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的九品中正制度导致了东晋士族门阀政治吗？
优质回答：九品中正制度确实是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其本身也就是构成门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导致东晋士族门阀统治不得不提的就是汉代的察举制度，东汉末年的时候已经被政治其实已经被门阀士族所控制，比如说：“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弘农杨氏，还有颍川荀氏等等，至于曹丕的九品中正制度是在原有的察举上的一次优化，但实际上造成了士族门阀垄断政权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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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举制到九品中正制的转变在秦朝的时候施行的是商鞅变法中的军功爵录制，这种制度是对世卿世禄的一种进步，取消了宗室贵族所享有的特权，同时秦国也借用这种制度完成了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但是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内部就导致不太需要建立军功，所以这种选官制度就需要变革。汉朝建立之后，由于国家幅员辽阔需要大量的官员，开创性的提出察举制度。其中主要包括察孝廉和举贤良，由中央和各地主管官员将发现的人才进行举荐，然后进行考察择优录用，授予官职，这也是九品中正制度的前身。
察举制度（九品中正制度）的优点
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利分配，让平民开始有参政的机会。一定程度上为中央和地方行政选拔了优秀的管理，使得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有为国家建设的机会，维持吏治清明。举贤良开始形成了尊重知识，人才的大环境。有利于教育的进步，促进教育的发展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察孝廉树立道德标杆，倡导人们注重品德修养，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但是随着国家的腐败，导致大量的人开始钻制度的空子，地方官员开始依靠自己的察举权力控制当地的官职，有才能的人如果没有靠山就很难被举荐任用。其中行迹恶劣的官员就开始弄虚作假，假公济私。
“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材，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顽愚应治据。名家不相副，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财力，贵者随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听所以数乱荒也。” ——《潜伏论.考绩》
汉末的时候甚至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情况。正是由于察举制的局限性导致在东汉末年形成了诸多门阀士族，这就与中小地主阶级以及知识分子的矛盾激化，此时的曹魏政权的掌权人曹丕决定采取九品中正制度，利用九品中正制度来缓和矛盾，同时设置了选举标准，降低的官员任用的主观性。
九品中正制度只是权利妥协的成果，最后演化为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九品中正制度是察举制的改良版和权利妥协的结果，东汉末年曹操一手缔造了魏国的雏形，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曹操的任用贤才的时候不拘一格，这就导致曹丕向父亲学习接受陈群的建议，建立九品中正制度。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春，曹操死，曹丕继为魏王，他基本上遵循曹操关于选举的主张，并建立了九品官人之法，也就是九品中正制。” ——《中国史纲要》
曹丕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争取世家大族的支持，让自己的皇位坐稳。在九品中正制度中评定人物的时候按照世家，道德，才能这三个标准，这样的目的就是给世家大族以特权，同时为寒门弟子争取低品的官职，所以这是权利的妥协。同时九品中正制度还将原来地方的举荐权收归中央，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评定，这样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制度更加的完善。
