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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病夫(“东亚病夫”一词的来历)

东亚病夫(“东亚病夫”一词的来历)

“东亚病夫”这个词,对很多人来说很敏感,不仅象征着过去近百年中国疲敝的弱国形象,同时也隐含着一层外国人对中国人身体病弱的偏见。然而事实上,这个词的负面意义并非滥觞于外国,而是中国人的发明,它的原意也不含侮辱成分,与其说是外国人羞辱中国的污言秽语,不如说是中国人制造出来,时刻警醒自己的一味“苦胆”。

通过考察“东亚病夫”一词的发展历史,我们能够看到它所表达内容的两次转变:第一次转变,“东亚病夫”由勉励改革的名词,变成了关注人民体质的名词;第二次转变,“东亚病夫”由中性词转变为负面词。

“东亚病夫”一词的来历

1896年,清廷在甲午战败后不思进取,依旧暮气沉沉,英国伦敦的报纸刊文称清廷是东方的“Sickman”(病人、病夫)。同年11月,维新派创办的《时务报》将英国报纸的那篇文章翻译成中文,标题为“中国实情”,整篇文章都是在对清廷的改革进行分析,讨论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

甲午战败后,清廷签署的《马关条约》

文章痛斥清廷的腐朽和堕落,言明旧制度已经无法令帝国焕发新生,其中“病夫”指的是当时的清廷,完全没有提及中国人或者中国人的身体素质。文章结尾,作者还勉励清廷虽然战争失败,但不能自暴自弃,如果能“除旧弊”“布新猷”,清帝国可能有一线生机。

事实上,在近代的西方文化环境中,尤其是英语世界里,“Sickman”一直是描述老帝国国力衰败的名词,并非是特指中国的专用名词。在《时务报》1896年翻译的另一篇英文评论中,就把中国、奥斯曼、波斯和摩洛哥合称“天下四病人”,这篇文章形容这四个老帝国日薄西山,如同病入膏肓的病人,完全没有谈及四国的人民。

讽刺清廷与奥斯曼都是“病夫”的漫画

相反,在当时的有些英语评论中,还时常称中国人“民风剽悍”“悍勇异常”,与现代语境中所谓的孱弱“病夫”意义完全背道而驰,所以说,“东亚病夫”这个词被翻译成中文时,并没有贬损中国人的意思,而现代中国人词库中的“东亚病夫”作为一个“西方对中国偏见”的负面词,其实经过了两次意义的转变。

第一次转变:由勉励改革的名词到关注体质的名词

由于语言之间的差异,文字翻译始终都牵涉着文化语境的转换,19世纪末维新派首次将英语“病夫”引入中文时,这个单词的意义也随着语境的变化有了改变。《时务报》是维新运动巨擘梁启超一手创办的报纸,不论翻译“中国实情”还是“天下四病人”,他的意图都是将外国人的观点当作“他山之石”,以旁观者的看法劝勉国家革去弊端,发愤图强,并非刻意渲染外国人歧视、侮辱中国。

《时务报》

《时务报》之后,梁启超、严复等进步知识分子有感于“病夫”的比喻十分贴切,所以经常在文章中提及,他们是想用这个带有危机感的词激励同胞。“病夫”这个词进入中国的第二年,即1897年,梁启超在讨论变法的文章中,形容清帝国已沦为“病夫”,必须彻底改革,只有如此才能“治病”,并指出有些保守派一味因循守旧,只重视学习军事制度,而忽视制度变革,这么做的后果,如同强迫“病夫”模仿手握武器的“壮士”,只能让虚弱的国家更加困顿。

这个时候“病夫”的意义还没有突破政治层面,只是用来说明维新变法的迫切,但随着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进步知识分子们陷入绝望,思想主张也变得激进,“病夫”的比喻也越过了国家的层面,由勉励改革的名词,向着专指中国人体质的名词转变。翻译家严复和改革者梁启超在这个名词的意义转化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天演论》

严复作为翻译家,怀着忧国忧民的心态,翻译了大量西方哲学、政治学和科学方面的书籍,在接触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后大受启发,将其翻译成《天演论》引入国内。受赫胥黎的影响,严复认为国与国的竞争,不再是政府间的对决,而是国民与国民之间的竞争,所以,“强国”必须先“强身”,锻炼身体是提高人民素质的重中之重。

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救国心切,也接受了《天演论》的观点,他在这一时期写成的政论集《新民说》开始转变“病夫”的概念,将其引申到了国民身体素质方面。1903年发表的《论尚武》一文,明确提出“病夫”字眼不仅指清廷,还指清帝国的人民,他指责同胞卫生习惯差,以文弱为美,欠尚武精神,“奄奄如病夫”,他大声疾呼:

