国家机构，是国家权力网络的核心组成。
围绕皇帝的是一系列的典章制度：诏敕制度、名位制度、廷议制度、继承制度、皇权神化、后宫制度，以及其后的宦官制度。
皇帝制度是中央集权的核心，皇帝和皇权的强弱直接关系中央集权统治的稳定。皇帝既是政治领袖，也是凝聚百姓的符号象征。皇帝制度以皇帝的家天下，否定了诸侯卿大夫的世袭罔替，成为中国从贵族政治迈入官僚政治重要推动。
3.郡县制这一年，秦始皇采纳廷尉李斯的建议，去分封、行郡县，“分天下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
秦帝国的郡县
是行分封还是行郡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秦始皇及其核心臣僚们必须拿出主张，妥善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丞相王绾以及众臣僚主张分封制。他们认为帝国幅员辽阔，只有行分封、众建子孙功臣以为藩屏，才能实现有效统治。
但是秦始皇并没有采纳丞相王绾的主张，而是采纳了廷尉李斯的建议——推行郡县制。
秦始皇认为，是秦法和郡县制使秦从边陲小国跻身强国，并最终一统天下。所以，他坚信郡县制也是大一统帝国的最佳治理模式。
自此伊始，中华文明正式进入到官僚政治的时代，彻底告别了贵族统治的时代。
4.三公九卿制度这一年，秦始皇颁布诏书，推行三公九卿制，奠定了中央集权的架构体系。
秦统一之前，有10几个郡；秦统一之后，有36个郡。这种变化直接增加了帝国中央的工作事务，逼迫秦帝国必须对中央行政机构进行重新规划。
秦始皇嬴政也需要建立一个得力的政府体系，来帮助自己治理按郡县划分的九州天下和辽阔帝国。
三公九卿制度，就此孕育而生。丞相，率百官；太尉掌军事；御史大夫兼任副丞相，掌监察。九卿各有所职：廷尉掌司法、治粟内史掌国家赋税、奉常掌祭祀、典客掌外交、郎中令掌皇帝侍从警卫、少府掌皇室经济、卫尉掌宫廷警卫、太仆掌宫廷车马、宗正掌皇族事务。
秦帝国的政权组织架构
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以及郡县制度，构成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治”，这个“秦政治”就是秦帝国创建的中央集权制，具体的内容就是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和郡县制度。唐代的三省六部制度、元明清的行省制度，都是在秦政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而且这种发展，仅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延续，并没有多少质的飞越。
5.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这一年，秦始皇颁布诏书，“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接受了严格训练的帝国官吏从首都咸阳赶赴六国各地。他们既肩负着治理百姓的重任，也肩负着传播秦法的使命。
但是，早已实现文书行政的秦帝国发现，六国文字不一的情况，极大地阻碍了国家行政的运作。
因此，秦始皇接受了丞相李斯的建议：书同文字。同时，统一度量衡和统一车轨的制度也随即推行。
秦权
这些统一的制度，不仅为中央集权的统治提供了有效保障，同时也为大一统的政治形态、生活方式以及共同意识提供了有力支撑。
2000多年的中华大地，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王朝兴替，轮回了一次又一次的分合大势，但始终文明绵延、分合有序。原因就是：统一是政治、也是思想，还是生活方式。而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支撑了这种生活方式。
6.博士制度这一年，秦始皇建立博士制度，延请齐鲁儒士、诸子名士进入咸阳，授予博士官职、参与帝国廷议。
这一年，在楚国旧地南郡迁陵县，越人攻击秦军的驻防营寨。这一年年底，南郡苍梧县，发生了大规模的盗贼作乱。前去平叛的当地军队，也随即叛变作乱。秦帝国不得不调动关中秦军前去平叛，历经三次战斗才得以平息叛乱。
对于叛乱的官吏士兵，秦始皇并未残酷惩罚，仅是施以刺字的处罚。大一统之后的叛乱，是百姓对新政权的恐惧。郡县新政后的作乱，是百姓还无法适应庞大帝国的种种革新。始皇帝对帝国臣民给予了足够的理解，他们需要时间。但他也意识到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人心的统一可能比武力的统一更加艰难。
里耶秦简
于是，秦始皇延请百家名士进入咸阳，授予博士官职，参与帝国廷议，共同谋划帝国的未来。
“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
由此可见，六国博士已经参与议立帝号和典章制度的工作。
“始皇采其说，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从所不胜，为水德。始改年，朝贺皆十月朔；衣服、旌旄、节旗皆尚黑，数以六为纪。”
而这里的“其说”就是流行于齐鲁之地的邹衍“五行终始说”。所以，信奉法家思想、坚守法家制度的秦始皇，已经接纳了东方六国文化，并博采其长使其参与到帝国政治故事建构。
始皇帝看到了秦国本土文化与六国文化的差异。对于这种差异，他的态度是兼收并蓄的，希望六国文化与秦的本土文化实现融合发展，在大一统的帝国生长出新的思想文化以聚拢民心。
但这个工作止于焚书坑儒，最终是由秦以后的汉王朝完成的。可见，人心的统一、文化的融合，是何等的艰巨。但无论如何，秦始皇曾经为此努力过。
7.总结：超越时代不仅力行艰难而且内心痛苦商鞅之时，法家思想在东方六国已经从理想的萌芽阶段进入到理论的成熟阶段。虽然魏、韩、楚都开始了政治实践的探索，但是他们各自国家的旧制度已经完备、旧利益着实强大，所以探索也仅是探索，最多仅有小成。
而关东秦国则不然，分封礼乐之制尚在初建，守旧势力尚未根深。所以，法家思想正是在关东秦国由理论走向了现实。彻底革新的政治制度、彻底革新的社会管理模式，以及所产生的革新进取的思想风气，让弱秦变强秦，让强秦统一了六国。
统一天下的秦国朝堂，仍旧保持了法家思想锐意进取的基因。面对庞大帝国，他们创制了超越前人、开启后世百代的新制度、新政治和新模式。
秦始皇就是这样一个风口浪尖上的弄潮儿。前无古人可以依循，后无来者可以辅弼。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也许待到800年后，陈子昂道出了秦始皇的此时苦楚。
秦始皇
嬴政统一中国之时是38岁，49岁病死沙丘。这11年中，前221年是建纲之年，是嬴政规划庞大帝国到底何去何从的一年，是顶层设计的一年，是建章立制的一年。
其余的10年，就是在巡游天下。始皇帝不是乾隆，享受不了扬州美景；也不是万历皇帝，20多年宅在深宫。
他承受着种种的非议和冷漠，固执地实践着前221年为这个庞大帝国所绘制的超前蓝图，至死方休。
他坚信秦法秦制是这个庞大帝国的最好出路。但是，百家博士们不认同，黎民百姓们也不理解，六国贵族们更不答应。
满朝臣僚，唯有李斯坚信秦始皇就是秦孝公，而自己要做商鞅君。
秦孝公和商鞅缔造了一个强大秦国，而秦始皇和李斯准备开创一个时代。
今之视昔，秦始皇和李斯做到了。“百代皆行秦政治”，就是最好的明证。但大秦帝国却没能坚持到那一天。
公元前221年，是始皇帝元年。那一年发生很多事。每一件都是大事，在当时是大事，在历史也是大事。我们是应该记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