在这种权力的妥协中也直接注定了曹魏的命数，九品中正制度也标志着原来做官的人仍然能后做官，而且每一层之间都不再流动，这也直接导致后期出现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奇怪现象。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这和曹操的唯才是举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说曹丕学到了皮毛，九品中正制度也成为了门阀士族的保护伞。
九品中正制度的成熟，门阀士族掌控政权司马懿掌权之后也同样处理不了门阀士族的压力，于是在为后世扫清道路的想法之下，也不得不向士族低头讨好。在原来九品中正制度的基础之上加设州级中正，在当时州级中正的人大多来源于世家大族，九品中正制度真正的开始沦为门阀士族谋取利益的工具，九品中正制度成熟，成为晋朝士族的门阀政治。
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引之弥苦。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 ——世说新语.宠礼
门阀士族的崛起直接导致皇权的弱化，在东晋的时候最为明显。当时的东晋五大门阀势力包括：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龙亢桓氏，颍川庾氏，太原王氏。其中琅琊王氏最为著名，当时的人称：“王与马，共天下”，而这一切最大的根源就是制度，九品中正制度，可以说门阀士族是九品中正制度的必然产物，也是察举制度的历史遗留问题。
总结：九品中正制度确实导致了东晋士族门阀政治，但是这一切在汉朝察举制的时候就埋下伏笔，历史的进步就是在错误中不断的改善。九品中正制度是对察举制度的改善，同时也为之后的科举制度提供了借鉴。门阀士族也在隋唐时期一步步被科举制度所弱化，所以说门阀势力只是制度的表象，背后的选官制度才是核心，九品中正制度成就了东晋的门阀政治。
科举完善的唐朝，一名诗人感叹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像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这样的大家族终究会随着九品中正制度的废弃而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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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网友观点门阀士族之所以会和政治挂钩，是因为曹魏时期实行的官僚选拔制度决定的，这个选拔制度叫做“九品中正制”。
我们很多人都以为从古到今，官员的选拔都是通过考试来进行的，例如古代的科举制度和现在的公务员考试。但是在魏晋时期却没有这样的好事儿，如果你不是门阀士族里的一员，你根本不可能进入官员体系。换句话说，只有那些大家族成员、也就是门阀士族成员才可以进入朝廷，和皇族一起治理国家。简单来说，这种门阀士族成员和皇室家族共同治理国家的现象，就是所谓的门阀政治。
中外的许多学者都认为门阀政治现象横跨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并且把这个政治现象出现的原因简单地解释为政治联姻，也就是指门阀士族是凭着和皇室家族联姻才拥有了政治权力，比如东晋的王氏家族，曾经先后把自己的八个女儿嫁给皇帝当老婆，从而增强自己家族的影响力。但是，这里却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通过梳理东晋的历史，发现真正的门阀政治现象并不存在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而只存在于东晋的一百年。另外，门阀政治也并不是很多人简单以为的政治联姻，而是一种皇权的变态，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有着非常特殊的性质的。
因为自从秦汉两朝大一统开始，皇权政治就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哪怕是在汉朝出现过太监干涉政治的现象，那也只是皇权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变种而已，皇帝的权力并没有被瓜分。而西晋时期的士族还只是依附于皇帝，所以只有东晋的这一百年，才存在门阀士族和皇帝平起平坐、甚至是超越皇权的格局。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两千年的皇权历史过程中，我们所熟悉的皇帝专制是一种常态，而东晋的门阀政治算是个例外，那就是皇权和士族共同治理天下。这种例外可以称之为皇权的变态，也是为了强调门阀政治的特殊性。门阀政治的形成受到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这里通过对这些复杂因素的考证分析，对门阀政治的起因、经过和衰败做出详细介绍，让人们对门阀政治有了全新的了解。