“吾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

梁启超

至此,梁启超已经在严复的基础上,把“病夫”的意义由指称国家状态的名词,变成代指中国人体质孱弱的专有名词。变法的失败深深刺激了梁启超,他认为制度改革已经不足以拯救清帝国,全民必须从小培养健壮的体魄,还要模仿古希腊城邦斯巴达,按尚武精神重塑中国的民族精神,在他看来,唯其如此中国才能得救。

实事求是地说,严复和梁启超对“病夫”这个词的改造,还没有添加情感色彩和价值取向,只是营造一种危机感,秉持中立态度,用“病夫”来形容当时的社会状态,但在他们之后,“病夫”这个词又进行了第二次转变,完全由中性词变成了负面词。

第二次转变:由中性词转变为负面词

梁启超的主张,虽然没有在文化界形成共识,但在很多人心中已经扎下了根,不少人认为中国人的体质确实出现了问题。借助公共舆论的传播,“病夫”的比喻开始深入人心,爱国将军蔡锷有感于不少同胞身体素质的孱弱,公开描述中国人为“病夫”。维新运动支持者,民国著名体操家徐一冰在创立中国首家体操学校时,甚至用“增强中华民族体质,洗刷东亚病夫耻辱”做校训。

20世纪前期被瓜分的中国

面对彼时社会万马齐喑的状况,先进知识分子们达成了共识,他们期望用“丑化”的方式——将中国人称为“东亚病夫”(Sick man of East Asia),以此鞭策同胞要积极强身健体,并深刻反省自身的不足。然而,知识分子借“病夫”一词激励同胞的同时,并非所有人都能够以积极的角度看待这个侮辱性的称呼。

“病夫”一词背后所蕴藏的另类价值,很快被思想激进的革命者发掘出来,断章取义来证明西方恶意羞辱中国人的病弱身躯,想借以描绘西方的嚣张跋扈,来激发中国人同仇敌忾的团结意识。对激进的革命者来说,“病夫”的原意,或者说它所蕴含的鞭策中国人自省的内涵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侮辱字眼是由“外国”的口中说出。

1903年,同盟会成员陈天华发表《警世钟》,在文中说洋人骂中国人为“东亚病夫”,中国人在外国备受歧视。《警世钟》企图用外国人“丑化”中国人的方法,激起读者的集体受辱情绪,以此唤起同胞的团结意识,共御外辱,虽然陈天华的初衷是出于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但他的文章却是杜撰的,外国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的概念完全是文章观点需要,并没有事实依据。

自此之后,舆论形成了新的共识,都把“东方病夫”理解为外国侮辱中国人病态的用语。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通俗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用虚构的手法创造了一个称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的大力士形象,这个口出狂言的莽夫最终被大侠霍元甲打败,成为了中国人击碎“东亚病夫”耻辱的一个典型符号,后来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不断重复这个抵御外辱的桥段,流行最广的画面就是李小龙在《精武门》中奋力踢毁“东亚病夫”的牌匾,这个场景设计甚至成了功夫电影的标杆。

至此,“东亚病夫”完成了第二次转变,从一个中性词,完全变成了负面词。在数十年的语义强化中,“东亚病夫”与中国人的集体荣誉连接了起来,这也是时至今日,我们对其特别敏感的原因。

“东亚病夫”的历史意义

毋庸讳言,“东亚病夫”一词最早是由西方人提出的,不过只是描述清廷萎靡不振的名词,甚至还带有勉励清廷改革的善意,但当“Sickman”这个词完全进入中国语境后,结合着彼时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其意义经历了两次转换,由勉励改革的名词变成了关注体质的名词,又从由中性词转变为负面词,最终被理解为西方对的中国偏见,嘲笑中国人体弱多病的恶词。

梁启超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个词的发展源流,就会发现在这个负面词汇形成的过程中,西方实际上并没有扮演我们设想中的傲慢角色。“东亚病夫”概念的炮制,其实是当时的中国人以及之后的中国人共同作用的结果。

不可否认,“东亚病夫”这个词在当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仿佛勾践卧薪尝胆的那只苦胆,尝起来苦涩,却有振奋之效,不仅能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也能够激励同胞们团结起来,同仇敌忾。但是社会历史环境变化之后,我们不应该再过渡消费它,而是应该将其意义还原,以冷静客观的心态重新审视这个词,从它的发展脉络中吸取教训,以此来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历史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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