下面，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看看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究竟是怎么回事。第一个重点问题是：东晋建国时的背景具有什么样的特点；第二个重点问题是：东晋门阀政治形成的主要原因；第三个重点问题是：东晋门阀政治是如何维持下去的，维持住这种政治平衡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看东晋建国时的背景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长江以北和长江以南当时的情况相差悬殊。三国后期，司马懿掌握了魏国的军政大权，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在公元266年建立晋国，并且很快灭掉了东吴，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果晋国建立没多久，司马炎一死，国家瞬间陷入了一场混战。各地的藩王为了争夺王位，他们不惜手足相残，这也就是所谓的“八王之乱”。
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藩王们开始与关外的少数民族合作，把一场汉人内部的权力争夺战，慢慢地演变成了民族战争，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胡乱华”。战争在长江以北打得是不可开交，然而战火却并没有波及到南方，以前被孙权掌控的江东地区躲过一劫，成为了战略大后方，专门为前方运送粮草。所以啊，当北方人民陷入一片火海的时候，南方的一些大家族却发展得蒸蒸日上，不愁吃不愁穿。
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呢？因为战争是发生在北方，所以南方地区并没有多少军队。还有，再加上南方地区的士族们沉迷于玄学，不仅不愿意参军，甚至有点鄙视军人。这样一来，等到八王之乱的后期，北方的汉族被少数民族打败了以后，南方地区的士族们就需要北方的军事力量来保护自己，从北方流亡过来的军队就成了南方的主力军。历史学家们把这些流亡到南方的北方人称之为流民，而这些流民的统帅，被称之为流民帅。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当时的南方流行玄学，而北方过来的家族为了得到广大南方人民和大家族的认可，也慢慢接受了玄学的影响，使儒学包含在了玄学之中。这也就导致南方的玄学进一步得到发展，甚至成为影响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比如一个人如果既没有军事力量，又没有贵族背景，却精通于玄学，那么他很有可能会得到重用。而不管当时一个人的军事力量有多么强大、曾经立过多少战功，只要他不懂玄学，就会受到上流社会的鄙视。我们后面谈到的东晋时期的大家族成员们，基本上也都在玄学上有一定的造诣，比如王氏家族的王导、谢氏家族的谢安。
那么，所谓的玄学是什么呢？其实啊，玄学是道教的一个分支，是一种以《老子》为核心的哲学思潮，提倡说话的时候要讲究玄妙，做事的时候要远离具体事物。我们都知道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他们躲在竹林里谈天论地，不参与政治。这些人就是典型的玄学家。虽然玄学在东晋是备受推崇，但是事实上，它只是一种个人修行的手段，到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时候，还是要靠儒学的思想。
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分享的第一部分内容，我们来总结一下东晋门阀政治形成时的背景：八王之乱后，西晋灭亡，原本是战略大后方的江东地区失去了保护屏障。北方人需要到南方落脚，而南方人又需要北方的流民来保护自己，同时因为玄学和儒学的文化差异，双方又都瞧不上彼此。正是在这种充满内部矛盾的背景下，东晋建立了。
那么东晋建立以后，东晋的门阀政治又是怎样形成的呢？东晋门阀政治形成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点，第一是皇权不振，第二是士族持兵。
首先我们来说说什么是皇权不振。当北方战乱的时候，在山东的南部有一个地方叫琅邪，也就是在现在山东省青岛市附近，这个地方有一个王氏大家族。王氏家族呢，在战乱的时候随着当时的皇室正统司马家族向南搬迁到了建康城。建康城位于长江以南的下游地区，也就是现代的南京市。到了建康城以后，本来当时司马家族的司马睿是为了给晋朝管理大后方，结果西晋灭亡，司马睿才在建康城建立了东晋。
我们前面说过，当时的南方并没有多少军队，而南方的大家族们又看不起北方人。那么，在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又没有地方影响力的情况下，司马睿他到底是怎么建国的呢？靠的就是和司马家族一起来到建康城的王氏家族里的王导。虽然司马睿没钱没势，但是王导却是要人力有人力，要财力有财力。当时的北方已经被胡人攻陷，南方虽然不能说是岌岌可危，但也非常害怕胡人入侵。在这种情况下，南方的大家族们需要有人来号令江东，像三国时期的孙权一样保护他们的身家性命。王导虽然有钱有势，但是要想成为一名统治者还不够资格。于是，他看上了有着皇室血统的司马睿，在王导的帮助下，司马睿才得以建国，成为南方名义上的领主。
其实说到这里，我们就能发现门阀政治初期的一个明显特征了，皇帝和大家族之间都相互需要。司马睿需要王导的势力，而王导则需要司马睿的皇族正统身份，他们两家离开了谁，都会不成气候。这种互相依靠的平衡就导致了后面的皇权不振。
皇权不振这个局面为什么在整个东晋一直都没有得到改变呢？因为在东晋建国初期，皇帝其实根本就没有控制王氏家族的实力，而当时与皇权平衡的王氏家族需要稳定局势，也没有谋朝篡位的心思。这也就给了其他家族进入朝廷的机会。也就是说，当时不是只有王氏家族才有能力掌握政治权力，为了获得多方支持、笼络人心，朝廷必须要让其他那些同样有实力或者有地方影响力的家族加入进来，分享一部分政治权力。等到东晋这个国家站稳脚跟以后，王氏家族再想要谋朝篡位的时候，各家族之间已经在政治上形成了相互抗衡的局面，所以王氏家族并没有篡位成功。
东晋门阀与皇权之间的平衡难道就真的这么牢不可破么，这时候，我们就要谈到了东晋门阀政治形成的第二个原因：士族专兵，也就是士族掌握了一定的兵权。
门阀政治的建立初期，虽然各个家族之间、皇帝和家族之间都维持着一种政治平衡，但是这种平衡是非常不稳定的，一旦有一方的势力过大，马上就会威胁到这种平衡。例如在门阀政治开始建立的这个阶段，皇帝和大家族双方都曾经有过吃掉对方的想法，也都做出了尝试，但是都以失败告终。根据对《晋书》的研究发现，东晋门阀政治的初期，王氏家族在长江上游地区屯了许多士兵，想要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通过上游地区的有利战略条件，威慑下游的国都建康。而皇权的司马睿也曾出兵来抑制王氏家族的发展，结果反而被王氏家族所消灭，后来王氏家族的王敦又有了谋反的心思，带领军队向着国都建康发起了进攻，想要推翻东晋，结果被另一个掌兵的大家族所消灭。
那么是谁维持了这样的平衡局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灭王敦的这个掌兵家族，叫做郗氏家族。很少有历史学家注意到这个家族，历史学家都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王、谢、庾、桓这几个大家族上面，但是郗氏家族虽然没有其他几个大家族那么高调，却对稳定当时的政治局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前面提到过，东晋当时的军事力量主要以北方过来的流民为主，流民的首领被称之为流民帅。郗氏家族的郗鉴就是当时的一个流民帅。可是啊，虽然郗鉴拥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却因为玄学造诣比较低，导致他的社会地位也比较低。当时的很多士族为了得到上流社会的认可，都会加入到玄学的阵营里。然而郗鉴却不愿意走这条路，他在长江南边的京口地区养了一大批军队，因为京口地区离东晋的国都建康距离很近，所以郗鉴的军队对朝廷起到了很大的威慑作用。那些喜欢附庸风雅的大家族，就算不愿意和郗鉴来往，但是看在郗鉴强大的军事力量上，也不得不承认郗鉴的政治地位。
在我们前面也说过，王氏家族里面的王敦曾经向国都建康发起过进攻，想要谋朝篡位，当时的东晋朝廷之所以能抵挡住这波冲击，主要就是依靠了郗鉴在京口的军事力量。郗鉴这次在危机关头的力挽狂澜，可以说是间接挽救了门阀政治局面，让皇帝和家族之间的天平没有彻底地倾斜。
而在这之后，因为王氏家族的这次谋反，东晋皇帝对王氏家族充满了戒备心，开始重用庾氏家族，疏远王氏家族。王氏家族只好和打败了王敦谋反的郗鉴勾搭在一起，借用郗鉴的军事力量，和庾氏家族相抗衡。这种互相抗衡局面的出现，标志着门阀政治进入新的阶段。
到这里，我们就为大家分析了东晋门阀政治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东晋形成的初期，通过司马睿联合琅邪王氏家族共同建立国家的经过来看，门阀政治的特点是：皇帝和大家族之间相互需要。大家族们需要在少数民族的威胁下获得安全保障，而皇帝需要财力和人力，这造成了东晋政治场上皇权不振。而且因为士族掌兵的缘故，掌握兵权的门阀士族成为了平衡皇权与其他门阀士族的筹码。门阀政治格局形成的初期是非常不稳定的，这一点从琅邪王氏家族的谋反中就可以看出来。
那么，它又是如何维持下去的呢？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里先提两种矛盾：一种是民族矛盾，指的是少数民族的入侵，因为关系到国家存亡，所以属于主要矛盾；另一种是国家内部的权力斗争矛盾，指的是皇帝和大家族之间、大家族和大家族之间的次要矛盾。在这两种矛盾的影响下，产生一种独特的现象，也就是不允许某一方势力做大。为什么说这种现象很独特呢？因为在中国的其他朝代，权力往往集中在皇帝的身上，皇帝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在东晋时期，皇帝的势力却被门阀士族们打压，有时候根本就是个傀儡而已。比如桓氏家族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强大，就任性地废黜了当时的皇帝，皇帝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另外，因为当一个大家族势力过大的时候，就会有谋朝篡位的想法，所以其他家族就会联合起来共同打压它，从而维持国家稳定。桓氏家族的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
桓氏家族是东晋时期大家族中的一员，它的领军人物是桓温。根据考证，桓氏家族在东汉时期是个大家族，但是到了曹魏时期已经衰落，找不到相关记载。所以到了东晋这会儿，桓温刚开始的时候不过是个“芝麻”小官。虽然职位不高，但是又因为他的父亲在消灭王敦的时候立过战功，所以当时的朝廷想要拉拢他。就是在这种拉拢当中，桓温的实力才得到了飞速上升，后来成为了可以和朝廷抗衡的新的大家族。
桓温是一个既有野心，做事又非常谨慎的人，当他想要达到一个目的的时候，通常会采取迂回的手段。比如，他有推翻朝廷的野心，却不会直接地向朝廷发起进攻。而是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向朝廷施加压力，逼着朝廷出兵北伐。在北伐的过程中，桓温不仅达到了削弱朝廷军事力量的目的，而且趁机扩张了自己的地盘，可以说是一箭双雕。
虽然桓温的势力很强，但是桓氏家族的力量却很单薄。怎么理解这句话呢？东晋时期的其他大家族，一般都是兄弟众多，像前面提到的琅邪王氏家族，他的家族势力就比较强大，在朝廷内外的重要位置上都安插着自己的家族成员。家族成员之间相互照应，一方有难，另一方马上支援，哪怕家族中有一两个成员栽跟头，整个家族也不至于垮台。就像王氏家族的王敦被消灭了，王氏家族却仍然势力强大。可桓温却是个孤家寡人，在朝廷里面连个信得过的人都没有。这导致他虽然想要进驻朝廷，却又不敢离开自己在上游的军队。
桓温其实差一点就实现了改朝换代的目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呀，他当时的实力已经远远地高于皇帝和其他几大家族了，他甚至直接废了当时的皇帝，按照自己的意愿又立了一个形同虚设的新的皇帝，朝廷里的一切事务也都由桓温来决定。按照我们的理解，桓温的势力已经这么强大，应该很容易就能改朝换代，但是当他要求简文帝把皇位禅让给他的时候，其他几大家族却联合起来，硬是把这件事拖到了桓温病死，让这件事不了了之。
通过桓氏家族的经历，我们会发现，东晋门阀时期是不允许其中一个大家族做大的，一旦有哪个家族做大，其他家族就会联合起朝廷一起和他对抗，把这个做大的家族打下马；而帮助朝廷把对方打下马的这个家族，又会趁这个机会做大，成为新的被讨伐的目标。就像桓氏家族一样，凭借着打压王敦而受到朝廷重用，做大后又成为朝廷和其他家族的打压对象。
可以说，不允许其中一方势力做大，既是东晋门阀政治的特征，也是东晋能够维持一个多世纪的原因。在东晋的历史上，主要出现过五个大家族，他们分别是琅邪王氏家族、谢氏家族、庾氏家族、桓氏家族和太原王氏家族。除了最后出现的太原王氏家族之外，其他四个大家族的经历都遵循了“不允许其中一方势力做大”的特征，每当有一个大家族做大，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而到了最后的太原王氏家族上场的时候，因为社会底层的人民开始起义造反，门阀士族和皇帝都被起义军推翻，门阀政治格局也就不复存在了。
其他网友观点一、东晋的士族门阀制度
在谈九品中正制同门阀制度的关系之前，首先对门阀制度做个简单介绍，从而发现贯穿其中的主脉络。在古代，主要是从南北朝溯至先秦时期，达官显贵、士族大户的大门外矗立着两根柱子，“在左曰阀，在右曰阅”，以序家族功绩，这里的关键词并不是那两根柱子，而是创造柱子上面所记载的功绩的那些家族。在晋时期，有名的大户有琅琊王氏，别人或许可以不知道，但是大书法家王羲之就是这个家族成员；谯郡桓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如果读者对庾亮、桓温、王敦等人不大了解的话，那么陈郡谢氏的谢安大家应该会知道吧，在他的指挥下，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淝水之战。晋朝皇帝虽然位居这么多的世家大族之上，但是他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要时刻面临着他们的造反、逼宫、暗害等等，所以晋朝皇帝能够坐在龙椅上，一方面是靠着几家大户因并存而存在的斗争，另一方面则需要靠这些人的道德情操了，比如像谢氏，还算对晋朝比较忠厚的，而桓氏和王氏就显得不那么友好了。有人认为，造成这种礼乐崩坏、纲常混乱局面的原因是九品中正制，那么究竟是不是呢？
二、九品中正制
真实的历史是拒斥虚无主义的，一切发生的事实在历史的时间轴上总是连贯的，诚然，九品中正制诞生成熟于魏晋时期，在时间上它和门阀制度就是前后脚的联系。我们抛开诸多学者对九品中正制的争论，对其进行概略性的介绍。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中国封建社会三大选官制度之一，是两汉察举制度的一种延续和发展。各州郡分别推选大中正一人，而大中正必须是在中央任职官员且德高望重者，进而大中正再推选出小中正。所谓中正，就是品评人才的官职名称。大、小中正产生后，由中央分发人才调查表，该表将人才分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此表由各地大小中正以自己所知将各地流亡人士无论是否出仕皆登记其上，表内详细登记年龄、籍贯等内容，区分品第，并附评语，而后中正将考评表交由司徒府复核批准，而后由吏部依此进行官吏的升迁与罢黜。品评主要有三个内容：家世、行状、定品。这些内容可以顾名思义，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只是需要读者注意的是家世，在这里是个关键。一个人的乡品升降后，官品及居官之清浊也往往随之变动。通常，中正评议人物照例3年进行一次，遇有特殊情况，也可以对被评人随时进行升品或降品。在历史界，对九品中正制有这样的一种评价——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之科举，却没有说对紧随其后的门阀制有所提及，这种看法，笔者是赞同的，笔者认为门阀制其实是九品中正制发展的畸化产物，同时也是九品中正制本身存在的问题所导致的。
三、九品中正制究竟做了什么？
对于古代的统治者的分析，我们一定要从公、私两个方面分析，如果我们直接看九品中正制，这是对官员的一种选拔制度，是国家对人才的一种遴选方式，因为国家的治理建设离不开对人才的使用。但我们要注意，无论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对于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来说，他们的共同观念是“家天下”，这也是说所谓“公”的本质是私。分封制的国家制度，导致了对中央权力的分流，同样在诸侯国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论语中“八佾舞于庭”的现象，势力较大的贵族大夫是有充分势力僭越的，到了秦汉时期，世袭制的官员逐渐被郡县制度的设立、中央集权的客观要求所破坏，但这需一个过程，也就有了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等这些选拔人才的制度诞生。我们要看到所谓人才制度的本质是什么，是对阶层固化的一种破坏，因为皇权才是最高的权力，阶层固化一方面是造成社会的矛盾加剧，而另一方在统治阶层中则会导致皇权的动摇。所以，所谓人才选拔，对于皇帝来说，就是为了防止达官显贵做大，进而威胁到皇权，例如历史上的降级袭爵。
所谓九品中正制，其目的也是一样的，但为什么会导致门阀制度的产生呢？其实门阀制度历来就有，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以前的大夫、后来的高管、爵位等等。曹操出生宦官，地位很低，而他治下的魏（这样表述其实不够那么严谨），存在诸多大士族，如袁绍家族、陈登家族等等，这对他的统领其实是有很大掣肘的，据说，陈登手握精兵数万，连曹操都不敢轻易指挥，这种尾大不掉的现象其实很为常见，例如蜀国内部的各个利益集团对刘备这个外来统治集团的排斥。
从曹操开始到曹丕，他们其实做的都是一件事，表面是推动九品中正制的完善，实际是对他们所倚重的士族既爱又恨，希望通过这种人才选拔制度而消解士族力量。但是有两个问题不得不引起重视，一是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导致他们的改革只能是有限的，改革的基础只能建立在以举荐为前提的考核选拔制度——察举制——之上，并且考核内容当中有一项是要看家世，这对那些握有选拔权力的人来说，拉帮结派又有了便利条件，再加上如果改革过于剧烈，会导致士族联合起来反抗他们的统治，得不偿失；另外一个方面是士族本身的发展还没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阶段，直到南北朝之后，士族自身发展极端腐化，为富不仁，再加上统治者以及那些受尽压迫的苦难百姓的推波助澜，科举制应运而生，才从本质上对士族进行了釜底抽薪。
我是文史墨客，不当之处，请多指教，期待与您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